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门记

      我的家乡岳阳市，古称巴陵郡，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了记载。
     小城不大，出了火车站一直往北走，过了解放路就是南正街。在南正街的十字路口，有一家全市最大的国营副食品商店，玻璃柜台里摆了不少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
小孩子到了店门口，迈不开步，非得噘了嘴央求大人给自己称上三两草米糕或者来一包猫耳朵片，哪怕是买一毛钱的“台湾糖姜”，一点点地撕了丝抿着嘴吃，也可以解一天的馋。大人紧捂口袋，一百个不情意，两相僵持，小孩子祭出“驴打滚”的惯用招数，一遍不行，多滚几遍，小孩子动了真格，才不管地上脏不脏，连鞋都能蹬掉了一只，鼻涕甩出两丈远，再强挤出来几滴眼泪来渲染气氛，效果会出奇地好。大人万般无奈，才慢腾腾地从裤口袋里，掬出包钱的手帕，一层层地剥开，露出几张两分、一角的毛票来。
    从副食店抱了零食出来，是南岳坡，离南岳坡四五百米，是出了名的“岳阳楼公园”。公园门口的石墩上有一对石狮子，男狮在左，女狮在右，差不多有我两个人高，狮子单眼皮的少，双眼皮的多，两眼珠子瞪起来，比铜铃还要大，鼓鼓的。石狮的后身是门牌，门牌上书：“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落款是郭沬若。
　　岳阳楼与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其实不过是三国鲁肃操练水军的一个点将台。
　　我读高中时，岳阳楼就在眼皮底下。学校与岳阳楼隔一条街，坐在班级靠窗户的座位上，能看到马路那边的红墙绿瓦。岳阳楼公园收门票，官价两毛，大门口天天有两个戴着红袖箍的人，在入口处盯着，连只苍蝇都混不进去，很多次我们只能去后院，翻矮墙进去，靠在树底下看书，看累了就四仰八叉地在石条凳上美美地睡一个午觉。夕阳西下，落日余辉时，远看洞庭湖，波光涟漪，近看更是一片渔歌唱晚的热闹景象。
　　顺着洞庭湖的堤坝再往北，有一个渡口，叫“北门渡口”，渡口二三十米的漫坡上，黑压压地挤满了百八十家棚舍，吊脚楼那种，应该都是船厂的工人，在这一带拖家带口，繁衍生息。渡口过来是纸厂、制药厂、氮肥厂、磷肥厂和麻纺厂，几个厂子在一条线上，串起来看，倒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老岳阳人管这一带叫“北门”。
　　
　　 一、 咿咿呀呀的读书声
　　
　　五个厂子中间，围出一大片菜地来，归九华山生产队集体所有。听大人们说：九华山原本是一个土匪窝，解放后，土匪缴了械，政府在这一带陆续建起了不少的工厂。坡底下的五年制小学，叫“曙光小学”，周边工厂的子弟到了上学的年龄，都被送到这里来读书。
　　小学一年级开的课程只有语文和数学，英语是后来初中的事。书本发下来的当天晚上，家长用厚厚的牛皮纸，认真地包起来，棱是棱角是角，十分地平整。语文前五篇课文比较简单，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有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也有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反正第五课我印象最深刻，是“吃水不忘挖井人”，老师讲解这篇课文时，特意在班里强调了好多天：做人千万不要忘本。再后面的记不清了，应该是刘胡兰、董存瑞之类。
　　早自习十五分钟，语文老师在讲台上念一句，全班的同学在下面捧着书本，晃了脑袋，“咿咿呀呀”地跟着老师喊，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也有同学充南郭先生，光张嘴不出声，老师走过来，敲着脑壳问：没呷早饭？
