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甜甜根》连载之二

印象之二———食物

    高祖刘邦提三尺剑，斩蛇起义，最终称帝。刘邦老先生平素最瞧不起儒生，最有名的例证是“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高阳酒徒郦食其是个穷酸的儒生，本来不可能讨得刘邦的欢心，但郦儒生很会忽悠人，初见刘邦，三言两语居然让刘邦对自己前倨而后恭。据《汉书》记载，郦儒生曾经说过一句话：“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这“民以食为天”说得太好了，得以流传至今，就凭这句话，郦儒生就非浪得虚名。“民”把“食”看得跟“天”一样，说明“食”很不容易。在华夏大地上，人们见面的问候语绝对不是“How do you do”而是“吃了吗”。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于饥饿，可能印象特别深，当然出生再早的人，这一点更不在话下。到了八十年代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老家一带的老百姓，不说吃好，单说吃饱，可以说基本解决了。
一
    我没有赶上在生产队吃大食堂，据说吃食堂是很受罪的一段时间。我对传说中最吃不饱的六○年，也没有亲身体验。不过，饥饿对我最早的影响，引发过一段趣事：据爹娘说，我小时候，因为娘吃不饱，靠奶水生存的我发育比较迟缓。一岁多，本已经学会说话的我，突然来了个大倒退，原来会说的话也不会说了，和哑巴一样比比划划地开始了手语。这事若放到今天，爹娘还不急死，但爹娘当时好像一点没有着急。现在想来，在那个社会背景下，人们家里穷，农活忙，孩子多不值钱，不少孩子都夭折了，对于我出的这点小情况，爹娘当然觉得不足挂齿了。几个月以后我又恢复说话了，但开口已经不全是家乡口音了。对此，爹娘更不以为意，还以听我家乡话略带北京音儿的不正常口音为乐呢。什么原因造成了我由会说话变成不会说话、由说这个口音变成说那个口音，不知医学“砖家”能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但我想，可能是由于吃不饱饭，营养跟不上，发育突然“短路”了吧。
    小时候是大集体，一个村是一个生产大队，大队又分生产小队，我们村共五个生产小队。土地按小队为单位经营，种的粮食主要是小麦、棒子，还有谷子、红高粱、白高粱。杂粮有豌豆、黄豆、芝麻、荞麦、红小豆、小绿豆等。除此之外，山药（红薯）也很多，还有萝卜、胡萝卜、蔓菁等。生产的粮食，除了缴公粮（公粮由上级分配任务，生产队首先要保证缴足公粮），一般按人头平均分配，同时考虑每家在生产过程中出工多少。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人均耕地比现在多，生产的粮食却比现在少得多。麦收后分麦子，好一点的年景，每人大约一百斤左右，差点的年景每人就三四十斤。秋收后，每人分棒子也只是百十斤吧。谷子、高粱及其他杂粮种植面积小，产量低，分到每家每户就算撒了点芝麻盐儿。这样算下来，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就二百斤左右，每人每天还平均不了一斤粮食。吃过商品粮的人都知道，当时国家干部每月供应粮食三十斤，教师供应三十一斤，工人做体力劳动，供应三十四斤，而我们公社社员连这个标准也达不到。当时油水少、副食差、劳动强度高，别说粮食每人每天平均不到一斤，就是平均到了一斤也不够吃。
      粮食按人头分，两个月大的娃娃和二十岁的小伙儿分的粮食一样多，如果你家大人少小孩儿多，粮食会显得宽绰些。如果大人多小孩儿少，嫌吃亏就得想办法生孩子。老家有“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说法，意思是，正在发育的半大小子很能吃，老子得愁死，所以你家若有几个半大小子，就活该倒霉。相反，如果你家只有几个闺女，就偷着乐吧，因为闺女比小子吃得少一些。为了节省粮食，冬天农闲，天短夜长，有的一天就吃两顿饭。夏天有时阴雨绵绵，柴火也潮湿，做饭不方便，恰巧瓦坛儿里的米也不怎么“方便”，到了晚上，爹娘就劝孩子们“安宿”，所谓“安宿”，就是晚上不做饭吃了。记得我家有几次“安宿”，我们兄弟姐妹到半夜都饿得不行了，可那时做饭已不可能，娘就给我们讲已经听了百遍的神鬼故事。虽然烦得很，但慢慢地，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吃不饱怎么办？小孩儿们都有偷干粮、偷饼干的经历。根据毛主席“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教导，家里的干粮只能由农忙季节干体力活的人享用，这样一来，娘们儿孩子得往后打打。孩子们不管这一套，正顿饭吃不饱，就想“搬”着吃（老家的意思是不在吃饭时间吃干粮）。为了保证干粮不被孩子们“搬”着吃掉，有的家长在房梁上系一个绳子，绳子上系一个铁钩儿或者木钩儿，把干粮盛在篮子里挂在上面，这样，小孩儿们就够不着拿了。不过，饿得团团转的时候，小孩儿们会“搭猫猫肩”将干粮“搬”着吃掉。饼干、蜜豆（江米条）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吃头儿”，不偷吃不到。