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电视.录像

      2010年国庆期间，陪母亲看了徐克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气魄宏大、曲折离奇、想象力出众，人物也出性格。相形之下，同期上映的《剑雨》从骨子里透出陈旧、落套的霉味，和一股难以掩饰的小家子气。不管影评人如何摇旗呐喊，《剑雨》的票房最终还不到《狄仁杰》的四分之一。
      我有好久没和家人一起看过电影了，这本来是我们家的一项“传统”，前后保持了十几年。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和父亲看过《黑林城堡》。那时对电影的管制远不如现在来得严，像《黑林城堡》这样的国外恐怖片也能一刀不剪，堂而皇之的登陆影院。比它更恐怖的是我们全家一起看的《画皮》。朱红饰演的女鬼现出真身，握笔画皮时，我左右开弓，同时抓住了外婆和母亲的手。周迅等人主演的《画皮》之所以没有旧版吓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编剧在视角上的选择。新版中，狐妖当着主人公的面撕下画皮，固然视觉冲击力甚强；但旧版里，书生躲在窗外窥探到女鬼现形，正因为是“偷窥”，多了一份被发现的危险，观众为人物担心，才会更投入也更紧张。这才是真正的惊悚之道。后来内地跟风拍了一部现代恐怖片《午夜两点》，我们母子看了，大呼上当。那时还没有“山寨”的说法，但其制作水准，真的唯有“山寨”能够形容。
      当然不会只看恐怖的。粗粗一盘点，我和外婆看过《小小得月楼》、《张灯结彩》、《孔雀公主》、黄梅戏影片《龙女》、《香魂女》，李翰祥执导的清宫片《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和母亲看过神话的《碧水双魂》、《狐缘》、《精变》、《鬼妹》——全是取材于“聊斋”，但以现实讽喻和画面优美见长；和父母一道看过《茜茜公主》三部曲、《魂断蓝桥》、《廊桥遗梦》（放《魂断蓝桥》的时候，屏幕上闪着点点金星，大概胶片有问题了）。整个八、九十年代，我父母似乎相当崇尚西方文化，买了一大盒钢琴曲的磁带、VCD，买了大量的西方名著，带我看的电影也以欧美的居多。相比《谜中之谜》、《电视杀手》、《霹雳舞》，他们显然更钟情于较早期的，偏文艺色彩的。我听他们谈赫本，谈费雯丽，谈格利高里派克，虽然似懂非懂，也朦胧的感到老一辈好莱坞巨星的风华绝代（同时代的伊莉莎白泰勒、玛利莲梦露在我家却不大受欢迎）。除欧美电影外，日本的看过吉永小百合演的《伊豆舞女》，印度的看过《神象奇缘》和一些歌舞片，捷克的看过《三个老兵》。那时中央台在周末常会播出秀兰邓波尔那些又唱又跳的儿童片，这位长大后黯然失色的女星，童年时代却是如此光芒四射，灵气逼人。
      当时最让我们惊艳的是美国科幻片《超人2》。《超人1》好象没有引进过，但这部续集的剧情、特效、场面和人物塑造都全面的超过了第一集。这次是连宣称“不看外国片”的外婆也出动了的。吃过晚饭，我们散步到工人影剧院，我一路看着早已看熟了的行道树、房屋、车辆，感到他们分外可爱。快到目的地时，我看见夕阳在影剧院的天窗上反射着桔红色的光，还没看电影已经幸福极了。
      因为电影开头有一个片段，是把三个邪恶的外星人囚禁到一面大玻璃里，当晚回家，我就竖起书桌的玻璃台面，贴在后面假装外星人大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超人2》我看了三遍，和家人同看这是第一次，和同学溜进去是第二次，好在年纪小，查票的也懒得理会。第三次是和父亲的两个朋友一块。从此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我喜欢的电影，我会不厌其烦的重温（《东方不败》我看过三十多遍，《青蛇》也不下二十次。这么多年了，徐克作品始终最能引起我的共鸣）。