　　那个时候能吃上早饭的不多。家庭条件一般的，家长头天晚上将蒸熟了的红薯切成厚片，转圈码在罩帘上，烘烤到早晨，煤火由大人上床睡觉前封好，炉门子只能留半个眼。孩子清早起来，挑拣出一块焦黄、厚实些的红薯干去上学，在路上边走边嚼，一块红薯干就是一上午的口粮。
    宽绰一点的，家长给孩子拿一角钱，让孩子自己去食堂排队买包子吃。肉包子一角钱一个，死贵死贵，一个月要是天天吃，非得把社会主义吃穷不可。包子掰开，一点点地揪皮吃，里面的肉团团带着油荤，留到最后才舍得吃。肉团香，好吃，至于怎么好吃，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是好吃。
　　才出蒸笼的热糖包子，咬第一口，滚烫的糖水顺着口子，淌了出来，手脚忙不停，有把嘴唇烫出泡的，甚至还有把后背烫红了的，抺了一夏天的紫药水都不见好。
    糖包子比肉包子便宜两分，加上前几天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分钱，够买一根冰棍的。“私房钱”很少有能攒够一角、两角的，裤兜里偶尔也能剩下几个钢蹦，在里边“叮当、叮当”作响，书本里能夹上一张五毛钱的纸票，那是绝对的大款。香蕉冰棍三分钱一根，四外转圈抺了一层绿豆皮的是绿豆冰棍，要四分钱才能买得到，大热天，香蕉冰棍化得快，紧着吮，绿豆冰棍经唆，“一分钱一分货”，这道理地球人都知道。
    面包也是一毛钱，出门往东拐三栋楼，李麻子家的面包，离老远都能闻到香味。面包好是好吃，却不抗饿，不到第四节课，肚子里早就“咕咕”地唱起了“空城计”。
　　上课时溜号，总能看到菜农担了满满的粪桶从窗外经过，在不远处停下来，给蔬菜施肥，一泼泼粪水在阳光照射下，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空气中立马有了一股异样的味道。临近中午，肚子越发地不争气，老是在叫，就像是田野里青蛙，叫个不停。
　　泼过粪的萝卜地下一小半，地面露一多半，露出来的这一截白净得像细伢子的胳膊。趁着课间休息，胡乱地拔回来一颗，用不着洗，在衣服上胡乱地蹭两下，直接咬，“不干不净，吃了反倒没病”。开春的萝卜脆，嚼起来“嘎嘎”直响。萝卜吃多了，顺气，大庭广众之下忍都忍不住，惊天动地一声巨响。
　　黄瓜好消化。下手前，功课做足，上衣撸起来，前后都掖进裤腰带里，摘下来的黄瓜从上衣领口子顺进去三五根，贴肚皮放安生了，不显山不露水，老师发现不了，农民也不来学校告状，不踩坏菜秧就行。新鲜的黄瓜顶花带刺，扎肚皮子，不疼，常年挨过饿的肚皮子皮实，没有现在孩子的矫情。
    下了课，厕所的土墙下，男孩子像鼹鼠似地用手抠出一个个的坑来，班里几乎所有的男孩子，肆意地趴在那儿弹玻璃球玩；女孩子跳猴皮筋、踢毽子，双手叉着腰，皮筋箍到了头顶，口里念念有词：“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九三十七……”；四五年级的男孩胆子大，在操场上踢骷髅头，尽往女孩子扎堆的地方去，惹来一阵阵惊叫。骷髅头是他们从山上的坟堆里特意扒拉出来，白天下课时当足球踢，晚上放学后，直接塞到课桌里寄存。有一次不小心，“咚”地一声踢到了女校长的后背上，害得校长好些天没来学校。
　　在曙光小学，我只上了一年。小学二年级时，因为各个工厂独立办学，我们都转回到厂子弟学校念书。学校分小学部和初中部，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姓贾，是织布车间抽来的一名档车工。我们见了校长的面，假模假式地喊他“假校长”，校长听不出来，冲我们颌首示意，夸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到了初中，老师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要求我们背诵，背诵不了的不让回家。课文大意是武陵渔人出门打鱼时，遇见一座桃花山，山上有个洞，洞口极小，进去后发现：里边别是一番天地，“良田美池桑竹”不说，里边的人纯朴得竟然“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后来读高中，又学了篇记，是《岳阳楼记》，范仲淹写我们家门口的事，觉得特别亲切。范仲淹从来就没到过岳阳，却凭空写想象出“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范先生实在了得，比我们当地人还要了解岳阳。
