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那点事儿

小山村沸腾了
1953年对我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那年春季我由玩童成了一名学生。 春节前的一天，太阳暖洋洋的。我带着弟弟在稍门外的大槐树下玩耍。年近九旬的曹家老太是这里的常客，她找奶奶扯闲话，而奶奶正忙活过年的事儿没工夫相陪，便靠着墙根打起盹来。就在这当儿，小山村的大人们陆续涌来。不算正式开会，倒像互相验证消息似的。我们家居中，门前的空地便是谈论公事的场所。大槐树下顿时像开锅的滚水沸腾起来了，话题围绕成立学校的事情展开。有的唾沫星子乱溅，急着兜售道听途说的消息；有的为选校址争得面红耳赤；有的一会儿频频点头，一会儿又摇头晃脑；也有的只管裂开嘴巴哈哈大笑。 曹家老太见后生们如此兴奋，也想凑热闹，便使劲干咳几声，满脸核桃纹就颤抖起来。见没人理会，只好自言自语道，开天辟地头一回呀，小山沟里建学堂，能有几个娃娃念书？老师来了咋开伙？薪水谁掏呀？我娘家那么大个村子，只有马财主家才设私塾。她其实好多年没回娘家了，也从不到山下村里走动，哪晓得这几年新社会的变化？她娘家村子不仅早有小学校，如今还正筹建完小呢。 人们不搭理曹家老太，却心急火燎地期待着另一个人快些露面。这时，杜家大爷来了，一来就挥舞着长杆烟袋讲道，郭乡长说了，山村再小，也是共产党管辖的地儿。有共产党领导，就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没学上！大家也甭担心，既然老师由公家派，薪水自然公家会出。现在咱们只需做两件事，一把校舍拾掇好，二把学龄儿童登记清。谁都清楚，他是儿子的传话筒。儿子如今当着农业合作社的社长，是县乡领导跟前的红人，比山下行政村的村长说话还管用呢。大家就想听这个准信儿，目的既然达到，便很快四散而去。 一过“破五”，筹建学校工作便紧锣密鼓开始了。校址选在我家背后的场院中。里面有三孔窑洞。把其中两孔中间凿个洞连到一起。一个当教室一个老师住。窑洞泥巴抹过又用石灰水粉刷一遍，待门窗全镶上大玻璃，就越发明光闪亮起来。行政村大力支持，特地送来一张床和一个抽匣桌。土地庙的供桌也搬来派上用场，放老师的教科书和学生的作业本。正月十五前，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着老师大驾光临了。 十八个宝贝蛋儿
还真让曹家老太言中了。别看人们对成立学校欢欣鼓舞，修建学校也非常踊跃，可真到了让自家娃娃上学的关口，不少人却缩了回去。小山村总共三十来户人家，满打满算学龄儿童不到三十个。可十岁以上就得下地干活，十岁以下多半在家照看弟妹。尤其是女孩子，长到十六七便要嫁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何必多此一举上学呢。庄稼户不痴不憨会做庄稼活，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念书，那是城里有钱人家的事情。有的甚至认为，庄稼户瞎念几天书，高不成低不就的，没准会变成二流子的。 于是苦口婆心做动员工作，便成了重中之重。我父亲被选为学校董事，自然也积极参与其中。他带头说，我家大娃还差一岁才够年龄，如今也在照看小的。但家里商量了，让娃提前一年上学。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幼稚生”。与我同桌的女生已经十三岁，她父亲也是学校董事。到正式开学时，总共凑到18名学生。学生不多，年龄悬殊却很大。我最小，不足六周岁；最大的一名男生，已经超过十六周岁。 开学那天，男女老少全跑来看热闹。像瞅刚下轿的新娘子一般，盯住老师傻看。贾老师中等个头白皙脸庞，显得十分文静；尤其那一丝不苟的分背头，让人们一下就认可了他的老师身份。他在村长、社长和学区校长祝贺过后，站起来向大家鞠躬讲话，开始有些拘谨，讲着讲着就放开了。我懵懵懂懂没听出多少名堂，只记住其中一句，你们十八个宝贝蛋，是新中国的未来与希望！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由低到高，末了还把胳膊举起来有力地朝前挥舞一下。当时我很想笑，硬憋着不敢笑。而看热闹的人们，却叽叽喳喳起来，有的甚至大声嚷嚷，都是些跟在牛屁股后面吃臭味的苦命鬼，还宝贝蛋呢。
