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青年

文学青年

　　塔河农场新生活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喜欢上文学。那时候，天寒，地冻，将一个曾经活跃在临江林业森工局文工团的小演员一起冻僵在了那片对于一个二十岁青年来说极其遥远的陌生土地上。农场对于我，面目可憎，在此之前我的两大特长——美术音乐到了这里已经成为生命的累赘。这里不需要美术音乐，这里需要体力和艰辛。你没有一个准备吃苦，准备吃大苦的精神准备差不多注定要一年又一年地慢慢被困死在这个小小的又是闭塞无垠的广阔天地中。

　　领导这个农场的人是个叫“纪铁嘴子”的中年人，四十多岁年纪，人称“纪场长”，小脑袋，老成而持重，两眼豆小而圆且聚光，面色黝黑，不怒自威，据说不仅在塔河农场，就是在整个林业局也相当有名。他说话的时候，机枪点名一样，一梭子一梭子的，常常是一搂火就是一个扇面，刹不住车，很少有点射的时候，看上去几乎没有经过脑袋瓜子就朝知青们或是违反了某条农场纪律的职工横扫过来，嗒嗒嗒，嗒嗒嗒，不断线儿，富有成效和节奏。他瞅人的时候，不说话，就那么定定地盯住你让你浑身是胆也不行，年轻有力气也不行，渐渐你就变得不由自主地不自在起来。许多年后再想起这个人，再想起那些事，明白了，林业局领导还是有眼光的，试想一个聚集着二三百号血气方刚各有不同个性的“知识青年”的大农场，没有一个同样具有专长与个性的人去管理，是无论如何也压不住茬的。容易乱，农场一乱，整个林业局都要跟着乱——因为在那里“关”着接受广阔天地锻炼的青年都是数十万真正产业工人家属的心头肉。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局面一乱，后果不堪设想。

　　爱好文学之前，我的语文不错，喜欢作个“啊～”之类的诗什么的，或者写点日记豆腐帐什么的，仅此而已。我的理想，是当画家，实在不行，就当文艺工作者。文学，那时候还没在头脑里排上号，基本属于编外爱好。但是，到了农场，就不行了。人们说，苦难出作家，许多年后渐渐明白，的确如此。苦难出作家，战争也出作家，这在后来陆续读到的一些世界名著及其那些世界级牛人们的人生经历和创作起源与整个过程里面，也有十分清晰可信的描述。

　　可惜的是，那个时候我还不知文学为何物。

　　只有写的欲望。正如现在常常看到有人说心里郁闷不说不行一样，我最初的写作状态便是这样，只想一吐为快。与我同住在第八宿舍的有六七十人，两铺对面大炕，气氛和味道白天黑夜一个样，有点儿像骡马大车店，阴雨天或黑夜不出工的时候炕上地下全是各种形状的脑袋瓜子，由于这些从林业局各地最后一批归拢来的“五七连”战士前期都是通过各种关系招来的子弟，而非子女，因此南腔北调，四川的脑袋瓜子多扁平，山东的脑袋瓜子则前出岭后出山，河南来的脑袋瓜子大多是圆滚滚，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人挤人，人挨人，平均铺位不到一米。苦闷就在这不到一米的地方一点一滴地日益巩固和增长。每天一早被尖利的哨子吹醒后，赶紧懵懵懂懂地到外面雪地里抓把雪搓搓脸，回来用毛巾擦擦（用水洗需要跑到前面食堂水槽去打，又冷又远，谁也不愿意去。头一天晚上备下的水第二天早晨起来已经冻成了冰，所以为图省事快捷，只好抓雪对付，反正那时候小伙子们好像都没有谈恋爱的心思或企图，不在意样子好看不好看），之后，赶紧去前面食堂打饭。为什么叫“打饭”呢？因为食堂空荡荡的像冰窑一样，只有开饭时才开门，又没有桌椅板凳，所以匆匆忙忙买了饭，只好再小跑着赶紧回到宿舍去吃。再之后，就是第二遍哨子响了，出工了……

