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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并置换:《邕城的三个雨天》

2021-12-29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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邕城的三个雨天
透透/文


    1.途径的街区 

    那天从邕宁返回时,已经晚上九点多。离合,挂档,加减速,老刘车开得很慢,动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心谨慎,而且一上车就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直行。变道。转向。拐弯。他始终神情专注,车速一直没有超过40码。平时,从邕宁回到市中心只需几十分钟,而这次走了近一个半钟头,车子才从快速环道拐下友爱立交。
    然而,大家却安于这种缓慢。持续的雨雾天气,已让太多的事物滑出了的轨道,车祸,死亡,接二连三地发生。也正是因为一名环卫女工在雨中作业时被撞身亡,从事故处理到安全检查再到行政调研,一场灾祸的降临打乱了众多的日常秩序,这些天,我们的工作变得庞杂而繁重。而那尚未消减的死亡的灾祸感,让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深持恐惧,沮丧的情绪像一块不断吸水的海绵,把人裹得跟铅一样重。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路面湿滑、能见度超低的夜晚,危险时刻潜伏在视听无法触及的地方,像一头凶残的猎豹,等待那只犯错的羔羊,稍为大意,都有可能成为恶运追逐的目标。
    友爱立交是我平时上下班必须经过的地方。城市快环秀厢大道东西横穿,南北方向则由友爱路和安吉路通达。尽管城市楼群如洪水一般,沿着安吉大道向外涌去,但这里实质上仍是城乡的结合部,是边缘,城市和乡村的气息在这里交融,混合成一股特殊的味道。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大群的农民工在这座立交桥下面等工,他们几乎是千篇一律的面孔和装束:粗糙的双手,黝黑的皮肤,渴望的眼神,头上一顶草帽,肩上一把铁铲,手里一只提篮——里面是一瓶茶水和一只塑料饭盒,身上或灰黑或深蓝的衣裤,留着搓洗不掉的灰土印迹。女人的铲把上还搭着一条半旧毛巾,男人的上衣口袋里则多了一盒廉价香烟和一只打火机。他们是如此雷同,以致我每天与他们在这里照面,都记不住一张具体的脸孔,但我却是那样熟悉他们,熟悉他们与妹一样、在城市边缘草根般的生存境况和生活气味。只是,所有这些我熟悉的情景,这时都在雨夜中暂时消隐。
    雨下得那么细,又那么密,它们斜着身子在飘飞,一面呈现柔弱的假相,一面却以粒团的豪强之势,一路掠夺了所有光线的透射力。沿途的灯光在雨中变得涣散而微弱,黯淡地照在马路上。那些迎面而来的楼宇、广告牌、绿化隔离带以及行人车辆,它们通体透湿,一团模糊地拖着这个雨夜的迷离和冷清,从我的眼前晃过,再晃过。
    从我眼前晃过的,还有那些不堪负重、簌簌而下的树叶。在地处亚热带的这座城市里,在我们经过的这条长街,香樟、玉兰、榕树和扁桃,春天一到,新叶轰抢枝头,那些老叶子,每每在这样的雨天,总掉得满街都是。它们在风中,在雨里,因为大小不同、轻重不等而姿态各异,它们一张追着一张,沿着不同的轨迹飞下来,落在幽暗的马路上,继而厚厚的一层……明天会是谁来清扫它们呢?原来清扫这段路面的那位环卫女工已经死了。事故就发生在之前那个雨夜的凌晨4点,那辆超速行驶的失控的面包车从她背后重重撞来,猝不及防的致命撞击,玉碎当场,那摊血由殷红到深黑,最后被路面污浊的雨水一起带走。现场早已清理,而死亡的气息,却经久不散。
    在事故通报会上,我知道,这位清洁女工年仅38岁。两年前才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一道从马山县的一个小山村来城里打工,一家人租住在城中村。她托人帮找这份清扫工作(凌晨4点到8点清扫,下午再保洁2、3个小时),是赚钱养家,也是为了方便白天照顾孩子上学。谁料两年之后,竟遭遇厄运,车祸身亡。追责。赔偿。抚恤。安置。没有什么能够填平这个家庭悲伤的黑洞,她的葬礼在村庄,在大石围深处,在城市的目光之外。与世永诀,亡魂已往,留下的是两个孩子不可预知的未来,和一个男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忘记的悲痛。案子已结,但这个雨季却是如此绵长,云层之上,苍穹遥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一束星光才能穿透悲怆,照亮他们的生活。
    雨声,从黑暗中传来: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嘀嗒嗒。那些聚积成珠的雨水,不断地从树梢、从高楼的房檐上掉下来,有的打在一些更低的叶片上,有的则直接坠落地面。来往的车辆不时辗过路面低处的积水,水花发出一阵哗哗的响声,它们奋力扬起又落下后,邕城之夜,再次回到那雨声嘀嗒的节奏中。

