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世缘

                                                                             五世缘
                                                                               一
      我有两个亲外婆，年少的我和伙伴们在一次玩耍时随口就说出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就有聪明的孩子反对，说不可能，我说有什么不可能，两个就是两个，我是个懂事很晚的一个人儿，上初中的时候还不辨亲戚关系，即使知道了还是很模糊，比如舅与母亲的关系，一直也认为有两个亲外婆是正常的事情，本来就是那样，他们只有一个才是不正常呢。
      一个外婆家所在的村子叫做“谢岗”，另一个外婆家所在的村子叫做“周小庄”，在西面，为了辨别清楚，我管家是谢岗的外婆叫“谢岗外婆”，家是周小庄的叫做“西乡外婆”。两个外婆的年龄都不差上下，都是慈祥和蔼的老人，她们对我都是一样的亲近，从没有感觉出她们哪一个对我有明显的疏远冷淡。孩子们的自制力太差，做错事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孩子们能做出很多危险的事情，但自己却不知道那种危险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和伤害，比如在柴禾窝里玩火，在离家几里地、而且很深的围堰里洗澡，上在很高很高的树枝头上，把炮竹放在玻璃瓶子里放，把农药、老鼠药当做美味享用，所以孩子们都是讨大人嫌的，但两个外婆从没有对我板着面孔严厉地训斥或者不轻不重地、做做样子地吓唬我，每当我正疯玩得兴起，她们总是在一旁不厌其烦地一再叮嘱：“孩子，小心点！”不知道两个外婆相互认识不认识，但在我的记忆里她们是从来没有走动过的，也从来没有见过面的。
       相对来说，她们在我的印象里，谢岗外婆保留得更深更早，谢岗在我们村子的东面，是邻村，至多有二里地，只隔了一条小河沟；“近”给走动造就客观上的便利，而周小庄离我家有十五里路，路也不顺，“远”让走动主要在逢年过节，平时很少。那时的农忙季节，大人们经常在夜里还要下地干活儿，那是我们还小，睡熟了就是自己被偷走也不知道，哪里还能照看门户，这时候谢岗的外婆就来了，住到我们家里。老人们不知道是因为操心还是本来就不睡觉，几岁的我在深夜醒来的时候屋里的煤油灯总是在亮着，谢岗外婆不是在收拾这就是在收拾那，此时家里也总是难得的干净，什么东西都是摆放得有条有理。我有个现在说起来都脸红的毛病，我尿床一直尿到初中，在学校里我不敢晒被子，其实尿床的时候自己也总是知道的，每次有了尿意总是慌里慌张地找地方，寻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或是厕所里掏出来鸡鸡就尿，一尿完马上就醒了，糟了，这才知道是在做梦，是尿到了床上；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尿床，但只要谢岗外婆在我们家里，我尿床的次数相对少了很多，谢岗外婆总是在一定的时间段里喊我，千呼万唤，我才迷迷瞪瞪地醒来，闭着眼睛在外婆的引领下尿了尿。谢岗外婆很少住在我们家里，也很少吃饭，一个七十多的老太太，虽然身体硬朗矍铄，但大家还是为她担心，但这种担心对于她来说是多余的，她往往是在晚上吃罢晚饭来到我们家里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又回去了，昼伏夜出，是她在我们家里的行动习惯。后来听母亲说，很多时候她并没有让谢岗外婆来，是她自己要来的，我家里的情况，似乎她比我们家里所有成员更了解，需要她的时候她会准时地出现。
      长大了，知道了家庭更多的往事。