　　条件是艰苦的。没有纸，笔也没有。更令人苦恼的是，没有这方面的老师，甚至连有这方面爱好或念头的同伴也没有。二三百号“知识”青年，其中差不多一半是肌肉发达脑袋简单的壮汉，另一半则是打扮得臃肿不堪同样没有多少想法的姑娘们。白天干活，晚上睡觉，对象是不准找的，纪铁嘴子有令，且一次又一次地公开在大会上告诫或敲山震虎，警告男男女女们远离恋爱和爱情，不准搞“小动作”。那时候，山外动辄就游街，不说地主富农反革命什么的，地痞流氓坏分子也少，“爱”这个字，有点儿流氓的意思，不仅如此，说不出口，想一下自己都会脸红。

　　冰天雪地。没有知己。劳动之后的时间是难以打发和消磨的。别人可以打扑克，玩军棋象棋，这都是不需要出门在大炕上就可以吆五喝六弄得风生水起的好营生。可惜我对此天生就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与抗拒。既不愿意参与，也不愿意学习，连凑上去看热闹也不想。于是就常常一个人躺在自己那不到一米的地方无所事事地东想西想，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想了些什么东西。这时候，就有另外一些东西慢慢腾腾地在心里萌芽滋生了。后来想想，所谓苦难出作家，大概就是这样子一点一滴冒头孕育的吧？再后来，当某一天通过杂志看到张抗抗、铁凝、孔捷生……一些人仿佛一夜之间闻名于世的时候，立刻就明白了当时的那些朦胧想法与实践是正确的。只是，当时我并没有文学功底，也没有读过什么课本之外的文学读物，由于无聊，由于寂寞，由于上述原因，后来慢慢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一些东西来读，事实上后来所能读到的也不过是如今想起来有些可怜可笑的读物，比如《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之类。还记得，一只螳螂慢条斯理地梳理着胡须……这样的细节居然让我为之激动了很久，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些没有多少文学价值的东西开启了我最初想写点什么，继而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了人生的第一次文学创作，进而越来越坚信且巩固了想当作家的人生梦想。生活困苦，浪漫的想象力对于一个二十岁年青人的头脑来说却是不缺少的，读过那些东西，我想，这样的东西，我也能写。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已经无法想起。但记忆中，有几件事刻骨铭心。一是纸张，没有纸怎么写呢？第二就是笔，第三是蜡烛。农场是没有工资的，上一个班，给八角钱，叫生活费，一个月上满三十个班，也才二十四块钱，事实上根本上不满。四分钱一个苞米面大饼子，二分钱一碗白菜汤，一分钱一小碟大酱，用这点钱吃饭没问题，但对于我来说还要节省一些准备回桦树大哥家来回买小火车票钱，还要买点烟抽。再节省一些想买信纸（那时候没有稿纸）或钢笔，则几乎不可能了。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想法，就是想攒点钱回家看看父母，吃点家乡的饱饭和母亲做的小菜——条件越是艰苦，心里就越是想家。想家的时候，想哭，但我一次也没有哭过。

　　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的是，那时候有两个我生命中重要的人物出现了。她们虽说并不是最后改变我后来命运的人，但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如果那时候没有她们，我的文学梦能不能开始，开始后能不能坚持下去都是不可预知的。一个叫高金荣，一个叫张梅。这两个人前者是我的老乡，当时在农场当专职团委书记兼营小卖店，后者是林业局子女，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场部管理知青们的日常事务。她们都比我大，却也大不了几岁，在我去农场后的一段时间后，慢慢她们都熟悉了我，好像也在心里暗暗喜欢我——她们都知道我的名，也看过我的演出。我不敢肯定。因为即使是真的喜欢，也没有条件，除非她们不想在农场好好干了，除非我也同样不想在那里生存下去了。可是，显然，无论她们还是我，我们都没有那样的想法和勇气。不过，认识她们，我的三个问题都解决了。

