风自洞庭来

风自洞庭来
□游  军


    一夜南风，满城呼啸。浅浅的睡眠，被大风刮醒。闭着眼睛我也能够感受到，长风划着遒劲的弧线，卷起地上的落叶，卷走谁家没来得及收的衣裳，一路上扬，砸向高空阴冷的建筑，冲进没有关紧的窗户，把桌上的稿纸吹得七零八落，再转个弯，掀起床单的下摆。我听见防盗窗噼里啪啦作响，爬起来看了看，窗外竟然皓月当空。明晃晃的下弦月，被大风吹到了西边。关好窗户，站在16楼的落地窗前，俯瞰这个城市的中央，还有霓虹，如水的月色下，大风从东南方向而来，强劲有力。我有些担心，风不停的话，最终会把南面的窗户刮走，而我将成为一片树叶。

（1）

      进城十年，第一次遭遇这样的狂风。这让我想起，幼时住在洞庭湖畔，那寒夜里从湖面吹来的大风。
      冬天，在洞庭湖南岸的刘家湖农场，不需要任何预兆，大风想来就来，劈头盖脸地吹向并不紧实的瓦屋，不时有瓦片从屋顶吹落，掉在麻石地面上发出尖锐的破碎声。狂风妖魔一样从门窗缝里侵入，把屋里的瓶瓶罐罐吹得到处乱跑……每逢如此，我要吊着娘的脖子不敢松手，或者紧紧贴着姐姐的后背，大气都不敢出。我有时会想，定是哪个渔夫不小心打捞起了那个装着魔鬼的瓶子，因为好奇而放出了黑色的大风。
      是的，洞庭湖的大风，是黑色的。
      在农场里生活的人，一到冬天就要领略洞庭湖刮来的北风，个个面如菜色。“湖风吹老少年郎”，这是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就连十几岁的小姑娘也都如此，要等到来年的春天，暖风从南方来了，脸庞才红润起来。但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多半是针对父亲的。
      父亲在国营芦苇场上班，一个月回来一次，住上三五天。他需要常年驻守在洞庭湖的洲站上，看守芦苇荡。他带着几号人，辗转在撂刀口、莲花坳、车洲等几个洲站，一年四季都被湖风包围。
      我的童年以至少年，父亲的角色是几近缺失的，我想不起父亲年轻时的模样，他一直黧黑着一张瘦长的脸，并不怎么跟我亲近，也从未给我买过任何礼物，哪怕是一包糖果。唯有期末看到我的成绩单时，才会温和地说我不愧是他的孩子，然后掏出一笔“巨款”给我零用。
      而我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他的孩子。他不像别人家的父亲，时刻都可以给予孩子一个宽厚的肩膀、一个慈爱的目光。他长得也不像我们家的人。清瘦的个子有些驼背，酱色的面孔上胡子拉碴、毛孔粗大，还泛着一层薄薄的油光，整个脑袋就像一颗产自新疆的黑加仑葡萄干。他与小他4岁的母亲一起出门时，曾经质疑是母亲的父亲或者公公，我家谁都比他好看。
       可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说我长得像父亲，这让我非常忧伤。我长时间地站在母亲房中那个三门柜的镜子前打量自己，然后沮丧地发现，我细长而略显浮肿的单眼皮，的确像眯缝着的父亲。
       我后来在母亲的抽屉里找到一张年轻男人的照片，白净斯文，头发乌黑发亮，目光炯炯有神，穿着黄布军装，挺帅气的，我以为是母亲年轻时的恋人，可母亲说那就是父亲，那是在城里工作时的父亲，他曾经在微生物研究所培植灵芝。
       我拿着照片对比眼前的父亲，还是看不太出这是同一个人。照片上的男人，面如明月。眼前的父亲，一脸风霜，相貌丑陋得让我悲伤。
        但，这让母亲的话，有了佐证。