      我们家在很多艰难的关口，都是在谢岗外婆家度过的。我们家是地主成分，原有的房屋都被分掉，父亲是一个乡村教师，常年在外漂泊，我的爷奶在父亲十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实际是一个孤苦伶仃、无家可归的人，父亲的家其实就是谢岗外婆的家，母亲嫁给父亲的前些年，原本就没有在我们自己的村庄里生活，一直住在谢岗的外婆家。相对我和其他姊妹们来说，大哥对于谢岗外婆家的感情远远比我们深厚的多，我大哥就是在外婆家出生的，也是在那里成长的，由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到光着屁股的孩提时代，再到无忧无虑的少年，大哥许许多多的美好记忆都是关于谢岗外婆家的记忆，人生之初许许多多的快乐时光都是关于谢岗外婆家的时光。大哥的名字和我们姊妹几个有明显的不同，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也是按照着舅家老表们的字牌起的，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外婆家大家庭的一份子了，他和舅家的老表们已经融入了一种亲弟兄们的情谊，这和他们后来维系着一种旷世持久的来往有着必然的联系。上个世纪六零年是一个自然灾害加上特定的历史时期，母亲和我的一个姐姐在家生活，我姐姐已经七岁了，但还是被饿死掉了，当时大哥还在谢岗外婆家，在大家遭受着同样灾难的情况下，虽然大哥也被饥饿折磨得面黄肌瘦，但还是还是躲过一劫。母亲也已经面目全非、几乎认不出来，事实上母亲在家再呆上两天，她的生命也就会停留在六零年，黄土地里再添加上一个坟头，因为母亲接连两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了，加上失去女儿的悲痛，她已经头晕目眩，只想昏沉沉地睡去，这时候幸好谢岗外婆赶来了，来了一看情况只说了一句：闺女，咱们回家！文革时期，我父亲被打成了右派，到周口西华县劳改场改造去了，生活的担子全部落到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我的母亲——一个个头瘦小单薄的村妇，抚养着几个孩子，里里外外全靠她一把手，体力上的劳苦，精神上的歧视，一个女人和一个家庭生存的窘迫境况不言而喻，好在有外婆家的帮助，当父亲回来时，还是一个好端端的家，完整的家；要知道，那时象父亲这样情况的，多少的家庭都是家破人亡或者是妻子离散。
      我没有见过我的谢岗外公，但父亲母亲经常提起有关外公的事情，当时我并不以为然，现在的我觉得谢岗外公简直就是一个奇人，一般人只能望之项背，虽然谢岗外公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世俗之人。秋收农忙时，外公晚上在场里看庄稼，毫无疑问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盗贼的；但有一次真的来了盗贼，他醒着，那盗贼正迎着他的对面，他乘着朦胧的月光看到了那人的真面目，遇到了这种情况，郑板桥老前辈留下了吟诗驱贼的千古佳话，谢岗外公不会吟诗，但也没有佯装地弄出任何声响来以示提醒，他竟然轻轻地翻过身去背对着盗贼，那盗贼是一个他所熟悉的人，他发现之后怕盗贼发现他，怕那贼难堪，结果是那盗贼偷走了几捆子的谷子。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干了一件一生都难以启齿的事情，他在子女的面前从没有说过，是母亲亲口告诉我的，那年卖了一头驴，那头驴是家里唯一值钱的家当，是母亲辛辛苦苦喂养的，卖的钱用来是买房子的，说的好好地，第二天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房子，是一个家庭的必要的硬件，存在生活的基础，当天晚上他却神使鬼差地去赌博了，输掉了半个驴的钱，卖房子的事情自然是成了泡影，父亲不敢说，他哪敢说啊。不久之后谢岗外公来了，父亲本以为要狠狠地数落他一顿，但谢岗外公什么也没说，似乎他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只是问他还缺多少钱才能把房子买下，父亲嗫嚅着回答了，没想到谢岗外公是有备而来的，把缺额补上了。自此以后，我家才算有自己的房子，才算有了真正的家，在这个家里，有了二哥，有了姐，最后有了我。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家里生活着，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结婚生子。