爹娘买饼干不是供孩子们偷着吃的，是准备给生了小孩儿、聘闺女、生了病的邻居送的。爹娘买回饼干会藏起来，但家里那点地方，藏在哪儿孩子们会找不到啊？一旦觉察到爹娘近日买了一包（一斤一包，用黑糊糊的草纸包着）饼干，孩子们就起了歪心眼儿。歪心眼儿一起，行动伺机跟上，先侦察饼干的位置，位置确定后开始偷。在我家，爹娘藏饼干的地方有两个，一个在屋门口上面墙上架着的小木板上，一个在二屉桌抽屉底下的抽屉底里。偷饼干是一项“技术”活———要在不破坏包装的情况下，从草纸的缝隙里抽出饼干。偷饼干还是一个合作项目，饼干放在门口上方的小木板上，需要小一点的兄弟妹妹推着门将门扇固定住，大点的孩子，踩着门穿带（老式木门背面横穿着固定木板的木牚）爬上去从纸缝里往外抽饼干，再递下来。小时候，我和妹妹合作偷饼干最多，算是团伙作案吧，我是“主犯”，妹妹是“从犯”。开始偷的时候，只拿二三个，如果就此打住，爹娘也不会发现，可惜吃了二三个以后，嘴正馋得很，往往欲罢不能，就再拿二三个，几个回合下来，从外表看包装还是原样，但里边早已中空。爹娘去拿的时候，一捏一个坑，知道孩子们又偷吃了饼干。如果爹娘高兴或者饼干的用途不是太要紧，可能骂一句：“贼羔子们又偷吃饼干了。”如果饼干的用途要紧，一时也没钱另买，就对我们发一顿脾气，事后后悔再给我们“道歉”。
      那时一年到头吃不饱饭，人们也不骂街，有的还故意调侃自己。我一个叔伯哥哥，当着生产队长，总喜欢说笑话。别人遇上他跟他说话：“吃的什么饭啊？”对这样一句打招呼的话，他往往很认真地回答：“还不是吃腻了的烂麻糖（老家的麻糖就是圆形的油条）。”或者说：“早晨吃剩下的烂肘子呗。”其实，大家都知道，谁家轻易也吃不起麻糖，肘子更不用说了，他这里还加上“烂”字，一副吃得太多不胜其烦的样子。所以对他的话没有人认真，只是哈哈一乐：“伙食不错啊！”我开始不明就里，见他这样回答，觉得十分羡慕，怎么他家的饭那么好哇！后来才知道，这只是他过屠门而大嚼的招数罢了。
二
      咱们公社社员，没有别的优点，就是能吃饭量大。老家有一句话：能吃才能干、量（饭量）大力不亏。村里有个人叫做中华，由于他人高马大，人们就在他名字前加了个“大”字，叫他大中华，用能吃能干来形容这哥们儿再恰当不过。传说当年县里组织全县民工修水利工程时，大中华和人们打赌，在已经吃饱饭的情况下，又加吃了十八个棒子面“牛舌”饼子。大中华力气也大，碾麦子的碌碡几百公斤吧，他能弯腰抱起放在肩上，扛着走几百米。我觉得，只有见过这种情景后，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力能扛鼎。还有一个人叫做小黑子，如果你见到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名字只起对了一半。“黑”是对的，因为他皮肤黑得一如非洲后裔似的，“小”就太不着边了。他身高体重多少？估计他本人都没有量过，反正一般人在他面前一站，他的尊容须仰视才见。我现在估摸着，他如果和姚明站在一起，对比度或许不会太明显。他的饭量有多大，只要看他的吃相就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在地里干活，时兴送饭，人们吃饭喜欢用大海碗，吃饭时你看不到他一口一口地吃，一大海碗饭他只往嘴边一抹一扣，碗里的饭已经无影无踪，一大罐子（足有一大洗脸盆）的饭顷刻告罄。小黑子不是白吃，力气大得惊人。有一次生产队打井，他光着膀子，扛着几百斤重的打井锥，从地的这头走到了那头。用以一当十来形容，恐怕还有点亏他，因为那么重的铁家伙，估计十个人抬着走，也得嗨哟嗨哟地喊着号子才能成。
      能吃能干当然好，但饭量太大也发愁。村里有个人叫洛繁，洛繁并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号儿。据说，老一辈儿的男人，除了名字之外，还得请人起个号儿，大家的号儿有一个共同之处，第一个字都是“洛”，区别只在第二个字，所以老头儿们大多都叫做“洛×”。有了号儿，人们就不称呼其名了，似乎是一种尊敬的意思，如同古人之间，一般不会直呼其名，而是称对方的字。洛繁个子不高，块头儿不大，穿戴窝囊，可精神看上去还有点矍铄。洛繁看上去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却在村里小有“令名”，原因是他特别能吃，后来人们不叫他洛繁而叫他“老饭”。传为“美谈”的是，有一次，一个卖豆腐的来到村子里，他坐在卖豆腐的小独轮车跟前，就着辣椒酱，拿着豆腐叉儿，一气儿吃掉了半模子豆腐。半模子豆腐有多少，具体我说不清，但绝对不少于十斤。还有一次，他参加县里组织的水利工程建设，到距我村六七十里地的地方挖渠道，把在那里负责伙食的干部都吃怕了。因为他吃饼子太多，别人吃三四个，他起码得吃十来个，拿饼子的时候，把饼子从手掌摞到胳膊肘用手臂卡着走。这谁能养得起啊！没多长时间就被胡乱找个原因，打发回家了。由于他超大的饭量，人们找攒忙的也不敢找他，找了他伙食成本就会增加好多。
      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人们都发愁，但有人特别有“志气”，至死不吃生产队的粮食。村里有一个老顽固，一脑袋花岗岩，出生在清末时期，平生只认民国，对共产党死活不认同。可惜螳臂当车，新中国建立了，老顽固没有办法，就整天盼着共产党自己把事办砸了，他好看热闹。他只知道民国纪年法，对后来实行的公元纪年法，觉得肯定是错误的。最有意思的是，一九五九年的时候，他认为机会来了，在好多场合自言自语地说：