（2）
        春天的洞庭湖是最热闹的。解冻后的湖面烟波浩渺，湖水清澈，护堤林中的杨柳树风姿绰约，长出诱人的新绿，风也会显得柔和而温暖。芦笋、藜蒿、水芹菜随意地生长在每一块洲地上，成片成片地，吸引着湖岸附近的人们。湖岸附近的男男女女，在这个季节，坐着小船，深入洞庭湖的腹地，收获春天的芬芳。鱼虾也是旺季，渔民们开着机帆船，“笃笃笃”地在河道里来来去去，争分夺秒地从湖中打捞黄金。
        可春天一过，洞庭湖就显得不那么友好了。野菜老去，湖水大涨，防汛成为夏天的代名词。
        农场就在湖堤下。方圆十里，只有刘家湖学校是有三层楼。大人们都称之为防汛楼，因为建筑时是加了钢筋混泥土的。一到汛期的夏夜，周边的村民就占领了二、三层教室，每间教室里都打满了地铺，堆满了包袱，只剩一条尺把宽的过道。也有人在大堤上扎营，彩色雨布盖在木头架子上搭的帐篷，一眼望不到尽头。
        我们都没有见识过真正的溃堤。回到空寂了半个暑假的学校，还可以跟分开了许久的小伙伴住在一起，我们完全忽视了大人们的忧心忡忡，兴奋得半夜都睡不着。我不太记得那没有蚊帐的夜晚，是如何驱逐蚊虫的，只记得我们欢乐着从这家的凉席跳到那家的凉席上，有时不小心也会踩到人，但也没有谁计较，然后嬉笑着满地打滚。偶尔一年，汛期迟迟不来，还心生期盼。
       但10岁那年的洪水，把我们吓到了。
        一连十几天的暴雨，鸟雀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天一直灰蒙蒙的，农场像被倒扣了一个大烟锅子。所有的树木都阴沉沉地散发着一种腐木似的气息，疯长着黑色的木耳和白色的蘑菇。已经成熟的早稻，谷穗上蘸满了雨水，被风一吹，就沉重地伏倒在田里。资水河与洞庭湖的水位不断被刷新，周围的垸子倒了一个又一个。农场里寂静而没有生机，我们都守在屋里，不想出去，连好吃的木耳和蘑菇也没心情去摘取。
       眼见着我们居住的农场也要溃堤了。父亲急匆匆地从洲站赶回来，连夜在院子里扎了一个木排，用了二十四根大杉木、百来个码钉、四张门板。我们合力抬了一个雕花木床到木排上，盖上雨布，挂了蚊帐，四个大木箱子也摆在排上，里面装满了四季衣裳和棉被。母亲把她的缝纫机也搁在木排上。此外，木排一角还堆积着南瓜、土豆，甚至锅碗瓢盆和腌菜坛子，颇有诺亚方舟的感觉。做完这一切，我们累得瘫倒在堂屋里，天也渐渐亮起来了。
        为了安全起见，父母商议，由父亲把我们姊妹俩带到车洲去。那是父亲驻守的一个洲站，也是他们芦苇场最远的一个洲站，站屋的海拔超过大堤一两米，是湖中的一个“安全岛”。我不愿意跟父亲去他工作的洲站，怕四面来袭的湖风把我吹成“木乃伊”。但是，母亲悲戚地跟我讲述，1954年的洪水，是如何让她失去哥哥、失去奶奶、失去姑姑一家人——
        虽然早有思想准备，可是倒垸子时，所有的人都来不及逃跑，浑黄的洪水千军万马一样奔腾而至，瞬间就淹没了村子，冲开各家各户的门窗，茅草屋像积木一样坍塌，很多村民被洪水卷走，有些树木也被连根拔起。
外婆不会游泳，她的孩子还抱在手里。她在婆婆的帮助下，抱着孩子爬到屋后的泡桐树上。可等她回头去拉婆婆时，婆婆已经被洪水冲得不知所踪。在泡桐树也快要没顶时，外婆费尽千辛万苦撩到一根房梁木，她一手夹着木头，一手抱着大哭不止的婴儿，浮在冰冷而肮脏的洪水里。几个小时过去，婴儿已经被水呛得没有了声息，她还坚持了几个小时，才放开抱着孩子的手，而这一放手，后来连小孩儿的遗体都没有找到……
        那小孩儿如果活着，我们要喊他大舅舅，他是外婆的第一个孩子。