      多年之后之后我才确定无疑，我的谢岗外婆并不是我的亲外婆，亲外婆是西乡外婆，西乡外婆才是母亲的亲生母亲，谢岗外婆和我母亲没有一点儿血缘关系。父亲一生娶了两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就是谢岗外婆的亲生女儿，听村里的老年人们说她很长得很漂亮，也很知书达理，但嫁给我父亲后不久就患上了当时叫做“老鼠疮”的疾病，这种疾病现在应该叫做“淋巴结核”，在那年代这样的疾病是不治之症，谢岗外婆唯一的女儿死掉了，她没有生育，被埋在村里的东岗地下头，孤零零的一个坟头，坟头很小。我家的责任田离那个坟头很近，常常路过，但在我结婚之后、有了儿子之后还不知道那是谁的，知道了每在上坟的时候也被疏忽掉，事实上在脑海里就不曾存在，我从没有自己一个人去给它烧过一张纸，磕过一个头做过一个辑，不曾想过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寥寞的、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坟头在我的生命中至关重要，是一个家族和另一个家族相同的必要纽带，当然，这都是谢岗外婆的女儿所不知道的，不知道身后关于两个家族许许多多的事情。
      后来父亲又娶了第二个妻子，第二个妻子才是我的亲生母亲。
                                                                                 二
       我姊妹四人，两个哥，一个姐，我。
       我父亲是一个散漫惯的人，一生都在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但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宣扬他的人生真谛，说精神财富远比物质财富更重要，这一点没错，可能是人们公认的一个真理，但我一直怀疑他是在遮掩家庭的窘迫，推卸自身责任的自我安慰、寻找心理上的平衡，他一生一世所获得最大的、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财富就是由谢岗外公资助购买的的房子，房子属于“老房子”，老房子就是土坯瓦房，低矮窄促、破旧昏暗，几十年过去了，还是那老房子，父母二人一辈子就在老房子生活，直至终老。虽然八十年代整个社会的物质都相当匮乏，但村里已经开始了第一茬的变化，土坯房子被青砖蓝瓦房所代替，娶媳妇有三间青砖蓝瓦的首要条件。
       没有房子，家庭成分又不好，我大哥的个头又矮，多重因素，我大哥的婚事成为一个难题，事实上，象我大哥一样境况的那代人，他们很多都打了光棍，或者结婚很晚，有的娶了四川女人，他们是无辜者。谢岗的小舅在县城，在当地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文革前在县里组织部任职，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平反后在银行系统当领导。小舅把大哥安排了临时工，在一个单位食堂里做饭——伙夫，临时工在现在看来连屁都不是，但在那个年代，似乎也是香饽饽的。应该就是冲着大哥是一个“有工作”的人，这才有人肯给大哥提亲事，才有姑娘嫁给了他。大哥的婚事有点骗婚的味道，但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后来大嫂总是这样骂我大哥：“驴屎疙瘩外面光”，赶到现在，这样的婚姻恐怕是靠不住的。
      大哥可能是遭受了他所成长的时代太多的歧视，似乎这个社会愧欠他的太多，造就了他成为一个典型的愤青，有了一点的委屈便要发泄，隔一段时间不弄出一点动静来就好像他就不存在了，动不动就是告状上访，他站在政府的大院当中破口大骂是人们经常提起的谈资。那时候政治环境远不如现在，民告官往往是没有把官告倒，自己却被弄倒了，弄倒了还是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是谁弄的，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这样真实的例子并不鲜见，但我的大哥一直安然无恙；不是没有人不想弄他，对他心慈手软，早恨之入骨，中国官儿的职业和特长实际是研究社会关系的，他们就是睡着觉也非常清楚旮旮旯旯里、隐蔽或者不隐蔽、大大小小的关系中的来龙去脉，听说几次都是在要对大哥采取措施时，他们看到了大哥背后的小舅，但我知道，真的没有了小舅，大哥也不可能有多大的改变，性格使然。但境况绝对也不是这个样子。