    2 .年关   
     
    小冬瓜敲门的声音不大,他父亲再按了一下门铃,我知道他父亲来找我们是为了搬家的事。上午我们通过电话,他的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有些慌乱,结结巴巴地告诉我单位要拆除对面的平房了,过年前一定要搬走。那间平房是院子里租金最便宜的房子,他们摆个小摊,另外打一份零工,一家三口在那里维持着住了两年。
    开门的时候,我才知道外面不仅下着雨,而且刮着强劲的冷风。南宁很少有这么刺骨的风,我也一直认为在南宁不会遭遇这样的寒冷,寒冷的刻骨记忆是在苦楚的乡村,在小时候的冰天雪地里,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可现在,冷风沿着门缝飕飕地射了进来。它嘶叫着,像一头猛兽,尖牙嵌进我的骨头里,刺痛的感觉袭来,我赶紧将小冬瓜拉进屋子里。他父亲关门时,被风力顺势狠狠地推了一把,铁门发出巨大的响声,房子有些震荡,电视画面扭了一下,最后把里门关紧,才听不到那嘶鸣的风声。
    进了屋的小冬瓜笑逐颜开,伸出手臂扑向他姨父——我的丈夫,他要人怜爱,要抱,他的笑容灿烂而温暖,但他叫人的时候总是那么忸怩。丈夫一边喃“小冬瓜来喽!”一边抱他去擦洗小脸。他刚满三岁,一个天生的小吃侠,胖嘟嘟的,菜市场里的小商贩们就给他起了“冬瓜”这个小花名。他常常是一脸脏兮兮的,表哥给他的干净衣服没多久就满是污渍,为此,我在他母亲前面变成一个琐碎的妇人,甚至嘟囔她怎么连个衣服都洗不干净,包括她自己的仪表,也不少被我数落,但她总是说忙不过来,然后就转过身称东西去了。
    小冬瓜吃着表哥递给他的果冻布丁。他自己用力扯开那张压膜封口,噘起小嘴先咻咻两声唆干上面那层糖水,再一小口、一小口地把果冻叨进嘴里,然后鼓起小腮帮,让果冻在口中滚动几下,方才咕噜吞下去。每吞下一口,他便张开嘴巴美滋滋地“哈”一声。每只果冻他都如此吃法,他依偎着父亲,尽情享受那满嘴的甜蜜。他父亲,身材矮小,单薄。妹也是小个子,按理说在身材上我们不该挑剔他,但看到他常为生计茫然无措的样子,这多少让我幻想他能有一付强壮的身板,原来的石刻手艺来到南宁后丝毫用不上,如果体力好些的话,生活也不至于这样难了,但这毕竟只是我的幻想。尽管如此,这两年他一直很努力,自己白天干一份收运的苦力活,晚上收工后,再接过妹的水果摊子,一直摆到深夜。只是三十多岁的年纪了,不知是没有主见还是出于尊重,大事小事总来和我们说,问个主意。
    他这次来,是想让我们帮他问问院子里还有没有小房子出租,并帮讲个便宜的价钱。说话的时候,他使劲在表情里堆砌笑容,但始终掩饰不住黯淡的神色,一股苦涩的味道从满是拉茬胡子的脸上涌出来。他结巴得更厉害了,双手一会放在膝上,一会抱在胸前,一会帮儿子拿着玩具,他在期待我们的答复,有点不知所措地。我知道他心里很不安,也很难过。这种不安来自对生活的恐慌和担心,难过是因为他父亲的去世,而我们的安慰和应承只能给他暂时的镇定。暂时的,却也是有效的。
    那天,从贵州奔丧回来不到两个月,他们一家搬进了院子里临街的那栋大板楼,房子只有 30多个平方,但租金最终还是比原来的贵了一百元。
