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牌坊的静守（修改稿）

一座牌坊的静守

肖学文
这天下午，我打着一把深色的雨伞，走过坪田，如一个匆匆而过的路人。偶然的驻足，却让我被烟雨迷蒙得有些黄绿斑驳的眼眸突然一亮，脑海中闪现出一片明丽的记忆。
小时候去岳阳，曾经常坐车打这儿路过，从车窗里远看那烈日下的石牌坊，觉得是一道少有的风景，虽然只是远远的一瞥，虽然只是一晃而过，但那石头上蒸腾而起的青焰，总是让人产生无限暇想：一块稻田的中央，为何会有一块那么大的牌坊立在哪里？它在那块稻田里立了多久？它是干什么用的？后来，从临湘去岳阳改道了，那块稻田中央的牌坊也便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一晃三十余年，其实消失了也不觉得就真少了一道风景，只是偶尔想起，还会在心里疑问，那坊可曾还在？
当我驻足于牌坊之下，三十年的时空，仿佛就是一场秋雨的距离，雨外是儿时的瞭望，雨内是思绪的飘零。也许，当阳光慢步于苍苔森森的石柱之上，那栖息于石坊上的灵魂，会感受到比秋雨的抚摸更多的温暖，但我却相信，这纷纷扬扬的雨丝弹响弦歌，却更合那灵魂的律动。因为，那灵魂的静守过于寂寞，而秋雨是最好的伴侣。
雨就这样斜斜地挂在麻石牌坊之上，微微的风，吹起一角轻纱，拂过我微凉的心思。水珠从苔迹斑斑的石柱上爬下来，如时光爬过岁月的苍黄，我用手抚摸那失去温度的凹凸的石头，一些历史的符码，便从我的指尖传来。
道光十四年（1834）秋天的某个黄昏，这块稻田的稻子正在黄着，田边的小路上，一支唢喇锣鼓开道的接亲队伍浩浩荡荡地走过，官宦子弟刘呈规与大家闺秀来氏成亲了。这应是坪田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场婚礼。
道光十九年（1839）春天，来氏夫人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牵着五岁的儿子刘兆梅，站在这驿道旁，目送入京赶考的夫君刘呈规的背影消失在秦直道的那排苍茫的古松的树荫里。那时，这道边的稻田，正是麻鞭水响，泥鳅过圳。来氏夫人本以为，夫君此去，定会金榜题名，之后便是衣锦还乡，夫贵妻荣。可不想，此去关山重重叠叠，夫贵妻未荣，呈规虽金榜高中，且入仕在朝为官，官至荣禄大夫，但或是时局维艰，国难不已，呈规竟一去无归，音信成了田野里飘过的飞蓬。
望穿了秋水，等老了黄昏。驿道边的稻田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母子四人守望而来的，却是咸丰元年（1851年）呈规客死他乡的消息。那一年，来氏三十五岁。
从此，来氏以仁为念，把全部的心思放在儿女的身上，把涌动的春潮寄托在善事之上。
刘、来两家，本是当地望族，家庭自然十分富裕，但为了教儿育女，传承勤俭家风，她仍粗衣素食，即使是烈日如炙，她仍坚持亲自到田埂上给耕夫们送茶送饭，每天夜里，她又以纺织之声伴儿读书。为了安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她天天给公婆奉茶敬水，数十年从不懈怠。
光绪二年（1876年），已是花甲之年的来氏，再一次将大儿子刘兆梅送到古木森森的驿道边，进京赶考，在来氏的心中，已不再是光宗耀祖那么简单。她是在赌，赌一种宿命。她不相信，她只是这些男人脚下的一块石头，她总是把自己当成他们心中的一座灯塔，哪怕那一天突然熄灭，也能指引他们回家的路。当儿子以同样的背影消失在那树荫里的时候，来氏只轻轻说了一句话：“不管是否成名，一定要晓得回来！”
这一声，虽然小得无法振落古松上的一叶松针，但她却有着满满的底气。
刘兆梅果然不负母亲厚望，一举成名。光绪皇帝见其风流倜傥，品学兼优，封其“赐进士出身”，留京录用，次年，授户部主事。
当儿子衣锦回乡的时候，来氏笑了，他不是欣喜于儿子的官位，而是欣喜于儿子没有忘记回家的路。儿子当然想让老母亲享受母随子贵的生活，接她进京享福，可来氏却说：“娘过惯了乡下简单的日子。”
在坪田，来氏依旧简衣素食。她相信福报，她相信善往。在她的心中，一切他人的苦，都是自己的苦，一切今生的苦，都是来生的福。儿孙的福报越多，自己就要用更多的善去换得。所以，谁家有了难，她都会去帮，不是图个善名，而是全身心的去帮。她还两次设立义塾，请来地方上最好的塾师免费为地方贫困子弟传经授业，并以其自身的福报来教育学子，不仅要读圣贤书，还要做圣贤事。她还先后周济了八位因家庭困难无钱上京赶考的举子，并嘱咐他们发达了要知恩图报，报父母恩，报世人恩，报天地恩。