       “去年你五八年，今年你五九年，看你明年五几年？”
      他的意思是，明年无论如何没办法再“五”下去了，共产党必定出丑。结果第二年叫做“六○年”，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为此算服了，又自言自语地说：
       “共产党真厉害，五九年过了，人家弄来个六○年。”
服归服，老顽固效仿北宋杨老令公杨继业饿死不吃北国粮的故事，坚持不吃生产队的粮食。他的儿子们劝他不顶用，偷偷把做好的饭放在他锅里，他回来把饭倒在猪圈里喂了猪。他自己在地边随便弄点什么种上，打多少算多少，苟存了几年也就呜呼哀哉了。老顽固一生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只留下了“看你明年五几年”的笑柄。
三
      在那个年代，一年四季，山药及其制品，是我们的当家口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的都是山药汁儿。山药在支撑和延续老家一带百姓生存方面，可谓居功至伟。
      山药的品种可能很多吧，但对于我来说，却分不清，只知道有红瓤、白瓤之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红瓤比白瓤好吃，有一种红瓤山药，叫做一一六，适合在沙性地里栽种，吃起来更甜更面，特别受人欢迎。不管哪个品种的山药，都分“火秧”、蔓子两种栽植方法。“火秧”山药，是指用山药培育的秧子栽在地里结出来的山药。为什么叫“火秧”？是“火秧”还是“活秧”？这些我弄不清，只是按人们的发音记下来。之所以确定用“火秧”这个词，是根据山药秧的培育方法推测出来的。要栽植山药，必须在每年的开春，用储存的山药发芽，到芽子长到十几厘米，然后采下来栽到地里。刚开春气温低，让山药发芽需要采取措施提高温度，所以要盘山药秧炕。盘山药秧炕，要挖一米多宽的沟，在沟的中间搭上木棍，上面铺穰子、秸秆等，穰子、秸秆上面放沙土，将山药埋在沙土里。弄好后，在沟的底部点锯末、树叶等炬区上火，这样上面的沙土温度高了，山药就发芽了。这里用到了火，所以窃以为是“火秧”而不是“活秧”。所谓蔓子山药，是在“火秧”山药栽到地里并长出比较长的蔓子后，将蔓子剪一段下来，栽植到地里结出来的山药。
      “火秧”山药栽植早，收获也早，蔓子山药栽植晚，收获也晚。同一品种的山药，“火秧”的要比蔓子的好吃，“火秧”山药甜、面，蔓子山药脆生生的，口味寡淡，粗纤维多，山药蒂把儿更不好吃。如果山药足够多的话，蔓子山药的蒂把儿就喂猪、喂狗了。“火秧”山药的淀粉含量比蔓子的要高很多，适合制作山药干、粉条等。蔓子山药主要用于冬天储藏，是过冬的必备食物。
      储存鲜山药是我们的重要生存手段。当时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或者两个山药窖，山药窖是一个像井一样、直径大约四五十厘米、深度大约四五米、口小底大的洞。山药窖的底部有一两个侧堂，用于存放山药。山药窖的地址得选土层特别厚的地方，否则挖不了多深出现沙子，就掏不成侧堂了。出于保暖的需要，山药窖的口径不能太大，所以挖山药窖的活一般由小孩儿承担。小孩儿在下面用铁铲挖土，将土放进一个篮子里，篮子上系一条绳子，大人在上面将土提上去。挖的过程中，还得注意在窖壁上掏出一个一个的小坑，权作人上下时脚蹬手扒的梯子。存放山药时，先将从生产队分的山药拉回来，然后进行挑选，有伤或者已经坏了的山药是不能入窖的。挑选好了以后，用篮子系上绳子，一篮子一篮子地缒到窖里，再用一根绳子将一个小孩儿缒下去，由小孩儿将山药摆放到侧堂里。到了天气很冷的时候，将一些秸秆、穰子等放进窖里，严严实实地盖住山药，窖口用一块薄石片盖上，用土在石片四周埋一下，以增加保暖的效果。山药不是太好存放，温度高了会伤热，低了会伤冷，把握不好，存放的山药早早坏了，一家人就得挨饿。
      除了窖藏鲜山药，人们还利用多种方法对山药深加工加以储藏，最普遍的是制作山药干。秋天，生产队分山药了，人们往往就地把山药擦成片进行晾晒。那时家家户户都备有矴察板儿，矴察板儿大约八十厘米左右长，十几厘米宽，中间挖空安上刀片。擦山药干时，先调整刀片与矴察板儿之间的缝隙，以确定山药干的厚度。山药干的厚度一般半厘米左右，太厚了不好晾晒，太薄了容易破碎不易保存。大人负责擦山药干，山药干一般都擦在簸箕里。一簸箕擦满后，交给小孩儿把一片片山药干摆开。小孩儿们调皮，边干活边玩儿，经常将山药片摆成各种图案或者文字。那季节，秋高气爽，遇上刮西北风就更好了，山药干三四天就晾晒干了，大家就到地里去拾山药干。如果倒霉，晾晒的山药干还没有干，睡到半夜老天爷突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秋雨，没有办法，一家老小得火速起床，带上家当直奔地里去捡没有晒干的山药干。瞌睡、焦急、阴冷、雨淋、天黑，这时你只能吸溜着嘴不停地骂：“这脏老天爷。”
       山药干可以长期存放，吃法也多种多样。最简单的是，将山药干掰碎，用开水泡一下，洗净了放到锅里，煮熟后做山药干粥。
      在碾子上把山药干推成面，吃法就多了。
      一是馇粥。这是我最不喜欢吃的，吃到嘴里甜不索索哩，粥里好像有好多气泡泡，一点也不抗饿。