      二哥整个一生似乎都没有摆脱掉小舅的庇护，但他也是让小舅最痛心的一个人。
      二哥上中学的时候就在跟着小舅，当时小舅的家庭并不富裕，全家人仍都还在谢岗乡下。二哥高中毕业后，小舅安排他到银行做了储蓄员，但二哥错了两次帐，每次都是伍佰元，那时候他们的工资每月才三十元，三十元也就是高工资的，无奈，小舅又安排他到一个厂子里做会计，但二哥并不领会小舅的苦心，他还抱怨小舅给他安排的都是临时工，是的，作为那一带人，他们的思想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们不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利为所欲为，因为这小舅得罪了不少和他有着真正血缘关系的亲戚，就是临时工，小舅也没有答应他们。也就是在这期间，二哥也结婚了，并不麻烦，虽然家境并没有改观。后来二哥孑然一身去了新疆，但有幸的是他并没有做盲流，没能切身体会到当年盲流者那种非人的遭遇，因为他带着小舅的亲笔信，小舅的舅家老表在新疆兵团工作，那封信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些客套话语和嘱托，而是一种信誉和力量，因为小舅的舅家老表当年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也受到了外婆家的救济，外婆家对他们的好他们一直也在默默地铭记着。
      我姐是天底下最笨的一个人，学习成绩总是一塌糊涂，家务也做不好，她瘦小单薄，口笨嘴拙，在她身上发现不出有任何的优点或平常之处；可能是只有她一个女孩，父母有点偏爱，一直担心姐将来的生活，不知道将来的农活能她折磨成什么样子。老天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姐却是天底下命运最好的一个人，幸运还是因为小舅的缘故，小舅也把姐安排在一个厂子里做工。实质上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跳板，我姐才嫁在了县城，完成了由一个村姑到“城里人”的世俗过程。“三年学成秀才，十年学不来买卖”，没有人说我姐是做生意的料，但起初我姐在街上练摊，到现在做服装生意，生意不能用红火来形容，但维持养家糊口绰绰有余。城里人的姐夫并不敢歧视相貌近乎丑陋、如此平庸的姐，姐从来不做家务，一直都是姐夫做的，现在我外甥子已经二十多岁了，他还在做。
      每想起年轻时的所作所为，真的是极其幼稚、荒唐可笑，比如上学这等大事，九零年我高中毕业，名落孙山，当时宣传的大学生就业政策是“双向选择”，意思就是不包分配，不包分配上大学干嘛啊，白白地浪费青春，这就是“读书无用论”的开始，我放弃了复读，义无反顾，决然悲壮。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时没有复读的同班同学不足十人，参加复读的，在第二年，第三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总之非常惭愧，没能从这一条光明正大，合情合理的根本之路上走出去。父亲的美好愿望彻底破灭，却也第一次激起了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职责担当，他要凭着自己的能力解决我的人生前途，因为他没有勇气向小舅求助，两个哥哥和姐的事情已经紧紧地堵上他的口，我们的不争气让他的颜面扫地，他无法张口。父亲向单位申请了理由，这种理由有点倚老卖老、无赖耍孬的味道：我工作了这么多年，从未没向单位提过什么非份要求，像我这样的老同志，有的让其子女接了班，我没有，有的同志的境况比我强得多，但单位都给予了照顾，我没有。父亲单位答应了，需要很多的程序，所谓的程序，事实上就是盖章的事儿，在最后的关头，缺少了一个章印儿，一拖再拖，父亲彻底没辙了——没有人事关系，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自身又没有能力，办一件事情没有那样简单。当然，随后由于小舅的介入，一切迎刃而解。此后，我便在令人羡慕的“国企”上班，有了将近十年的“工人”人生历程。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份，我结婚的时候属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裸婚”，只花了二百块钱就成立了一个家庭，尽管妻子从来不承认这种事实，从没有因为后来我由一个工人变成一个农民，一个农民变成一个行色匆匆、四处漂泊的农民工而说一个悔字，也没有因为家庭窘迫而说一个怨字，生活上的艰难而说过一个苦字。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姊妹几个是鸡犬还是鸡犬，但切身沐浴了幸运和恩惠，幸运是把不确定的变成了确定，偶然变成了必然，恩惠不是赐予的，而是雨点落在头上一样的降临。
