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八十年代之二：春萌诗社

　　
　　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是春萌诗社的学习日。
　　早上，天灰蒙蒙亮，我和嫂子就挑着一担烟叶出了村。烟站设在10多里外的县城大桥头。卖烟的人特别多，排成长长的队。去晚了，就得排在老后面。在烟站门口等了3个多小时，终于把烟叶卖掉。村里的老队长年令大了，烟站的大门一开，拥挤的人群一下子把他推倒在地。老队长栽倒了，脸上擦烂了一片子。我赶快扶起他，心里一阵难受。卖了烟，嫂子提着扁担、筐子回家了。我坐在洛河边，把脚上的黄泥巴、手上的烟油洗掉，然后向春萌诗社走去。 　　春萌诗社设在县城西南角寨子村下面的洛河滩，几间孤零零的土房子，原来是生产队的打麦场。麦场早已废弃了，留下一排土木结构的瓦房，破烂不堪。房子坐北向南，前面不远处是滚滚不息的洛河水，周围是茂密的庄稼，还有水溏，还有堤坝。三间土房子隔成灶房，住室和诗社成员活动室。没有电，没有讲台，只有二、三十条白茬凳子。大家围坐在一起，读诗品诗，切磋诗艺。
　　社长李靖宇，笔名木林森，我尊称他为“李老师”，也有人称他“老木”。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高个子，黑，瘦，头顶光光。他是郊区附近的一个农民，从小爱好文学。据他自己说，身世很凄惨，少时父母双亡，年轻时因爱好文学而多次遭批斗，妻子贫病交加饿死，带着两个男孩子，又当爹又当娘，日子过的恓惶。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他立即和几个同好成立了“春萌诗社”。招兵买马，扩充会员，声势渐次充大。
　　来诗社的人成份很芜杂。从年令上看，有四、五十岁的郊区老农，有三十来岁的城区少妇，也有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从职业上看，有机关干部，有街上卖服装的个体户，有建筑工地上的小工，有在校的中小学生，更有社会上的无业游民，闲杂人员。几乎囊括了县城内外所有行业所有年令段的文化人。其中以年轻人为主。有大声朗诵的，有互相争执的，有唱歌的，有狂呼乱叫的。一个上午过去了，没有什么收获。
　　我坐在那里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我希望通过来诗社学习，真正提高写作水平，另一方面也希望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呼吸一下时代的新鲜空气。毕竟小山村太闭塞了。但这两样我都得不到。并且家里很忙，我推掉农活来这里听他们扯闲篇。于是第二次就不想来了。
　　但李老师让我坚持。他说，入了社就要遵守社规，学习日有事要请假。并说，你的诗写得不错，下一期的春萌诗刊‘新星榜’就要登你的作品了，千万不能半途而废。他的劝说还是有一定约束力的，到了学习日这天，如果不去，就觉得对不起他。我就这样矛盾着，断断续续来着。有时迟到，有时早退，或者到这里应个卬，就和几个朋友到别处散心消遣去了。
　　时间长了，我也认识了许多诗友，叶秋，夏冰、高山、幽兰、西贝，雪魂，寒星，风雅、石竹等。虽然都是春萌诗社的人，但也是十字街过队伍，一路一路的。身份，情趣，爱好都天地之差。诗友中，有象高山、石竹这样真心爱好诗歌的，也有许多附庸风雅者，更多是来这里打发无聊，发泄苦闷，渲泻忧伤的。但不管什么样的人来，木林森都一样欢迎。
　　老木的标志性行头是，一辆邮局退下来的带有绿色邮包的二八自行车，一件无论冬夏不离身的蓝色中山装，中山装的胸前别着一枚“中华春萌诗社”的社徽。他逢人便说诗社的事，逢人便动员你加入他的诗社，而不管你爱不爱文学，懂不懂诗歌。甚至追着扯着让人家参加，有点死乞白赖。 　　我来这里，也是老木游说的结果。每十天半月来村里送一次信的邮递员何新，对他说，后村有个爱好文学的，他就不辞劳苦跑十多里山路，动员我加入诗社，并让我父母支持我写作。
