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余家庄

　　
重返余家庄
　　
　　知青是一首歌，知青是一个梦，知青是我们这一代青年永久的记忆。
　　离开宾川农村，回到家乡的下关二中工作，已近三年了。相对舒适的城市生活，并没有冲淡我对农村艰苦生活的怀念。返回插队落户的余家庄，一直是萦绕在我心头的强烈愿望。
　　1974年4月，学校组织拉练，途经宾川时，在县城牛井休整一天。我高兴万分，决定借此难得的机会，回余家庄走一趟，了却多年的心愿。和我一起为拉练打前站的几个学生，听到这一消息，纷纷要求与我一同前往。于是我们一行十人，沿着熟悉的田间小道，在宾川坝子中穿行。野外清新的空气，四周绿油油的小麦、豆花，散发着迷人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在欢声笑语中，步行7公里，来到我期盼已久的余家庄。余家庄和我离开时没有多大变化，村民们对我热情依旧。见我们到来，男女老少一齐围了上来，像见到久别的亲人，嘘寒问暖，分外亲热。我带来的两包烟，很快就发完了。在旁的学生，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他们想不到，一个小小的知青，竟会受到村民如此热情的欢迎。
　　我们来到当年集体户的住所。这是全村最大的四合院，南方的一方房子。楼上一大间，楼下两小间，外加一个厨房。楼上7个女同学住，并兼做仓库。楼下靠里的一间，不到十平方米，4个男生住。外面一间是我们的饭厅、客厅和公共活动场所。院心是我们合煤饼，晾晒衣物，为村民理发的地方。院外的空地上有我们自己修建的厕所和猪圈。看着这熟悉得令人心悸的一切，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难忘的岁月，回忆起发生在这里的一点一滴。
　　男生住的房间，原来只有一个巴掌大的窗户，隔墙摇摇欲坠。是我们自己动手，开出了明亮的窗户，重砌了位置合理的隔墙。四张床沿墙摆放，中间只有不足两平方米的空间。各人的物品都只能放在床下。现在看来是何等简陋拥挤，但当时，它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温馨的栖息之地。
　　外间是我们活动最多的地方，遇到不开会的夜晚，我们常聚集在这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边做家务，边愉快地谈天说笑。
　　外间的门平时立着为我们看家护院，吃饭时则躺下，为我们摆汤上菜，身兼数职，无怨无悔。
　　厨房的灶是我们自己砌的，既可以烧煤饼，又可以烧煤球，在村中独具一格。
　　院外的厕所也是自己建造的，而且男女分开，在余家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旁边同样是自己建造的猪圈，为我们养出了一头肥猪，在油水奇缺的年代，补充了适当的营养。杀猪那天，像一个盛大的节日，许多知青前来祝贺，大家放开肚皮，饱餐一顿，一头猪当天就吃掉了四分之一。
　　那房顶上留有我数不清的脚印。1969年9月，大批知青回家过中秋节，集体户只留下我和一个女同学。这时，队上突然分来上千斤红薯。红薯摆不住，不及时处理就会烂掉。只得由我从井中挑水，把红薯洗净，由她切成片后，我再一桶桶拎着，艰难地爬到房顶上去晾晒，才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当时真是“瞎子不怕老虎”，根本不知道怕。现在看着高高的房顶，几近腐朽的瓦片，突然想到，如果当时稍有不慎，失足落下，不死也要残废，实在有些后怕。
　　余家庄位于力角和东风两个公社的交界处，知青往来，常经过我们这里。只要是知青，不论相识与否，都受到热情的接待。不仅吃饱喝足，睡得好，晚上还要开一个小小的晚会。大家尽情唱歌、跳舞、弹琴、讲故事、说笑话，小小的房间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朝气蓬勃，苦中作乐是知青生活的一大特点。如今，那欢乐的歌声似乎还在耳边缭绕。
　　同学们边看，边听我的介绍，这些普通的房屋，这些破旧东西，在我的讲述中，便充满了生气，放射出不同寻常的光芒，令人回味无穷。
　　知青全部离开这里，已近三年了，那方房屋还完整地保留着，里面的一切原封不动，好象期待着我们重新归来。这饱含着村民们对我们的深情厚谊，使我深为感动。我们集体户的11名知青，在农村三年，积极参加劳动和各项活动，闲时还为农民理发，表演文艺节目，与村民打成一片。即使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从不做那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因此，赢得了村民的尊重和喜爱。
