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的奥斯丁

      英国有一部影响巨大的“袖珍文学史”，F．R．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它之所以“袖珍”，是眼界实在太高。英国小说家书内只收了五位，哈代、勃朗特姐妹都被拒之门外，狄更斯只有一部《艰难时世》艰难地附于书末。奥斯丁就是作为这个“伟大传统”的源流被提出和推崇的。
      国内对奥斯丁并不陌生，六部长篇小说早已出齐，各类评论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虽然够不上称作“显学”，但也不算冷门。《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在经典书目中稳稳地占据一席。只是把奥斯丁其人其作当作百家中有特色的一家则可，与“伟大”挂钩且许以“开山老祖”的地位，恐怕许多专家学者会纷纷摇头。这和我们把“大”与“伟大”划了等号有关。
      长期以来，对“大部头”的偏爱，对三部曲、五部曲的热衷，对包罗万象、宏大叙事的迷恋挥之不去。鲁迅因特殊的年代、特殊的身份、特殊的立场成为唯一幸运的例外。奥斯丁的小说既不太长，取材也不太宽，没有弄成“时代的纪念碑”的野心和企图，顺心而行，顾盼自如，竟有“伟大”这样的顶级词汇加身，真值得作者们弹冠相庆：希望还是有的，浩瀚汪洋的气势不是唯一出路。
      奥斯丁的小说不仅字数吓不到人，内容也相对固定——换一种说法就是狭窄，视角更单纯得惊人：据说在她笔下，从来没有两个男人单独对话的场面，因为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她碰不到。由此能看出她是依赖生活积累的作家，全部想象只有建立在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物、熟悉的氛围上，才能施展才华，精心设计，巧妙虚构。像一棵树似的，如果移动，她就会水土不服。从这一点看来，她和张爱玲很接近。
      张爱玲也像奥斯丁写英国乡镇似的孜孜于描绘沪港两地的风情画。奥斯丁写乡绅、妇人、小姐、女仆，张爱玲写没落世家、小市民、在中国做事的洋人。在经历过的事情中截取材料，在耳熟能详的礼仪与风俗中上演一出出好戏，最是她们的爱好。去国数十年，张爱玲写出的《小团圆》、《怨女》，修改的《半生缘》，另几个短篇，仍是上海故事。即便如此，《传奇》时期旺盛充沛的元气还在日渐枯竭。假设奥斯丁也乔居异国，离开了激发她创作冲动的故乡，她能不能坚持写下去、能不能保持住高水准，也就值得存疑。
      奥斯丁与张爱玲一样擅长讽刺，而讽刺与机智、精炼、幽默相伴相生。她们在题材的选择上又都非常“小气”，一点一滴的记忆在她们都是宝贵的资源，半点不舍得浪费的。她们对笔下的人物，混和了理解与挖苦，怜悯与鄙夷，态度十分复杂。而这些人物大致属于她们各自国家的中产阶级，算不得大富大贵，基本上衣食无忧。形形色色的主角配角们既要感情又要钱，但既不愿为感情铤而走险（曹七巧、许小寒另当别论），也不愿为了钱露骨地放下身段，所以小小的试探、微微的摩擦、遮遮掩掩的表达就特别多。在奥斯丁、张爱玲的文风上，能读到相似的味道：亲切而又矜持，机敏但不浮夸，教养良好的淑女的笔致。联系到张爱玲受过英式教育，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在张爱玲的散文里，提到过毛姆，提到过赫肴黎，就没提过奥斯丁。以她的修养，奥斯丁就算没有细读，总会浮光掠影的翻一翻吧。也许在她眼中，奥斯丁文章内在的气质和她似同实异？
