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那些闪耀着流星光质的打口岁月
2021-12-30抒情散文薛林荣
那些闪耀着流星光质的打口岁月(约2200字)薛林荣十年前,我搞不清楚摇滚和朋克的区别,胖大海给我作了如下启蒙:拿起啤酒瓶砸到地上,那是摇滚;拿起啤酒瓶砸到自己的头上,那是朋克!原来如此。胖大海个头和我一般高,体重是我的三倍,他以和自己年龄不……
那些闪耀着流星光质的打口岁月
(约2200字)
薛林荣
十年前,我搞不清楚摇滚和朋克的区别,胖大海给我作了如下启蒙:拿起啤酒瓶砸到地上,那是摇滚;拿起啤酒瓶砸到自己的头上,那是朋克!
原来如此。
胖大海个头和我一般高,体重是我的三倍,他以和自己年龄不相称的肥胖昭示着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镙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共产主义一定会以平均体重为衡量标准尽早在一部分人中得到先期实现。胖大海的父亲是国学底子很深的教授,一年四季中山服,手指间腾起的烟雾都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味,不承想生了这个专门掘国学之墓的儿子——胖大海根本不理会父亲的衣钵,当父亲在书房练书法读归去来辞时,他在自己的房间摆弄音箱和效果器。他们相安无事。胖大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有了自己的乐队,在许多人还弄不明白摇滚究竟是音乐还是戏剧的时候,他已经将其做了到学术研究的深奥地步。
十年前,胖大海开着一家音像店,将布道音乐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就像《新青年》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自己的时代使命一样。胖大海曾想用音乐疗救社会弊疾,可是当一个女学生问肖斯塔科维奇是唱什么歌曲时,他放弃了这一打算——鲁迅也曾出于相似的原因而弃医从文。
我根本听不懂胖大海音箱中的噪音,它像一锅血肉模糊的烩菜,让人无端心慌。那时候,崔健、唐朝和黑豹正在翻云覆雨,既然大家都在听,则必有去听的道理,于是我也去听,那是和《水手》、《少年壮志不言愁》截然不同的东西。它的音乐文本、演奏方式和演奏手段,有一种让人近乎迷恋的说服力和亲和力。一个下午,我耗掉了三副电池,用单放机听了六遍《梦回唐朝》专辑,耳朵几乎为之塞听。
胖大海永远走在我前面,当我想和他讨论唐朝时,我发现他手中的磁带和唱片,清一色是英文封套,且无一例外地在每个卡带上打有一个槽口,像是战国年代烙在囚犯脸上的印花。
这是我见过的最早的打口带,印象中好像是音速青年(SonicYouth),或者是R·E·M.
从1996年到2003年,整整八年,打口带与我同在。
打口带,这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它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就像当年白求恩大夫不远万里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它给我们带来了异域陌生而让人灵魂飞升的声音,它抚慰了我们在听觉方面营养不良的文化饥渴症,是二十多年来影响中国青年的文化事件之一,它天然的地下情结所展现的代际特征,让我们与祖辈既呼应又隔离,既传承又分异。在我们不需要穿上燕尾服和长裙去听什么巴赫、德彪西的时候,打口带的声音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声音。
据说最初的打口带是以废弃塑料的名义从美国等地装箱打包,整吨整吨地发往东欧、拉美和东南亚的。在中国,这些洋垃圾被一张一张地卖出。此后的打口带是从境外走私进来的音像制品被海关查获后用机器打一个口作为标志,然后被通过各种手段拿到市场上流通。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汕头等地的渔民,他们连贝司有几根弦都不知道,却赚足了打口带的钱,成了十足的百万、亿万富翁。
打口带哺育了中国的摇滚一带,乐评人邱大立自谓打口带是他的“再生父母”,乐评人赫舫等人也不否认打口带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当整整一代人都在半遮半掩地向打口带作出朝圣的姿态时,我和胖大海深感小城资讯短缺,打口奇缺,于是在一个周末跳上火车去兰州淘带。
我们提着一扎啤酒上了火车——没见过这么上火车的——下车时已显三分醉态。兰州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可能没见过什么世面,一任我们大话扬天地冲出站台。我们直奔西北电子批发市场,那里有胖大海开音像店时踩好的点,他曾在此批发过大量的A级片。据说店主有特殊的打口带进货渠道,常常能得到“尖货”(顶极打口带)。果然店主很慷慨地承认了这一值得骄傲的事实,但他说,店里不敢存现货,怕被人抄走,要挑的话晚上去他家。
于是我买打口带的经历就好像瘾君子去买鸦片一样刺激。
晚上,月黑风高,几经波折,我们按图索骥,来到了一个没有路灯的社区。借着窗子中的亮光,等侯多时的店主明确无误地认出了胖大海的独特体型。店主领着我们在家属区拐了很多个弯,掉转了很多次方向(我有理由认为这是店主故意使然),最后终于在一个铁门前停下,店主敲门,两长三短,门开了,是店主的爱人,她的身后是小山一样堆积的一摞打口带!