　　桃花源在常德，岳阳楼在岳阳，一个在洞庭湖的西边，一个在洞庭湖的东边，两个市离得并不远，抄水路更近。正是因为陶先生的《桃花源记》、范老师的《岳阳楼记》而使两个城市名扬海外，我要是政府领导，指定授予他们“终身荣誉市民”的称号，另外每人奖励一套商品房，大户型南北通透楼，地段由着他哥俩的性子选。
　　
　　 二、 忘不了的露天电影
　　
　　六七十年代，五个厂子效益都可以。三五天，几个厂子轮流坐庄，争着给职工家属放一场露天电影。每次放电影前，大红纸早早地张贴在厂门口，第一时间看到电影海报的是起早上学的孩子，消息不径而走，下午不等放学，班里所有同学的心思早就飞到班级外边去了。
　　露天电影固定选在厂部大楼的平地上，盖电影院，那都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室外支上两根木头杆子，挂上去一个白色的银幕，银幕分正方形、长方形两种。正方形演的都是些像《南征北战》之类的老掉牙的片子，长方形的是宽银幕，演的多是新片。
　　电影放映前，先放上一集《新闻简报》，然后才是正片。《新闻简报》每一集内容不同，片头字幕上很清楚地标明了第XX号，相当于现在电视上的新闻联播，印象中《新闻简报》都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小孩子都愿意看打仗片、破案片，百看不厌，看得最多的属《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三进山城》《渡江侦察记》《永不消失的电波》《羊城暗哨》《苦菜花》，后来还看过《冰山上来客》《51号兵站》《林海雪原》，《二子开店》《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决裂》都是八十年代看的。
    电影放映员牛气，每次干完活，都会被安排到单位食堂的小灶，由厂里领导亲自接见，作陪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至少也是车间主任级别的，听说主食是一人一大碗老汤面条。就跟现在唱歌的明星一样，演出结束时，各级领导都要登台，与演员们一个个握手、照相留念。最苦最累的是骑了摩托接片、送片的跑片员，一部电影下来，要骑上二三十多里路，跑得慢了，片子接不上，还会有人骂娘。
    去别的厂子看电影，用不着带椅子，嫌累赘，来回十多里路没人愿意背。看电影时就地取材，搬块砖头垫在屁股底下。偌大一个操场，找一块巴掌大的砖头不容易，黑灯瞎火地寻出去好几百米远，干脆弓了身去前排，席地而坐，仰脖子往上看，一场电影演完，累得脖子生疼。
　　来晚了，前排没地方，就猫到银幕后边去，正片反着看，别扭得很。电影散场后，小朋友在人缝中穿梭，像只泥鳅，追逐着回家，兴奋得睡不了觉。小一些的孩子往往不等电影散场，就东倒西歪，睡在水泥地面上，人都走光了，也不知道醒，还得老妈寻过来，背回家，掼在床上，不用脱衣搂了枕头接着睡。
　　还是在自己厂子里看电影有意思，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下午的太阳还老高，小孩子早早地搬了六、七张凳子过去，用砖头划出一个七拧八歪的大圆圈来，这跟历史书上说的“跑马圈地”没有什么两样，第二天再去看时，一操场的砖头瓦块丢在那儿。
　　四五点钟的光景，人头攒动，大人带了饭菜过来，围了场子喊：“满崽耶”、“满崽耶在哪喽”，声音错落有致，自然而亲切，平时难得一见的大肥肉，硬是多了好几块，这一天的饭菜出奇地好，饭菜都上尖，谁家吃什么，在夕阳的照耀下，泛着金色的光芒。