      儿时看的电影，许多都有“加映片”，即电影正式开始之前先放一段不相干的短片：或是动画片，或是风景名胜，或是医学成果介绍，或是武术展示，意在让观众渐渐安静下来，同时潜移默化的接受些知识，时长大概半小时左右。观众也不太把“加映片”当回事，瓜子壳磕得直飞，有些女人借着前排那点微光争分夺秒的打毛线。小孩子前后追逐，跑来跑去更是司空见惯。直到那艘大船来临——
      一九九七年，《泰坦尼克号》这艘影坛航母驶进了内地。神州大地为之疯狂。那时电视普及，录像兴起，文化生活比起贫瘠的八十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电影院几乎处在垂死挣扎的状态。《泰坦尼克号》一度改变了这一切。影剧院、大会堂不是门可罗雀，而是门庭若市；不是到处送票，而是一票难求；不是无人问津，而是排起长队。颇有人为了几张票而到处拉关系、走后门的。我母亲早早的去跟电影院经理打了招呼，大家在同一个系统，说话方便。那经理还喜滋滋的告诉我们：“这部电影够我们吃大半年的！”
      这片子在我老家带来的后果就是结束了“加映片”的历史，因为它本来就长达三个多小时，再“加映”观众会不耐烦，也影响到场次的安排。回头想来，深为可惜。但那会儿，却只有兴奋。
那激动人心的一天，我们一家四口去看《泰坦尼克号》——这回外婆坚决不去了，换我妹妹顶上，她已然从小女孩变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
      壮观的场景和动人的爱情让人唏嘘不已。回家的路上，我们还意犹未尽的讨论着男女主角、《我心永恒》这首歌、詹姆斯卡麦隆的导演功力。我母亲还格外细心的惦记着那几个在甲板上拉小提琴，直到船沉的乐师。第二天，在她的率领下，我们到视听效果更好的百花影视厅去又看了一回。杰克和罗丝交往的过程我们前一天才刚刚领略过，但是依然津津有味。我妹妹不久后买了电影原声大碟，碟中收录了主题曲以及片中所有的音乐片段。那一阵，苏格兰风笛天天飘扬在我家客厅。
      《泰坦尼克号》的盛况只是昙花一现，大大小小的电影院很快复归萧条。此前此后，电视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却稳步增长。不管是83版《射雕》、《八仙过海》，还是《凯旋在子夜》、《乌龙山剿匪记》、或是《西游记》、《红楼梦》，以及稍后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再后的《戏说乾隆》、《新白娘子传奇》，还有国外的《三个侦探》、《加里森敢死队》、《恐龙特急克塞号》，都是万人空巷。即使《十六岁的花季》、《十七岁不哭》这类中学生题材也是追看者众。
      那些电视剧的质量，以今日的眼光来审视，其实参差不齐。有些固然是一时之选，有些只能算差强人意。但它们都是诚意之作，用心之作，在它们所处的时代，均能执牛耳，领风骚。我清楚记得，外公长期在老干部病房疗养，外婆陪床。我每晚和表弟走回家去看一两集电视，再回医院，往返总有七八里路。因为走来走去的太麻烦，爸妈干脆把唯一的一台14寸彩电搬到了病房。这个举动既尊老，又爱幼，一举两得。外公那间病房，也就成为值班护士和其余病友最爱留连的地方。对于长期住院的年迈之人，这份热闹弥足珍贵。
      电视剧以外，最受欢迎莫过于《正大综艺》和《综艺大观》。《正大综艺》到今天我还觉得它是中国电视史上的一大创举。其意义恐怕仅次于春晚。它开创了综艺类节目的先河，而且起点如此之高。它的世界各地的风光介绍，嘉宾主持的互动问答，正大剧场的佳片云集，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将知识性、趣味性融于一炉（正大剧场的第一部剧集《侠胆雄狮》印象尤深）。杨澜和赵忠祥的老少配又是那样的赏心悦目——我朋友开玩笑说“赵忠祥是赏心，杨澜是悦目”。由他们俩领衔的《正大综艺》，颇有“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黄金分割般的妥帖。可惜它开播不久，外公就去世了，那台14寸的小电视也随之搬回了家中。