那一刻,我的听觉被一瞬间淹没了,嗅觉却出奇地灵敏。我能闻到正宗的美国西海岸的潮湿海风,能闻到海洛因、骰子和性。我不知道是该马上扑过去挑选还是站在原地和店主寒暄,在两秒钟的意乱情迷后,我和胖大海选择了前者。其时我耳中没有一丝华丽的金属摇滚或迂回的爵士,这让我对号入座地挑选唱片显得极其困难。胖大海念出一个又一个英文名,判断出一类又一类音乐风格,我自愧不如。不过他也有出错的时候。当他说德国的“以泪洗面”是死亡金属时,一直在边上抱着胳膊不吱一声的的女主人淡淡地说,不,是歌特金属。我们被惊得差点晕倒,这个女人居然也懂摇滚!
我和胖大海以每张三元的超低价钱挑选了三十多张唱片,印象比较深的有:收音机头、音速青年、蝎子、鲍伯·迪伦、病态天使、食 人尸、约翰·列农、邦乔维和黑色安息日等。靠着这些唱片,我们度过了一个冬天。
越来越规范化的日常生活无法容纳太多的声音,我远离了打口带。我的打口带陈列在书橱中,我将它们的槽口醒目地排在外面,让它们提示我,曾经有一些闪耀着流星光质的声音带给我直率的激愤、纯朴的冲动和催人泪下的自悯情绪。我回忆着它们的声音,就像我一直这样看着它们的打口。
谨以此文纪念我1996-2003年的八年打口岁月。
(约2200字)
薛林荣
十年前,我搞不清楚摇滚和朋克的区别,胖大海给我作了如下启蒙:拿起啤酒瓶砸到地上,那是摇滚;拿起啤酒瓶砸到自己的头上,那是朋克!
原来如此。
胖大海个头和我一般高,体重是我的三倍,他以和自己年龄不相称的肥胖昭示着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镙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共产主义一定会以平均体重为衡量标准尽早在一部分人中得到先期实现。胖大海的父亲是国学底子很深的教授,一年四季中山服,手指间腾起的烟雾都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味,不承想生了这个专门掘国学之墓的儿子——胖大海根本不理会父亲的衣钵,当父亲在书房练书法读归去来辞时,他在自己的房间摆弄音箱和效果器。他们相安无事。胖大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有了自己的乐队,在许多人还弄不明白摇滚究竟是音乐还是戏剧的时候,他已经将其做了到学术研究的深奥地步。
十年前,胖大海开着一家音像店,将布道音乐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就像《新青年》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自己的时代使命一样。胖大海曾想用音乐疗救社会弊疾,可是当一个女学生问肖斯塔科维奇是唱什么歌曲时,他放弃了这一打算——鲁迅也曾出于相似的原因而弃医从文。
我根本听不懂胖大海音箱中的噪音,它像一锅血肉模糊的烩菜,让人无端心慌。那时候,崔健、唐朝和黑豹正在翻云覆雨,既然大家都在听,则必有去听的道理,于是我也去听,那是和《水手》、《少年壮志不言愁》截然不同的东西。它的音乐文本、演奏方式和演奏手段,有一种让人近乎迷恋的说服力和亲和力。一个下午,我耗掉了三副电池,用单放机听了六遍《梦回唐朝》专辑,耳朵几乎为之塞听。
胖大海永远走在我前面,当我想和他讨论唐朝时,我发现他手中的磁带和唱片,清一色是英文封套,且无一例外地在每个卡带上打有一个槽口,像是战国年代烙在囚犯脸上的印花。
这是我见过的最早的打口带,印象中好像是音速青年(SonicYouth),或者是R·E·M.