    夏天看电影，有的人家还会搬来竹席床，竹床长约一米八左右，五六十公分宽，一张竹席床能坐四五个人，竹席床凉快，一个人躺下，侧着身看，更舒服。现在竹席床很少见了，家里大多换成了皮沙发，搬不出来的。
    到了冬天，还有将家里的煤炉子也提出来，全家人围着火炉，边看电影边烤火，幻想着英特纳雄纳尔就会要实现。
    小孩子屁股坐不住热板凳，看电影只是图热闹，好多打仗的片子看了十几次，就连里边的经典台词，屁大小孩都能来上十句八句。厂里的孩子几乎人手一个自制的小火炉子（铁罐头皮做的多），里面夹上一小块燃烧的木炭，满院子找同学疯。
    第一次看《望乡》，里边有一组镜头少儿不宜，是演一个小脚的日本老太婆蹲地上尿尿，没等人家露出白屁股，自己急忙蒙了双眼，往后抻脖子，一直等人家撒完，才敢偷摸睁开，生怕让别人抓了“生活作风问题”的把柄。后来厂子里放英国彩色电影《苔丝》，当放到亲嘴的镜头时，电影院里一片哗然，嘘嘘声、口哨声此起彼伏。我们那的小孩子管亲嘴叫“打啵”，小孩子没打过“啵”，但知道那都是二流子干的事。电影散场后，回到家里，大人问：今天晚上演的么子电影？不敢说实话，胡乱应一声：《地道战》。算是应付过去。回头细想想：还尼妈真的是地道战，拿不到阳光下的东西，什么玩意儿？
   《苔丝》演过没多久，蒋光头他们几个开始私下里传看《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手抄本，更让人咋舌的是：他们居然连女澡堂、女厕所的墙头都敢扒。还臭不要脸地到处放风：“黑咕隆咚，什么也没看见”。看没看见，都是良心帐。这要是放到文革，非拉出去枪毙不可。
那些年家家都没有厕所，上厕所必须提了裤子去室外的公共厕所。厕所从中间劈开，男左女右，屁股对屁股，中间只隔了一堵墙。公厕极简陋，全都是木头踏板，从这头跑到那边，能感觉到木板在颤动，我每次去，总选窟窿眼较窄的那个，我怕骑不好，担心掉下去。尿尿拉屎时，两边的“哗哗”声、“嘘嘘”声，声声入耳，就连放屁声都能从那边传了过来。厕所后边是粪池，经常会有掏粪的工人，拿着一根长长的粪瓢，将一勺勺稀汤寡水舀进拖粪车，然后拉走。偶尔还能看到一两个年轻人捂了鼻子在那打捞手表、钥匙之类的东西。
   “厕所门”终于大爆发。有一天下午，厂子里突然来了很多警察，在厕所里进进出出，十分地忙碌，有消息说：厕所的木头档板上，发现有人用白粉笔写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这还了得，毛主席坐金銮殿的人，怎么能够在厕所里呆着，简直是反动透顶，学生都被撵回了班级，等着公安局的同志过来做笔记鉴定，我因为害怕，在作业本上故意把那几个字写得歪歪拧拧。后来案子破了，风传是一个叫胡向阳的男孩写的，他比我高一届，他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个正在走的“走资派”。
    那个时候叫向阳的多，“张向阳”、“王向阳”（《平原游击队》里面的游击队队长，就叫李向阳。）叫什么不好，为啥要叫“胡向阳”呢？这不是胡来吗？有朝一日我要是碰到他,我真得好好问问他：你的，皇军的干活？
　　
　　 三、洞庭湖畔的快乐时光
　　
　　岳阳楼北墙外，是客运码头，每天开往赤壁、华容的船只，上、下午各一班。岳阳、赤壁、华容过去属于楚国地界，兵家相争之地。年轻时读《三国》，周瑜、刘备“火烧赤壁”，打败曹操的数十万大军，曹军节节败退，走的就是华容道。心血来潮，总想着约了同学去这两个地方看个究竟，却一直没能成行。
　　码头再往北走三四里路，是渡口，是岳阳唯一的一个汽车轮渡渡口，忙的时候，等候轮渡的汽车能排出二三里，一些要过河的司机经常聚集在汽车底下的荫凉处，三五一群，四个一伙蹲在那里玩着扑克牌，鼻子、脸上贴满了手撕的纸条。
    从对岸过来的大车、小车，下了渡船，“突突”地都得爬两百米的上坡路。夏天，满载西瓜的拖拉机爬坡时，经常性地遭到我们的“洗劫”，一群不要命的半大小子跟在车尾，抱了西瓜就往水里跳，卖瓜的农民在后面大声地吆喝，干瞪眼。西瓜从水里浮起来，用拳头击碎了，功劳大的，挑大块的拿，小屁孩子也有份。淘空了西瓜皮做成凉帽，扣在头上，远看像日本鬼子的大钢帽。