（3）

       我们战战兢兢地跟着父亲坐船去往洞庭湖中的车洲站。而母亲，则担着箢箕，毅然走进了防汛的队伍。
       父亲曾经跟我描述过，车洲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方圆十里都是芦苇，春天绿苗茵茵，夏天苇浪声声，秋来白絮飞舞，冬天候鸟成群，渔船则随意停留在码头附近，星星点点。可是当我们踏上这个小岛时，洪水已经淹没了站屋的四周，只剩下七八间大瓦屋，孤零零地矗立在浑黄的湖水里，渔船早已没有了踪影。
       我们一边牵挂着母亲和家园的安危，一边环顾四周，然后惊悚地发现，房屋周边，伏栖着无数的蟾蜍、老鼠和蛇，它们在我们的尖叫声里想转身逃走，却又无处可去，只好怯生生地与我们对视，也有慌不择路的，直接从我们的鞋子上面爬过去。父亲说洪水淹没了它们的洞穴与活动场所，可我们顾不上同情它们，弹跳着躲进了屋子。
       在这水围子中躲了一周的洪水，每个夜晚都噩梦不断，不时梦见那些冰凉的蛇躲在我的被子里，蛤蟆睡在我的鞋子里，老鼠会趁我睡着时从我的脸上跑来跑去。我总在梦境里尖声哭喊：我要回去！但是，我的尖叫声只有姐姐听得见。睡在隔壁的父亲说，晚上只听得到风声，呼呼呼的风浪声，弥天盖地。
        没有其他可玩的，我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听父亲拉二胡。
       早早地吃过晚饭，天色渐渐变暗，父亲搬着一把竹椅在走廊里，浩浩汤汤的湖水成为一个巨大而奇异的背景。二胡在他的手里有着迟暮的清辉，他悠悠地抽完一支烟，扔掉烟头，踩了几脚，然后把二胡竖起，一手按着琴弦，一手拉弓。“嘎戈嘎戈”地试了几个音，他略微含胸，右手一拉，琴音就从蛇皮筒子里流淌出来。我并不知道他拉的是什么曲子，但我在这低低诉诉的二胡声里，会特别特别地想家，想念母亲。当暮色席卷了最后一丝亮光，父亲的琴音也会嘎然而止，我们都默不作声地回房睡觉。
       很多年后，每逢我想起父亲，就会涌现他在湖洲上拉二胡的画面。他的目光时而温暖，时而凝重。我在这画面里，突然对父亲生出几分依恋。



(4）

        读师范时，同学得知我的故乡在洞庭湖畔时，都会用一种艳羡的眼光环绕我，嚷着要去我的故乡，看八百里洞庭美如画。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洞庭湖在少年的我眼中，除了春天，并不美好。特别经过那年的夏天，它甚至一度是个噩梦，让我时刻想逃离这个地方。
       大雨未停，湖对面的沅江市溃堤，洞庭湖的水位略微下降。接连十来天的暴晒，农场的警报解除。这一年，我们在这对峙里保住了家园。等母亲疲惫地从抗洪一线撤退，我们从洲站回到家里，母亲的缝纫机已经被晒得五痨七伤，面板翘成了“巧果”（家乡的一种油炸食物）。我们又忙着把排上的物件清理回屋。木箱子的命运比缝纫机也好不到哪里去，雕花床也有点开裂。母亲心疼不已，一点好家当全报废了。
        但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母亲忧伤，收拾完院子，要接着忙“双抢”。说是双抢，其实只剩“一抢”了。伏地的早稻谷已经在田里发了芽，再不耕地插田，又要赶不上节气，晚稻也会受影响了。
       就是这一年，我恨恨地想，我一定要远离这个地方。远离这夏日的洪水与冬天的狂风，远离这看天吃饭的命运。
       但是，除了读书，我找不到任何其他的办法。
       读书，是我们家里天大的事情，也是我当时能够想到的，唯一可以带我走出农场的途径。只要端着书本，母亲  是不会喊我们做任何家务与农活的。甚至我外婆去世时，母亲也以我们要上学为由，不通知我们回去奔丧。母亲节衣缩食送我们姊妹读书，父亲一次次建房买房的计划都被我们越来越昂贵的学费给耽搁了。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我和姐姐从不敢逃学，不敢随意请假。看着班上的同学不时可以用走亲戚、红白喜事等奇怪的理由，神气地被他们的父母从课堂上接走，我羡慕得不得了。后来在一次感冒中，我无限放大自己的难受程度，趴在课桌上装病，终于被老师护送回家休息了半日。
       这是我记忆里唯一的一次“翘课”，因为怕被母亲责罚，硬忍着，翻烙饼一样在床上躺了半天。这次“翘课”，让我总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心有余悸很多年。