      奥斯丁的基调温暖乐观，讽归讽，刺归刺，坚贞的经得起考验的爱情还是确实存在的。张爱玲苍凉悲观得多，以至于说出“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话来。奥斯丁的叙述轻灵尖新，跳荡明丽，但不像张爱玲那么好用隐喻和意象，凌厉，华靡，清寒，锐利。奥斯丁于写实中含有浪漫因素，只要想想那些太太、女儿、绅士们进进出出在田园牧歌的庄园，日常用下午茶、舞会、骑马、散步打发时光就可想见其余了。张爱玲作品也很容易被误读成小资和浪漫，这跟她喜欢化用诗词意境有关，跟她喜欢制造艳异的空气再突然跌落的反高潮有关。《倾城之恋》的前一半几乎是标准的言情，但掩卷沉思，怕要彻骨生寒。她为文为人的清坚绝决，和所谓浪漫从根子上就南辕北辙。《传奇》里某些主角饶有情趣，大约予人以小资情调的印象。其实通观全篇，是清醒的冷酷，小资却既不清醒也不冷酷。有个最现成的例子：张氏小说女主角多数都精明厉害，奥斯丁小说里精明的是女主角的妈妈或阿姨，执着、善良、专情、刀子嘴豆腐心这类特质，在她好几部作品的女主角身上都得到程度不同的体现。更何况，张爱玲是出了名的“有情人不成眷属”，奥斯丁则多半大团圆收场。是张爱玲浪漫还是奥斯丁理想化，应可一目了然的。
      有趣的是，奥斯丁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据显要位置，恰恰在于她一扫风行一时的假浪漫，在于她把英国小说从滥情感伤里拯救出来。她以家常、琐碎的俗世、俗事为背景，以机趣为主体风格，以呼吸可闻的身边的“真的人”为主人公。这个意义，相当于《金瓶梅》在中国的出现，打破了神魔志怪、历史传奇的垄断。奥斯丁明明有轻淡的浪漫成分，有理想化的一面，最终却以相反的理由被重塑金身，位列仙班，不是很矛盾么？
      其实并不。她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有过度期作家特有的不彻底。在当时，她是开一代风气的先行者，手法又这样高超精妙，凡人琐事处理得妙笔生花，涉笔成趣，令人忘倦。在之后，她开辟的这条路上，许多继起者比她走得更远，更宽，更大胆，与“浪漫主义”完全决裂（成就倒不一定比她更高）。因此今天看来，奥斯丁的“革新面”并不突出，杂糅感却分外醒目。
      在她的作品中，名气最大的是《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后者写得更早，不过屈居第二；前者光芒四射，后来居上。二作一浓一淡，前者像川菜，口味浓郁，喜感突出，对于想招有钱女婿的丈母娘刻划得入骨三分，痛快淋漓，简直要抢了男女主角的戏；后者像江浙一带的小菜，清淡内敛，对人生苦涩、压抑、不得已的一面有更为细腻的发挥。除此以外，《爱玛》和《曼斯菲尔德庄园》也非常出色。利维斯就曾以《爱玛》为例说过：“细察一下《爱玛》的完善形式便可以发现，道德关怀正是这个小说家独特生活意趣的特点，而我们也只有从道德关怀的角度才能够领会之……人人都有一个吐纳经验的肺活量，一种面对生活的虔诚虚怀，以及一种明显的道德热诚。”在利维斯那里，菲尔丁等英国“大传统”的作家与以奥斯丁为奠基人的“伟大传统”的作家，差别就是如《爱玛》中所显示的，在人性关怀的深度上，以及在形式构成的完善程度上。
      爱玛这位女主人公成天给人做媒，终于自己也修成正果，红娘变成崔莺莺。被她乱点鸳鸯（不如说是棒打鸳鸯）的“被保护人”哈丽特也终于亡羊补牢，觅得良缘，没有给她本人和爱玛这个失败的媒人造成终身遗憾——在张爱玲那里，这遗憾是注定的，而且内因大于外因；在丁玲那里，会振作起来投奔革命；在三毛那里，要收拾行囊，浪迹天涯；在琼瑶那里，是泪湿衣襟，哀婉难决；在安妮宝贝那里，这根本就不是遗憾，而是展开一系列纠结情事的绝好机会。
      《曼斯菲尔德庄园》照例是个爱情故事，不同的是奥斯丁放弃了男主角对女主角一见钟情的模式，写了表妹对表兄的单相思。她还有一重身份是尴尬的寄住者。最后峰回路转，获得了美满的结局。这部小说写到了骗局，虽不是惊心动魄，你死我活，却也让读惯了她文章的作者意外和惊诧。相形之下，《劝导》和《诺桑觉修道院》显得单薄，有难忘的氛围，没有难忘的人物，透出创作力的衰退。