                                                                                    三
       走亲戚似乎是一种俗不可耐、毫无意义的事情，你来了他往了，你给他拿多少东西，人家也再给你带多少东西，最后还是自己的，实质上就是你吃亲戚一顿饭，亲戚吃了你一顿饭，你去时匆匆回时匆匆，亲戚却要为你的到来忙上忙下。以前走亲戚的道道更多，五月端午节带什么礼物，八月十五又是什么礼品，春节又是什么都是有讲究的，走新亲，则就需要谨慎了，否则能直接影响着婚事、或者引起一场很大的家庭冲突。在我们那里乡下，到了现在，在春节时还是要背着一个礼条子走亲戚，一个礼条子不知道要串多少家子亲戚，始发的礼条子转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第一家是常有的事，很多年就是走着走着礼条子就臭了。不过十岁以下的孩子们倒是盼望着走亲戚，享受美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冲着那压岁钱去的。
      一年一年地重复，一年一年地传承下去，有细微的变化，但根本的主题没变。
      但亲戚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是这样的简单，很大成分上，往来是亲戚关系的一种直接体现，维持着亲戚之间相对恒定的温度，不管这种温度高或者低。有很多的亲戚，可能因为某一个事情就反目成仇，一生一世就再也没有来往。亲戚关系也并不是七大姨八大姑一样浅显地依附，比如一家贫穷，一家富裕，贫穷的一家经常遭受富裕一家的歧视或者趾高气扬，那么贫穷一家也绝不会一味地趋炎附势，断亲的时候痛定决然，就是要饭，也要绕过他的门槛；所以亲戚的关系是脆弱的，他们能够坚持往来的本身，就是一种沉淀，沉淀着相互之间的那种平淡的亲情、理解包容，牵挂支撑。
      晚年的老人们，腿脚不便，很难相见一次，相见一次，他们就唠叨个没完，从光着屁股唠到古稀之年，从上一辈唠到孙辈家庭里的每一位成员，去世的健在的……他们都要细细地唠叨一遍。对于他们，亲戚可能意味着是一种倾诉，这种倾诉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种的倾诉。分别时，一个坚持要送，一个坚持不要送，在争执当中他们走得很远了。一个说，慢点。一个说，哎，知道了。一个说，不知道时候才能再见面，能不能再见面……这样的分别，往往就是诀别，生死两茫茫。
      自我有清晰的记忆以来，不知道参加了多少亲戚们的葬礼，经历了多少的生死离别。第一个下世的是谢岗的外婆，谢岗外婆病逝在夏天，生了严重的褥疮，褥疮里竟然生了蛆。接下来是谢岗的二妗子，西乡舅舅，他们二人患的都是食道癌，是被活活地饿死的，死的时候都是皮包骨头，面色狰狞。在我上初一的时候，西乡外婆去世了。我高中毕业那年，谢岗大舅去世了，患的肺癌。大妗子、二舅、姑父……一个个地相继去世，无论是感情或深或浅，每回想起来，都是一种黯然。他们的音容相貌至今在脑海里还是那样的清晰，亦如昨日。
      亲戚走动没有任何规则，都是相互作用，但也似乎存在着一种规律，那就是两个家庭中其中一方的长辈一旦去世，也就预示着亲戚终结的可能。比如姑父家的姑父和姑都去世了，主动权就掌握在了姑家老表们的手里，如果他们中间没有人担当起走亲戚的角色，那么亲戚就到此为止。一旦双方的长辈们都去世了，终结的几率就是亲子鉴定一样的几率，绝大部分人家的亲戚都是这样的状态下终结的，也就是说，亲戚的走动实质上只是一辈儿，老表们这一辈儿相互走动的极为罕见。