　　社长，副社长，名誉社长，顾问，主编，副主编，编委，委员、秘书长……一切都按着官场的套路排坐坐，很严格。除了每月一次的集中学习外，木林森还办春萌诗刊，元旦、国庆或者八一建军节时，和驻军或者中学联合举办诗歌朗诵会等活动。刻蜡纸，油印，举办活动时，经费主要靠化缘。木林森经常骑着那辆二八自行车，穿梭游走在县直各有关部门，游说让人家赞助。遇到爱好文学或心地软的县直或部门领导，就给他批个三百五百。遇到不喜欢这一套的领导，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开始是两个月一期，后来又三个月，半年。中途也停刊。没有钱的时候，老木把待出的诗稿整好放在枕边，等待时机。 　　杂志的封面是家乡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曹靖华先生的题词“月是故乡明”，屋里，迎门的墙上，卢氏书画界名人的字画夸张性铺满了半堵墙壁；四百多位诗社会员的寸照占居了东墙的半壁江山；书架上方，魏巍、藏克家、苏金伞、李清联等当代名家的题词用镜框精致地镶嵌着：木林森很重视这些，视若珍宝。每次都滔滔不绝地向人煊耀，谁谁谁又表扬了，谁谁谁又题字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比那些善搞形象工程的官员还在行。更善于“拉大旗做虎皮”。 　　老木喜欢的是那些老老实实、中规中矩听他话的人。但年轻人、富有才情的写诗的年轻人不吃他这一套，背地里称他为“梁山上的王伦”，有几个人还酝酿着要踢掉他，另立“中央”。木林森知道后很生气，他说要坚决剔除那些害群之马，维护诗社的纯洁性和统一性。几个捣乱的家伙离开春萌后，又自己成立了诗社，出了几期诗刊，水平都在春萌之上。但由于年轻人的狂热和不确定性，不多久就偃旗息鼓。有几个耐不住寂寞，又回到春萌诗社来。这让老木很得意。
　　春萌诗社里，高山是真正的诗人。他的纵横交错的大脑和奇特怪异的思维，都是为诗歌而生的。他记忆力极好，能记下自己创作的每一首诗，不管在任何地方，见面都能滔滔不绝地向你背诵。他出口成章，随便一个历史事件，随便一件现实风物，或者一点酒后感想，他立马就能做出一首滔滔不绝如江河奔涌的诗章。真象韩寒所说，文思如尿崩，谁与我争峰。即使是现在，四十多岁的他，还是很能写诗。虽然每次都让你不知所云，每次都被他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集束式轰炸吓跑，躲之唯恐不及，但你不得不承认，他是写诗的种子，他的诗具有诗的特质和诗的味道。现从他的博客里随便拈来几首，就可以看出他的奇特，怪诞。　 　　海子，请乘着一粒麦子回家 　　燕麦青青，泪花早已遁失。手持长矛的诗神
　　为你持久护卫太阳照耀的袖口上浪花 　　一切呼啸嘎然而止。悬挂冰冷铁轨
　　悬挂两耳生风浅吟低唱中逐渐黑暗睾丸
　　让你淡出的脸，照亮天上人间
　　根的蠕动 　　照亮德令哈三姐妹裙裾居住月亮。以及
　　鸟用飞翅分割的春天，以及
　　草原从此不再流泪的马
　　而你身后叠涌中嚎叫的病句不断被你烈火文字焚化
　　成为山海关胸花。成为长路，成为
　　给梦装上的拉链 　　感谢黑暗，让你
　　流血的伤口不再痛疼
　　海子，我的含笑天堂却无语兄弟
　　请乘着一粒麦子回家 　　查河湾你的永不分行诗的故园，春风不停 　　制造幸福 　　索性让痛苦离间痛苦，不必摔碎酒杯
　　已经在酒中放大的事物出现琥珀
　　出现最初惊艳
　　憎恨新闻失真
　　憎恨一地落叶的长裙有阴风怒吼，有万劫不复的诅语
　　有死者生前的鼓舞，或拒之门外的理由
　　西落的夕阳托不住黑暗印染千遍的重复咳嗽江山
　　出嫁辛酸