      奥斯丁的六部小说全部改编成了电影，《傲慢与偏见》还拍成了六集电视剧（如果是韩国拍，大概要六十集）。好几部作品都拍了多个版本。我看过《爱玛》和《曼斯菲尔德庄园》，影片风景很美，情节迟慢。原著的情节推进得也不快，但有一手流利之极、明快利落的文字作支撑，有大量精巧的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细节作补偿。艺术形式一转换，这些文本上的优势不见了，考验的是导演的功力。《劝导》、《诺桑觉修道院》倒适合拍故事片，一遍看下来不觉时间之过，但过了时间也不想再看一遍。反而李安拍的《理智与情感》画面优美雅致，主题诠释精准，演员选择、剧本的工稳细致都叫人刮目相看。饰演二女儿玛丽安的是《泰坦尼克号》的女主角凯特．温斯莱特，未来的日子她将以《朗读者》摘取奥斯卡影后桂冠。李安这位游刃于东西方文化间的奇才，把儒与绅士的概念做了不着痕迹的嫁接，在真情、义务、责任感、世态炎凉等中西观众都能感同身受的共同点上做足工夫，着实感人至深。此片得到柏林金熊奖，是实至名归。再一部传记本《成为简．奥斯丁》讲的是奥斯丁本人，前半部中规中矩，后半部渐渐出味，颇堪咀嚼，有一丝不绝如缕的惆怅。
      叫人惆怅的还有奥斯丁的重要性在国内评估得远远不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中国和英国的“视差”中，奥斯丁肯定不是“最受伤”的。《伟大的传统》里辟专章讨论，在整个西方世界享有盛誉的亨利．詹姆斯、乔治．艾略特一直被我们固执地忽视。翻译得既少，又未曾出过一套像样的有典藏价值的文集，评论家们在推荐上更是毫不热心。相比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只能叹一声“同人不同命”。 亨利．詹姆斯的中篇《螺丝在拧紧》、《黛西．迷勒》，长篇《鸽翼》、《专使》、《金碗》均是旷世名著。《贵妇的画像》所显示的精湛技艺、微妙分寸、深刻剖析唯有“一览众山小”能够形容。乔治．艾略特的七部长篇和一部中篇集也是当世杰作，《米德尔马契》尤为翘楚。但她得到的待遇是有些人把她和写《荒原》的诗人艾略特当成了一个人——那一位是男性。康拉德似乎也处于被遗忘的边缘。劳伦斯的境遇略好些，但由于没有“鸿篇巨制”，也可能关注的对象不是下层人民，不够积极向上，不合主流胃口，也没有得到他应有的位置。
      与书中其他四位作家相比，奥斯丁应当感到庆幸，毕竟我们可以安慰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不知谁来安慰天天吃食堂、文学营养严重失衡、面有菜色的芸芸读者们。
      我手头的奥斯丁文集是绿框套白芯，那绿意不是老老实实局限在框架之内，而是盈盈濡染，薄薄铺陈，往外延伸的样子，像清晨林间的绿雾。一册在手，仿佛能听见百鸟啁啾，又似乎能预期阳光将至，能看见礼帽和缎带在交谈。我在小说《浩然之死》里曾把作家比颜色：“鲁迅是沉肃的黑色，沈从文触目皆绿；金庸是兴兴轰轰的橙红，老舍是蓝布夹袄那种朴素的蓝；周作人是雨过天青的淡青色，郁达夫则呈浅灰；孙犁的作品像极美的月色那样是透明的银色，赵树理是地道的土黄。又比如巴金和汪曾琪都是白色，但巴金是凄冷的苍白，而汪曾琪是钙乳那样的乳白，相对说来比较滋润一些。张爱玲则红中透蓝，金碧交辉，流光溢彩，五色缤纷。”
      以此类推，奥斯丁的小说也是绿色。但沈从文的绿显得泼、野、奇、犷。奥斯丁是树叶的新绿，草坪的嫩绿，湖水的青绿，是台布的鲜绿，糕点的豆绿，戒指的翠绿，是古老曲折的褐绿的楼梯，是飘拂优雅的苹果绿的窗帘，是行走于礼仪与挣脱、坚忍与大胆、悲泣与欢笑之间的孔雀绿的裙裾。黯淡的是灰绿的庸俗市侩，飞扬的是水晶绿的活泼真纯，还有那些墨绿的晦暗的算计，葱绿的耀眼的追求。在这层见叠出的绿意中，一位杰出的女性早已因文字而灿烂、风华、不朽。
      斯人已逝，生机勃勃；历经尘埃，绿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