　　洞庭湖涨水时，湖面上过往的船只海了去，有时候我们站在岸上，冲着船上的人嗷嗷地喊：“喂，老张、老李”船上还真就有人探头出来应一声“哎”，等发现是我们在开玩笑时，也不是十分地生气，只是拿起手里撑船的长杆向我们比划着，作势要打，长杆扬起来时，一串串提起来的水珠会重新掉落到水面上，溅出一圈圈涟漪来。
　 “在娘家本是青枝绿叶，到婆家面黄饥瘦，不提起倒也罢了，一提起泪洒江河”（猜一交通工具），说的就是这个，撑船的竹篙。
　　岸上有许多鹅卵石和破碎的瓦片，女孩子愿意找一些鹅卵石，塞进书包里，背回去玩那种“抓石子”的游戏，这个游戏是俩人在一起玩，找一块干净的水泥地面，一把石子刻意地掼下去，捡其中单颗，往上抛，高度要适中，趁向上抛的石子未落回前，抄起地面上其中一颗石子，迅速交到另一个手上，于此类推，再捡第二颗石子，谁捡得多，就算谁赢。
　　在湖边上，男孩子们玩得最多的是“打水漂”，找那种比较扁的石头，最好用瓦片，半蹲着，臂膀发力，猛地射出去，瓦片擦着水面向前飞行，弹跳好几次，最后沉入水中，我每次玩的时候，都扔不了太远，力小。
　　打水漂，小孩子玩得高兴，每次玩都能玩个把小时。周边钓鱼的常跟我们喊：“快点去上学，小心我告诉你妈，回去打你屁股。”他们烦我们把鱼吓跑了。
　　班里“打水漂”最厉害的是郭钢，再普通不过的石头子，在他手里随便一扔，“嗖嗖”地飞出去没有了踪影。郭钢打弹弓也是有一套。老师在他的书包里什么时候翻，都能翻出一付弹弓来，粗铁丝做的，上面还缠着漂亮的泥龙丝绳，带颜色。郭钢的老爸是厂里的八级机修工，做付弹弓手到擒来。每天上学的路上，郭子总能打到几只麻雀，几个男同学争着去附近捡柴火，烧着吃，麻雀肉好吃，骨头小，嚼起来骨头不用吐。
　　小学一年，郭拖的鼻涕长，长的时候能达到一尺，单管，收放自如。同学和他开玩笑：“鼻涕好吃不？”他高声回答：“甜中有咸，咸中略微带点甜”，别人不信，他却信誓旦旦地跟人说：他私下里舔过。“实践出真知”，他说这话我信。
　　郭因为弹弓打得准，后来当了兵，在部队开汽车，转业到地方，去了一家公司，听人说起他，现在给老总开车，现在也是有身份证的人了。
　　在湖边玩，经常能看到“板罾”的，鱼网张开，慢慢地沉下去，每隔十分钟，就用粗麻绳拽上来，总会有小鱼小虾甚至螃蟹泥鳅之类的在网子里蹦跶。板罾的行家里手，专挑回水处，在水里撒上点熟豆饼，周边游呛水的鱼儿，闻到鱼窝子的香味，就会大老远地游来。板罾是个力气活，膀子上没有二两肌肉，根本板不动。
　　“水曲山隈四五家，夕阳烟火隔芦花。”洞庭湖枯水季节，堤坝上的石头缝里凭空开出不少芦花来，雪白的丝穗在风中摇摆，发出沙沙的声响，絮毛飞舞，吹进脖子里，痒。堤坝上长得最多的是狗尾巴草，刚刚没过鞋，一大早过来，走不了几步，裤管就会湿漉漉一片，上面还会粘上去一两根青草。天空中常有苍鹭、鹬鸟，在头顶上“啊啊”地飞过。堤坝上到处开满了碎碎的小花，黄的、白的还有粉红的，像家里印花的床单，男孩子在“床单”上摔跤，女孩在不远处摘芦花，拿回去插在自家的玻璃瓶里，好好地美上几天。
　　夏天，干的沙堆上露出许多螃蟹洞，用树枝往里掘，螃蟹在洞里没地方跑，缩在角落里只有吐白沫份。指甲盖大的螃蟹没有一两肉，随手放了。每每逮到大一点的螃蟹，就地拾一些枯枝，做柴火用，烧红的螃蟹，先撕腿，后揭盖，边走边嚼，特别香，我们管这叫“打牙祭”，也是一天最开心的时刻。
　　洞庭湖盛产荸荠、菱角、湖藕和莲蓬。新鲜的莲蓬里差不多都会有二三十个莲子，抠出来，很轻松地就能剥了皮，肉嫩，莲子心一起都吃进去，没人会觉得苦，新鲜莲子都是绿色的，皮好剥，陈年的莲子尖硬像子弹，得用牙咬，听大人们说在河边上还能捡到上千年的莲子。
　　菱角叶浮在水面，开小白花，蹲在岸边，往怀里一点点地捞上来，须子上挂满了菱角儿。菱角有三个尖角，肉白、面，吃的时候费劲，必须一点点地往外抠，像核桃仁，吃时总掉碎渣。荸荠洗净了，不用去皮就可以丢进嘴巴里，脆生，十个八个能吃饱。
　　洞庭湖的堤坝下，是东风湖渔场，成片的鱼池，像田字格本。“东风湖寸水有鱼”，养的最多的是鲫鱼、鲢鱼、草鱼和黄姑鱼，渔场不仅鱼多，还产虾，夏天用竹耙子耙，十来分钟就能弄一脚盆的虾。新鲜的河虾吃不过来，晒干了，收起来冬天炒干辣椒，味道也不错。渔塘的土道上，种满了渔民自家的青菜，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供人行走。夏天渔场那边，不时传来呱呱的蛙鸣声，夹带了一股豌豆花的清香。