　　出嫁视野里的一切软弱，卑鄙 　　我们围炉取暖，埋葬叹息，幸福制造；
　　话题里有从不生锈的枪。汗颜的政客。虫
子
　　鸟。闭门思过痛哭的小人。还有布娃娃的欢笑 　　而羊一直啃着内心青草。
　　蝉在脱壳，它们被指定穿越春秋
　　穿越卑微的人性，准许在冬天翻身歌唱 　　修正主义，修正一切伤逝、悔恨，浮躁劣根；
　　以及一切不得意 　　在一片空白中种植风景，迫切的呼吸里，随雪花里的梅
　　从容绽放。一朵，一朵一朵，朵朵簇拥；此刻
　　谁也不许写意，抑或抒情。马嘶响起间 　　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突然成为定军山的定或夺
　　不是黑桃皇后，不是狡猾的老Ｋ。丑在不仇
　　两个红着脸皮的大小魔鬼
　　正在握手言和，试图拥抱 　　而今冬的第一场雪是中东霎时变的耀眼洁白，
　　　喜玛拉雅不再忧伤
　　　风中缺少哈达，缺少诗人的吟咏…… 　　高山朗诵的表情很专注。他长发飞扬，目光如炬，脸上的肌肉痉挛，每一个纹理好象都拧着，在动。在诗的世界里，他痴狂与张扬，被诗友们称为“诗疯子”。然而在现实中，他却是一个精明的小商人，非常理性。高山卖过凉皮，做过药材种子生意，小日子过得挺不错。 　　经常和高山一起的还有一个外号叫“杀手”的诗人宋旋。长着一副“生痞子”的凶犯相，使你见了他不由得要躲，生怕一个不留神，他当头给你一刀。宋旋的诗写得也很好，他朗诵时声音洪亮，目中无人。是有名的“诗狂”。
高山、宋旋还有付军，他们三个常在一起，诗风也相近。 　　我的好友幽兰是女诗人中写的最好的一个。她当时只有十七岁，高中毕业，脸红朴朴的，扎着两把小刷子，带着几分羞怯。小嘴咕嘟了几下，犹豫着上台朗诵她的处女作“我的祈祷”。幽兰本来应该考大学的，但因为她心仪的一位老师爱好诗歌，引诱她加入了春萌诗社，一切就此荒废。 　　她的所谓的老师，用他们扑朔迷离的思想，中西杂交的观念，只恋爱不结婚等理论勾引得几个女孩子神魂颠倒，如痴如醉，使她们的青春阴郁，学业荒废，一生坎坷曲折。这是后话。 　　正值青春妙令的幽兰写的诗却是忧伤的，绝望的，让人心疼： 　　窗外的风仍在诉说你的许诺
　　在某一个城市的某一个夜晚的某一个角落
　　华灯初上，月光迷朦
　　轻轻地拉住你的手，我不知说了些什么
　　我真奇怪那条小溪为什么没有流到长江去
　　今夜我只好静静地遥望天河
　　星消隐，月也沉默
　　坐在孤单的炉火旁，暖着幽微的炉火
　　静听着门外的脚步声，远远近近
　　什么地方驰过一列夜行火车
　　真想如一阵风，猛然拉开门
　　吹遍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是这里已不再刮风 　　盯着苍白的墙上那个小小的黑洞
　　是谁把钉子钉进去
　　又拔出来，墙壁该是很疼很疼
　　我该对谁说些什么，又能怎样说
　　那支歌本来应该象一条欢畅的小溪从这里流过
　　是谁让它象一支幽怨的风笛缠绵不绝
　　人飘杳，风也沉默
　　忆在那无人用过的杯子里浸成茶色
　　远处传来静夜爆竹的寥落
　　近处有佳节醇酒的芬芳飘过
　　在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小屋里
　　又想起那一个夜晚那一个城市的那一个角落
　　幽兰还有许多诗可与当时那些风行一时的女诗人相媲美，什么翟永明，张烨，席小平。但不论是高山还是幽兰，还有许多基础、水平不错的春萌会员，都没有坚持到底或者一直在低层漂荡。因为春萌诗社本身并不具备引导向上的功能，他的发起者的水平、眼界都有限，又偏居一个小县城。一个距离省会遥远的小县城。虽然由于木林森孜孜不倦的张罗，春萌诗社的名气因为新闻报道而名播大半个中国，但真正熏陶出来的诗人却无。 　　春萌诗社存在于两代人的青春记忆中。最热闹的时候，几乎县城附近所有的青年都去过。我妹妹新晴去过，我表妹雪燕去过，我村里的女孩淑苹去过。她们的来，都是通过邮递员何新穿梭。