　　集体户的西方是生产队副队长，我曾经的房东——袁鹏的家。在集体户成立之前，我吃住都在他家。这是一个淳朴憨厚的中年人，当年生活很困难。我在他家，每顿吃的是“三色饭”，即第一层是红色的红薯面，第二层是黄色的苞谷面，第三层才是白色的大米饭。菜，大多是用又黑又稠的棉花籽油炒的带壳的蚕豆。有段时间，每天要出三次工，但只吃两顿饭。即每天下午三点多吃过午饭后，再出工干到晚上八点半，然后一直饿到第二天九点，出完早工后，才能吃早饭。夜间，饿得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袁鹏知道后，瞒着妻儿，晚上偷偷给我做饭吃，才使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此番相见，他十分高兴，忙着端茶递烟，还要留我们吃饭，考虑到他家的经济情况，加上来了这么多人，我委婉地谢绝了。
　　沿着当年布满了我们脚印的村中主干道，我们走到晒场边。晒场是生产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间是青石板铺就的打场，四周是文化室、保管室和临时仓库。只有20多平方米的文化室内，放着十多条由三条腿支撑的板凳，队上的会议、学习班、文艺活动大多在这里进行。我们第一天进余家庄，就在这里举行了欢迎知青的大会，会上，我代表知青讲了话，获得了热烈掌声。从此，开会时队长常让我讲讲国际国内形势，各种见闻和知识。我参加州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归来，也是在这里传达会议精神。我们知青还在这里进行过文艺演出，我和村民演的双簧《尼克松的就职演说》，看得大家兴趣盎然，掌声不断。可惜他们搞不懂什么“尼克松的就职演说”，把他说成了“尼克松的舅子演说”，让人啼笑皆非。现在房屋依旧，却人事已非了。
　　打场又大又平，每季庄稼收来之后，都要在这里翻打晾晒，然后收整入库。晚上派专人看守，每晚两个半工分，按当时每十个工分5角计，约1角2分5。为了得到这点工分，我曾在打场睡了一个多月。每天天刚黑，就抱着行李，走进空无一人的大打场，在中央铺上一块蔑巴，展开被褥，连满天的星星也懒得一顾，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醒来，头发、被子全被露水打湿。却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一天夜间，大雨突降，我在睡梦中被淋醒，衣服被子全被淋湿，又不敢走开，只得躲进文化室烤火取暖，一直坚持到天亮，几乎大病一场。同学们听到这些，简直不敢相信，我怎么这样大胆！一个人晚上在这空旷的地方，居然还睡得着。如果来了坏人，一棍子打死怎么办？
　　晒场的门口，有一台磅称，除了称出入的庄稼外，凡需要过称的东西，都要经过它。往地里施肥，各家提供的牛屎马粪要过称。先称人，再挑着担子站上去称，由此知道每挑肥的重量。我一开始每次只能挑七、八十斤，渐渐能挑到一百多斤。心高气傲的我不甘落人后，拼命加重，一次终于挑到134斤，破了全队的最高记录。我洋洋得意，想不到我一个瘦弱的书生，经过短短两三个月，竟成了全队第一号强劳力。但我的得意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一天，我无意中发现，一个不起眼的小媳妇，往她家自留地送肥时，挑的比我的最高记录多得多。一个农民悄悄告诉我：“现在稿大寨式评工计分，干多干少都一样，哪个愿意拼命出力，差不多就得了。如果做自家活或者搞定额，挑个两百多斤，一点事都没有。”我才明白自己是夜郎自大，其实连个妇女也比不上。同学们听到这里，一个个不由得哈哈大笑。
　　余家庄是宾川最美丽的村庄之一。两个明境似的水塘，分卧在南北两端，村中绿树环绕，清泉遍布，这些清泉，来自村中的一个个龙潭。这清清的泉水，滋养了这里的庄稼，也滋养了这里的人们，生产队长刘朝汉家，就坐落在一个龙潭边。