      《综艺大观》与现在的综艺节目在形式上更接近一些，但没有这么花哨、浮躁、哄闹。它做得较为质朴，基本是一台一台晚会的升级灵活版。如果说《正大综艺》推出了杨澜，《综艺大观》就贡献出了倪萍。前者优雅知性，更现代；后者亲切感性，更传统。倪萍以《综艺大观》为基石，一路走到了春节晚会，与《正大综艺》的赵忠祥顺利会师，这也是两个“综艺”的一桩佳话。
      我父母看电视的时候喜欢喝茶，外婆看电视时喜欢看电视报，拿红笔一划一划的杠出她期待的随后几天的节目。有时她又顺便做点家务事，比如剥花生、拣菜叶子之类。我妹妹则不能安于沙发，要抱着布娃娃到床上大仰八叉的躺着看。在他们所构成的温馨的气场中，即使冬天也暖意融融。
      那个年代对少儿、青年比现在更重视。新闻联播前的一小时，中央一套差不多每天都有一个针对青少年或儿童的栏目。星期四是《七巧板》，星期五是《天地之间》，星期六是《我们这一代》。鞠萍在《七巧板》中首开邻家姐姐的主持风格，获央视“十佳主持人”称号时我记得她还哭了。《天地之间》主持人董浩则为米老鼠配过音。在包括我在内的亿万小观众的心中，他们是“鞠萍姐姐”、“董浩叔叔”，是和亲戚一样的自家人。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忽如一夜春风来，录像厅遍地开花。而其中所放的绝大多数是“香港制造”，当中又以武侠、枪战、喜剧最受欢迎。李连杰的矫健灵动，周润发的倜傥潇洒，周星弛的搞笑夸张，让人如醉如痴。刘德华和黎明的意气风发也叫人印象深刻。女演员我喜欢霸气的林青霞、幽怨的王祖贤和艳丽骨感的张敏。张曼玉和梅艳芳的好处，是年龄稍长以后才体会到的。就像张国荣、梁朝伟一样，属于要细品的类型。不过对华语电影打向国际做出很大贡献的成龙，我却从来没有为他狂热、视他为偶像，大约是不合眼缘。
      九十年代正是香港电影的巅峰期，明星奇多，影片无论数量和种类都是琳琅满目，既有徐克、吴宇森、王家卫这样有情怀的大导演所拍的精品，也有一批泥沙俱下的粗制滥造之作。不过录像厅永远不愁没米下锅倒是真的。一般每天是三部片子，滚动播放，周而复始。我曾经羡慕过在门口收票的大爷，因为他不用上学，天天免费看录像。活成这样，夫复何求？
      录像厅通常都不大，摆着十几排椅子凳子，不提供吃的也不提供水，有些连厕所也没有。门口照例是厚厚的棉大衣似的门帘（说不定就是棉大衣改的），室内光线昏暗，空气混浊，弥漫着“人味”。假如不禁抽烟，那更是“五味杂陈”。观众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民工，一类是中学生。小学生偶尔也有，是被坏榜样中学生带过来的。在简陋恶劣的观影条件下，大家盯着屏幕，心弛神往，笑就一起笑，骂就一起骂（骂声南腔北调），有时也会一起擦眼泪。这情形使人想起朱塞佩．托纳托雷的《天雷电影院》，可是环境比人家差远了。话又说回来了，环境虽不佳，我们获得的快乐和满足却一点也不因此减少。放学后，周末时，除了打桌球、打游戏，就是看录像。一半也缘于门票便宜，先是几毛，涨价后也不过几块，而影片倒有三部，怎么算都不亏本，也刚好能承受。
      对于学生来说，录像厅是繁重课业之余的调剂；对于农民工来说，那也许就是他们唯一消费得起的娱乐方式。
      随着电影业的重新崛起，电视界的日趋繁荣，更有网络的迅速普及，录像厅一下子萎缩了，萎缩的速度和规模都是惊人的。基本上，现在走遍大街小巷也难觅踪迹。偶尔看到一两家，也不肯与时俱进，还是竖着一个硬纸糊的广告牌，还是红字写着三部片名，还是用“惊险动作片”这样的套语来招徕观众，也还是把音箱直接接到室外，让过往行人在街上就能清晰的听到枪声、车声和角色的对白。听着那些爱恨情仇，会真切的感到录像厅无可挽回的没落与衰败。大概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彻底绝迹了吧？
      但是在记忆中，它们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