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月明星稀的夜晚，我常漫步于庭院，看着天上明亮的月儿，就不禁想，它可会照在遥居故乡的老母身上？这人世间，最疼爱我的是老母，而老母也是我最放不下心的人！她为儿女操劳一生，非但没享受到几天清福，反而在晚年屡遭厄运、病魔。母亲的不幸，成了我心中永远的伤痛。
　　母亲出生在解放前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就饱尝了饥寒交迫的滋味。母亲也没读过书，只参加过解放后的扫盲班，才认得几个汉字。 　　新中国成立的第七年，母亲十七岁，就嫁给家庭极度贫困的父亲，尔后，他们从祖父手里获得一间窄小的土墙房子，就开始了白手起家的艰辛生活。 　　母亲生下我们三兄妹后，家里更穷困，她也更劳累。那时，父亲在遥远的一个煤矿上班，母亲则在老家务农，还要艰辛地抚育我们三兄妹。清晨，天没亮，母亲就起床了，忙着煮饭、煮猪食、喂猪。然后，母亲在厨房里一边吃着包谷稀饭，一边大声喊我们兄妹快起床来吃饭，好去上学。忙完了这一切，母亲才背上背篓，去地里干农活。一直干到下午两三点，母亲才回家吃中午饭。到了晚上，我们兄妹在煤油灯下埋头做作业，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就陪在我们身边，神情专注地用针线纳鞋底。当时，我们一家五个人所穿的布鞋都是母亲做的。作业做完了，我们会给母亲揉揉肩、捶捶背。母亲就用粗糙的手轻轻地抚摸我们的头，笑盈盈地，说，你们兄妹可要好好读书，妈妈老来还指望享你们的福哟！ 　　母亲在劳累生活之余，乐于帮助乡邻。村子里，谁家小孩的头发长了，母亲就为其剪发；谁家有红白喜事，母亲就帮助那家人煮饭；谁家栽秧打谷子，母亲也乐于帮上一把。热心肠的母亲赢得了乡邻的爱戴。 　　母亲为了让我们三兄妹健康地成长，付出了很多艰辛。哥哥9岁时患上重病，母亲既要种地，还要抽出时间带着哥哥到四川各地求医，历时三年多，才治好哥哥的病。而我8岁时也生过一场重病，险些丢了命。当时，我一连几天、高烧不退，烧的迷迷糊糊、吃不下一粒饭，只能靠喝点开水维持生命。母亲先后请来乡村的两位医生给我治病，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日重一日。医生说，孩子的病再这样下去，怕有性命之忧，赶快把孩子送到县医院去吧。母亲就背转身子，用手直抹眼泪。当天夜里，母亲向亲戚借了点钱后，就背上虚弱不堪的我，急匆匆地走入黑夜，姐姐就提着一盏煤油灯，在前面带路。母亲和姐姐跌跌撞撞，走了几十里山路，赶到县医院时，天都快亮了。庆幸的是，经过连续几天的输液、服药，我很快就病愈出院了。 　　为了让我们兄妹长大后能住上宽敞明亮的楼房，母亲竟然决定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修房子。当时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三兄妹还在读小学，家里穷得靠吃包谷稀饭度日。而父亲在煤矿挣的那点工资仅够买点种子和化肥农药，哪有余钱去修建房子！母亲只好向在城里当工人的舅舅借了2000元，便开始筹划修房子的事儿。 　　农村人修房很艰难，母亲为此吃尽了苦头。那时，木材很紧俏，母亲和亲戚们不知跑了多少趟县城，在漫长崎岖的山路上走出了多少脚茧、血泡，才采购到木材。而请匠人到深山采集石料，请砖瓦匠制作成千上万的砖胚、瓦胚，几天几夜烧窑来炼制砖瓦，挖地基、码砖墙······这一道道繁琐的工序中，母亲不仅要给众多的匠人和帮工们煮饭、送饭，还要为其打杂。母亲里里外外地奔忙，可累呛了！她饿着肚子干活，也成了家常便饭。 　　这些苦累都算不了啥，最让母亲伤心落泪的是：不仅邻居经常找岔子，与母亲争吵，三爸眼红我家修新房，也隔三差五地到我家寻衅滋事，和母亲吵闹、打骂，甚至扬言要杀我母亲！看见母亲这样被人欺侮，我们三兄妹也感到愤愤不平！在经济和精神的重压下，母亲艰难而缓慢地地修建着新房。 　　在修房的第二年，父亲工作所在的煤矿实行“农转非”政策，我和姐姐来到煤矿念初中，母亲则继续留在老家修房子，而大哥便外出修表打工挣钱来还房债。在第三年年底，新房终于竣工了。当我们知道这个喜讯后，一家人特别开心！ 　　但不久，母亲却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整天不停地自言自语，说三爸要来杀她，还四处躲藏。可怜的母亲，是被三爸恐吓致疯的啊，这在我的老家是众人皆知的事。