      二是做面条。山药面面条不是你想象的长长的、细细的面条。山药面没筋儿，要做成面条必须在里边掺一些白面或者荞麦面。当时白面、荞麦面很少，不能多掺，所以做出来的面条只有十厘米左右长，这种面条还不能太细，细了就断成头头儿了，起码得半厘米宽。
      三是压饸饹。压饸饹的“工艺”比较复杂，需要的配料也很特殊———榆皮面儿。榆皮面儿，就是将榆树的皮或者榆树根的皮剥下来晒干，放在碾子上推成的面儿。榆皮里有一种胶性物质，在山药面中掺入榆皮面儿，会大大增加筋度，就可以压成饸饹了。当时，村里家家在院子里种着榆树，榆皮不太紧缺。如果自己家里没有榆树，就得到集市上去买榆皮面儿了。压饸饹要用大锅烧开水，将饸饹床架在大锅上，将和好的山药面弄一个胳膊粗细、十厘米左右长的卷儿，放入饸饹床的槽里，由一个人使劲压饸饹床上的饸饹杆，“咯咯吱吱、咯咯吱吱”，饸饹就从饸饹床下面的铁网眼儿里落到锅里了，煮熟就可以吃了。
      四是砸煎饼。山药面煎饼跟你见到的石家庄人现在早餐中常吃的那种煎饼大不一样。砸山药面煎饼，第一步是蒸山药面窝头，蒸熟了，趁热马上拿到碾子上去碾，一个一个窝头连着碾，就制成长长的、宽度在二十厘米左右的煎饼。要控制煎饼的厚度，诀窍在控制推碾的速度，速度快了，煎饼厚，速度慢了，煎饼薄。所以，要不紧不慢地推碾子，才能“砸”出薄厚合适的煎饼。之所以叫“砸”煎饼，可能是因为煎饼是在碾子上碾砸而成的吧。煎饼砸好了，拿回去放在案板上用刀当当地切成宽约一厘米左右的条条，盛在碗里，用大蒜、酱油、醋制成的调料搅拌后，就可以狼吞虎咽了。
      五是蒸窝头或者饼子。纯山药面蒸的窝头或者饼子，熟了后颜色如铜，黄中带黑带红，用手一摸，暄腾腾的，吃起来有一定弹性，我们叫它“胶皮饼子”。“胶皮饼子”要趁热吃，凉了就成了“硬胶皮”，吃起来很“牛筋”，拽牙得很。
      除此之外，山药面还可以单独或者与玉米面、白面、荞麦面掺在一起，做饺子、包子、面条、饼子、烙饼。
鲜藏的山药，吃法也是多种多样。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放到锅里煮或者馏。为了省事省粮，煮或者馏山药时，在锅底放一个瓷盔子，盔子里边放入够一家人喝的水，然后在瓷盔四周放上洗干净的山药，锅里放入适量的水，盖严锅盖，大火烧开锅，大约持续半小时以上，山药就熟了。掀开锅盖取出山药，将瓷盔里已经蒸开的水端出来，我们叫做蒸汤水，里边放些香菜、葱花、盐、醋，如果你家有香油的话，就滴上几滴，这样一家人吃山药喝蒸汤水，就是一顿饭了。除此之外，鲜山药主要是用来做山药粥。山药粥的做法十分简单，将山药洗净，切成一二厘米厚的“轱辘儿”，放进锅里煮，煮熟后馇粥即可。小时候的秋天和冬天，山药粥基本上每天早晚各一顿。吃山药粥时，粥里放上几根咸菜，咸乎乎的。我年龄小，山药粥却一点也不少吃，一顿吃三碗，一碗捞四五块山药“轱辘儿”。有的人可能有胃病，吃了山药粥反酸水、烧心，我没事，从小爱吃山药粥。如果山药存放不好，有了坏点儿，做出来的山药粥就不好吃了，不好吃也得吃啊，不吃自己挨饿，再让爹娘数落一番，就合不着了。
      最最有趣的是冬天的早晨，小孩儿们都醒了但都缩在被窝儿里不起床，又想吃东西。大人就拿出日前煮熟的山药，放在煤火台儿上烤，如果炉火够旺，恰巧你家的火口也是铁的，就可以听到山药被烤得嗞嗞叫的响声。一会儿烤出了香味，爹娘就递给尚在被窝儿的孩子们。小孩儿们把带着煤屑的山药皮剥下来，顺手扔到屋里地下，至于是不是会弄脏了屋里地，甚至被别人踩到脚上，就不管了，只管在被窝儿里大快朵颐。
山药，这养育了一方百姓又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东西，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不过近年来，有专门研究营养和养生的“砖家”不断发表高论，称山药有防治心脏病、高血脂、便秘乃至“防治死亡”等一系列效果云云。对此类高见，我向来持保留态度。山药只是我们活命的“稻草”，什么养生、健康之类的说法，只有吃饱了饭又怕撑着的人才会有。
      现在，石家庄的街头有卖烤山药的，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价格不菲。
四
      说完山药，就得说棒子和麦子了。
      在我看来，棒子有两个品种：黄棒子、白棒子。黄棒子比白棒子好吃，不管是馇粥还是蒸饼子。当时有一种白棒子，棒子粒类似人的门牙，人们叫它大白牙。大白牙不好吃，但由于产量高，生产队里每年都种它。棒子面的吃法不似山药面那么多，一般只是馇粥或者蒸饼子。黄棒子的面黄，蒸出来的饼子叫做黄饼子。小时候，家里蒸锅贴饼子最多。蒸的时候，在大铁锅里放入半锅水烧开，用开水将棒子面泼一下，叫做泼面。和面时放入苏打，面和好后，将饼子贴在铁锅的边上。如果怕饼子出溜到锅底，可以在锅里放一个铁架子，然后盖上锅大火加热，十几分钟后掀开锅盖，饼子已经被高温的锅壁煎出了嘎渣儿，用铲子抢下来，就可以开饭了。锅贴饼子最受人欢迎，原因是那个嘎渣儿香。除了锅贴饼子，还有窝窝头，我们叫做“窝窝”，就是把面弄成一个中空的小宝塔一样的形状，放在箅子上蒸熟。还有就是“牛舌”饼子，这种饼子与锅贴饼子形状稍有不同，锅贴饼子圆，“牛舌”饼子扁，如同牛的舌头一般，蒸法与窝窝头一样。不管是哪种饼子，如果加入红枣做成枣饼子会更好。实际上，吃上枣饼子的机会少之又少，纯棒子面的饼子能常吃就不错了，更多的时候，是在饼子里掺入各种菜，或者是野菜，制成菜饼子。现在你可能觉得，菜饼子比纯棒子面的饼子还符合营养学的原理，可你不能跟整天吃不饱饭的公社社员同志来这一套。