从1996年到2003年,整整八年,打口带与我同在。
打口带,这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它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就像当年白求恩大夫不远万里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它给我们带来了异域陌生而让人灵魂飞升的声音,它抚慰了我们在听觉方面营养不良的文化饥渴症,是二十多年来影响中国青年的文化事件之一,它天然的地下情结所展现的代际特征,让我们与祖辈既呼应又隔离,既传承又分异。在我们不需要穿上燕尾服和长裙去听什么巴赫、德彪西的时候,打口带的声音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声音。
据说最初的打口带是以废弃塑料的名义从美国等地装箱打包,整吨整吨地发往东欧、拉美和东南亚的。在中国,这些洋垃圾被一张一张地卖出。此后的打口带是从境外走私进来的音像制品被海关查获后用机器打一个口作为标志,然后被通过各种手段拿到市场上流通。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汕头等地的渔民,他们连贝司有几根弦都不知道,却赚足了打口带的钱,成了十足的百万、亿万富翁。
打口带哺育了中国的摇滚一带,乐评人邱大立自谓打口带是他的“再生父母”,乐评人赫舫等人也不否认打口带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当整整一代人都在半遮半掩地向打口带作出朝圣的姿态时,我和胖大海深感小城资讯短缺,打口奇缺,于是在一个周末跳上火车去兰州淘带。
我们提着一扎啤酒上了火车——没见过这么上火车的——下车时已显三分醉态。兰州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可能没见过什么世面,一任我们大话扬天地冲出站台。我们直奔西北电子批发市场,那里有胖大海开音像店时踩好的点,他曾在此批发过大量的A级片。据说店主有特殊的打口带进货渠道,常常能得到“尖货”(顶极打口带)。果然店主很慷慨地承认了这一值得骄傲的事实,但他说,店里不敢存现货,怕被人抄走,要挑的话晚上去他家。
于是我买打口带的经历就好像瘾君子去买鸦片一样刺激。
晚上,月黑风高,几经波折,我们按图索骥,来到了一个没有路灯的社区。借着窗子中的亮光,等侯多时的店主明确无误地认出了胖大海的独特体型。店主领着我们在家属区拐了很多个弯,掉转了很多次方向(我有理由认为这是店主故意使然),最后终于在一个铁门前停下,店主敲门,两长三短,门开了,是店主的爱人,她的身后是小山一样堆积的一摞打口带!
那一刻,我的听觉被一瞬间淹没了,嗅觉却出奇地灵敏。我能闻到正宗的美国西海岸的潮湿海风,能闻到海洛因、骰子和性。我不知道是该马上扑过去挑选还是站在原地和店主寒暄,在两秒钟的意乱情迷后,我和胖大海选择了前者。其时我耳中没有一丝华丽的金属摇滚或迂回的爵士,这让我对号入座地挑选唱片显得极其困难。胖大海念出一个又一个英文名,判断出一类又一类音乐风格,我自愧不如。不过他也有出错的时候。当他说德国的“以泪洗面”是死亡金属时,一直在边上抱着胳膊不吱一声的的女主人淡淡地说,不,是歌特金属。我们被惊得差点晕倒,这个女人居然也懂摇滚!
我和胖大海以每张三元的超低价钱挑选了三十多张唱片,印象比较深的有:收音机头、音速青年、蝎子、鲍伯·迪伦、病态天使、食 人尸、约翰·列农、邦乔维和黑色安息日等。靠着这些唱片,我们度过了一个冬天。
越来越规范化的日常生活无法容纳太多的声音,我远离了打口带。我的打口带陈列在书橱中,我将它们的槽口醒目地排在外面,让它们提示我,曾经有一些闪耀着流星光质的声音带给我直率的激愤、纯朴的冲动和催人泪下的自悯情绪。我回忆着它们的声音,就像我一直这样看着它们的打口。
谨以此文纪念我1996-2003年的八年打口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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