据说，有一位广东姓冯的举人在进京赶考途经临湘时病倒了，寄居于陆城的一家客舍，因盘缠用尽，佐借无门，有 人就告诉他，离城十里有位刘来氏夫人，儿子在朝为官，夫人又乐善好施，如果找她，或许能解一时之困。那位冯举人听后，决定一试，如果能得到帮助，不管能否高中，都要立善为报，如果被拒，就投江自尽。他来到坪田，告诉来氏自己的处境，来氏夫人二话不说，将他留在家中将养，给他请了当地最好的郎中。待他病愈后又给他上京赶考的盘缠。后来，那冯举人中了进士，放江西修水知县。当他上任时，特地绕道临湘，到坪田拜谢来氏夫人，夫人为他接风洗尘，并送他八个字：“乐善者福，好施者寿”。冯知县在任上果然清政廉明，办义学，设粥棚，为当地百姓所拥戴。
母亲老了，思儿心切，但她知道，朝庭正是多事之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她不敢有让儿子陪伴左右的私心。但刘兆梅是懂母亲的，他向朝庭提出了归家奉亲的想法，光绪闻其言情真意切，便准其归家省亲。光绪十四年（1888年），光绪下诏，将来氏诰封二品夫人，为其制诰旌奖，建坊彰扬，并亲赐“乐善好施”扁额。按当时的形制，牌坊高９米，宽６米，厚２米，占地面积１２平方米，由青石、麻石和汉白玉等坚硬石材砌成，结构非常严谨，造型极为精美，雕艺细腻精湛，每一幅图案，每一个故事，都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牌坊矗立于天地之间，成为了一方百姓心中的灯塔。光绪十七年（1892年），来氏安详地走完了她善良娴婌的一生，享年76岁，来氏归山之日，方圆十里皆白。
不知那天是否有雨，但我猜，在这秦直道的古松之下，两次驻目相送，都是阳光明媚的，因为那时的来氏夫人，心中总是有着期盼与骄傲。村人送别来氏夫人时，也该是阳光灿烂，用为她走时心中也坦荡得明丽如春。
无论姓氏，不管宗族，乐善好施的来氏夫人，一百多年来，成为地方上争相仿效的神，一介普通的妇人，由人及神的路，其实并不艰辛，以善良之心，积细微之德，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而又有多少人做到了呢？
而这座栖息着来氏灵魂的牌坊，却成为当地人心中一座不曾熄灭的灯塔，当心中有了迷失的魔障，只要看一看那座牌坊，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攻陷临湘，将刘氏老屋及整个坪田村烧了成一片废墟，并将一门小钢炮对准了这座牌坊，可连放三炮都是哑炮，在场的日本鬼子一下子吓得齐刷刷地跪在地上，对着这座牌坊叩了三个响头后拉着钢炮跑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切旧物都被摧枯拉杇，但对这座牌坊却敬而远之。据说，本世纪之初，曾有肖小之辈曾将牌坊顶端的“圣旨”石刻偷了下来，但最后还是不敢运走。
凡是人，总会有一些敬畏之心，不是敬重其位高权重，而是敬畏矗立于天地之间的仁善之德。
雨是一种最好的祭奠方式，从上而下，轻轻擦拭着时光附着于上的各种污秽与尘埃。除了苔藓从石头的骨子里萌出些干净的生命，那黯青的石头，寂然无声地将沧桑挡在了时光之外。我的目光胆怯而虔诚地攀爬在高耸的石坊之上，从石狮安详的目光开始，九千步，每一步都有着不同的风景，那凹凸的凿痕，就像群山起伏，河流纵横。那是从坪田到京师的距离，那也是从村妇到女神的高度。当我的目光止于那苔藓最鲜活的横扁之上时，再也无法游移，更无法逾越。“乐善好施”，与其说是一种旌表，不如说是一种昭告，天地之间唯此可与日月同寿。
路上的行人很少，远远地有几柄伞飘过，路边的草依然绿着，雨露不会湿人的裤腿，但一定能湿人的眼。路边的田野里，稻子黄了，一大片，一大片，沉甸甸地躬伏着身子，仿佛在雨中举行着一场秋天的祭拜仪式。
祭拜的人会有吗？
岁月的风雨不会因一座石坊而停下轮回的脚步，石坊下匆匆而过的路人，也许会低声相问石坊的来历，更多的只是作片刻的驻足，那又有何关系呢？千百回过往，只要有一次驻足，有一回凝眸，那粒“乐善好施”的种子就会种进心田，发芽，开花，结果，并随风飘飞，如果有幸飘进另一块肥沃或者贫贫瘠心田，它还会发芽，开花结果。此刻，这粒种子至少种进了我的心中，那入心时的温度，足以让一块荒芜的草地萌出春意，让一颗浮华的心趋于宁静。
是的，我就站在这被雨淋湿的牌坊之下，以仰望的方式来凭吊一块无声的石头，也许我站得很低，但我相信，仰望，也是一种高度。如果你仰望功名利禄，也许会有冷雨将你的脸面淋湿，但你仰望的是阳光，总有温暖将你照耀。
不敢欄干拍遍，登临之意尽在指尖，我以温暖的手掌，轻抚每一片石头，苍苔染绿了我的心情，那湿漉漉的感觉，分明就像是一种生命的体验。其实，雨是可下可不下的，无须暗示，也无须告白，荒凉也罢，热闹也罢，牌坊静守在那里，百年，千年，那只是石头。而在人心中，那是一座灯塔 ，只需一字，便足以照亮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