       随着亲戚长辈们的不断去世，我家的亲戚越来越少。当我的大舅和大妗子都去世了，和大舅家的关系终止了，当我的姑父去世了，我和我和姑家老表的关系终止了，当我的母亲去世后，母亲娘家的亲戚全部终止，后来我父亲也去世了，我想，我家的亲戚应该是全部画上句号的时候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年在农历十月一鬼节，不仅仅是谢岗的老表们来了，谢岗小舅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是当天所有亲戚当中唯一的一位长辈。在席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我在小舅的面前泣不成声，流流满面，哭得像孩子一般，似乎有着满腹的委屈，嗝嗝地，说了半截句子戛然而止，接着再说，断断续续，含糊不清，在场的亲戚们都惊愕地看着我，不知所以。这种哭，可能是一种感恩的哭，我没有指望着他来，作为一个外甥没有要求舅要如何如何的权利，所有的主动权，都由他自己任意支配，他完全没有必要前来；但更可能是一种依附的哭——自父亲最后离世，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无依无靠，孤苦伶仃，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今后的道路，在这个世界上，谁还为我牵肠挂肚，谁还会分享我的苦乐；我不记得我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小舅说了这么一句话：“孩子，莫哭！”一声孩子，我哭得更厉害了，全身都在剧烈地抖动，一声孩子，是我这么多年来听到最让我感动的语言。
      随后的几年里，每年的初二，我准时就会到小舅家里走亲戚，每当见到了小舅，就像见到了父亲的那种踏实那种温暖，我不会向他索取什么，他也没有能力为我做些什么，一切都不为，只为他能健康地活着，我能看到他，至少，在每年的初二这一天我能看到他。但小舅还是走了，四年后因为肾功能衰竭去世的。
我小舅去世后，花妗子曾劝说过我，孩子，你们都忙，我一个将死的人有什么可牵挂的，不要来了吧！我理解花妗子的意思，她不想再惹我们的麻烦，我说妗子你怎样说话，只要您在，我不管怎样要也把我这一辈儿走完啊！我分明也看到花妗子眼角里的泪花，她说，好，孩子，将这一辈儿走完！
      近些年，我一直在外打工在外，全家也都在外地，平常的一切都简化掉了，在春节，也没有回去。见到花妗子的次数更少了，但每次回去，我都要看望她。见到花妗子我都忍不住地说道：妗子，好好活着，活着一天，我回来就有一个家，就有归依！
      花妗子一再叮嘱，好，好好活着，娃子，你的孩子结婚了可要一定说要，老妗子一定要去！
我说，好，一定，一定通知你！
      花妗子是所有亲戚当中唯一的、最后的长辈，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八十多岁，已是人生风烛残年，看上去虽然很矍铄，但我知道，她就像一株即将成熟的麦子，一次比一次勾头，更像春蚕，一时比一时透亮；不知道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的感情却越来越脆弱，每次分别，我都不敢回头再看上一眼。
                                                                             四
       对于逝者，我们那里是要待大客的，待大客的意思就是招待客人的酒席是全桌酒席，十几个盘子十几个碗的，其中必须要有火腿儿、鸡子、鱼等基本大件，待大客是隆重的，是对逝者的一种纪念，也是昭示逝者曾经的存在和现在的存在，很多生者一生卑微，蚂蚁一样活着，死后才成为真正的主角，成为中心，那么多的人和他发生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他不曾辉煌，却与辉煌有关。一般情况下，要为逝者待五次大客，埋葬当天，一个月，一周年，三周年，十周年，十周年是最后的一次，十周年之后，逝者才算是真正意义的安息，很少人再来打扰他，他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各种信息才趋于尘封。