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蒸饼子，闹出了不大不小的笑话。我师范快毕业的时候，和一个同学在山村一所小学实习。学校其他老师都是本村的，我俩得自己做饭吃。我俩当时十八九岁，在家没有做过饭。第一次蒸饼子，在铝锅里放了半锅水，架上箅子，把饼子放上去，盖上锅盖大火去烧。也不知道应当用多长时间，烧了半天，估摸着熟了。我们怀着期待的心情掀开锅盖一看，哇噻！箅子上空空如也，饼子不翼而飞。提起箅子一看，锅里是半锅粥。原来，我们和面太软，箅子上也没有放屉布，热气一熥，饼子就顺着箅子眼儿漏到锅里了。一看这个情况，我俩垂头丧气，也没有心情吃饭了，他坐在炕沿吸闷烟，我躺在炕上蒙头大睡。一觉醒来，哈哈，发现本来很饿的肚子也不饿了，如同吃过了饼子一般。
      棒子面是粗粮，吃法不多，不过有些敢于实践的能人，过年蒸年糕时，将棒子面进行特殊加工，掺入黍子面里做年糕，这样不仅可以节约黍子降低成本，也解决了由于纯黍子面做出来的年糕太黏不好吃的问题。还有的人会将加工得特别细的棒子面与白面、淀粉等相掺，加工成猪灌肠，这样节约白面和淀粉。棒子面在每年二月二前后，会有一个特殊的用途———烙饸蔗。饸蔗锅是一个直径约十几厘米的铁铸的锅，通身漆黑，锅底中央凸起，四周略低，一个专门的铁锅盖，下面有三个腿儿，锅盖中央有一个环儿方便用手提起。有一个谜语：南边来了一头牛，腆着肚子抹着油。谜底就是饸蔗锅。烙饸蔗需要发面，其他“工艺”我不太了解，只记得要用水把棒子面化成稠粥，饸蔗锅烧热了，抹上油（注意，不是倒上油。饸蔗锅的锅底凸起，倒上油油就流到锅底四周了），用勺子将化好的棒子面粥放入饸蔗锅里，即刻便熟。棒子面烙成饸蔗，算上了个档次，身价就不一样了，除了吃，走亲时可以作为礼物带上。烙饸蔗不用担心做不熟，也不用担心做煳了，人们说饸蔗熟了饸蔗锅会叫人来起锅。因为饸蔗一熟，饸蔗锅会发出嗞嗞的声音，听到声音，起锅吧，保你火候正好。
      小时候麦子、白面是非常金贵的，即使过年，也不能可着量儿、放开口儿吃。麦子虽少，有时家里连打盐的钱也没有了，爹还得将家里的麦子装到布袋里，背到集市粜上几十斤，折变点打盐的钱。为什么要粜麦子不粜别的呢？因为其他粮食不值钱，麦子还能多折变点钱。
      白面的吃法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不过一年下来，也就有那么几个乡村节日，一家人才能吃到白面。腊月、正月的节日不说了，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九（重阳节）是全民族的节日，当然得吃点白面，中秋节还能沾点肉腥味儿。除此之外，四月二十二，是我们那儿的庙会，如果节令早，这天能吃上新下来的麦子。六月十三，据说是龙王嫁女儿的日子，龙王抑或其女儿会哭哭啼啼，所以肯定下雨，谚语叫做“六月十三道不干”。龙王嫁女儿，百姓也想沾点喜气，吃点白面改善下伙食。七月十五、十月一是鬼节，人也借光吃点好的。
      现在得和大家说点稀罕的了———糠饼子，这个贫穷的代表性食物。吃糠咽菜、糠菜半年粮，说到饥饿，不用上这些词大概不足以描述。糠饼子不能算主要食物，但到了每年春天农历二三四月，青黄不接，糠饼子就会走上餐桌。糠饼子分谷糠的和黍子糠的两种，谷糠饼子吃起来硬邦邦、扎乎乎的，着实难以下咽，吃下去极易便秘。我一个叔伯侄子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约十来岁时，好几次吃了糠饼子拉不出层巴层巴，我大娘———就是他奶奶，就用一把旧式锁的钥匙抹上香油给他往外弄，当时我感到十分害怕。相比起来，黍子糠就好多了，蒸的饼子黏黏糊糊，吃起来不那么硬，也不太扎，便秘的副作用也不大。
五
      春天是美好的，非常值得古今中外有才华的人倾情歌颂，但对于吃不饱饭的人来说，春天也有可恨之处。
      春天，去年的粮食已近告罄，新的粮食最早也得到芒种小麦收割才能下来。一家人吃什么呢？有时候生产队会发救济粮般的分点棒子什么的应急一下。有一年春天，我家的粮食已经吃完了，马上就揭不开锅了。突然有一天，我三舅用一辆小拉车从二十多里外送来了多半布袋山药干、棒子的混合物，用喜从天降来形容当时我爹的高兴劲儿，恐怕一点也不算夸张。这事过去了好多年后，我爹还常常念叨三舅的好处。
      为了度过春荒，人们往往在头年的秋天就做准备了。一是储存粮食，比如山药干。二是储存蔬菜。大白菜不用说了，家家每年都得挖白菜窖储存大白菜。大白菜主要是冬天吃，过了二月二温度一高，大白菜不是烂了就是“抱娃娃了（长芽子了）”，不能再吃。再就是萝卜，鲜萝卜需要挖萝卜窖储存。储存之前，要用爪镰（一种刀具，十来厘米长、三四厘米宽，刀背两头各有一个眼儿，穿上绳子，用时将绳子套住一只手，用来掐断谷穗、高粱穗，或者剔萝卜缨、胡萝卜缨等）将萝卜缨子剔掉，挖一个长方体的窖把萝卜埋起来，这样可以防冻、防水分蒸发。另外，储存萝卜，主要是晒萝卜干和萝卜“格丁儿”。萝卜干不用说了，和山药干的制作方法一样。萝卜“格丁儿”就是将萝卜切成一二厘米见方的小方块儿，晾晒干了存放起来。“格丁儿”主要是腊月、正月吃。腊月底，先将“格丁儿”用水泡一下，然后放到肉汤里煮，煮熟后连汤带“格丁儿”一起放入一个小瓮里。做饭时，直接从小瓮里盛出来放在锅里一热就是一家人的菜。也可以将“格丁儿”放入锅里，加水烧开后馇粥，叫做“格丁儿粥”。由于“格丁儿”经过肉汤煮了，做菜或者做粥有点盐味和肉香味，大家都比较爱吃。如果运气够好，在“格丁儿”里遇上肉汤中一小块漏网之“肉”，那得在嘴里咂叭半天呢。