    那排平房的最后一盏灯在雨夜中熄灭,破败的气息从里而外,迅速蔓延。屋檐上失去杂物牵挂的蜘蛛网,开始一串接一串地往下坠落,在那片寂黑和潮湿中,一切事物都变得如此不安。我开始忧心忡忡,妹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梦想,会不会像那间将要拆除的已然空荡荡的房子一样,最终成为一堆废墟?
    年关来临,我和兄弟回农村老家,三妹一家却留在那间狭窄的小租屋里。冬雨泥泞,我们各自过年。
    我返回南宁那天,已是正月初五。年过了,几个昼夜来回,是件容易的事,也是件艰难的事。
    妹从菜市里出来,小冬瓜在她的背上睡着很香,厚重的衣服连同背带,合成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她弱小的身上,娘儿俩捆绑在一起,在人流中吃力地挪动。刚横过马路,见到我,他们停了下来。妹尽量把声音放得平静些,告诉我小冬瓜的父亲在除夕的前一天接到辞退通知书,并照说了公司方面的理由,过年这几天,他们一起守着摊子,这会儿小冬瓜的父亲正补货去了。这个始料未及的消息让我觉得浑身虚脱,新年的问候变得苍白无力。也是除夕的前一天,我把妹给家里过年的一百元交到母亲手里的时候,母亲只说了一句:唉,可怜阿三生活难啊!我说,这是她执意要给家里的,收下吧。
    又下雨,这里一直不停地下雨,从天棚上滴下来,从妹的伞沿滴下来,菜市场到处是水。回乡的路不好走,这里的路也不好走,脚踩下去,水溅起来,裹在我鞋子上的烂泥巴一点点地脱落,掉在地面上,黄色的土,在雨水中瘫软下去,一塌糊涂。小冬瓜没有被我和他母亲说话的声音吵醒,听不到他母亲跟我说:下学期暂时不让小冬瓜上幼儿园了。他还在熟睡。
    上班的第一件事,我们去拿了小冬瓜父亲的体检表,检查结果是右上叶肺结核——这才是被辞工的真实原因。不需要再询问别的,接下来就是要去复检和治病,时间至少半年。
    妹继续在雨中守着果摊,小冬瓜仍旧背在母亲的背上。他已经睡醒了,小嘴咿呀,反复唱着几句稚气的儿歌,看到我,小声地喊了声姨妈。我先用力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然后结结实实地应了一声,我尽量让视线更清晰一些,让声音更可靠一点。妹却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告诉我小冬瓜的父亲去四医院去了,然后听我说话,不时叹口气或点个头。那些柑橘、橙子、青枣挤一起,在摊子上相互支撑着。一个人来问价钱,妹赶紧撇下我,去取塑料袋子。价钱降了两次,最后,那只塑料袋还是被揉成一团放回了篮子里。
    风一阵阵地向湿漉漉的暮色里卷去,街灯陆续亮了。光线从远处射过来,失血一样的白,照着妹的水果摊,也照着她满脸的倦容。我们继续说话。妹不时整理那些柑桔、橙子和青枣。妹整理它们,就像整理自己的心情,试图把它们放得整齐一些,再整齐一些,砌得高一点,再高一点,面对路过的人,表面上,他们不能散乱,不能。尽管背上的小冬瓜让她很吃力,尽管进出菜市的人仍然很少,尽管它们仍会力不从心的往下滑。
     而雨,则豆子一样继续打在遮阳伞上,伞布微微颤动,并不断发出嘭嘭嗒嗒的声音。那些声音沉闷、密集、无序,半点停下来的意思都没有。