      事实上，绝大多的人们，不管他生前是多么的显赫辉煌，多么的门庭若市，多么的善良或者是多么地丑恶，一旦死去，是很少人能记得他，很快被无声的岁月所掩埋，被无数新生的啼哭所代替，被生者依旧忙忙碌碌的生活所践踏，被尘世继续的喧嚣所封存，一切继续，一切平静如初；他去世的日子，记得他的亲人和亲戚也是一次比一次地减少，一个月虽然离得太近，但还是有人太健忘，忘得一干二净，事到临头才猛然狠狠地捶打自己的额头，大声惊呼：“糟了，看我糊涂得！”一周年，有的亲戚还在惦记着，但就是记不清具体的日子，需要提醒或者重新确认。三周年，除了逝者的子女能记着逝者的祭日，所有的亲戚都已经淡忘，记着的，仍然需要提醒或者重新确认。包括逝者的孙辈，俗谚：抱外孙不如报草墩，逝者生前对待外孙和自己的孙子一样对待，甚至还有些偏袒，但很多逝者的孙子和外孙连葬礼都不能参加，别说祭日了，祖辈的生死、曾经对他们的悉心呵护远远比不得上他们正常的生活，他们的一场轰烈或者不轰烈的恋爱。到了十周年，很多粗心的子女都需要提醒，至于亲朋好友的答卷，都是一张白纸；所以待大客的人数是一次比一次少，一次比一次冷落。
       我父亲去世已经整整十个春秋了，为不为父亲待十周年大客，我纠结了很长时间，和我姐有着很大的分歧。我说待什么大客啊，老亲旧眷多年前都不走动了，都断了亲，人家有事咱没有去，现在怎么好意思通知呢？就是自己的家人也难以聚在一起——我大哥也已经去世，侄子在南方打工，二哥远在新疆，父母生病到死，他都没能回来见上一面，平时就没有联系，大家庭中有他没他没有什么影响，姐的儿子在外地上大学，我全家在洛阳，到时候能不能全部回家是另一回事，这样算来，父母养育了四个儿女，在他们十周年的时候确定能回去的只有我和我姐，所以我的意见是亲戚一律不待，自家人能回去的尽量回去，最好一定回去，照一张全家福，这是很难得一次机会儿，也是最好不过的理由了。姐说这是父亲最后的一次事情了，自己知道有什么用，总要有些惊动，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纪念，我懂，姐说的纪念就是给活着的人看的，有点世俗，但世俗的，未必真的全是糟粕，至少让父亲在那些认识他的记忆里再一次复活，再一次成为议论的主题，念着他的好念着他的为人念着他的事情。我妥协了，该通知一声就通知一声吧，实际上父辈们的亲戚能通知的就只剩下两家了，一家是谢岗的花妗子，一家是姑家老表。
      当天，该来的人都来了，都在意料之中，也有意外，但意外的稍加转动一下脑筋，也不意外，比如谢岗二舅家的二老表，二舅家大老表的儿子，我并没有通知二舅家，可能是花妗子通知他们的，他们就是来，来一个人就可以，就能代表二舅家，事实上他们来了两个人，大老表的儿子，是应该代表他父亲的。但不久之后我就发现了明显的不一样，谢岗二舅家大老表的儿子和我的侄子之间非常地热情，那热情不是客套，也不是装出来的，而且也很随便，在酒席间两个人频频举杯，一饮而尽，气氛融洽而热烈。背后我问侄子他们二人为什么这样熟悉，侄子说他们在一起。
      “在一起？”我真的有点始料不及。
      “是的，我们这几年一直在一起”，侄子看着我诧异里的神色再一次肯定。
       原来，二舅家的小表姐一家在中山市打工多年，在那里已经安家落户，对那里相当熟悉，大老表的儿子去南方打工其实就是奔着他姑姑而去的，我的侄子也在中山市打工，靠的竟然也正是这位小表姐，这样的关系未免太经不起风吹草动的了，何况，这位小表姐已经去世，然而，那位我从未见过面的表姐夫对待我的侄子和对待大老表的儿子一样视同己出，不分彼此。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走动着，我大哥去世的时候，他们来了，我小表姐去世的时候，我侄子去了。他们说，在他乡，他们就是最亲的亲人。我这才意识到，大老表的儿子今天的到来，不是冲着我父亲来的，也不是冲着我来的，他并不是代表着他的父亲，他代表的就是他自己，他冲着侄子来的，我父亲的十周年这样的场合，不过是他们相处的一个平台。
       他们在一起，他们的孩子也在一起，那些孩子将来的记忆里，一定会有着我小时候曾经的记忆，一样的味道，一样的情感。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言无故的恨，突然之间，我想到了东岗地里那个不起眼、寥寞的、无人问津的坟头。
      岁月无痕，也无情，但我自己知道，我怀揣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动，是一种什么样的温暖；谁与我们曾经一起走过，我们的后辈，将与谁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