　　刘朝汉是我在宾川农村中最敬佩的人之一。他比我大12岁，精明能干，不论什么庄稼活，样样是能手。他只是小学毕业，但讲起话来，头头是道，条理分明。安排农活，简明扼要，周到合理。他在村中威信很高，一言九鼎。对当时农村中搞的阶级斗争，他很不以为然。采取各种办法，巧妙应付。我们刚到农村不久，兴起“二次土改”，即将地富分子在解放后，自己靠劳动建起的房屋，重新拿来分配。一些队干部为了从中谋利，干得十分积极。而刘队长则装模作样地带领几个知青和队干部，到地富家的房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了一番，就按兵不动了。结果，别的地方为“二次土改”闹得一蹋糊涂的时候，本队却风平浪静。所以队上的“四类分子”比其他地方“幸福”得多，除了不得不做做样子的每周一次“训话”外，什么打骂批斗，出义务工，根本见不到。农村生活枯燥，“吹烂壳子”（黄色段子）十分普遍，在我们队却基本绝迹，至少不敢公开讲，这完全得益于刘朝汉的坚决抵制。他对我们知青关爱有加，生产上、生活上、思想上给了许多帮助，几乎是有求必应。我和他很谈得来，成了知心的朋友。
　　见我们到来，他二话不说，立刻吩咐妻子做饭，然后拿出许多水果、瓜子和当地特产的红薯干招待我们。他妻子手脚麻利，不一会，十多人的饭就做好了，除白米饭外，有鸡蛋炒韭菜，白菜豆腐汤，腌菜炒肉等，特别是那块肥得流油的腊肉，馋得我们口水直流。这是当时农村待客最上等的佳肴。大家都饿了，见我和他关系这么好，就毫不客气，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把满桌的饭菜一扫而光。
　　饭后，我们来到村北的水塘边，这里留有我太多的记忆。每天，出工的钟声响起，人们就带着各种各样的农具，到这里集中。然后举着红旗，扛着语录牌，兜里还揣着小红本（毛主席语录），按队长头晚的安排，开始一天的辛勤劳作。春节来临，各家各户到潭边杀猪宰羊，使这里充满了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水塘不仅提供了灌溉的水源，而且是我们洗脸、洗脚、洗衣服和游泳的好去处。夏日的宾川，酷热难当，跃入清凉的水中，畅快地翻腾嘻戏，对于艰辛劳动归来的我们，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中秋之夜，各地的知青同伴相聚在塘边，虽然买不起月饼，但香喷喷的煮花生、煮黄豆，仍然吃得津津有味。抽着八分钱一包的等外烟，喝着龙潭中舀出的清泉，仰望着空中皎洁的明月，俯视着眼前的一湾秋水，我们唱歌跳舞，演样板戏，说笑话，讲故事，弹三弦、吹口琴。欢天喜地，其乐融融。那晚从力角赶来的小光和小金，是学校有名的才子、才女，他们的出色表演，更使晚会熠熠生辉。（小光现在一位大名鼎鼎的作家）
　　水塘的下方，有一个龙潭，龙潭边的一块菜地，曾是我们的自留地。队长把这块肥美而易于浇灌的土地，分给我们，可见其对知青的关爱之情。可惜我们只会按队长的分配，埋头苦干，对自家的自留地，根本不会经营，种出的菜比旁边的菜地差了许多，搞得当农民了，还要去买菜吃，有时甚至去要菜吃。其实，这也不奇怪，前苏联集体农庄解体，许多分到土地的庄员不会种庄稼，和我们是同一个道理。
　　从菜地再往下走，是流经全县，注入金沙江的桑园河。1969年三月，乍暖还寒，我和赶马的老黎一起，到河对岸驮沙子。每天过河十几趟，我娇嫩的脚，在凉水的反复浸泡下，开出了无数细小的口子。每到过河，疼得我呲牙咧嘴，浑身打颤。老倪见状，让我骑马过河，返回时，宁可少拉点沙，也让我骑马回来。全部马匹由他一人来赶。使我十分感动，待天气转暖，伤口稍好，仍坚持下河，直到驮沙结束。
　　从水塘往北，是一大片棉花地。种棉花是一项艰苦复杂的农活，挖田、打土垡、播种、施肥、打枝抹芽，喷药杀虫……，稍有不慎，便产量大减，甚至前功尽弃。盛夏时节，我分去喷药，开始还顺利，可有一天，为了尽快完成任务，竟冒着烈日喷药，结果害虫被杀死了，我也中毒了，躺在床上，头昏脑胀，冷汗直冒。队长闻迅赶来，很快找来医生，给我服药解毒，要我安心休息。病好后，他详细给我讲解了喷药的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我感到十分惭愧，自己是一个有点知识的人，竟干出了违背科学规律的蠢事，反而让文化不高的农民给我讲科学。看来知青到农村需要虚心向农民学习，绝不可自认为有点知识而狂妄自大。
　　同学们没有想到，面对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水塘，我竟讲出许多有趣的往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这批学生，毕业以后，唯一的去向就是下农村当知青。因此对知青和农村的事特别感兴趣。
　　返程的路上，大家兴奋不已，议论纷纷。感到此行很值得。大家亲身感受到了知青在农村的生活，了解知青与当地农民的关系和情感。同学们对我和农民的关系这么好，惊异万分。我告诉他们，：“只要你真心对待农民，就一定能得到更多真诚的回报。”原来，许多人对下农村心怀恐惧，对未来十分担忧。经此一游，知道知青生活有苦有甜，只要认真努力，踏实肯干，完全可以适应农村的生活，并得到锻炼，健康成长。知青和农民可以和睦相处，甚至成为朋友，大家感到信心倍增，心中踏实了不少。