四个年级一个课堂
第一学期没有正式课本。贾老师对一字不识的，从头教起，每天学五个生字。对年龄大稍微有点基础的，则出题测验层层筛选，初步分出二三四年级。再从别的学校借来几本样书，让大家轮换着温习。待夏季放学前，再正式考试确定年级。 四个年级在一个课堂上课，对老师和学生都是考验。学生精力很难集中，稍不留神便开了小差。尤其对有点故事情节的语文课，其他年级大都竖着耳朵旁听，结果把自个的功课反倒忘了。老师尤其累，每天晚上除了批改作业，还要准备第二天四个年级的课程。上课时几个年级都得照顾好，从头到尾嘴不能停。一堂课下来，总是口干舌燥咳嗽不止。单人学校，老师得是全把式，音体美都要能拿起来。贾老师还真行，歌尤其唱得好。每次上音乐课，窑洞都会震得嗡嗡响。只要天气好，音乐课就移到外面上。四个年级全都可着嗓子使劲高歌。比如，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天山顶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等等。这些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在一二年级时全都学会了。每逢在外面上音体课，周围做农活的大人们，都要围过来观看一会。稚气嘹亮的歌声口号声，在山峦间来回盘旋。队列已经静下来了，余音仍飘荡不止，好一会儿才会慢慢消失。
贾老师高升了
秋季开学时，我正式成为一年级。新书前两页是天安门和毛主席的彩色照片，第一课只一句话：开学了！时隔多年后，我到北京天安门前拍照，第一个念头想到的，便是上一年级领到新书时的兴奋情景。 贾老师从不体罚学生，甚至连火也没发过一次。可不怒自威，同学们还真有点儿怕他。新学期开学时，家长们纷纷恳求老师对自家孩子严格要求。开口便说，不听话您只管狠狠地打！贾老师大多微笑说，新社会不兴打的。偶尔也会说，不听话了再说。虽然已经解放好几年，但打骂体罚仍在流行。哪个老师不打学生，反倒觉得怪怪的。偏僻山村的庄稼户，尤其推崇严格厉害一点的老师。 一句“不听话了再说”的含糊表态，足以让同学们产生疑虑，贾老师肯定藏着打学生的板子哩！一次贾老师到学区开会，几个年龄大点的同学趁机翻了他的床铺，想找出板子弄坏它。翻的时候，大家全围着看。领头的吓唬说，今天的事情谁都不许说，哪个说了，就推到他一个人身上！结果一无所获。大家放宽心的同时，又多少有些沮丧。似乎真盼望能找出点什么来，好见识一下板子的模样。 两年后贾老师调走了。走的时候同学们依依不舍，贾老师眼圈也红了。前来相送的家长们也不会说多少恭维话，只知拉住手使劲摇晃，让他有空常来串门。贾老师终于忍不住哽咽起来。送走贾老师后，大人们在一起议论说，咱这小地方哪能耽搁人家这样的人才呢？贾老师从小学校调到大学校，这是高升了呀，以后前途大着哩！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完小校长就与乡长平起平坐，中学校长则相当于县长呢。贾老师以后肯定能升到乡长县长的级别。
哄堂大笑