并不是我带的。她们的来，木林森也一样欢迎。只要能壮大他的队伍，什么样的人他都欢迎。颇有些象江湖上说的，有钱出钱，无钱出人，来哄哄摊子也是好的。 　　除了人事的烦扰外，春萌诗社实在是个消闲散心的好去处。它距县城四、五里，周围是河流，庄稼，堤坝，幽静，寂寥，旷远。骑着自行车，沿着一条宽阔的石子路，在一排排钻天杨中穿行，悠悠荡荡就来到春萌诗社。院子没有围墙，春天桃花盛开，夏天荷叶田田，还有鸡，鸭，鱼儿静静游曳。一群人或几个人，一早一晚，相携在洛水边、长堤上，边转悠边清谈，或者坐在杨树林里，享受清幽的蝉鸣，或在玉米地边逮蚂蚱，都是意趣盎然的。一个人参加了诗社，总会吸引周围一群熟人朋友。没事了，一个会叫上另一个：“走，到春萌诗社去耍吧？”“走，去耍。”因此许多人都来这里“耍过”。 　　现在这里早已是一片黄金地带，被那些远见卓识者圈占，开辟成加工厂、养殖场，盖上高楼大厦。那三间土瓦房早已被夷为平地，不见踪迹了。呜呼，那一片寂寥旷远，野性诗意的野河滩啊！ 　　春萌诗社，具体地说，木林森和官场的关系一直很微妙。一方面他想依附官府，积极寻求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承认，另一方面，他又时不时和官场对抗或者抗衡一下。这种矛盾心理，就象宋江希望被朝廷招安的心理一样。 　　第一任县委书记史京品是师专毕业，具有浓郁的文人气质。他曾去过春萌诗社，按木林森的请求批过款，县长付志方也去过春萌诗社，还和会员们一起合影留念。木林森对他们很感激，逢人便说史书记好、付县长好。第二任县委书记范中胜喜欢文学，还和别人合作写书。他不但去过春萌诗社，还在墙上为木林森题了一首诗。木林森感激莫名，更是逢人便说好。他种的桃子熟了，还特意挑几个又大又红的送到县委办，让范书记品尝。待到第三任县委书记杜保钱时，本身就是一介武夫，根本瞧不起文人，对有神经质的木林森更是不愿理睬。木林森就很生气，就写讽刺诗。杜保钱买了一辆新车，老木就写“旧官不坐新官车”，杜保钱提拨人，老木就写 “万头猪场猪几何，猪官也能当副科”，杜保钱爱吃老鳖，木林森就写他“鳖骨能拾几大筐”，在自己的刊物上刊登或者口耳相传，到处臭派他。 　　更多的部门对春萌诗社的态度是若即若离，认为他“沾惹不得”。因为你第一次赞助了他，他说你好，第二次不赞助了，他就晒派你。每一个阶段，老木好象都要树立一个假想敌。见面就说某某某不好，官气十足了，不支持他了，把这人说的一无是处，直到把这人批倒批臭，再批下一个。
　　我不愿去春萌诗社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不想听他讲诗社内部的是是非非，不愿听他总是说人的坏话。
　　时间长了，名气大了，上面来了人，记者，作家或管文化的官，县宣传部或文联的人也会把来人引到春萌诗社去。久而久之，“春萌”就成了本县的一个标志，不时地可以幌一下，以代表本地民间文化的繁荣昌盛。而老木呢，更是乐意人家把他当幌子。来人赞一下，题个字，拍个照。啊喔哦，噫唔语，哦，不错，很好，坚持下去。拍拍屁股走了，老木就喜不自胜。下个学习日，就会不厌其烦地向你叙述，谁谁谁来参观了，表扬了，说了什么。
　　木林森喜欢形式美比某些官员喜欢搞形象工程更过之犹甚。他最初的本意也许是为了诗歌，为了培养文学新人，但最后追求的却只是一个名一个壳。他的行动也引起一些会员的不满。有一次石竹当执行编委，在那一期春萌诗刊的扉页上写了两句话，左边是“相信诗的力量”，右边是“不要误人子弟”，木林森看了很不满意。他认为是讽刺他的，就撤销了石竹的编委职务。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诗人。最初创办春萌诗社的另外三个同仁――洛农、余洛、吴刚，由于老木的偏执一个个都离开了，或者虽然还在社里，但不大上心了。他们都有自己的营生。先后参加进来的有水平有头脑的会员们，在看清了老木的本来面目之后，也先后离开了。木林森就到学校去发展小朋友做会员。别人都有自己的营生，而木林森是专职社长，他编刊，组稿，扩充会员，东奔西走到处化缘，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思务农或者做工。诗社周围有大片的地，但都荒芜了。化缘来的钱，不足以维持诗社的正常运转和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日子就过的很恓惶。