向来息事宁人的父亲，闻知此事后，并没有怪罪三爸什么，他只是默默含泪，把妈妈接到煤矿来看病。我们兄妹俩初次看见母亲一会儿傻笑、一会儿大哭，被吓呆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去劝慰母亲别哭。这非但没有劝住母亲，我们兄妹反而与母亲哭成一团，后来还是父亲凄然地把我们母子三人拉开。 　　家里这几年修房子，欠了很多债，哪有钱去给妈妈治病？为此，父亲也整天愁眉苦脸、长吁短叹。从此，我们原本幸福的家庭，陷入愁云惨雾。 　　听说母亲疯了，在成都当工人的舅舅，便千里迢迢来到我家，把母亲接到四川华西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母亲的病情好转了很多。于是，父亲便去成都，把母亲接回矿上。但母亲病情发作时，依旧要四处乱跑。为了避免母亲出意外事故，姐姐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在家，天天看守着母亲。 　　在这样难熬的日子里，我们姐弟俩一天天长大了。 　　九十年代初期，姐姐远嫁到成都，而我技校毕业后，离开了父亲所在的煤矿，被分配到另一个遥远的煤矿，当了一名井下工人。此时，母亲已经回到乡下老家，过着独居的生活；她的病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尽管还经常傻笑着自言自语，但能自理生活。而住在老家县城的大哥，偶尔会骑着摩托回家探望母亲。也许年少时被母亲突患疯病的变故吓怕了，我总是担心母亲又会遇到什么闪失，而惴惴不安！我时常梦呓着呼喊妈妈，醒来脸颊还挂着冰冷的泪滴。我结婚后，多次请母亲来矿上来居住，母亲总说人老要归根，不肯来矿。当母亲知道我在煤矿上班的事情后，经常在邮寄给我的信中说，要我上班时千万注意安全。我也饱含着泪水，每月都给母亲写信、寄钱，并请母亲一定要保重身体。直到2002年，我家安装了电话，才终止了与母亲的通信。 　　2004年夏季的一天中午，我刚从井下下班回到家里，突然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传来。原来是老家的哥哥打来的电话，说母亲前不久不慎从高凳上摔下来，造成大脑出血，在冰冷的地上躺了几个小时后才被邻居发现，送到了县医院，目前正在进行抢救。突闻惨讯，我如遭雷击，半天回不过神来。我在心里千万次地泣血质问：命运啊，你为何如此残忍，连一个已过花甲之年的老妪也不肯放过！回答我的，只有死一样的沉寂，凄然长流的泪水！ 　　当天，我就向矿上请了假，下午便乘上长途汽车，颠簸了十多个小时，我赶到老家的县医院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点了。一位护士把我带到母亲的病房，我看见姐姐正提着水壶给母亲倒开水，哥哥把冒着热气的湿帕子放在母亲的额上。看见我进来了，哥哥热情地递过来一根板凳，姐姐亲热地招呼我坐下，叫我喝点开水。我对哥哥姐姐摆了摆手，焦虑不安地走到母亲的病床前，只见母亲脸色铁青、双眼紧闭，手和脚都插着塑胶输液管。我回转头，对姐姐焦急地问道：“母亲现在的病情如何？”“母亲还没有脱离危险期，正在救治。”姐姐忧心忡忡地答道。看见一生艰辛的母亲步入了老年，本该在家中享受天伦之乐，却躺在医院里受病痛的折磨，我心里不由一阵心酸，掉下泪来。我们三兄妹日夜陪护在母亲的床头，为母亲端屎倒尿、端汤送药。一周后，母亲终于脱离了危险期，却留下了半身瘫痪的后遗症。初闻惨讯，我们三兄妹哭红了眼，一天也说不出几句话来。出院那天，天色阴沉，我们三兄妹默默无语，用担架把母亲抬上出租车，看着母亲露在白色棉被外那张惨白如纸的脸，姐姐突然哇地哭了起来，我赶紧劝慰姐姐别哭，可自己也忍不住垂泪！
　 不久，我的假期快满了。临走前，我再三叮嘱哥哥姐姐要好好照料母亲。尔后，我走近轮椅，母亲紧紧握着我的手，泪眼婆娑地说：“妈妈好想你再陪我几天，可是你这次回家已耽搁了不少时间，妈妈也没法再挽留了。以后，不知你什么时候能回来看妈妈？”“我年底就回来。”我心酸地看着轮椅上的妈妈：她的背部已驼了不少，白发更多了，脸上皱纹更密了。想起母亲这命运多舛的一生，揪心的疼痛便如涌出的股股喷泉，我掉转身，凄然前行，泪水汩汩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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