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并置换：《邕城的三个雨天》

    1．途径的街区　

    那天从邕宁返回时，已经晚上九点多。离合，挂档，加减速，老刘车开得很慢，动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心谨慎，而且一上车就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直行。变道。转向。拐弯。他始终神情专注，车速一直没有超过40码。平时，从邕宁回到市中心只需几十分钟，而这次走了近一个半钟头，车子才从快速环道拐下友爱立交。
    然而，大家却安于这种缓慢。持续的雨雾天气，已让太多的事物滑出了的轨道，车祸，死亡，接二连三地发生。也正是因为一名环卫女工在雨中作业时被撞身亡，从事故处理到安全检查再到行政调研，一场灾祸的降临打乱了众多的日常秩序，这些天，我们的工作变得庞杂而繁重。而那尚未消减的死亡的灾祸感，让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深持恐惧，沮丧的情绪像一块不断吸水的海绵，把人裹得跟铅一样重。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路面湿滑、能见度超低的夜晚，危险时刻潜伏在视听无法触及的地方，像一头凶残的猎豹，等待那只犯错的羔羊，稍为大意，都有可能成为恶运追逐的目标。
    友爱立交是我平时上下班必须经过的地方。城市快环秀厢大道东西横穿，南北方向则由友爱路和安吉路通达。尽管城市楼群如洪水一般，沿着安吉大道向外涌去，但这里实质上仍是城乡的结合部，是边缘，城市和乡村的气息在这里交融，混合成一股特殊的味道。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大群的农民工在这座立交桥下面等工，他们几乎是千篇一律的面孔和装束：粗糙的双手，黝黑的皮肤，渴望的眼神，头上一顶草帽，肩上一把铁铲，手里一只提篮——里面是一瓶茶水和一只塑料饭盒，身上或灰黑或深蓝的衣裤，留着搓洗不掉的灰土印迹。女人的铲把上还搭着一条半旧毛巾，男人的上衣口袋里则多了一盒廉价香烟和一只打火机。他们是如此雷同，以致我每天与他们在这里照面，都记不住一张具体的脸孔，但我却是那样熟悉他们，熟悉他们与妹一样、在城市边缘草根般的生存境况和生活气味。只是，所有这些我熟悉的情景，这时都在雨夜中暂时消隐。
    雨下得那么细，又那么密，它们斜着身子在飘飞，一面呈现柔弱的假相，一面却以粒团的豪强之势，一路掠夺了所有光线的透射力。沿途的灯光在雨中变得涣散而微弱，黯淡地照在马路上。那些迎面而来的楼宇、广告牌、绿化隔离带以及行人车辆，它们通体透湿，一团模糊地拖着这个雨夜的迷离和冷清，从我的眼前晃过，再晃过。
    从我眼前晃过的，还有那些不堪负重、簌簌而下的树叶。在地处亚热带的这座城市里，在我们经过的这条长街，香樟、玉兰、榕树和扁桃，春天一到，新叶轰抢枝头，那些老叶子，每每在这样的雨天，总掉得满街都是。它们在风中，在雨里，因为大小不同、轻重不等而姿态各异，它们一张追着一张，沿着不同的轨迹飞下来，落在幽暗的马路上，继而厚厚的一层……明天会是谁来清扫它们呢？原来清扫这段路面的那位环卫女工已经死了。事故就发生在之前那个雨夜的凌晨4点，那辆超速行驶的失控的面包车从她背后重重撞来，猝不及防的致命撞击，玉碎当场，那摊血由殷红到深黑，最后被路面污浊的雨水一起带走。现场早已清理，而死亡的气息，却经久不散。
    在事故通报会上，我知道，这位清洁女工年仅38岁。两年前才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一道从马山县的一个小山村来城里打工，一家人租住在城中村。她托人帮找这份清扫工作（凌晨4点到8点清扫，下午再保洁2、3个小时），是赚钱养家，也是为了方便白天照顾孩子上学。谁料两年之后，竟遭遇厄运，车祸身亡。追责。赔偿。抚恤。安置。没有什么能够填平这个家庭悲伤的黑洞，她的葬礼在村庄，在大石围深处，在城市的目光之外。与世永诀，亡魂已往，留下的是两个孩子不可预知的未来，和一个男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忘记的悲痛。案子已结，但这个雨季却是如此绵长，云层之上，苍穹遥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一束星光才能穿透悲怆，照亮他们的生活。
    雨声，从黑暗中传来：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嘀嗒嗒。那些聚积成珠的雨水，不断地从树梢、从高楼的房檐上掉下来，有的打在一些更低的叶片上，有的则直接坠落地面。来往的车辆不时辗过路面低处的积水，水花发出一阵哗哗的响声，它们奋力扬起又落下后，邕城之夜，再次回到那雨声嘀嗒的节奏中。