　　有一年快过春节了，但家里没有米，没有面，更没钱割肉了。最后还是诗社会员听说后，几个人拿来40斤面，送了两斤肉，勉强才过了一个年。 　　有一段时间，在春萌诗社学习日，他还要管会员们一顿午饭。虽然是很简单的饭，还是很快就难以为继了。不知道是因为管会员饭而弄得无米下锅了，还是本来就无米下锅。有的会员看他吃了上顿没下顿，就从家里给他拿菜，拿馍，拿面，还有人给他买鞋买衣服。但过日子毕竟是天长地久的事，别人的资助都是有限的。有一次快到开饭时间，他的大儿子拿着锄头要去锄地。他一把拉住他，“叫你做饭哩，上啥地呢？”儿子放下锄头，极不情愿地去为大伙做饭去了。为了自己的爱好，他牺牲了儿子的前程。大儿子三十岁了，还找不下媳妇，靠拉架子车维持生活，二儿子从小过继给亲戚，看着他没指望，干脆招到别人家里当上门女婿了。 　　有很长时间，木林森还频频向会员借钱。每次，他都是郑重其事地给人家打借条：“今借到春萌诗社会员某某某人民币多少多少元。木林森（章）　某年某月某日”，一百，二百不等。他总是说，下次有钱了，就还你。许多会员都无意中保存着这样的借条，但没有人指望他还。 　　老木也先后干过许多营生，养鸭，种桃，栽莲。这些看上去很美，但都不能维持他自己的生活。 　　每次去诗社，我都坐在角落里。我不大发言，但我观察。我觉得，我和他们不同。他们有的有工作，有生活的门路，有的住在县城，是市民。他们来春萌，属于温饱之后的闲情逸致、无病呻吟，而我，一个农村姑娘，没有工作，没有出路，处境不同，思想感情不同，没有共同语言。我的忧伤，他们不能理解，他们的轻浮，我也看不惯。并且家里人都那么忙，腾出时间让我来学习，我哪能心安理得和他们一样高谈阔论虚无飘渺呢？我追求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提高，而不是虚名招贴。 　　在去春萌诗社三年之后，我认识了石竹。此前早已认识，但没有说过话。石竹也去春萌诗社，石竹去的时候总厮跟两个同伴。他们都是林场的。一个长着一张白乎乎的脸子，眼珠子很活。另一个，小个子，打扮的油光水滑，一身脂粉气。作为男人，过于白的脸子让我不喜欢，过于精致的打扮也让人生厌。相比这下，石竹显得很拙朴。每次来，石竹都是很认真地读诗，朗涌诗。那一次在工会朗诵，当他念道：“故乡，我的亲娘”一段时，竟热血上涌，喉头发紧，几近要晕倒。从此我看出他是个认真的人，不象他们，是来玩的，或者来猎奇的。他还很认真地为刊物编稿，尽编委的责任。有几次，我用眼角的余光睄了他一下，在心里想，虽然是瘦，但还有一丝耐看之处。 　　石竹和谁都合得来，他给李青写诗评，给高山写诗评，还给我表妹写的“两只小鸡”写评论。他在很认真地读了我的所有诗作后，又很认真地给我写了一篇长篇诗评：“唯有果实是不朽的”。原来他注意我久了。通过木林森的穿针引线，又两年后，我们开始谈婚论嫁了。虽然这过程很漫长。 　　结婚后连续几个春节，我们都备一份礼去看木林森。他的日子还是那样，黑黢黢的厨房几近要倒，生锈的大铁锅里搁着几块冰冷的馍，依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个不擅长家务的男人戳煤捣灶的窘迫可以想知。每次见面，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说，又发展了多少会员，又成立了多少分社，或者给你背他写的新诗“儿时的星星”，还有什么“指甲草”“蒲公英”，给你看他拍的照片，新会员的照片。