      萝卜干的吃法，主要是把萝卜干制成萝卜条。制作萝卜条，要先用水把萝卜干泡一
下，放入锅里煮，叫做炸萝卜干，然后用清水洗过后切条。小时候，娘切萝卜条时，经常让我帮助整萝卜干，我将煮过的萝卜干一片一片地摞在一起，摞大约五六片吧，交给娘，娘用刀将这些该死的萝卜片集体“斩杀”成萝卜条。
      萝卜条什么味儿呢？记得上大学时，有一个教古典文学的老师，“文革”期间曾经在我老家那边钻多年“牛棚”，对萝卜条很有了解。上课时，不知道为什么他提起了在我们老家吃过的萝卜条，他用“木头味儿”来形容萝卜条的味道。虽然我觉得萝卜条味道儿不是太美，但没有想过那算是什么味儿，听他这么一形容，觉得很贴切形象。
      萝卜条可以炒着吃，还可以剁成馅，蒸包子、包饺子。萝卜条和韭菜是绝配，春天里，新韭菜配上萝卜条，不管是炒还是作馅，用老家话说，那真是“一吃”。如果再加上肉，就是绝好的美味了，不过当时这只是“理想”而已。萝卜条可以做粥。早晨起来做饭，把萝卜条倒入锅里，加上水烧开后馇粥，粥里放点盐，叫做萝卜条粥，每人“灌”上两碗就是一顿饭。我最不喜欢吃萝卜条粥，光有咸味不扛饿。吃萝卜条粥得快点吃，否则用筷子搅来搅去，粥很快就澥了，更难吃。可能是萝卜条利尿吧，也可能是小时候尿脬小吧，反正吃过萝卜条粥，要不停地刷刷尿尿。
      光靠储存的萝卜干什么的不能度过该死的春天，得另寻活路。幸运的是村东河滩里长着茂密的杨树和柳树，每年春天，杨树、柳树发芽后，可以趁着树叶还比较嫩，捋回来吃。捋杨叶、柳叶得爬树，所以是小孩子的事，但有的大人也很厉害，我大大娘在这方面就十分了得。我记事时，大大娘就老得腰都弯了，可她爬树比小孩儿们还快、胆子还大。捋杨叶、柳叶时，她经常爬在最高的树梢儿上，忽悠忽悠地，让人替她捏一把汗，她却谈笑自如，有时还故意晃动树枝吓唬胆儿小的小孩儿呢。说到这，我就非常惭愧和自卑。我害怕上树，一到树上感觉树枝晃悠晃悠地，胳膊颤抖，腿打哆嗦，每次捋杨叶、柳叶我的战果都非常丢人。
小孩儿们在树上捋杨叶、柳叶，不光是干活，很大成分是取乐。我们村的小孩儿和河对岸村的小孩儿可能是有过节儿吧，双方不能离得近了，近了就得互骂甚至互掷石块打架。架打完了，就站在树梢儿上拉着长声，唱着有一搭无一搭的歌谣：
好凉快，好凉快，婶子大娘打狼来！
好热乎，好热乎，婶子大娘拍屁股。
刮大风，落树叶，他娘梳着红小辫。
刮大风，下小雨，你家住着白毛女。
下雨点儿，卖蜡碗儿，下雨星儿，卖取灯儿。
      天黑了，就三三两两，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朝着那冒着缕缕炊烟的村落走去。
      捋回来的杨树叶、柳树叶不能直接吃，要放到锅里煮，然后存到小瓮里“糟”起来，叫做“糟杨叶（柳叶）”。吃饭时捞出来切一切，用作料拌一下当菜吃。在我印象中，杨叶要比柳叶好吃些，最有名的吃法叫做“杨叶浇帽的大米汤”（“大米汤”不是大米做的汤，而是特别稀的小米汤。是一种诙谐说法）。当时米少，做的米汤很稀，盛在碗里晃荡晃荡的，只好将拌好的杨叶放入碗里与米汤一块吃，感觉味道还不错。如果有人问：“今天吃的什么饭啊？”答曰：“杨叶浇帽的大米汤。”大家哈哈一乐就过去了。
      杨叶、柳叶老了，不能吃了，不要紧，榆钱正好该捋了。当时家家户户有榆树，榆钱就在院子里的树上，小孩儿们继续发挥作用。榆钱好吃，但比捋杨叶柳叶要难很多。因为榆树高大、枝杈少，爬上去难度大。上树前把一根绳子系在腰里，然后赤着脚往上爬。到了树上，让树下的人在绳子的另一头儿系上一个篮子，提上来固定在树枝上，就可以捋了。有时候嫌捋得慢，就用杀鸡取卵的招数，把带着榆钱的小树枝折下来放进篮子。榆钱捋好了，可以做榆钱“苦累”、榆钱饼子。榆钱“苦累”、饼子吃起来甜乎乎地，还带着点榆叶的味道。
      榆钱吃完了吧，更有意思的还在后头呢———槐花儿来了。我们村南有一条小河沟，河的两岸长着好多洋槐树。每年“五一”前后，槐花挂满枝头，花香四溢，在我们看来，这不是风景，只看到那里的槐花很“厚”，得赶紧去捋，别让他人抢了先。槐花和榆钱一样，能生吃，能做“苦累”，能做槐花饼子。
榆钱完了，槐花也谢了，紧巴紧的，菠菜终于长大了，韭菜也可以割着吃了。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菜园子，菜园儿里种着各种蔬菜，但“细菜”（人们把豆角、西红柿、黄瓜之类叫做“细菜”）不多，更多的是北瓜、南瓜、西葫芦、根大、莴苣、茄子等“粗菜”。为什么“细菜”少“粗菜”多？那是因为“粗菜”种起来省事，产量高。
      我们生产队的菜园子由两个有经验的种菜把式管理，种什么、什么时间种都由他们说了算。菜长成了，他们负责给全体社员分菜。分菜按各户的人头分，管菜园的老把式对每家每户多少人了如指掌。老把式先将菜摘下来，然后按人口多少分成一堆堆的，七口人的一溜儿，六口人的一溜儿，等等。然后，老把式就到牲口圈的房子上吆喝：“分北瓜来喽，分西葫芦来喽。”听见吆喝，人们就陆续来取菜，问道：“七口人的是哪一溜儿？”老把式答道：
      “就是你脚下那一溜儿，拿吧。”
      取菜的人就装进篮子取走了。
