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丘陵

神秘的丘陵
孟大鸣


     

不经意的一小点

       雄鸡状的版图上，那鸡冠就是大兴安岭，不经意的一个小点。
飞机把我丢在阿尔山机场时，以为走进了另一个大兴安岭。不知是哪年知道有个叫大兴安岭的地理名词，便像画家画画一样，一笔一笔地在脑子里画了一个仅仅属于自己的大兴安岭。一个南方人的大兴安岭。
      我以为大兴安岭山高林厚，山高高过湖南的张家界，林厚厚过湖北神农架，还有独霸山林的林间主人虎狮熊豹。听说成吉思汗的先祖们，就是从大兴安岭走向无际的草原，无数人无数代的拼杀，才从鲜血里踩出一条征服之路。我固执地作如是想，这个民族血液里那不屈不饶，拼死也不服输的精神，就是神秘的大兴安岭赋予的。大兴安岭在我的脑袋里是巍峨的，神的象征。
       “兴安”，蒙古语是丘陵的意思。当我增长了这一层见识后，我觉得老天爷（蒙古人叫长生天）和我开了一个玩笑。要是刚知道这个地理名词就读懂“兴安”的意思，也就不会自作主张在脑壳里多出一个仅仅只属于自个儿的大兴安岭。小面包车出了机场，眼前飞过一座座小山头，我误以为又回到了湖南中部我的家乡丘陵山区。山头上的植被，是一幅我从未见过的技艺高超而又内涵深厚的画。此时我才相信，这确实是大兴安岭，只不是我想象中的大兴安岭。
       阿尔山市在大兴安岭的西坡，市区仅有七千居民，都是伐木者的后代。看到两侧直线般的丘陵，把阿尔山市夹在其中，误以为仍直身在南方的故乡。山头嗷嗷待乳的树林，是伐木者的后代替祖先们买的单。他们勤劳吃苦的先祖们，早已让山头上的树木背井离乡了。
      我们的祖先从大森林走出来后，森林就成了我们最原始的故乡，一种永远的怀念。人类对文明的向往和追求，最后把自己回故乡的路也断了，不但自己没了回故乡的路，连虎狮熊豹也找不到生存之路了。
从南到北，数千里行程，我为什么而来？飞机降落阿尔山前，我还不甚清晰，刚吸入一口阿尔山甜润的空气，豁然明朗，我千里追寻的是泥土和木质的芳香，甚至还想和独霸森林的虎狮熊豹们来一个友好或不太友好的会面。出乎我意料的是，从第一批伐木者进入大兴安岭后，虎狮熊豹们就不再敢在这森林里称霸王了；阿尔山像南方一样成了一座世俗而又充满文明气息的小城。
      所幸，阿尔山仍不失为一个世外桃源，一年中，除四个月的喧哗，三分之二的时间，把人们的欲望都封存在冰雪里。伐木者的后代们，追赶文明的步伐还像婴儿学步，昔日的伐木场，虽洒满了祖辈的汗水，但那泥土里仍有木质的芳香。唯有木质的芳香，和想象中的大兴安岭是统一的。伐木者的后代是聪明人，他们向往文明，但拒绝了工业文明的欲望，工业文明是杀灭泥土和木质芳香的利剑，是天敌。他们仍沿着祖辈留在泥土中的脚印，修补和泥土、山林的友谊，并得到友好的回报。
      有了泥土的芳香，伐木者的后代，才保住了祖辈们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头顶上那一片尉蓝的天空。尉蓝而深远的天空，将我们的视野引向无限极；纯洁的白云是蓝天的伴侣，只有尉蓝的天空才配得上纯洁无污的白云。阿尔山的白云，那份纯朴是无遮掩，不保留，仿佛要把那洁白的心剖给天下人看。

想象飞不出那根铁索

       边防哨所前都有一根看不见的铁索。三角山哨所，是铁索上的一双眼睛。雨雾是一张门，把对面的世界关到了外面。站在三角山哨所的了望台上，哨兵介绍，山下草原有一条七弯八拐的河，河对岸是蒙古国。那条叫木尔根河的流水，把成吉思汗的子孙一分为二。木尔根河分割了成吉思汗的子孙，捆住了人们的双腿，也捆住了人们的精神。一片辽阔的兴安草原，我们的想象飞不出那根铁索。
       阿尔山一年有三分之二被茫茫雪海统治。据当地人介绍，到十月底，阿尔山室内开始供暖，室内室外成了冷暖不均的两极，一直延续至来年五六月。我仿佛看到一栋八角形的二层楼房，如铁壳虫爬在千里雪原上；三角山哨兵们留在茫茫雪海上的一行行脚印，是他们在漫漫雪原中排解寂寞的伙伴。我不知这是人类的伟大，还是悲哀，也许是因为悲哀才伟大。我想在“伟大”的后面，寻找某个具体的物象，最后只能放弃，“伟大”是一个模糊而巨大的话语，具体的物象在“伟大”面前是微尘，不能入法眼。我站在三角山哨所，浮出了一幅幅雪人的画面，我突然就看到了“伟大”后面，有台庞然机器。
      一位杂志社的美女编辑，丽质天生，怀有一腔悲悯之情，听一个九零后哨兵，叙说雪国生活的艰辛和漫长的孤寂，哈拉哈河突然拐了一个弯，哗啦啦的河水化成眼泪，从美女编辑的眼镜片后倾泄而出，美女编辑回到我们乘座的大面包车上时，水还止不住往车箱里流。
      我经历了两场雨水洗礼。第一场是大自然的，头发像在水里泡过，衣服里到底含了多少水分子，我的皮肤无法作出准确的测定，不是皮肤的感触系统不敏锐，而是皮肤受到寒冷的侵袭，失去了判断能力。三十小时前，我刚从南方的火炉里飞出来，这也算是间接地体验了雪国统治下的艰辛。这场雨水，让我避开意识形态，和哨兵的灵魂相遇，让灵魂对灵魂传递。第二场洗礼，是美女编辑的眼泪。泪水不是因“伟大”而流，而是为一个个生命体在极限中煎熬而悲恸，那清澈的泪水里映照出一个没被污染的灵魂。一个被世俗污染的灵魂，也许泪水中掺杂了崇高或敬仰，但往往忽视了生命，生命高于一切的神圣！在混浊的世界里能遭遇一场清澈泪水，这无疑是对灵魂的又一次洗涤。