    2 .年关   
     
    小冬瓜敲门的声音不大，他父亲再按了一下门铃，我知道他父亲来找我们是为了搬家的事。上午我们通过电话，他的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有些慌乱，结结巴巴地告诉我单位要拆除对面的平房了，过年前一定要搬走。那间平房是院子里租金最便宜的房子，他们摆个小摊，另外打一份零工，一家三口在那里维持着住了两年。
    开门的时候，我才知道外面不仅下着雨，而且刮着强劲的冷风。南宁很少有这么刺骨的风，我也一直认为在南宁不会遭遇这样的寒冷，寒冷的刻骨记忆是在苦楚的乡村，在小时候的冰天雪地里，在那个缺衣少粮的年代。可现在，冷风沿着门缝飕飕地射了进来。它嘶叫着，像一头猛兽，尖牙嵌进我的骨头里，刺痛的感觉袭来，我赶紧将小冬瓜拉进屋子里。他父亲关门时，被风力顺势狠狠地推了一把，铁门发出巨大的响声，房子有些震荡，电视画面扭了一下，最后把里门关紧，才听不到那嘶鸣的风声。
    进了屋的小冬瓜笑逐颜开，伸出手臂扑向他姨父——我的丈夫，他要人怜爱，要抱，他的笑容灿烂而温暖，但他叫人的时候总是那么忸怩。丈夫一边喃“小冬瓜来喽！”一边抱他去擦洗小脸。他刚满三岁，一个天生的小吃侠，胖嘟嘟的，菜市场里的小商贩们就给他起了“冬瓜”这个小花名。他常常是一脸脏兮兮的，表哥给他的干净衣服没多久就满是污渍，为此，我在他母亲前面变成一个琐碎的妇人，甚至嘟囔她怎么连个衣服都洗不干净，包括她自己的仪表，也不少被我数落，但她总是说忙不过来，然后就转过身称东西去了。
    小冬瓜吃着表哥递给他的果冻布丁。他自己用力扯开那张压膜封口，噘起小嘴先咻咻两声唆干上面那层糖水，再一小口、一小口地把果冻叨进嘴里，然后鼓起小腮帮，让果冻在口中滚动几下，方才咕噜吞下去。每吞下一口，他便张开嘴巴美滋滋地“哈”一声。每只果冻他都如此吃法，他依偎着父亲，尽情享受那满嘴的甜蜜。他父亲，身材矮小，单薄。妹也是小个子，按理说在身材上我们不该挑剔他，但看到他常为生计茫然无措的样子，这多少让我幻想他能有一付强壮的身板，原来的石刻手艺来到南宁后丝毫用不上，如果体力好些的话，生活也不至于这样难了，但这毕竟只是我的幻想。尽管如此，这两年他一直很努力，自己白天干一份收运的苦力活，晚上收工后，再接过妹的水果摊子，一直摆到深夜。只是三十多岁的年纪了，不知是没有主见还是出于尊重，大事小事总来和我们说，问个主意。
    他这次来，是想让我们帮他问问院子里还有没有小房子出租，并帮讲个便宜的价钱。说话的时候，他使劲在表情里堆砌笑容，但始终掩饰不住黯淡的神色，一股苦涩的味道从满是拉茬胡子的脸上涌出来。他结巴得更厉害了，双手一会放在膝上，一会抱在胸前，一会帮儿子拿着玩具，他在期待我们的答复，有点不知所措地。我知道他心里很不安，也很难过。这种不安来自对生活的恐慌和担心，难过是因为他父亲的去世，而我们的安慰和应承只能给他暂时的镇定。暂时的，却也是有效的。
    那天，从贵州奔丧回来不到两个月，他们一家搬进了院子里临街的那栋大板楼，房子只有 30多个平方，但租金最终还是比原来的贵了一百元。
