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弯弯

　 　山路弯弯
　　 文/潘霞
　　城市还没有醒来，迎着黎明的薄雾，我又一次奔向太行山脚下那个叫做车元的小山村。那是卢出生、成长的地方，但那个家，于我是陌生的，结婚十年，我排斥着、逃避着、矛盾着，逢年过节，找各种理由不与卢同行，可这一次，我知道逃不掉了，我必须回去——卢的母亲去世了。
　　就在前一天，先一步回去的卢给我打来电话：“情况不太好，准备往回走吧，明天一早，有车去接你们。”
　　我一夜未眠，愁苦于不知道要在那个陌生的地方呆多久，然而一早，来接我和儿子的卢的妹夫说，凌晨，人已经没了。
　　汽车急驶在山路上，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无端地使人觉得憋气。车内没有人作声，包括九岁的儿子，空气沉闷着。道路两旁，忽闪而过的是满眼满眼的绿，时值七月，树木正是茂盛的时期，向人们展示着全部的生命力。而我们，无心留意那些美景，三百公里的行程中，我陷入了长长的回忆……
　　十年前的春节，第一次随卢回到他的家乡，刚刚结婚的我们，是回来昭告亲朋的。也是那一次，我从半懂不懂的村里人的谈话中发现了自己的尴尬身份，一个疙瘩从此挽在心里。
　　卢不是亲生的，当年，他被这个家抱养的唯一目的是：顶门立户。丈夫因工厂事故英年早逝，扔下高堂老母、年轻的妻子、以及年龄尚幼的三个女儿，这样一个残缺的家，急需一个儿子。四十年前，香火观念是何等重要，何况是在这样一个落后闭塞的小山村？于是，卢的命运从此改写。
　　日子再难，时光不停脚，靠着国家发放的抚恤金，转眼十年过去了。这期间，祖母离世、大姐被接到省城顶了父亲的班，二姐因病夭折，家里的人一下子少了一半。卢是唯一的男孩子，七、八岁上山砍柴，下地锄苗，从小便承担起生活的艰难。
　　一个残缺的家，注定要偏离正常的生活轨道。卢十一岁，母亲另嫁了，带走了家里唯一的一点温暖和热闹，把他和三姐扔在那个空荡荡、冷清清、沉寂寂的破败房子里。因为贫穷，卢悄悄撕碎了来自某美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交不起学费，高中半年后，卢选择了辍学，只身来到省城寻找一条糊口之路。
　　母亲另嫁后，又陆续生了三个孩子，第三个，终于如她所愿，是个男孩。童养媳出身的她一直有个心结：生不出儿子是要被村里人耻笑的。然，喜悦还没有从脸上褪去，不幸就再一次降临了，很快，第二任丈夫也撇下尚不懂事的孩子们撒手而去了。由于家族的排斥，母亲只得带着几个孩子回到卢家，并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给孩子们改姓，从此都姓卢。
　　尽管是抱养，但卢长子的身份是不容质疑的，同样，他该承担的责任也是无法推卸的。家中有大事，母亲第一个想到他；病了痛了，弟妹们的第一个电话也是打给他。卢没有因为母亲曾经的忽视而有所怨恨，屡次接来省城看病，几个弟妹也像亲生的一样呵护着，妹妹们的婚事，都是他说服了母亲，而且至今，他还保存着二十年前弟弟写给他的信，那封信，我看过，是让他买一枝钢笔寄回去。
　　卢始终把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当作真正的亲人，也正因为如此，结婚前，他没有向我透露丝毫。卢的母亲性情寡淡，没有参与我们任何一项关于结婚的细节，倘若不是从人们闪烁的言辞中听到事情的真相，我都可以理解和接受，然而这样的事实却让我心里有了说不出的失落和凄迷。理智上，我知道应该理解，可情感上，我还是难以接受，我在心里，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坚壁。
　　之后，我拒绝回去，内心里，一直把持着一个原则，你上门来，我自然以礼相待，我可以买吃买穿给钱给物，但我不想再跨进那个没有我位置的家门。儿子五岁那年的春节，卢的姐妹们轮番做我的工作，希望能回去看看。卢也说，头都磕了，还差作个揖吗？思量再三后，我答应了，一则避免卢的情何以堪，二则，那年卢的弟弟弟媳打工在外，我可以暂住他们的房间。对于家里没有属于我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始终耿耿于怀。之所以回去，当然也不乏私心，除了不想把卢推向不孝，另就是不愿落个恶媳妇的名声。
