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塬上手记之二——村庄

2021-12-30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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塬上手记
第二章·村庄


在一些文章或必填的表格中,我多次写过桑园是我的故乡或者籍贯。这种说法是在村一级组织的意义上说的。其实我的出生地在桑园南边的梓园,母亲说是在一孔窑洞里,窑洞门口的青石下,至今还埋着我的胎衣呢!每次回塬上之前,我都想,塬上现在变得怎么样了呢?是好了还是坏了?其实究竟怎样算好了怎样算坏了,自己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我在潜意识里既不希望它变得跟一些明星村那样的华丽而陌生,也不希望它沦落到乞丐一样黯淡无光。想来想去,我觉得它应该保持我记忆中的样子最好。可是,我有什么权利要求它一成不变呢?

在塬上,大大小小的村庄沿公路错落着,有几十个。塬上的村庄远没有平原上的那样沉实,厚重,人口众多,体量庞大。一二百人的村庄在塬上是正常的,上千人口的村庄十里挑一。还有一些村庄处在塬上和川里之间的沟壑之中,是在沟壑的半壁上倚山傍势,凿洞而居。这样的鸡毛小村往往只有几户人家,村童俚语唱到:“祁家洼,两三家,有人打捶没人拉!”这样的鸡毛小村深埋在黄土沟壑的皱褶里,绿树掩映之间,外人一般很难发现。晴天的傍晚,村子里鸡鸣狗吠,炊烟袅袅,硕大的夕阳清新而安静,高高地悬在树梢上成为炊烟的背景,站在塬边望去,一如上苍悬挂于半山之间的风景。

说到桑园村,不能不说说学校。作为一级村政权,桑园是有一所学校的,我的小学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那时候学校还有初中部,两个班,初一和初二,称为戴帽初中。我不知道为啥叫“戴帽初中”,总爱盯着那些人的头上看,看他们到底戴帽没有?

印象中,我和桑园小学之间有这么几件事。第一个是唐山大地震和毛主席逝世。那时候我大概是一年级。秋天,老师每天都给我们说地震和防震知识,家家户户都用玉米秸秆搭了防震棚,天天晚上,一家人在窑洞里吃过饭,小心翼翼地端着煤油灯到防震棚睡觉。忽然有一天老师不讲地震了,说是毛主席逝世了,全体集合,开会。有人恸哭。有人惶恐。然后是回家,看到母亲在哭。再然后是老师发小白花,黑纱。全体列队到公社开追悼会。街上到处是荷枪的民兵。追悼会过去不久又开始揭批“四人帮”。我们不知道“四人帮”是个什么东西,只听说里面有一个女人的屁股是假的,屁股怎么会是假的?我一直想不通。更让我想不出来的是假屁股是个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关于“四人帮”,桑园小学给我的就是这样一些荒诞不经概念,还有人把它念成“四林帮”老师也不管。学校开揭批大会,高年级的学生兴师动众,将课桌抬到操场上拼成一个主席台,主席台上铺着老师的印花床单,放着暖瓶、茶杯、麦克风。麦克风上的红绸子一直在飘扬。主席台上坐了很多人,有公社的,大队的,有校长,还有知青代表。班主任都坐在班级后面维持秩序。从高年级到低年级,每班选一个人依次在揭批大会上发言。主席台的发言席照例摆放了一张硬木椅子,可是所有的发言者都不坐。他们走上发言席,面对听众,鞠躬,念稿子,离开。主持人念到一年级代表发言的时候,我已经走到发言席边了,似乎还没有台子高呢。敬个礼,然后撅起屁股爬到椅子上,坐下来,台下的哄笑声骤然爆发,主席台上也有了笑声。有人过来帮着弄麦克风,想让红绸子离我的嘴巴近一点儿。可是麦克风还没有弄好,我的发言已经完啦。总共三句话都是老师写的,我背了好多遍,不用看稿子开口就来了:“红小兵斗志昂,拿起笔杆上战场,狠批‘四人帮’”。“四人帮”照例说成了“四林帮”,台下又是一阵哄笑。

这样具有喜剧效果的一幕,今天在我的记忆里还如此完整,完全得益于它不断地被传播、重复、演绎。每一次传播都有一个不同的版本。在那个娱乐和文化都贫瘠的年代,这件事似乎能引起人们一点点开心。学校传,村里传,家里也传。传到后来似乎与我无关,而成为大众娱乐的一个由头,一个素材,甚至是无话可说时候的一个说头。

上大学前,我在我读过书的小学校当过代课老师。学校是新建的砖混结构的平房,操场、围墙,桌椅板凳,一切都是新的。娃娃们的脸也是新的,眼睛每天也是新的,亮晶晶的,纯净,可爱。

在黑板上写字,或者在办公室批改作业,偶尔抬头,依然能够看到南山,看到纯净的天和云彩。没课的时候走出校园,和遇到的乡亲打个招呼,点根烟,吸着,默默地沿着校园后面的小路走到塬边上,站在一棵古老的柿子树下,眺望塬下的沟壑以及挂在半山坡上的村庄。山坡上连片的庄稼和树林,色彩驳杂,层次丰富。转过身子,看见另一面山坡上地气缭绕,牛铃叮咚,两个黑点在山坡山“画地图”,新翻的泥土一圈一圈,像妙手绘就的铅笔速写。站累了,在树下跏趺而坐,随手揪一根麦秆,含在嘴里甜丝丝的。麦穗儿已经扬花,麦子的花像金色的面粉,轻轻一弄,满手金粉。身边的空地上落满了柿子花,俗谚说,四月八,开柿花。柿子的花是米黄色的,方形,中空。捡起来用舌尖儿舔舔,一样甜丝丝的。这是在一场好雨之后,空气中是湿润的甜,身边是亘古的静。遥远的村庄里偶尔有母鸡的叫声,抑或一两声质朴的土话。布谷鸟可劲儿地叫着,咕咕,咕咕……离开桑园村的几十年里,我的记忆中老是出现这一幕。

离开梓园之后二三十年里,我在城里读书、工作、定居,因为工作的缘故足迹遍及五十六个民族的寨子或者村庄,可是我依然怀念着我的故乡,我的桑园梓园。每次回乡,我都会为村庄的衰老和中空而黯然神伤,神伤之后是痛苦地思索。在《一个村庄的消逝》里,我曾经写道:“村庄其实是农耕中国浑莽的背景。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大抵如此,不是一群农夫的历史,就是一群渔夫的故事。农耕中国的源头,就是从散落在北中国土地上这些村庄里起步的。村庄沧桑的容颜里,收藏着历史的秘密。如同一个年代久远的传说,隐藏在老祖母混浊的眼神和干瘪的沉默里。

村庄是底层的所在。是草根阶层肉体和精神赖以成长的地方。从秦始皇的黔首到新中国的社员,以至于当下的农民工,村庄是他们背井离乡时心底里最温暖的一抹亮色。村庄曾经是底层的沉淀和凝聚,是痛苦的摇篮,更是历史的摇篮。历史在更多的时候,不过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村庄,就是她天经地义的娘家。是她的经脉所在,祖根所系。

对于一个从小在村庄里长大的人而言,村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它是我们生生死死的宿命,是我们生命无法割舍的最深远最浑厚的背景。”

                                                                                                                                               (第三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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