      最好笑的是第五生产队，有一家两个儿子，老大叫北瓜，老二叫南瓜。老大娶了媳妇，人们给取个外号叫西葫芦，老二娶个媳妇，人们给取个外号叫大黄瓜。北瓜、南瓜的爹是管理菜园的把式，分菜的时候，他得吆喝，但是没法吆喝。他不能吆喝分北瓜，也不能吆喝分南瓜，更不能吆喝分西葫芦、分黄瓜。也是憋出来的招数吧，每次分菜时，他就拉着长声吆喝“：来啊———嗨！来啊———嗨！”人们听到吆喝，就心照不宣地来取菜了。分别的菜还好说，如果恰巧分的是北瓜、南瓜、西葫芦或者黄瓜，取菜来的人说话就得小心一点了。如果你说“我把菜拿走了”，就一点问题也没有。如果你说“我把西葫芦取（娶）走了”，或者说“我把黄瓜取（娶）走了”，老把式就会虎着脸，怒怒地不说话，有时还可能引发一场对骂。
六
      虽然食物匮乏，但人们守着好吃东西却不稀罕。有一年过年，生产队宰了一头老黄牛。爹买不起大块的肉，图便宜买了牛头、半截牛腿、一条牛尾。这本来是件好事，却闯了不大不小的祸。当爹笑嘻嘻地拿着牛头、牛腿、牛尾回来，想哄大家高兴的时候，娘却生气了，对着爹数落道：“能买得起肉买肉，买不起不吃。买这破玩意儿，不够丢人的，饿死也不吃。”娘为此和爹生了好几天的气。没有办法，买回来了，爹只好下工夫拾掇那些“破玩意儿”。别的不记得了，只记得煮熟的牛筋儿，如同小孩儿胳膊一般粗细。娘生气根本不吃，我们兄弟姐妹在娘的影响下，对那“破玩意儿”兴趣也不高。邻居家一个小孩儿，比我大点，叫做食堂，到我家玩儿，爹给了他一段牛筋儿，那家伙嘴比较壮，不管好赖，双手攥着就啃。看看现在，牛尾、牛眼肉、牛蹄筋儿都是上了“讲”的好东西，比大块的牛肉还金贵好多呢！
      小时候，吃鸡肉的机会很少，只有家里的母鸡不下蛋，才有可能杀了让大家吃掉。杀鸡的时候，人们嫌鸡头、鸡脖子、鸡爪没有肉，就剁下来扔掉，只留下鸡脯肉和鸡大腿儿。有一家，闺女嫁到了县城。一次，闺女带着女婿回娘家，女婿给老岳父买了二斤鸡爪。闺女、女婿吃完饭走了，老岳父提着那二斤鸡爪扔到猪圈喂了猪，还气不过，逢人便说女婿不懂事，瞧不起人，买得起鸡肉买鸡肉，买不起什么不拿也没事，别拿鸡爪子来寒碜人。他哪儿知道，鸡爪子比鸡脯肉还值钱呢。
      村东的小河水量不大，没有大鱼，但一拃来长的鱼有时也能抓到。我们经常去河里摸鱼、捞鱼苲，但抓回来的鱼没有人吃。要是有谁连这么小的鱼都吃的话，大家会说他穷不起了，没吃过东西。有一年正月，娘带着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去舅舅家走亲了，只甩下我自己。我非常伤心，爹就想法哄我高兴，带我到河里捞鱼。爹在家里拿上捅炉子的火镩、柳条编的笊篱、脸盆，带着我直奔小河。当时天寒地冻，河水结了厚厚的冰。爹在河水拐弯的地方，选定了一个河水比较深的位置，用火镩奋力杵开了冰层，冰层下面是慢慢流动的河水。当时真冷啊！冰层一尺来厚。据爹讲，冰层杵透以后，鱼就会聚集到口的位置，果然，我看到好多鱼在水面下若隐若现地游来游去。爹就拿着笊篱捞，一会儿就捞了半洗脸盆子小鱼，大的不过十来厘米，小的二三厘米。后来，把小鱼端回来，爹觉得没什么用，就倒在猪圈里，让猪结结实实地过了个好年。我们呢，照样喝我们的“格丁儿”粥。
      我们不吃小鱼，若遇上大鱼也想尝试一番。有一年，爹在河里往回走，听到河里传来啪啪地拍水声，爹循声望去，原来一条大鱼搁浅了。爹把这条倒霉的鱼拿回家，放在秤上一称，一斤七两。嚄！好大的鱼。邻居们都来围观，大人们分析这鱼的来历，说可能是在上游水库里不小心跑下来的。小孩儿们兴高采烈，看怎么处置这个庞然大物。大家合计半天，觉得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吃掉。不记得其他细节了，只记得鱼肚子被劐开后，取出了鱼的膀胱（鱼鳔），我们叫鱼尿脬，还是好几节的，长度约十来厘米，这可让小孩子们长了大见识了。我还让爹把鱼鳔绑在一个小木棍儿上，拿着在街里向小伙伴儿们炫耀了半天呢。对于鱼肉，爹娘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有人说必须放醋才能压住鱼腥味儿。娘觉得有道理，把鱼先炒了下，放在一个盘子里，倒上醋去蒸。鱼肉出锅后，爹娘热情地让大家尝尝，好多人尝过后咂咂嘴，却不置评，一会儿大家相继散去了。本来觉得是一件十分露脸儿的事，结果可能是做得不好吃吧，抑或是大家不喜欢鱼的味道吧，反正最后没有得到大家的肯定，让我们遗憾了好长时间。
      小河在村北大约两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拐弯儿，常年存着很深的水，里边王八极多，人们把那儿叫做王八汪。王八汪里的王八多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把筐往里边只一捞，就会有半筐王八被捞上来。除此之外，里边还有好多如同鹅蛋那么大的贝类的东西，学名不知道，我们叫它海拉巴儿。放在今天，王八、海拉巴儿不是很好的食物吗？可那时候人们根本不去吃这些东西，觉得只有人渣子、不顾廉耻的人才会吃王八。
      村里有个人叫洛合，大家对他是既爱又恨，既敬佩又鄙视。据说洛合的父母都是瞎子，以算卦为生。洛合的爹临死前给他留下的遗言是：“千万不要听信算卦的，那都是糊弄人的。”