新换的老师姓高，但有病暂时不能到位，由孙老师临时顶替。孙老师完小刚毕业，其实还是个孩子。又有贾老师的标杆在前面戳着，就越发显得没个老师样。他为了树立威信，竟开了用教鞭棍打学生的先例。那天，一女生在课堂上交头接耳，他生气地用教鞭棍敲着黑板吼道，你给我站起来！那女生吓得一愣，却没有立即站起来。孙老师随即用教鞭棍指向那女生，站起来，手伸出来！一边吼一边就走下讲堂要动手。正要开打时，那女生的哥哥挺身而出，把手伸到老师面前，要替妹妹挨打。孙老师先是一愣，接着就抡圆胳膊，狠狠地砸下去。打过后急忙转身走向讲堂。那女生尽管没挨打，却害怕得抽泣起来。哥哥替妹受过，也疼得呲牙咧嘴。谁都没有料到，孙老师竟在这时咕咕咕大笑不止，直笑得前俯后仰缩成一团。同学们像从梦中惊醒一般，全都站起来拍着桌子哄堂大笑。那兄妹俩见状，也变过脸跟着一起闹腾。 这场闹剧像刮风一样迅速传到每家每户。晚上我听父母讲，一下午在地里干活全都谈论这件稀罕事，有的竟笑得背过气了。说这么个成规不够的半大小子，咋能当老师呢。时间长了，娃娃还不跟着学坏？有的提议，得向学区反映换了他。但大多数人不同意找学区，说如果那样，就把孙老师前途毁了。还是让两个董事与本人谈谈再说。 父亲与另一位董事找孙老师时，他竹筒倒豆子非常痛快地说道，看到那哥哥要替妹受过，心里便有些骑虎难下，但只能硬着头皮打下去。在往讲堂上走的时候，却突然想起自个念书也曾挨过老师板子。一次当板子快要打下来时，手猛地缩回来，把老师着实闪了一下。后来老师大怒，狠狠揍了我一顿。今天多亏那男生没把手缩回去，如果缩了手，我真要揍他，恐怕还打不过呢。这就是忍不住要笑的原因。最后诚恳检讨，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挺后悔的。可后悔也没用，事情已经出了，只能以后用实际行动痛改前非。两个月后，学区领导还是知道了。没有任何犹豫，就打发孙老师回家了。 经过那次哄堂大笑后，孙老师其实教得蛮好的。虽然没有教学经验，却能低下架子像大同学辅导小同学一样循循善诱。音体美也都能拿得起来。尤其有绘画天赋，经常把自己小学的图画作业拿来示范，同学们从中学到了不少绘画窍门。音乐课除了唱流行的革命歌曲外，还教了一首刘胡兰歌剧中的插曲。那沉重而又悲壮的旋律，震撼着每个幼小的心灵；激发出来的激情，既有对英雄的无限热爱，还有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我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开头的两句歌词，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心里热。只可惜高老师一来却不让唱了。他说，这么哀怨的歌，不适合孩子们唱。 同学们尤其喜欢与孙老师做游戏。那时学生上学都带一把小铁尺，写毛笔字压纸用的。课间休息时，便一起玩“打铁尺”游戏。这种游戏虽然简单，却有输赢。如果输了就不能再打，只能蹲在一旁负责扶起打倒的铁尺。老师学生一起玩，大家兴致自然高涨。再加上孙老师有时故意耍赖，游戏便会出现一些以外的高潮。一高兴难免就有玩过头的时候。同学们倒挺过瘾的，家长们却不高兴了。看来孙老师确实比不过贾老师。贾老师能赢得学生家长双喜欢；而孙老师在家长眼里，始终没被当成老师看。 不过孙老师在同学们的眼中，倒越来越像老师了。就在他背着铺盖要离开时，那位挨打的同学突然喊道，全体立正，向孙老师致敬！孙老师先是一愣，随即深深地向大家鞠了一躬。当头抬起时，早已经泪流满面。
“大智若愚”
高老师来了。初面印象，与想象中的老师咋都一致不起来。花白头发剃个光头，一身庄稼汉衣裤，连布鞋里面也套着双老式布袜。手掂一根旱烟袋，烟杆长得能当拐杖用。活脱脱一位农村爷爷辈的长者。而这副能掉出渣来的土样子，却在四乡八村享有盛名。村里私塾、乡里学堂、县城高小都呆过，尤其对古文造诣很高。如今年岁大了，挑重担觉着吃力，只想找个小学校图清闲。 家长们欢欣鼓舞，小山村竟然能调来这么一位名气大的好老师，真是娃娃们的福气啊。而娃娃们却无比忐忑，这么个老古董还能教学吗？往后的日子可咋熬呢？ 第一节课果然乏味。高老师也许精神头不足，也许就这么个习惯，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而且一句多的也不重复。只要稍微走点神，前后便连接不上。