　　欢歌笑语再次撒在返程的路上。不知不觉，在晚霞满天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县城。
　　时光像水一样流逝，转眼之间，已经到了1995年，离我上次返回余家庄已有21年了。我也从大学毕业，在大理师范工作了13年。多年来，我一直怀念着那段难忘的知青生活，思念着我插队落户的余家庄。机会终于来了，学校决定，让我带师范学生，到宾川进行教育实习。于是，在一个星期天，我买了些礼品，骑上自行车，沿着大道，直奔余家庄。
　　远远望去，我立即感觉到余家庄变了，变得我几乎认不出来了。村庄比原来扩大了好几倍，周围环绕的绿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接一个的砖瓦窑。烟雾在空中缭绕，弥漫了整个村庄。走进村去，我竟然找不到昔日熟悉的道路，见不到熟悉的面孔。
　　　
　　走到村中心，在一个新建的小卖部前，我终于见到了一个熟识的身影，老队长刘朝汉。这里难道就是他家，但怎么不见那美丽的龙潭？相视片刻，刘朝汉认出了我，两人一阵惊喜。互相寒暄之后，我急切地问起村中的情况。刘队长告诉我：这些年政策变了，人心也变了，大家都想方设法地赚钱，什么赚钱就干什么。村里的土地粘性高，适合做砖瓦，于是基本上不种地了，家家建起了砖瓦窑。收入不错，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余家庄已经成为宾川最富裕的村庄之一。好些家，本人只做管理销售，干活雇用外地人。现在的余家庄住有五、六十个四川、贵州人的工人。提起昔日的往事，老队长感慨地说：“那些年，不知咋个想的，会有那么大的干劲，早知这样，何必……”我问他：“你搬家了吗？”他感到有些奇怪，说：“没有呀！”我问：“那你家门前的龙潭呢？”他笑了，说：“就在你眼前。”我感到一阵悲凉，原来龙潭已经干涸，他把龙潭填了，在旁边建起了这个小卖部！我把带来的礼品拿给他，他妻子接过来，马上分类摆到货架上，用来出售。显然，在老队长的身上少了些当年的激情和信念，多了些商人的精明。面对这种变化，我认为是正常的，时代变了，人的观念也会随之改变。 　　从老队长那里出来，我找到了那条村中原来的主干道，这是目前我在余家庄唯一熟识的道路。我走到晒场，昔日宽广的晒场，已被各家各户分割得支离破碎，文化室、保管室早被拆除，建成了住房，当年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已荡然无存。 　　沿着这条路，我来到了集体户所在的四合院。可四合院早已改变了摸样，当年知青生活的痕迹消失得无影无踪。集体户住所的“尸骨”旁建起了我昔日的房东，袁鹏家的新房。袁鹏见到我，感到突然而惊喜，忙把我迎进新房中。新房大而气派，装修得象模象样。我万万想不到，原来贫困的袁鹏，生活竟有这样大的变化。他那昔日流着鼻涕，脏兮兮的小女儿，成了一个俊俏的年轻少妇。那个其貌不扬，外号叫“猪八戒”，常受人欺负的儿子小瑞林，成了一个复员军人。办事干练、有魄力，讲起话来，头头是道。颇有点当年刘朝汉的风范。正是他，率先建起了砖瓦窑，彻底改变了家中的贫困面貌，并带动全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看到这些，我不得不承认：“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在刘朝汉的引导下，我拜访了几家昔日的伙伴。他们大多搬了新家，如果不是刘朝汉领着，根本找不到。他们一家比一家漂亮、宽敞，家中冰箱、彩电、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摩托车比比皆是，有的家还买了汽车。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伙伴，不少人成了爷爷奶奶，早已不参加劳动，在家抱孙子了，怪不得我在路上见不到熟人。大家见面，一个个争相拉我去家里吃饭，但刘朝汉坚决不干，说：“谁也别争，小袁今天的饭我包了。”但我几次来都在他家吃饭，实在不好意思，便婉言谢绝了。 　　独自来到赶马的老黎家，他很高兴，这么多年了，我还想得起来看他！我提起当年拉沙骑马过河的事，他记得情清楚楚。问到他的女儿小定儿，他神色黯然地说：“她走了。”想不到他女儿，年纪轻轻，竟已过世，在交谈中才知道，当年我们在一起劳动、玩耍的许多人，包括民兵排长、贫协主席等人都已离世。我们11个知青之一的小陶，也因胃癌离开了我们。我在余家庄三年，没有死过一个人，现在却有那么多人阴阳两隔。不禁深为感叹。 　　在军头（夏如平）家吃过午饭，我来到曾留下许多美好记忆的水塘边。可昔日满满的水塘已经见底，只剩下塘底一小片可怜的死水，还在苟延残喘，显示出一种无奈和悲哀。水面塘四周建起了一排排工棚，那是外省打工人员的宿舍。水塘边我们曾用来浇菜地的龙潭已近干涸，将与刘朝汉家门前的龙潭一样，面临着被填平的命运。