　　我捉鱼不在行，衣服上弄一身稀泥，还得老娘洗，费肥皂。情愿去池塘边拾些河蚌、捡点螺蛳玩。河蚌肉腥，切片后打水焯，要多搁一些葱姜蒜，最好是放一些干辣椒一起爆炒，下饭。螺蛳肉不出息，捡一桶子螺蛳，清理出来也只能炒一饭碗，螺蛳肉紧，筋道，吃起来不过瘾，不解馋。
　　南方的孩子嬉水，光了腚，扑腾在水里打水仗，尽兴时，背心裤衩，什么时候让人一古脑地藏进了红薯藤里都不晓得，天黑了只好捂着下身回去，挨母亲训。因为担心，家长不允许孩子下水。游没游泳？用大拇指甲盖划胳膊，就能知道，划出白道道来，没的说，父母上柜子顶上取来竹条子，狠劲抽，（划白道的科学道理，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楼前楼后，此起彼伏的惨叫声，一浪盖过一浪，比重庆渣滓洞的共产党喊得还要厉害，我们管那叫“竹笋子炒肉”，滋味不好呷，打人的竹条子，家家必备。
　　我哥他们几个同学，天天游泳，有的还能游到洞庭湖对岸去，偏不挨骂，我们背地里喊他们“洞庭湖的老麻雀”。老麻雀告诉我们：游完了泳，去水笼头底下，冲一冲，就不会有白道道了。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多吃几年咸盐就是不一样。
　　除了游泳，男孩子常在一起赌赙。“锤子、剪刀、布”，先输的一方，乖乖地将钱币放在砖头上，另一方必须钱币高于上数第二个扣子，拇指和食指不停地捻动，最后一刻撒出手，两枚硬币相撞后，砖头上跌落的硬币，就可以据为己有。
　　玩的硬币，大多都是一分的，正月十五前后也有玩两分的，平时没人敢拿五分的来耍，五分钱是高消费，玩不起，更担心高年级的过来“劫财”。
　　不玩硬币时玩扣子，输急了眼，顺手从衣服上扯下来一粒，继续战斗，运气不好的，五粒扣子输得一粒不剩，只能敞了怀回家，妈过问时，就说在外面打架，扣子全给掳了去，妈偏不信，非得问在哪打的架，寻原路找过去，还真就把扣子找了回来，只是五粒扣子的大小、颜色不尽相同，母亲在灯光下一粒粒缝补好，第二天照样穿着去上学。
　　有时候混进厂子里，去车间里捡些废铜烂铁出来，要不干脆把油桶上的铝盖拧了下来，揣在兜里好几天，也见不着收破烂的上门，那个急哟。卖糖的货郎手里拿一块铁疙瘩（铁疙瘩其实也是换糖换来的），在学校附近叮叮当当地敲，不等下课，我们的心思早就飞出了窗外，货郎的糖，是用红薯熬制的，每次去换时，他精打细敲，手法一点都不逊于《卖油翁》的老头，手头有准。红薯糖有粘性，扯出来的糖丝两尺来长，用棍子细心地绕了又绕，全送进嘴巴里。
　　家里平时用过的牙膏皮，平时攒着，赶上家里半管牙膏没用完时，着急地全挤在爸妈的牙刷上，风一样地跑了出去，抢着跟货郎换糖，挨揍的事没顾得想。
　　经常来厂子里光顾的还有补锅佬，肩膀上悠悠地挑着扁担，扁担的一头是风箱，一头是火炉，干活时，中间有一根胶皮管子连着，家里的破锅漏碗，都可以拿来补。补锅前先得把火烧旺，老头呼呼地扯着风箱，焦炭在炉糛里跳跃着蓝色的火苗，老头取一些铁粉，放进坩锅，铁的熔点低，铁粉很快化成了水，趁热浇在破损处，“哧”的一声，冒出一股子青烟，补锅佬手握小锤，反复敲。再破的铁锅，使十年也没人扔，每家每户的锅子，都补过疤，像赵四头上的癞巴。
　　“剃头怕癞头，癞头怕剃头"，厂里最烦赵癞的是邓姨，邓姨六十多岁，剃了一辈子的头，从不给癞子剃，一是因为癞头上的脓包不好剃，二是怕染了家伙什。邓姨给老人不光剃头，还给刮胡子，先给客人的胡子上，涂肥皂沫，再随身取一把刮刀在手，刮刀不够锋利，必须在一块油光鉴亮的长条布上，上下刮蹭，邓姨拿刮刀的手势，煞是好看，像兰花指。旁边的木架儿，支了一个铜盆，铜盆里有半盆清水，是专门用来给客人洗头的。邓姨剃头成人收一角，刮胡子不单收钱，小孩子五分，厂里好多人都愿意来她这，任她在头上摸来摸去。邓姨是上海人，说话侬软、发嗲。老家给她捎来的高粱饴糖，软绵绵的，有时候她自己舍不得吃，剃头的小朋友一人一颗，上海高粱饴糖的糖纸，呈黄色，上面有图案，糖吃完了，糖纸都不扔，平整地夹在日记本里，时不时地翻出来看看。收集糖纸，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喜欢，有时候还相互交换，光看不让人摸。男孩还有收集烟盒、火柴盒纸的，大人抽的烟，“白兰”、“沅水”居多，那个时候市面上还没有到“红塔山”、“芙蓉王”这个大品牌。