（5）
       那年冬天，一夜狂风，连带着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晨起时，整个农场白茫茫一片，风雪还没有停。这年，我已经转学到了离家十公里外的镇二中读书。平时骑单车上学的路，已经被大雪覆盖，除了零星的村落与树木，整个世界都是一片素净，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塘，哪里是水渠和小河。
        我吃早饭时看了母亲一眼，昏黄的灯光下，母亲正专心地给我准备带到学校去的午饭菜。我没有再犹豫要不要去上学，用袖套裹着裤腿与雨靴，背着书包，一头扎进风雪里。
        一出大门，狂风就生出无数的手脚，四面八方包围着我。一会推着我走，一会拉扯着我的衣服，不让我走。齐膝深的雪地，我像个不倒翁，摇摇摆摆，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学校走去。
        世界空旷，唯我独行。我的红棉衣在雪地里鲜艳得耀眼。
       没有飞鸟，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当然也没有车。路的两边，一边是水沟，一边是稻田，但是这会儿，也分不清他们的界限在哪里了。我凭着记忆赶路，偶尔踩到路边子，滚到田里，好在田里也是干雪，我爬起来，拍掉雪块就接着走。
      也不知道到底走了多久，等我赶到学校时，我身上汗津津的，但手和脚已经冻得没有知觉了。教室里空无一人，驻校的班主任就住在教室隔壁，他赶紧把我拉到火炉边烤火，师母一边拿出拖鞋让我换上，一边微嗔：“这么大的雪，你妈咋敢让你来上学的啊，也不怕你滚到水沟里淹死？”
       是的。我妈敢。在母亲的认知里，天没有塌下来，就得好好去读书。母亲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时，才后怕的。
       她有两件事回想起来头皮发麻。一是我这次雪地里去上学。还有一件事是，为了让姐姐去好一点的学校读书，她让才十三、四岁的姐姐，在学校旁边一个破旧的老房子里独自居住了差不多一年，那学校离家100公里。
        我在这个大雪日里，做了一件别人都没有做的事情，班主任看我的目光里，有爱惜，更多的是赞许。从学校出来，逆风而行，步履艰难多了。夹着雪花的大风，带着洞庭湖的腥味，刀子一样割我的脸，凌冽而充满痛感。雪地里多了几个行人，他们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看着我肩上的书包，毫不吝惜他们的鼓励。
       我的身体，在这些熟悉和陌生的赞誉里鼓起一阵大风，流转在血脉里，直至指尖、发梢。我的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一股力量，强健、有力地抵挡着呼呼的北风。这居然会形成一个势均力敌的平衡。我不再觉得冷，身上如长了翅膀一样。我几乎是奔跑着回家的，手里舞着一根从路边茅草屋的屋檐下折来的剑形冰棍，堂吉诃德似地冲进堂屋。这一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战士，与风雪搏斗。



