塬上手记之二——村庄
2021-12-30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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塬上手记
第二章·村庄
在一些文章或必填的表格中，我多次写过桑园是我的故乡或者籍贯。这种说法是在村一级组织的意义上说的。其实我的出生地在桑园南边的梓园，母亲说是在一孔窑洞里，窑洞门口的青石下，至今还埋着我的胎衣呢！每次回塬上之前，我都想，塬上现在变得怎么样了呢？是好了还是坏了？其实究竟怎样算好了怎样算坏了，自己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我在潜意识里既不希望它变得跟一些明星村那样的华丽而陌生，也不希望它沦落到乞丐一样黯淡无光。想来想去，我觉得它应该保持我记忆中的样子最好。可是，我有什么权利要求它一成不变呢？
在塬上，大大小小的村庄沿公路错落着，有几十个。塬上的村庄远没有平原上的那样沉实，厚重，人口众多，体量庞大。一二百人的村庄在塬上是正常的，上千人口的村庄十里挑一。还有一些村庄处在塬上和川里之间的沟壑之中，是在沟壑的半壁上倚山傍势，凿洞而居。这样的鸡毛小村往往只有几户人家，村童俚语唱到：“祁家洼，两三家，有人打捶没人拉！”这样的鸡毛小村深埋在黄土沟壑的皱褶里，绿树掩映之间，外人一般很难发现。晴天的傍晚，村子里鸡鸣狗吠，炊烟袅袅，硕大的夕阳清新而安静，高高地悬在树梢上成为炊烟的背景，站在塬边望去，一如上苍悬挂于半山之间的风景。
说到桑园村，不能不说说学校。作为一级村政权，桑园是有一所学校的，我的小学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那时候学校还有初中部，两个班，初一和初二，称为戴帽初中。我不知道为啥叫“戴帽初中”，总爱盯着那些人的头上看，看他们到底戴帽没有？
印象中，我和桑园小学之间有这么几件事。第一个是唐山大地震和毛主席逝世。那时候我大概是一年级。秋天，老师每天都给我们说地震和防震知识，家家户户都用玉米秸秆搭了防震棚，天天晚上，一家人在窑洞里吃过饭，小心翼翼地端着煤油灯到防震棚睡觉。忽然有一天老师不讲地震了，说是毛主席逝世了，全体集合，开会。有人恸哭。有人惶恐。然后是回家，看到母亲在哭。再然后是老师发小白花，黑纱。全体列队到公社开追悼会。街上到处是荷枪的民兵。追悼会过去不久又开始揭批“四人帮”。我们不知道“四人帮”是个什么东西，只听说里面有一个女人的屁股是假的，屁股怎么会是假的？我一直想不通。更让我想不出来的是假屁股是个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关于“四人帮”，桑园小学给我的就是这样一些荒诞不经概念，还有人把它念成“四林帮”老师也不管。学校开揭批大会，高年级的学生兴师动众，将课桌抬到操场上拼成一个主席台，主席台上铺着老师的印花床单，放着暖瓶、茶杯、麦克风。麦克风上的红绸子一直在飘扬。主席台上坐了很多人，有公社的，大队的，有校长，还有知青代表。班主任都坐在班级后面维持秩序。从高年级到低年级，每班选一个人依次在揭批大会上发言。主席台的发言席照例摆放了一张硬木椅子，可是所有的发言者都不坐。他们走上发言席，面对听众，鞠躬，念稿子，离开。主持人念到一年级代表发言的时候，我已经走到发言席边了，似乎还没有台子高呢。敬个礼，然后撅起屁股爬到椅子上，坐下来，台下的哄笑声骤然爆发，主席台上也有了笑声。有人过来帮着弄麦克风，想让红绸子离我的嘴巴近一点儿。可是麦克风还没有弄好，我的发言已经完啦。总共三句话都是老师写的，我背了好多遍，不用看稿子开口就来了：“红小兵斗志昂，拿起笔杆上战场，狠批‘四人帮’”。“四人帮”照例说成了“四林帮”，台下又是一阵哄笑。
这样具有喜剧效果的一幕，今天在我的记忆里还如此完整，完全得益于它不断地被传播、重复、演绎。每一次传播都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在那个娱乐和文化都贫瘠的年代，这件事似乎能引起人们一点点开心。学校传，村里传，家里也传。传到后来似乎与我无关，而成为大众娱乐的一个由头，一个素材，甚至是无话可说时候的一个说头。
上大学前，我在我读过书的小学校当过代课老师。学校是新建的砖混结构的平房，操场、围墙，桌椅板凳，一切都是新的。娃娃们的脸也是新的，眼睛每天也是新的，亮晶晶的，纯净，可爱。
在黑板上写字，或者在办公室批改作业，偶尔抬头，依然能够看到南山，看到纯净的天和云彩。没课的时候走出校园，和遇到的乡亲打个招呼，点根烟，吸着，默默地沿着校园后面的小路走到塬边上，站在一棵古老的柿子树下，眺望塬下的沟壑以及挂在半山坡上的村庄。山坡上连片的庄稼和树林，色彩驳杂，层次丰富。转过身子，看见另一面山坡上地气缭绕，牛铃叮咚，两个黑点在山坡山“画地图”，新翻的泥土一圈一圈，像妙手绘就的铅笔速写。站累了，在树下跏趺而坐，随手揪一根麦秆，含在嘴里甜丝丝的。麦穗儿已经扬花，麦子的花像金色的面粉，轻轻一弄，满手金粉。身边的空地上落满了柿子花，俗谚说，四月八，开柿花。柿子的花是米黄色的，方形，中空。捡起来用舌尖儿舔舔，一样甜丝丝的。这是在一场好雨之后，空气中是湿润的甜，身边是亘古的静。遥远的村庄里偶尔有母鸡的叫声，抑或一两声质朴的土话。布谷鸟可劲儿地叫着，咕咕，咕咕……离开桑园村的几十年里，我的记忆中老是出现这一幕。
离开梓园之后二三十年里，我在城里读书、工作、定居，因为工作的缘故足迹遍及五十六个民族的寨子或者村庄，可是我依然怀念着我的故乡，我的桑园梓园。每次回乡，我都会为村庄的衰老和中空而黯然神伤，神伤之后是痛苦地思索。在《一个村庄的消逝》里，我曾经写道：“村庄其实是农耕中国浑莽的背景。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大抵如此，不是一群农夫的历史，就是一群渔夫的故事。农耕中国的源头，就是从散落在北中国土地上这些村庄里起步的。村庄沧桑的容颜里，收藏着历史的秘密。如同一个年代久远的传说，隐藏在老祖母混浊的眼神和干瘪的沉默里。
村庄是底层的所在。是草根阶层肉体和精神赖以成长的地方。从秦始皇的黔首到新中国的社员，以至于当下的农民工，村庄是他们背井离乡时心底里最温暖的一抹亮色。村庄曾经是底层的沉淀和凝聚，是痛苦的摇篮，更是历史的摇篮。历史在更多的时候，不过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村庄，就是她天经地义的娘家。是她的经脉所在，祖根所系。
对于一个从小在村庄里长大的人而言，村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它是我们生生死死的宿命，是我们生命无法割舍的最深远最浑厚的背景。”
（第三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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