      洛合很有设计制造天赋，绝对称得上能工巧匠。因为他很“能”，人们就很自然地把他的名字改为“洛能”。别的不说，单说在枪支制造方面，洛能可谓无师自通。抗日战争期间，洛能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八路军兵工厂听说他是个人才，想请他去参与制造枪支弹药，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去。新中国成立后，人们还替他惋惜，觉得如果他进了兵工厂，肯定能够施展才华，成就一番事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好多人喜欢用土枪打野兔子、大雁，方圆百十里的人都找洛能做土枪、修土枪，所以洛能成了村里“富甲一方”的主儿。不过，人们在敬佩他的同时，也有点鄙视他，说他认钱不认人。据说村里一个和他关系不错的人找他修土枪，修完后他要十块钱，修枪的人说：
      “给八块吧，咱们这么相好。”
      洛能沉着脸儿说：“我跟谁也不相好，只跟钱相好。”
      还有，洛能有时会做一些连穷人都不屑做的事———吃死猫烂狗的肉。除了死猫烂狗，他还会想法吃上鲜狗肉。有时候，傍晚他会在河里架上土枪，在枪口的正前方十来米远的地方放一块儿死猪肉，死猪肉上拴一根线绳，线绳和土枪的扳机相接，他把这叫做“线儿枪”。到了晚上，邻村的狗会循着死猪肉的香味来到“线儿枪”的枪口下。当狗吃死猪肉的时候，就会拉动线绳扣动扳机，土枪“砰”的一声，正好要了狗的命。洛能听到枪声，就来收拾战利品。
      他还敢吃王八，吃完了还给人们讲：“用开水将王八一浇，那王八盖滴溜溜儿就下来了，煮一煮，王八肉越嚼越香。”
      他讲得津津有味，听的人却早已嗤之以鼻了。
七
      生产队时代，人们参与生产队劳动叫上工。劳动时间分为三个部分，早晨、上午、下午。什么时间上工、什么时间收工，村里安排人负责敲钟总指挥。这样一来，全村人早、中、晚三顿饭的时间基本一致。家里没有餐厅，在哪儿吃饭呢？冬天天气冷，一家人吃饭时，父母坐在炕上，孩子们围坐在炕下面，有的没有地方了，就蹲在屋里地上。父母吃完一碗饭，孩子们就得抢着给父母盛饭。在我家，爹对这一条要求很严格，他吃完饭了，我们兄弟姐妹都争着给他盛，他很高兴，就让我们轮流给他盛。如果有一个动作慢了或者正好也吃完，提前出去盛饭了，他会认为是不愿意给他盛，别人即使争着给他盛，他也不让，说：“看我快吃完了，自己先出去了，分明是不想给我盛。不行，谁也不让你们给我盛，我就等他回来给我盛。”这样先出去的孩子回来了，还得给他盛。
      那时没有饭桌，即使有，也坐不下家里那么多的人。小孩儿们从小就练就了高超的端碗技术，盛上饭走起路来十分平稳，一般不会撒在外面。小孩们力气小，端一碗饭吃力，得时不时地换姿势，有时就把手反转过来。大人看见会斥责道：“端碗不是端碗，扛着碗。”
      夏天，在屋子里吃饭是很热的，每到吃饭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大人孩子，都会盛上饭到街里蹲着吃。或者三三两两就近围坐，或者远远排开，每条街里蹲着吃饭的人都是一伙儿一伙儿、一溜儿一溜儿的。我家院墙西边长年堆着一个积肥用的大土堆，这是我们四五家邻居吃饭的地方，男主人们一般蹲在土堆的顶上，俨然“山大王”一般。看过了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以后，每当看到几个男主人坐在大土堆的顶上，脑子里就会浮现出“座山雕”这个词。妇女和孩子们在土堆的半中腰或者四周，边吃饭边负责为男主人回家盛饭。当时“山大王”有三个，村里的支书、民办老师和我爹。支书家订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报纸，民办老师有文化，我爹是个老党员老革命。这仨人在大土堆上一凑，大土堆就成了村里的“文化中心”、“信息中心”，每顿饭都是一次论坛和沙龙。他们或纵论天下，或谈古论今，或家长里短，内容包括苏修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最近又有什么反动言论，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是如何教育他的，欧洲唯一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领袖霍查是如何与毛泽东联合对付修正主义的，三国演义中曹操是如何耍心眼儿，借刘表之手杀掉骂自己的祢衡的，等等等等。他们知道的信息尽管很少，但说起来那可是十分的笃定和自信，颇有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匹夫责任感，同时也有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潇洒和豁达。现在回忆起来，这场景有时比那些拘谨的国际政要回答记者提问还要精彩十分哩。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真服了先辈们的观察力和概括力了。过去有句话叫“有肉不吃豆腐”，而现在，有肉不吃吃野菜，细粮不吃吃粗粮。节假日，人们专门开车到乡下去吃那些早已异化了的农家饭。我曾经和朋友讲到过小时候吃的东西，本来是说吃不饱受罪，人家没听完就说：“那真是好哇！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原来你们几十年前就享受上了。”的确，现在食品安全成了社会的大问题：三聚氰胺、苏丹红、瘦肉精、牛肉膏、皮革奶、地沟油轮番走上餐桌。想想我们那时，虽然吃不饱，但吃的东西还真是没有害，也算是一种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