（6）
        一场大风，吹出了久远的记忆。
       一切苦难过后，都会成为珍贵的过往。我拿起手机，时间才凌晨3点。来自洞庭湖的风声，在脑海里四起，我开始想念那片土地，想念那农场里肆无忌惮的风声。没法再睡了，一时起意，想在手机地图上看看洞庭湖。
食指轻轻划过屏幕，地图上的洞庭，像一只伏地小憩的蓝色小兽，有蓬松的尾巴，有修长的颈部，甚至还有一个浑圆性感的翘屁股。我家所在的农场，位于小兽的腹部，像是月光下松软的长毛。这里没有山，没有丘陵，只有大块的稻田、池塘，也有高大的树木，围绕着高低不一的建筑。
        所有的脚步，一无反顾，都在往外走。
       我和姐姐，都是十几岁开始先后离开农场，开始是读书，后来是工作。我们都成功地逃离了之前想逃离的土地，逃离了泥土、逃离了看天吃饭的命运。我们带着洞庭长风一样的坚韧，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说着普通话，与外地的男孩谈恋爱，结婚、生子。我们的肤色即使在冬天，也依旧红润。
当我们再回到农场时，身上带着如同城里人一样的惊喜。我们开始对之前嗤之以鼻的青菜表现出极大的兴致，对着闲走的大白鹅和路边的野菊花换着角度拍照。甚至觉得屋边的稻田和荷塘，在晨曦和暮色里，都充满了神秘的美感。我们坐在小河边垂钓，即使一整天只收获了几条小鱼儿，也觉得有趣得很。我们开始忽略那冬日的寒冷与呼啸的狂风，一放假，就带着孩子回来等着下雪。
       三峡建好之后，洞庭湖的水位一直在下降，大家逐渐遗忘那抗洪抢险的惊险日子。我们也呼朋唤友，带他们去看严重缩水的八百里洞庭。秋天跟春天一样美好，堤下的湖底裸露成为了大草原，紫色的廖子花开到了天际，也有成片成片的树林，在和煦的柔风里，在偌大的湖洲上自由生长。更加不要说冬日暖阳下，那随风起舞的芦苇荡和成群结队的候鸟。父亲之前驻守过的洲站，现在都成为南洞庭湿地保护基地，一年四季吸引着四方来客。
        我们偶尔也会想起，父母送我们读书时，那些因为学费而一再搁浅的建房计划。镇上预付的地皮款，因为迟迟没有动工而打了水漂。父亲单位的集资房，没验收就转让了，拿到手里的钱，也还要东拆西借才够供我们完成学业。
       除了孩子，房子应该是一个传统家庭的最大兴旺。终于有一天，我和姐姐不约而同地想到，要给父母建一个新房子，尽管我们没有男姊妹。我们拿出这些年所有的积蓄，以风驰电掣的速度找人设计施工，在农场里盖了一座小楼，在楼的前后，种上四季果蔬，还有蔷薇和树木。
        先生在小楼落成时，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姐姐站在母亲身边，我站在父亲旁边。姐姐的笑端庄沉静，跟母亲一个模子，我的笑略显调皮，竟跟父亲一模一样。我在这张合照里，突然发现父亲笑起来，神采飞扬，竟有几分老照片上的俊朗。
         大地辽阔，所有的风都来自洞庭。
        我们那个农场，走出去过无数的男孩和女孩，但几十年来，回来居住的寥寥无几。加上每年要走掉一些老人，农场里常住的人口越来越少，也只逢年过节才略显热闹。
       我们回家的次数开始增多。几个散落在南方和北方的小伙伴，开始向我打听回来建房的各种事宜，他们也蠢蠢欲动，要落叶归根。
       吃着饭，母亲突然问我们：我跟你爸百年之后，这房子怎么办呢？我们的田土，是不是会荒去？
       “我们退休后都回来常住。”我们都不假思索。我们饶有兴趣地开始分工，谁负责煮饭洗衣，谁负责打扫卫生，谁负责锄地种菜，谁负责养狗喂鸡……甚至谁负责在狂风大起时，去固定楼顶的卫星电视接收器。
       是的，还是会有狂风。但是我想，这来自洞庭湖的风，会吹动我们少年时的记忆，会唤回一些远走的灵魂。如    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不时来敲敲我们的门。




此文发表于《少年文艺》江苏 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