    3.屋子外面的火
   
    烟雨飘飞,犹若一张千层大网,把邕城的上空罩得严严实实的,天色,总在黄昏那个时间到来之前,早早地暗了下去。吃过晚饭,我照例坐到了窗边的沙发上,习惯地通过窗口往楼下观望。
    一个女人的世界在窗口涌现。我不怀疑,这满天绵密的雨,其实只是上苍的一滴眼泪,里面盛装尘世悲喜交集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在发声,每一个人都命运殊途。然而,生命之河如歌如诉,一再从源头出发,涟漪斑斓变幻莫测,浪花随波逐流一路跳跃,在这个编号47的老院子,半个世纪的光阴,时间流走许多人,淌走许多事,而那些存在记忆的,犹如河床沉淀的沙,它们安静于时间之上、窗口之外,却总是如此灼烫我的目光。
    现在,我目光触及的对面那间平房比平时早些有了响动,门口那炉火也已烧燃了,炉上架着一口黝黑的锑锅,平房的女主人正在煮饭。雨天的湿冷如同驱赶的响鞭,把往日围着石桌聊天的人们已撵的没了踪影,只有女人那辆破旧的三轮车湿漉漉地停在那儿,停在春寒的冷瑟中。车轮聚积的泥垢和锈迹,因为雨淋,淌了一地的黄褐色,并在水泥上留下冲刷不掉的顽固的浸渍。车里装着收回来的废品,它们被塑料布包裹严密,一份得之不易的收获,带来生活的莫大安慰,因而倍受保护。墙根下,那双白底蓝杠的球鞋依然晾在那儿,好几天都没有收回去,那少年奔跑的脚步声,亦因此而止于雨天。平房的外墙早已掉灰脱皮,老脸一样表情复杂,袒露沧桑,上面高低不一的几颗钩子,挂着她的常用物件:几只蛇皮袋,几条搓洗过的旧毛巾,一把参差不齐、了了草草地打了一个结的绳子。它们的背后,成为下雨天一群虫蚁的安身之所。此外,还有钩子上那只手提蓝——里面放着几支不同颜色的鞋油,一片腊块,两把刷子,还有海绵和布。这是她的另一项生计,以往天气好的时候,不时听到楼下带着孙子散步的老人用粤语问她:“得一点么?”“得一点。”她回答得很轻,很淡,那个友善的声音里,小心翼翼地装着那份薄薄的生活。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平时只是随孩子们一样叫她“阿姆”(伯母或姨娘之类的辈份)。在这个院子里,她是唯一在屋子外面生火做饭的女人——一个寡妇,看上去差不多六十岁的样子,那张被岁月风沙刮尽了青春的容颜,显得苍老,疲倦,暗淡无光。可那些人却告诉我,她其实只有四十多岁,儿子还在上中学,丈夫十多年前就病死了,死的时候只有五十多岁,她则刚刚三十出头。当年,她从那个偏远的村庄嫁出来,接受一桩年龄相距甚远的婚姻,本想远离寒苦,依靠丈夫在城里过上好日子,却没料到丈夫早早就撇下她娘儿俩走了。当时单位为了照顾她,招她做了临时工,负责打扫大院的卫生,她也没再嫁人。
    我刚来的头两年,天没亮,院子里就传来她扫地的声音,那一声一声和着呼吸节奏的声音,柔顺而厚实,常让孩子睡得更香更沉。那时,无论是谁乱扔了垃圾,她总是一边嘟囔,一边很快地收拾好,所以,这个院子每天都保持得干干净净。后来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无法继续照顾她这份工作,她才不再打扫院子里的卫生。记得刚被辞工的那阵子,她缄无一语,换了生计做了后来的行当后,仍然很少说话。
    工作没了,但她仍然居住在单位那间没有产权的平房里。为了节约开支,她每天都用捡回的柴火在门口煮饭、烧水,这样的雨天也不例外。
    火,在细雨中烧着,几截差不多燃尽的柴禾,不时掉到炉外,继而扬起一些火灰。那些带着微许火星的柴灰,先是借着热气向上飞冲,像一群勇士,可很快就被绵密的雨丝击中并挟裹,最后软下来黏在锅盖上,留下点点难以擦洗的黑色印子。每当炉堂里的火势小下去时,那女人便从屋里走出来,躬下身子推了一把柴,把火重新烧旺,接着打开锅盖用勺子料理一下。这样进出了几趟后,便听到她在屋里叫儿子吃饭了,门外的火炉则换上了一口锅,继续烧水。
    夜色涌至,那炉火在幽暗中变得浩大而汹涌,雨夜的黑幕被扯开了一个口子,那团耀眼的火光穿透细集的雨粒,照亮了那条幽深的城市长廊,渐渐地,那个走在长廊里的女人的身影有了金箔般的质感,并俞加坚硬起来。


约5700字
2014-5-14
重写
一并谢过兄弟姐妹的建议,重写此文并置换了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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