　
　　水塘北边的原来又宽又平的棉田，变成了一个大坑，里面的泥土已经变成了砖瓦，源源不断地转运到各个建筑工地，砌成了千家万户的房屋。
　　告别众人，骑车返城。望着烟雾缭绕的村庄和接连不断的砖瓦窑，看着庄内一座座新建的楼房，想到消失的水塘、绿树，干涸或被填的龙潭，还有变为大坑的良田，我的心情特别复杂。如果说，上一次余家庄给我的感受是“不变”的话，这一次给我的感受就是“变”，余家庄从宾川最美丽的村庄，变成了最富有的村庄，不知是喜是忧。人们思想的转变，千方百计发家致富无疑是正确的，但金钱万能则是不可取的。我为余家庄人民生活的巨变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又为其生态的恶化感到担忧，这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能否持续，是否值得。如果不这样，又该怎么办呢？
　　光阴荏苒，时光来到了2010年，距上次到余家庄又过15年，我也两鬓微白，退休三年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心系余家庄，关心着它的变化，关注着它的信息。我听说，余家庄已经改变了它的经济发展方向，由烧砖瓦改为搞运输，成了知名的运输专业村，村里的环境也有很大改善。于是，一个愿望在我的心头越来越强烈，那就是——再到余家庄看看。
　　这一天，终于成行了，我乘坐同事阿杜的小车，从下关出发，沿着宽广平坦的公路，向余家庄驶去。临近村庄，一座崭新的小镇扑入我的眼帘。难道这就是余家庄？我有些不敢相信，它与我上次所见的有天壤之别。
　　砖瓦窑消失得无影无踪，漫天的烟雾，自然也随之散去。绿树重新环绕了村庄，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
　　驶进村中，原来杂乱无章的房屋身披漂亮的磁砖，排列整齐。道路笔直平坦，行人稀少，只有一辆辆汽车、小车开进开出。我们的小车显得毫不起眼，行人不屑一顾。
　　下车步行，来到刘朝汉家，他家的小卖部已经搬迁，变成了一个大超市。小卖部下的龙潭被重新挖开，又流出了清清的泉水。
　　那条我唯一熟悉的原村中主干道，变成了宽敞平整的水泥路面。村中所有的道路全是水泥铺成，葱绿的大树整齐地排列在路的两边，清清的泉水沿路边缓缓流淌。
　　曾经支离破碎的晒场上建起一座高楼，门上写着“余家庄运输集团公司”几个大字。这是由全体村民投资组建的公司。公司的董事长，就是袁鹏的儿子小瑞林，刘朝汉的儿子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他们的职务刚好与他们的父辈调了个个。
　　水塘上的工棚早已拆除，建成了一个标准的游泳池，池水清澈，周围设施齐全。一些男女老少在这里欢快地游泳嘻戏。
　　旁边已近干涸的龙潭重新焕发出了青春，水量比原来还大。以此为中心，建成了一个小花园。园中林木葱茏，百花争艳。我们原先的自留地，被几块巨大的青石板，围出一个清澈见底的水池。与周围各种形状各异的奇石一起，组成了一个美妙的盆景。泉水在奇石间欢快地流过，注入桑园河。一条披满鲜花的长廊，把花园和游泳池紧紧连接在一起，使二者成为村民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稍感遗憾的是在这众多欢乐的人群中，我竟寻不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个大土坑，被巧妙地改建成了一个地下停车场，上百辆汽车整整齐齐地停放在那里。显示了余家庄运输集团公司的雄厚实力。
　　看到这一切，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闭上眼睛，由衷的感叹：“太好了。”当我睁开眼睛，却发现我竟然躺在床上，原来是南柯一梦。我再也坐不住了，当即决定，立马出发，重返余家庄。
　　

余家庄及11名知青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3-5-17 15:0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