　　在我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用的是铅笔。有人好像说过，真正的作家写作都是使用铅笔的，因为铅笔便于修改——而我用铅笔一半是出于无奈，另一半才是将信将疑地学着作家们的样子。纸张是马粪纸，就是当时小卖店用来包装饼干的，黑而黄，上面隐约可见一些大大小小的纸疙瘩，凹凸不平，你可以想见，是高金荣偷偷给我的，在小卖店里面用镰刀割成十六开大小的一叠叠，用针线钉成一个又一个本子，就是我最好的“稿纸”了。铅笔也是她自己花钱买给我的（包装纸没数，消耗多少领导也不问，铅笔是有数的）。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写作累了（实在是累，没有灯光，只有自己一米铺前如豆的蜡烛光亮，蜡烛也是高给的，一包十根，白色，大约可以用一周左右，没了再偷偷给几包。别人都睡了，自己一趴就是几个小时地写三写四），偶尔吃几块饼干或煎饼，这是张梅给的，她家里给她一次又一次地托人捎来，她总要分一半给我。现在想起来，她们的形象依然如故，年轻漂亮而羞涩，十分清晰，当时更多的是莫名的感动与感激。一块饼干，顶得上今天的一顿生猛海鲜了。她们为什么要如此心甘情愿地频频关照我，至今我也不明白。我没有姐姐，在心里，我一直把她们当成姐姐一样的，只有亲姐姐才会那么细腻可感数年如一日地关照并知会弟弟的冷暖，不然的话，怎么理解呢？

　　最终我还是有了几个文友。都是塔河农场知青。一个叫刘益善，集安岭南人，一个叫朱玉学，还有一个叫朱庆涛，二人都是林业局子女，后者父亲是另一个林场的场长。认识他们，对于我来说如虎添翼，之前，虽然雄心勃勃，已经在马粪纸上写了满满几大本密密匝匝的文字，却连小说还分什么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也不懂，更不要说其他多种文学体裁和形式了。认识他们，大家一讨论，才渐渐分清了其中的一些区别与道理。他们也都在写，不过其中二人写的是诗，只有朱庆涛跟我一样写小说，有一段时间，我们四个人约定好了，每天四五点钟便起来，一起拿着脸盆去一里地外的小河边打洗脸水，一为锻炼身体，二为交流体会，后来，我们又约定，在来回打水的路上，每人每天必须要写出一首诗，词牌子就叫《清水路》。呵呵，懵懂无知与野心勃勃之态可见一斑，当时只知道词牌子有毛泽东写过的什么《满江红》、《清平乐》之类，又不愿意沿袭旧框框，也不知所谓词牌子到底为何物，就自作主张定了个《清水路》，权做“词牌子”，然后每人每天早晨回来胡诌上四句五字“古诗”，洋洋得意。

　　“纪铁嘴子”一直到我离开塔河农场，仍然是令人敬畏，一见就忍不住腿肚子转筋的场长。而高金荣后来上了吉林东北师范学院，张梅招了工。她们都相继有了一个不错的工作与家庭，直到后来由于各自调转及各种原因慢慢失去联系，那段年青生命时光留在塔河农场的倩影也慢慢成为珍藏在心中的一段又一段记忆。

　　许多年后，我知道了这叫文学青年。后来，我也辅导了许多文学青年。看他们激情洋溢的习作，给他们指点以及修改意见。也曾在一些有关场合兴致勃勃时讲述过自己到通化市《长白山》杂志社和群众艺术馆，也曾专程跑到省城《作家》杂志社去请教老师的种种有趣轶闻。直到我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成为他们的朋友或同事。只是，我一次也不曾提起自己曾经有二三年时间长期趴在一个叫塔河农场的地方在那不足一米的宿舍铺位上锲而不舍的写作经历。也不曾跟任何人提起过我青春生命与文学起步过程中那两个给予我默默无闻支撑的年轻女性。但我知道，当年，包括后来许多年，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这两个重要人物的出现，我的写字生涯不会起步，更不会延续，我的命运也许便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版本了。这是确定无疑的。


　　　　　　　　　　　　　　　　　　　　　　　　　　　　　　　　　　　　　　08-12-30于歌谣苑

[copyright]版权[/copyright]
[ 本帖最后由 霍名夏 于 2009-1-8 09:1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