快下课时，才稍微提高嗓门说道，一个老师一个拿法，我就这样。这样不只图省力，主要是制服不专心听讲的人。 高老师非常重视主课。第一天就来了个下马威。凡没写完作业或没背会指定课文的，放学时一律留下来站在窑洞门口，什么时候写完作业背会课文，什么时候放你回去。结果大部分学生留下了。有的家长等不到孩子回家吃饭，就跑到学校门口去看，一见这架势全都啧啧称赞，这下好了，孙猴子遇见如来佛啦，再怎么调皮捣蛋，也逃不出人家的手掌心去。 从此，音体美基本放任自流。每周只上一节音乐课，也是唱过去学过的老歌。体育课每天半小时，只让大学生带着在外面跑操。美术课算彻底放弃了。同学们开始觉得死气沉沉憋得慌；可时间一长，也习以为常了。 仔细揣摩高老师的讲课，的确很有嚼头。比如《愚公移山》。到高老师这里，我是第三次听。但仍不到我该学的时候。贾老师第一次讲时，只觉得热闹好玩。晚上竟梦见愚公把故乡的孤山给搬走了，当然家和学校也没了踪影，吓得大叫着从梦中惊醒。孙老师第二次讲时，我怎么也不相信愚公能把两座大山移走。虽然课文的本意是愚公对智叟错的。但我却钻牛角尖，总觉得智叟比愚公聪明。高老师这次讲，先背诵几句古文然后才说，你们现在学的是白话文，以后上到中学，才会接触到古文。古文才是正经的原文。最后还莫名其妙扔下一句，娃娃们，这叫大智若愚啊！ 下课后，我私下问高老师，什么是大智若愚呀？他摸着我的头笑着说，你还打破砂锅问到底呀，这里面的道理深着哩！不用老师现在讲，你以后自然会明白的。你长大了要做个有大智慧的人，好好努力！说着，又使劲拍了我几下肩膀。而我却被拍得更加糊涂了。
“活泼不足”
不知不觉高老师已经来了一年多。一次学区组织歌咏比赛，我们学校被评为倒数第一。虽然学区没直接批评，但高老师觉得脸上无光。他连学校也没回，便直接去了教育局。之后不久，一份退职报告便批下来。 高老师正与新来的董老师办交接时，一位爱搞恶作剧的同学喊“报告”走进去，恳请高老师临走再给他写一张楷书字帖。高老师和蔼地说，好娃哩，我手都颤成这样了，哪还能写字帖，让董老师以后给你写吧！可那位同学并没有就此打住，仍然继续恳求着。董老师显得特别尴尬，脸一下就红到了脖根。同学们都闭住气，在外面静静地听着。至于董老师的脸是否一下就红到了脖根，是那位同学出来后描述的。 一个和尚一套法，董老师与哪个前任都不一样。他年轻，又是刚从师范毕业的，许多想法与做法人们不理解。据说他上任不久就向学区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再派一名教师，把学生分成两个班；如果不增派教师，就合并到下面村里的学校去。只有这样，才能开全课程，才能保证教学质量。他的建议不仅学区不同意，还引来乡亲们极大反感。 可董老师不管这么多，仍按自己的想法教学。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立马恢复音体美三门副课。学校重新热闹起来。每天下午，除了朗朗的读书声，还有嘹亮的歌声和震天的口号声。可惜我不到两个月就去邻村上完小了。那时小学四年级也发一张毕业证，毕业证背后有各科成绩和操行评语。我们几个毕业的同学，评语最后全都四个字：“活泼不足”。这既是对学生的评语，恐怕也是对高老师的评语。 几年后，董老师也调走了。但他的两条建议在时隔多年后都得以实现。先是增加一名民办教师，再后来学校就撤消了。如今连上幼儿班也集中到乡镇所在地去。人们似乎也很习惯。不仅没一个家长再像解放初期那样，反对自家子女上学的；而且都想着法儿要挑好的学校去上。 我每次回故乡，望着早已废弃的校舍，都会驻足好一会儿才泱泱离开。这里毕竟是自己成长的起点，曾经发生过许多平淡而又难忘的故事。随之又释然，这又何必呢？学校的成立与撤销，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是顺应潮流的进步反映，应该欢欣鼓舞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