　　理发店外不远，是彭奶奶的茶摊，小小的茶桌上，每次放了五六只茶色玻璃杯，茶杯里蓄满了茶，用一个玻璃片片盖住。彭奶奶的茶，里边掺了绿豆，清凉得很，要一分钱一杯，专门卖给过路的。夏天上学，我们路过摊子，彭奶奶请我们喝茶，从不收钱。茶摊不光卖茶，还捎带卖些球球糖，球球糖一粒粒的，五颜六色，比黄豆粒大，用一个大大的玻璃瓶装着，一分钱能买十二颗，彭奶奶眼花，数学成绩赶不上小学生，总出错，有时给十五颗也不知道，还“嘿嘿”地冲我们笑，露出一口的大黄牙。
　　跟彭奶奶的茶摊作伴的，是刘爷爷的小人书摊，一分钱一本，刘爷爷租书有规定，看图书，必须在他的眼皮底下，不许拿走，更不能损坏，赊帐看书，刘爷爷分人，刘爷爷不是钻钱眼的人，知道我没钱，时常喊我到他身边的小板凳上坐下，给我看他新进的图书，我最早看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基度山恩仇记》、《小五义》都是在刘爷爷那看的，有些字不认识，问刘爷爷他也不会，一笔一划给我写手背上，让我去学校问老师。刘爷爷去世时，七十二岁，不知道他在那边过得咋样，在阎王爷那出摊，没有城管，也不用交工商管理费吧。
　　刘爷爷不出摊时，我们就去油菜地里藏猫猫。附近的菜地里每年都不少种油菜，油菜花开起来，成片成片，黄澄澄地特别好看，我们在里面玩“抓特务”的游戏，总能遇上厂子里上班的大哥哥、大姐姐躺在那说悄悄话，双方见了面，他们自己的脸倒是先红了起来，头发也零乱得很，弄得我们手足无措，只好悻悻地回家，回家前没忘了撸一把油菜籽装进兜里，见谁打谁。
　　我们那炒菜，喜欢用菜籽榨的油。小时候吃惯了，总觉得比东北的豆油香，那个时候粮店供应油凭油票，每人每月只有五两油，炒菜舍不得多放，每到月底，油罐里早就刮得见了亮。平时炒菜，一半猪油、一半菜油，掺合着吃。猪油都是大肥肉熬成的，炒出的青菜，能吃出猪肉的味道来。实在没有菜吃时，饭里边乘热拌上一坨猪油，照样能吃一大碗。再穷一点的人家，用酱油拌饭的，酱油也是“油”，胃口好，吃嘛嘛香。
　　大米也是粮店供应，每人每月只有十多斤，不够的部分，粮店里配干红薯条，做米饭时，抓一把红薯条放进去，一起蒸熟，平时红薯条我们碗里盛得少，父母吃得多。吃饭的时候总能听到厂部的高音喇叭，在那嗷嗷地唱着“红米饭呀，那个南瓜汤，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餐餐味道香”。“咳罗咳，味道香”我只会唱未尾这句，就像在学校里上台表演“三句半”，锣声一响，最后的半句我最拿手。
　　不年不节，家里不来客，中餐、晚餐都是一个菜，是早就吃厌了的盐菜汤。盐菜其实就是芥菜、罗卜缨子，晒干后切碎，拌上盐，加一些辣椒面、姜沫，和到一起，用坛内密封，每次吃时，抓一把放进水里煮，盛出的一大碗汤，上面漂浮了一层为数不多的油星，筷子搅动时，产生一圈圈的涟漪来，感觉下面有“硬货”。盐菜吃到后来，酸酸的味，实在是吃够了，听说现在的超市也有卖的，应该只是图个新鲜，权当“忆苦思甜”了，反正是再让我吃，我是不会吃了的，打死也不吃，情愿饿死。

四、名存实亡的五个厂子
　　
　　北门渡口过来的这五个厂子，纸厂离街里最近。纸厂的纸多，去车间随便捡一张，用剪子剪齐整了，做笔记本，上面顶一格，用针线缝好，纸厂的孩子写作业最任性，写错了题，想撕就撕，搓成一团丢在过道上，从不吝啬，不像我们，巴掌大的一张纸，记满了英语单词和数学公式。
　　磷肥厂和氮肥厂，整天灰蒙蒙地，工人上班戴口罩，露两只眼睛，说话嗯嗯地打手势，磷肥厂以前有一条小铁路，穿过公路，斜插到渡口，是运煤的专线，运煤时，小火车的车头车尾都站了一个工人，“嘟嘟”地吹着口哨，等小火车过去后，才能放行。火车沿线，有几眼水池，五个厂子里的半大小子都喜欢去那游泳，我第一次去学狗刨，就是在那学会的。
