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待诏”

　　我家乡称剃头匠为“待诏”。
　　中国人的头发与发式，曾经历过血风腥雨的考验！清兵初入关时，曾下“剃发令”，将汉人束发为髻改为剃发留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剃头担下乡，得有军士随同监督，担子一头挂着明晃晃的钢刀，不肯剃发就立即砍头。因此，前明的那些遗老遗少们，对剃头匠总是恨得牙痒痒。
　　这是前朝往事，原本跟我没多大关系。但身为男人，总得剃头理发，我少时极怕剃头，由怕转恨，因此，我也恨极了那个姓金的“待诏”。如今人到中年，还是怕上理发店，或许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
　　中国传世名画《昭陵六骏图》上，乾隆御笔题诗的起句：“宋家王室金待诏，独出艺苑称精妙。”不过此金“待诏”，绝非彼“金待诏”，只是他碰巧姓金。
　　“待诏”这个称谓似乎大有来头，透着高居庙堂的尊贵，甚至跟皇家沾边。但后来知道，这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装腔作势。自宋朝开始，我国的民间不少地方就称理发匠为“待诏”，正如卖茶水的被成为“茶博士”一样，只是取其随时待命而被召唤而已，字面上的尊贵只是噱头。非但如此，在我家乡旧时风俗里，但凡红白事宴席，“待诏”是不给上坐的，就像宴席的菜品不能上狗肉一样。是鄙夷，是藐视，还是嘲讽，不得而知，或许这是对他们祖上在清初那点事的惩处吧？这叫殃及子孙后代。
　　所以，金“待诏”一直很自卑。
　　金“待诏”师承家传，据说我的“胎头”（出生后第一次剃头）就是他父亲——老金“待诏”剃的，爷爷还给过他一个不菲的红包。
　　小金“待诏”当时约莫三十五六岁，跟我父亲年龄相仿，但看上去要大得多。清瘦，微黑，个子不高。就这身高的缺陷，让他吃了不少苦头。遇到高个子剃头，人家坐着，他站着，还得踮着脚，脚踮酸了，手便跟着发抖，生生拔下顾客的头发，挨过不少臭骂。挨骂后，唯唯诺诺，愈加猥琐。
　　他还有点口齿不清。有一次大队派民兵在村口突击检查村民背诵语录情况，恰巧逮住了他。急得脸红脖子粗，半天也没蹦出一个字，被当做后进典型，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以儆效尤。我们这群孩子在后面跟着，起着哄，还朝他身上扔小石子，巴不得他天天游街，我们好逃过剃头之灾。
　　金“待诏”下乡，在孩子们眼里无疑鬼子进村，倒不是怕他，而是怕家长，不少小伙伴都是被父母亲用“毛竹丫子”抽上板凳的，低着头，流着泪，引颈就“剃”。他哪是剃头发啊，简直就是拔。他那把从宣统年间祖上传下来的手推剪，就没有哪一次磨利落过，每一剪子下去，都要夹着几根头发，被连根拔起。而后便是孩子们的哭嚎，当然，这里边有夸张的成分，为的是博得大人们的同情而对金“待诏”厉声苛责。金“待诏”总是在人们的骂声中，更加小心翼翼，更加局促不安，更加羞愧难当。
　　关于这个行当，现在，大一点的叫“美容美发中心”，稍小一点的叫“理发店”，都有着富丽堂皇的店面。当时，镇上也有开店面剃头的“待诏铺”，做的是等客上门的买卖，一把大铁椅，能转能躺，吱吱作响。
　　金“待诏”只能算是一个“剃乡头”的，没有店面，也没有铁转椅。下乡时，胳肢窝夹一个小木盒子，用一条脏兮兮的围布包裹着，盒子里是剃头工具。替谁剃头，就端谁家一条木板凳，自备脸盆，毛巾，冷热水。冬天就在人家的火塘边，夏天找一个树荫处。因陋就简，把活儿就干了。
　　金“待诏”也不一无是处，村里那些剃光头的老人们就喜欢他，尽管手推剪没磨好（这要送到县城里用专业工具磨），但他自己磨的那把剃须刀，却着实锋利，银光飞舞，“噌噌”只几下，刚冒出毛茬的脑袋，就变得锃明瓦亮了，泛着青光。更兼其手艺中外加采耳、剪鼻毛、刮胡子诸项，既不加价，又手法娴熟，深得老年人赞赏。尤其采耳（掏耳朵），简直是人生享乐的最高境界，挖、挑、捻、按，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把老人们侍弄得飘飘欲仙。
　　别人“剃乡头”，至多一月来一次，他是半月一次。来勤了，老人喜，孩子怨，他成了风箱中的老鼠。依然不气，不恼，见人满脸堆笑。
　　宋洪迈《夷坚志乙》卷十二《成都镊工》记：“政和初，成都有镊工，出行尘间，妻独居，一髯髻道人来求摘须毛，先与钱二百”。说的是宋朝理发的价钱，要按市值推算，应该不便宜。反正比金“待诏”高，我记事时，他是按人头收钱的，每人一年8毛，小孩减半。那时的一斤猪肉7毛3分。
　　前几日，从老家来了两个发小，酒足饭饱之后，来到宾馆旁的理发店，洗头修面。没采耳，更没劳烦理发师们动剪刀，事后我结帐，二百元，成都镊工的价钱。
　　出门后，我们谈起了老家当年的金“待诏”，不约而同，替他委屈。
　　2011-3-11于郑州宏瑞宾馆
　　 　　　　　　　　　　　　 [ 本帖最后由 天上云 于 2011-3-13 08:4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