他总是狂热而亢奋，神经质的脸上闪着执扭的光，毫不顾忌别人的情绪和感受。 　　　我曾经非常认真地对他说，“李老师，好好找一个老伴，把你的生活照料一下。以后慢慢年纪大了，没人照顾也不是个戏。生活有着落了，然后再说诗也不迟。”但他根本听不进。在诗社里，也曾出现过两三个女主人的身影，她们也准备真心实意和他过光景。但他不是嫌人家没有文化，或者不支持他的事业，就是这些女人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看着他不靠谱，自动跑了。总之是他一直没有老伴，一直过着凄惨的生活。用凄惨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以后我们还经常去。但和木林森交流已很困难。他越来越痴迷，越来越偏执自信。他说话的时候，根本没有别人插言的机会，而且全然不顾别人的心情，只是自顾自地说。让听的人心里上火，希望赶快走掉。再一次来看他，还是这样。
　　九十年代的某一天，木林森带着一个会员来到我所工作的乡镇，希望乡里能给他赞助一些钱，隐约记得这次是为了出一本“纪念曹靖华先生诞辰百年”的诗集，还有铸什么铜质纪念章什么的。我非常不好意思地给他说明情况，乡里很困难，我自己又不当家云云。然后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饭。这顿饭和招待上级来人检查参观相比，规格和档次都低多了。我自己心里很有愧。但老木还是很感谢，连声说，还是咱们的老会员啊，又是酒又是菜。
望着老人远去的削瘦身材，我的心一阵难受。 　　一个人不论你为了什么崇高的目的，只要向人乞讨，腰总是弯着的，表情总是讪讪的。他自己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都成问题，还不遗余力的搞“文化事业”。周围农民，对他的评价是“倒崽鬼坯子，不正干。” 　　由于他的名声很大，一些领导就提议他当上了县政协委员。别人当政协委员是点缀，是锦上添花。而他当政协委员，是扶危解难，是实指望这吃饭呢。而最后又确实是这“政协委员”的头衔帮了他。他当上政协委员之后，每天忙于参政议政，忙于文化事业，我们就更少见面了。 　　木林森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从县里通讯员的文章里得知的。据说他死的很惨，营养不良，病饿交加，几个会员到县里各部门要了些钱，草草把他埋葬。
　　他死和时候只有69岁。 　　中国有为逝者讳的优良传统，按说一个人死了，就不该说他的不是了，应该一片声地说好。但有两个人在我的记忆中，死前死后我对他的看法一点没有改变。木林森就是其中之一。 　　我想，他二十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不过是一个名分，一个形式，他守着这个就好象有了生存的价值，有了向上级官方争取的筹码。我想如果他好好劳动，置一份业，生活温饱，妻子幸福，也许贡献比办诗社更大。 　　但我和一位诗友探讨木林森时，诗友却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你不能说这种活法有价值，那种活法没价值。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要让人家自己说。自己觉得有意义，就是有意义。自己觉得有价值，就是有价值。 　　也许诗友是对的。但我总是记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人必活着，爱才有所附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