　  制药厂附近成天有一种药瓶子的味道，我们很少去。八十年代中期，周边四个厂子都黄了摊，唯有它还在活着。现在厂子不叫厂子，而改叫“有限公司”了，生产的药物贵得吓人，一个感冒，不吃百十来块钱的药，休想治好，看来公司永远黄不了，没准不久的将来，还要上市哩。
　　麻纺厂着实红火过的。文化大革命，母亲生我时，父亲被派到杭州出差学技术，八十年代初，父亲又被派到湖北的几个麻纺厂搞支援。生产好的时候，能看出来，成车的黄麻打好包运进来，全都堆放在露天球场，堆得比房屋还要高。因为怕下雨，上面用整张的帆布罩起来，担心着火，帆布上写满了“禁止烟火”的宣传标语，冬天钻进帆布里，枕着麻包，窝在里边暖暖睡，搞对象的男女也爱往里钻，我读高中后，似乎觉得那标语应该直接刷成“禁止人间烟火”，比较恰当些。
　　厂里生产的麻袋支援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的小国家，连带粮食一起给了他们，中国人民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六七十年代，麻袋属于战备物资，主要用来储存粮食，“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在厂子里随处可见。八十年代，市场被塑料编织袋全面占领，麻袋越来越不吃香，生产渐渐萧条，连着换了好几任厂长，也没能挽救厂子最终倒闭的命运，工人买断、下岗、分流，厂门口换了块“珍珠陶瓷总厂”的牌子，不少福建、广东来的客商在这开门面，每天拉货进货的大挂车在厂里出出进进。陶瓷市场虽然开了二十多年，连个象样的站牌名都没能混上，车上售票的小丫头，还是扯着脖子喊“麻纺厂到了，麻纺厂到了，上下车的旅客请按秩序上下车。”
　　现在的麻纺厂名存实亡，再也没有一丝“麻”的影子，家属区里“麻将馆”却是如雨后春笋般，渐渐多了起来，好歹挂了个“麻”的名。
　  七八十年代之前，工人阶级是老大哥，吃公粮、拿公晌，腰板挺直，走路生风；其次才是渔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反正集体经济，多干少干都是记工分，生活还算惬意，累不着；菜农最作孽（可怜），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老天爷吃饭。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三五年的功夫，渔民家家盖起了小二楼，水泥钢筋结构，菜农户户翻新了红砖瓦房，宽大阔气不说，还镶上了彩色瓷砖，而工人老大哥至今仍然挤在上世纪单位分的福利房，四世同堂，“不当大哥好多年了”这是现实。
　　九十年代，渔民越发富裕，小二楼拆掉，添砖加瓦，翻盖成了三四层的独门独院，工人背地里管那破楼不肯叫“别墅”而叫“别野”，多少还是有些心不甘；菜农一年四季种自家菜，拿到市场换钞票，天天进帐，手里有余钱，再也不用等着鸡屁股下蛋，换现钱；而只有工人按月守着工资，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遇见时，互不打招呼，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跟生人一般。就是打麻将，也从不坐一张桌，老死不相往来。要知道渔民、菜农那帮家伙，全都打“一亿飘十亿”的，工人去了，赢了好说，万一输得没裤子穿，工人阶级丢不起那个派，更丢不起那个人。　

　  去年回老家，我特意地去了趟渡口，湖面上没有多少水，两艘捞沙子的船支着空架子，在那搁浅了许多日子，船上的工人急着赶回家过年，只留下一个看船的糟老头,独自一人哼着小曲，喝着小烧，以前船厂的位置，连只驳壳船都没有了，渡口已经是彻底荒凉了。
　  远处倒是还有一艘从长江口开过来的客船，拖着长长的黑烟，“突突”地在河道上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