心灵的祭坛

       雨中踏着石级，一步步爬上敖包。风特别关照我们一行中的陕西朋友，钻到他的雨伞下，仿佛要连人带伞提起来，雨也在一旁斜着助阵。一级一级的石板路，是蒙古民族踏出来的希望之路，敖包也成了一个民族的希望之包，他们在敖包祭拜长生天，乞求雨顺风调。蒙古民族的先祖们，从大兴安岭莽莽林海，走向辽阔的草原，那一眼望不尽的青绿，对刚从森林中走出来的先祖们，是多么神秘？面对一个未知世界又是多么无奈？老天爷又常常出刁钻古怪的难题考验人类的耐心，培养人类应变灾害的能力。最初，人类无法明白老天爷的意思，便设立祭坛向老天爷求情，求个风调雨顺。我没有研究过蒙古族的长生天和汉族的老天爷中间能不能划等号，抑或划约等号，就我的感觉至少是同一个方向的神，他们都是给人类以希望的神。任何民族，面对生存中的无奈，便要设立一个祭坛，所不同的是，有的设在山包上，有的设在心中。

战争的获利者

       白狼是个地名，在阿尔山市中部，蒙古语是“富饶”之意。汽车进入白狼山区，我眼球里的各种色彩，仿佛都被林区满山的翠绿置换成单一的颜色了，直到汽车停在一个白灰色的陈旧建筑旁，才发现翠绿中还有一种如此不协调的颜色。翠绿的山野曾有过一场血雨腥风，这栋白灰色的雕堡就是见证。满山的鲜嫩和娇艳中惟有这栋雕堡陈旧而老气，也许被当年的血雨吓成了痴呆，哪怕是到了今天的和平年月也无法再现青春本色。
      对于一场战争，我们是记住仇恨，还是记住肩负消灭战争，让人类永久和平的重任？白狼碉堡，是日本遗落在大兴安岭的一场战争记忆。记忆里的每一页，无不浸透出淋淋的鲜血，尽管那场战争过去了近七十年，但那血还是热乎乎的，鲜艳艳的。血往往容易生成仇恨的种子。是种子就要发芽，是种子就会寻找生长的土壤。仇恨积聚到极限，将是另一场以牙还牙的战争。
       战争是统治者的盛宴，百姓的灾难。七十年前，日本统治者挑起的那场战争，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也是日本民族的灾难。当两个民族的父母妻儿，收到儿子、丈夫、父亲战死沙场的噩耗，他们的悲痛无关乎正义与非正义。如果走进历史的深处，翻开那些被掩盖的真相，那上面记录了战争结束后的获利者名单，那名字少而又少，交战双方的统治者都有，惟独没有老百姓的名字。
      白狼林区的美在于她的宁静。静静的森林，每一片树叶都是一台负氧离子发生器；山林间那条伸向远方的公路，像一面镜子，黑油油的沥青发出透明的光亮，白色斑马线，仿佛不是警示行人和车辆，而是为了检验这条黑亮亮的公路上是否有闹市中那种无处不见的尘埃。白狼山野间有种与世无争的宁静，那宁静如酒曲一样醉人。白狼山野间忙着酝酿宁静的酒曲，是否忘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腥风血雨？白狼没有忘记，她的记忆永远留在灰白色的白狼雕堡里，那记忆是对历史的尊重，而不是仇恨的漫延，是对和平的眷恋，也是另一种对和平的捍卫。

滔滔江水向西流

       在我的意识里，总以为都是滔滔江水往东流，固执地坚持自以为是的“真理”。哈拉哈河却从东往西流。
       阿尔山的朋友们说，大兴安岭孕育了近千条河流，惟有哈拉哈河是一条恋旧的河流，它从大兴安岭出来，经阿尔山便一路向东寻梦而去，当它奔流到蒙古国时，突然怀念故乡了，怀念大兴安岭的树木和草原，便掉头又回到了大兴安岭。朋友说，哈拉哈河因此有了爱国河的美称。说实话，我不喜欢爱国河这名字，我不喜欢给一条清澈自然的河流，洒上几滴意识形态的香水，那香水闻起来似乎振奋，但失去了它本真的自然纯正。故乡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各种意识形态互掘的沟壑，都无法阻挡故乡温馨的召唤。
      哈拉哈河清凌凌的流水，是一面带摄像头的镜子，大兴安岭的山林、草原从镜面进入了硬盘。我站在哈拉哈河旁，双手伸进河水里搅动，跳起一些不经意的小浪花。盛夏的河水冰冰凉凉，剌痛皮肤。我明白了，流水生气了，流水的每一秒钟都是宝贵的，它即刻就要远走他乡，它用近乎冰的温度来剌激我的皮肤，警告我赶快离开它，我双手的光顾，干扰了它把一个完整的家乡摄入心中。这个世界没有力量能阻挡对故乡的怀念，也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能取代心目中的故乡。
      我把手上的水珠，朝它的伙伴们一甩，让它们回到同伴中去。它们即算用电流的速度向东奔流，但故乡永远珍藏在它们心中。
      游子，总有一天会回故乡。
                                                                       （原发《红豆》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