    那排平房的最后一盏灯在雨夜中熄灭，破败的气息从里而外，迅速蔓延。屋檐上失去杂物牵挂的蜘蛛网，开始一串接一串地往下坠落，在那片寂黑和潮湿中，一切事物都变得如此不安。我开始忧心忡忡，妹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梦想，会不会像那间将要拆除的已然空荡荡的房子一样，最终成为一堆废墟？
    年关来临，我和兄弟回农村老家，三妹一家却留在那间狭窄的小租屋里。冬雨泥泞，我们各自过年。
    我返回南宁那天，已是正月初五。年过了，几个昼夜来回，是件容易的事，也是件艰难的事。
    妹从菜市里出来，小冬瓜在她的背上睡着很香，厚重的衣服连同背带，合成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她弱小的身上，娘儿俩捆绑在一起，在人流中吃力地挪动。刚横过马路，见到我，他们停了下来。妹尽量把声音放得平静些，告诉我小冬瓜的父亲在除夕的前一天接到辞退通知书，并照说了公司方面的理由，过年这几天，他们一起守着摊子，这会儿小冬瓜的父亲正补货去了。这个始料未及的消息让我觉得浑身虚脱，新年的问候变得苍白无力。也是除夕的前一天，我把妹给家里过年的一百元交到母亲手里的时候，母亲只说了一句：唉，可怜阿三生活难啊！我说，这是她执意要给家里的，收下吧。
    又下雨，这里一直不停地下雨，从天棚上滴下来，从妹的伞沿滴下来，菜市场到处是水。回乡的路不好走，这里的路也不好走，脚踩下去，水溅起来，裹在我鞋子上的烂泥巴一点点地脱落，掉在地面上，黄色的土，在雨水中瘫软下去，一塌糊涂。小冬瓜没有被我和他母亲说话的声音吵醒，听不到他母亲跟我说：下学期暂时不让小冬瓜上幼儿园了。他还在熟睡。
    上班的第一件事，我们去拿了小冬瓜父亲的体检表，检查结果是右上叶肺结核——这才是被辞工的真实原因。不需要再询问别的，接下来就是要去复检和治病，时间至少半年。
    妹继续在雨中守着果摊，小冬瓜仍旧背在母亲的背上。他已经睡醒了，小嘴咿呀，反复唱着几句稚气的儿歌，看到我，小声地喊了声姨妈。我先用力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然后结结实实地应了一声，我尽量让视线更清晰一些，让声音更可靠一点。妹却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告诉我小冬瓜的父亲去四医院去了，然后听我说话，不时叹口气或点个头。那些柑橘、橙子、青枣挤一起，在摊子上相互支撑着。一个人来问价钱，妹赶紧撇下我，去取塑料袋子。价钱降了两次，最后，那只塑料袋还是被揉成一团放回了篮子里。
    风一阵阵地向湿漉漉的暮色里卷去，街灯陆续亮了。光线从远处射过来，失血一样的白，照着妹的水果摊，也照着她满脸的倦容。我们继续说话。妹不时整理那些柑桔、橙子和青枣。妹整理它们，就像整理自己的心情，试图把它们放得整齐一些，再整齐一些，砌得高一点，再高一点，面对路过的人，表面上，他们不能散乱，不能。尽管背上的小冬瓜让她很吃力，尽管进出菜市的人仍然很少，尽管它们仍会力不从心的往下滑。
     而雨，则豆子一样继续打在遮阳伞上，伞布微微颤动，并不断发出嘭嘭嗒嗒的声音。那些声音沉闷、密集、无序，半点停下来的意思都没有。