　　近几年，卢的母亲一直在病痛中挣扎，看到她时，我多是矛盾的，大半出于同情，并没有那种切肤的痛。没想到，坏消息来得如此之快。四个小时的车程快结束了，我忍不住在想，等待我这个长媳的将会是怎样的繁琐程序？我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人之父母，己之父母，何况她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母亲之外唯一喊过“妈”的女人！
　　接近午时，终于到家。一下车，大门两边贴着的白纸生生地刺痛了人的眼睛，那一刻，心瓣上有血渗出。屋里设了灵堂，灵前草铺上，几个姐妹席地而坐，散乱着头发，红肿着眼睛，悲伤的气氛蔓延开来。
　　无言地挨着她们坐下，眼睛触到贡桌上的照片时，眼前恍然出现了我最后一次去看她，离开时，她颤颤巍巍站起来的身影。此刻，她对这个世界已毫无感知，没有恨没有爱没有快乐，当然也没有痛苦。目光移到门板上穿戴整齐的遗体，心，竟没有一丝想像中的怕意。
　　草铺上，姐妹们一边搓着麻绳，一边进行着悲凄的絮语，似在说给大家，也像自言自语。
　　听到戏班子的锣鼓声时，一直照顾老人的四妹说，前些年，村里来了唱戏的，咱妈都要把人家叫到屋里喝碗水，说谁出门也不容易，后来，摊上了病，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嫌人家太吵，近两年，我就没见咱妈再笑过。边说，边就哽咽起来。
　　望着遗照发呆的大姐说，那年，村里来了照相的，咱妈是第一个照的，还动员了不少人，我埋怨她人家要多钱给多钱，也不知道搞搞价，咱妈说，出门在外，就帮一把就帮一把。说完，跟着一声叹息。
　　五妹哭着对我说，嫂子，咱妈是不是听了我的话才走的？我对咱妈说过，开了学，都忙着顾孩子上学，谁来照顾你呢？是咱妈怕拖累咱们才急着走的！最后一句，已是泣不成声。
　　灵前守着的，除了自家人，还有一个哑巴大姐。嫁到同村的三姐悠悠地说，哑巴大姐是大爷的女儿，两岁就没了妈，咱妈十二岁进门，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抚养大，就是她出嫁以后，吃的穿的，也总是想着她。三姐的声音空洞地像是来自天外，哑巴大姐似乎知道我们在说她，索性把遗照拿起来，一边“啊啊”地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话，一边抬起衣袖擦着干枯的眼睛。
　　我终于明白，每个人，都是不尽完美的，各式各样的人身上，都具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他们有愿望，经历过痛苦，勇于探索，追求幸福。我终于释怀，原来，什么东西都可以潮涨潮退，很多的情绪都可能在一瞬间烟消云散。只有敞开胸怀，刻意理解或被理解时，才会发现这一切都是那样令人感动。
　　依村里的规矩，七天后下葬。七天里，我和卢的姐妹们一起，披麻戴孝，白天黑夜地守着。下葬那天，远远近近的亲人都来了，入殓时有个说法，看着的人，谁都不许出声。灵堂内一片肃穆，遗体被抬进棺木了，棉被正一条条地盖上去，我的胸口突然有些堵，仿佛那些棉被是压在我身上的。就在这时，倚在门框边的一位老妇人带着哭腔用微弱的声音喊：“别盖那么多，太热了……”没有人理会，棺木里满满当当。开始钉棺木了，三寸长的钉子，在重锤的作用下，一点点嵌入，再嵌入，那“咚咚”的响声，重重地砸在所有人的心上。
　　葬后第三天，我们去坟头做了最后的告别，解下麻绳，脱去孝衣，完成了为人子女的最后一项义务。
　　下午，一身疲惫的我和卢带着儿子冒雨上路了。大雨如注，周遭的景物都在柔弱地颤抖，经过雨水洗礼的树叶更绿了，似乎每一片绿叶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一切是那样欣欣向荣。
　　汽车在弯弯的山路上奔行，身后，绵延的太行山脉青青翠翠，蓊蓊郁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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