    3．屋子外面的火
   
    烟雨飘飞，犹若一张千层大网，把邕城的上空罩得严严实实的，天色，总在黄昏那个时间到来之前，早早地暗了下去。吃过晚饭，我照例坐到了窗边的沙发上，习惯地通过窗口往楼下观望。
    一个女人的世界在窗口涌现。我不怀疑，这满天绵密的雨，其实只是上苍的一滴眼泪，里面盛装尘世悲喜交集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在发声，每一个人都命运殊途。然而，生命之河如歌如诉，一再从源头出发，涟漪斑斓变幻莫测，浪花随波逐流一路跳跃，在这个编号47的老院子，半个世纪的光阴，时间流走许多人，淌走许多事，而那些存在记忆的，犹如河床沉淀的沙，它们安静于时间之上、窗口之外，却总是如此灼烫我的目光。
    现在，我目光触及的对面那间平房比平时早些有了响动，门口那炉火也已烧燃了，炉上架着一口黝黑的锑锅，平房的女主人正在煮饭。雨天的湿冷如同驱赶的响鞭，把往日围着石桌聊天的人们已撵的没了踪影，只有女人那辆破旧的三轮车湿漉漉地停在那儿，停在春寒的冷瑟中。车轮聚积的泥垢和锈迹，因为雨淋，淌了一地的黄褐色，并在水泥上留下冲刷不掉的顽固的浸渍。车里装着收回来的废品，它们被塑料布包裹严密，一份得之不易的收获，带来生活的莫大安慰，因而倍受保护。墙根下，那双白底蓝杠的球鞋依然晾在那儿，好几天都没有收回去，那少年奔跑的脚步声，亦因此而止于雨天。平房的外墙早已掉灰脱皮，老脸一样表情复杂，袒露沧桑，上面高低不一的几颗钩子，挂着她的常用物件：几只蛇皮袋，几条搓洗过的旧毛巾，一把参差不齐、了了草草地打了一个结的绳子。它们的背后，成为下雨天一群虫蚁的安身之所。此外，还有钩子上那只手提蓝——里面放着几支不同颜色的鞋油，一片腊块，两把刷子，还有海绵和布。这是她的另一项生计，以往天气好的时候，不时听到楼下带着孙子散步的老人用粤语问她：“得一点么？”“得一点。”她回答得很轻，很淡，那个友善的声音里，小心翼翼地装着那份薄薄的生活。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平时只是随孩子们一样叫她“阿姆”（伯母或姨娘之类的辈份）。在这个院子里，她是唯一在屋子外面生火做饭的女人——一个寡妇，看上去差不多六十岁的样子，那张被岁月风沙刮尽了青春的容颜，显得苍老，疲倦，暗淡无光。可那些人却告诉我，她其实只有四十多岁，儿子还在上中学，丈夫十多年前就病死了，死的时候只有五十多岁，她则刚刚三十出头。当年，她从那个偏远的村庄嫁出来，接受一桩年龄相距甚远的婚姻，本想远离寒苦，依靠丈夫在城里过上好日子，却没料到丈夫早早就撇下她娘儿俩走了。当时单位为了照顾她，招她做了临时工，负责打扫大院的卫生，她也没再嫁人。
    我刚来的头两年，天没亮，院子里就传来她扫地的声音，那一声一声和着呼吸节奏的声音，柔顺而厚实，常让孩子睡得更香更沉。那时，无论是谁乱扔了垃圾，她总是一边嘟囔，一边很快地收拾好，所以，这个院子每天都保持得干干净净。后来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无法继续照顾她这份工作，她才不再打扫院子里的卫生。记得刚被辞工的那阵子，她缄无一语，换了生计做了后来的行当后，仍然很少说话。
    工作没了，但她仍然居住在单位那间没有产权的平房里。为了节约开支，她每天都用捡回的柴火在门口煮饭、烧水，这样的雨天也不例外。
    火，在细雨中烧着，几截差不多燃尽的柴禾，不时掉到炉外，继而扬起一些火灰。那些带着微许火星的柴灰，先是借着热气向上飞冲，像一群勇士，可很快就被绵密的雨丝击中并挟裹，最后软下来黏在锅盖上，留下点点难以擦洗的黑色印子。每当炉堂里的火势小下去时，那女人便从屋里走出来，躬下身子推了一把柴，把火重新烧旺，接着打开锅盖用勺子料理一下。这样进出了几趟后，便听到她在屋里叫儿子吃饭了，门外的火炉则换上了一口锅，继续烧水。
    夜色涌至，那炉火在幽暗中变得浩大而汹涌，雨夜的黑幕被扯开了一个口子，那团耀眼的火光穿透细集的雨粒，照亮了那条幽深的城市长廊，渐渐地，那个走在长廊里的女人的身影有了金箔般的质感，并俞加坚硬起来。


约5700字
2014-5-14
重写
一并谢过兄弟姐妹的建议，重写此文并置换了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