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水

大约是五年前的事了。如今想起她，我的心里仍然痛。记得那时候，我经常回老家去。母亲不在了，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兄弟刚刚把她老人家安葬下去的时候，飘了一夜的大雪陡然停了，天朗气清，江山如画。但我此后还是要经常回去，去母亲的坟上看看那些荒草，顺便也看看父亲的坟茔，再看看家里的兄弟。母亲健在的时候，我总是不断地回去，每个月不下一次，只要她一个电话，说她病了，说她头痛脑热了，或者是便秘了，又或者浑身不舒服了，谁谁谁又对她不好了，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奔驰400里，跑回去听她倾诉苦楚，好让她放宽心。只要她看我回去了，她的心里就不那么难受了，病也好些了，痛也不觉得那么厉害了。
1
母亲故世五周年的清明节，我又一次回到了村里。祭奠完毕，我想我该去看看村里的几位老人，几位父亲母亲的故友。我小时候在村里受苦受难的时候，他们没有落井下石，还给了我极大的善意。他们都是好人，是我始终尊敬的好人。我收入不高，但是买了几盒纯牛奶，首先去找了达公公。在达公公家里刚坐下来，他就问我：“桂婆婆死了，你晓得么？你上次刚走，她就上吊死了……”
我心里一沉，她怎么就这样死了呢？
其实，桂婆婆的死，我是早有预感的。我以前回去也去看她，给她买牛奶、买蛋糕、买土豆饼。她在闲置的旧猪舍里接待我，无力地倚靠在床沿上，唉声叹气地诉说她身体不好，抱怨她天天离不开药，还抱怨过年也看不到儿女们。她一口气说了很多，说儿女们没来给她拜年，说过年都喝不到独女的一口水，也喝不到儿子们的一羹汤，还说已经多年没有阖家团圆了。“他们不来看我，丢下我一个孤老婆子，他们怎么就那么忍心？我不求他们别的，只是想喝水的时候，他们能给我一口水喝。”她这样对我说。我向她告辞的时候，天气沉闷，她的脸色却归于平静，是内心倒海翻江后复归平静的那种。那时我知道了，她有了死的念头。“老天，怎么不收了我去？让我在世上受这样的苦？”她反复这样说。但是，我能为她做什么呢？不能！我只是希望她坚强地熬下去，熬得久一点。好死不如赖活，好好熬吧，我这样为她祈祷。
谁知，那天我回去，心里正想着她，却得到一个噩耗，桂婆婆已化作了尘土。

2
我的概念里，桂婆婆是典型的农家妇女，矮个子，宽身架，国字脸，哈哈大笑，声如洪钟，又能吃苦耐劳。她的丈夫，我喊他道公公，曾经是精瘦精瘦的汉子，一双手竹筒一样，皮肤黝黑黝黑的，身架很像又高又干的干柴。
道公公小父亲小几岁，却比父亲高一辈。父亲在村里没什么朋友，只和道公公往来最密。尤其和母亲吵了架，父亲不往别家跑，只往道公公家里去。他坐在道公公家的矮凳上，两个人用一个竹烟斗抽劣质黄烟。大哥当兵的时候，从广西的部队寄回一些金黄色的好烟丝，父亲也拿出来和他分享。他们坐在干打垒、泥巴墙的陋屋里，彼此靠近，闷坐着，并不多话。父亲拿出一个烟斗，打开黄烟袋，装满一烟斗，吧嗒吧嗒抽起来，抽完了，磕掉烟灰，再装一烟斗，递给道公公。如此循环往复。
桂婆婆和我的母亲也是好朋友，她们有事没事都会在一起诉说冤苦，互道委屈。平时借东借西，她们也不找别人，专找彼此。桂婆婆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我母亲有六个儿子，一个养女。
上世纪70年代，因为两家穷得叮当响，两个女人生怕养不大众多儿女们，就冒着“投机倒把”的风险，偷偷去做“生意”。那时，每家每户都有一点自留地，种了一些个头大，看相好的辣椒、苦瓜、茄子之类，他们尽量摘了去卖，自己却吃黄的虫的；再把队里分到的棉油、菜油、布票省下来，半夜三更偷出村去，跑到铁路上去爬货运列车，再到新余、宜春、萍乡去卖。政府打击严厉，抓到了就给戴高帽子，挨批斗，游街，受尽羞辱。两个女人总是小心翼翼，东躲西藏的，就好像历尽艰险的游击队员。有好多次，她们险些被抓了，机灵地躲进了城乡的夹道里、女厕所里、沟坎里、烂泥塘里、臭水沟里，甚至躲进只能容下一个人的排污涵管里。
好不容易熬到改革开放。地里能多打粮食了，可还是不够吃。儿子们都长达成人了，但都没一个结婚的。两个女人操碎了心。我的父亲是个闷葫芦，只管干活，不问柴米油盐；道公公则身体不好，越来越骨瘦如柴。当家的两个女人，这时可以放心做买卖了。母亲和桂婆婆便继续做些小贩小卖。那些年，山里人的黄豆丰收了，却总是卖不出去，就有人把黄豆寄存在镇上的亲戚家里，等待时机出手。我母亲镇上有个好姐妹，家里存了好多山里亲戚的黄豆。那姐妹对母亲说，你何不挑一些到城里去卖，也能赚些差价贴补家用呢。母亲说，我又没本钱，怎么要得？姐妹说，你不要死脑筋，亲戚交代了，谁能卖得出，尽管挑去先卖，卖完了回来结账。母亲就又邀了桂婆婆，一起去卖黄豆。
天黑了，桂婆婆跟着母亲用麻布袋挑着黄豆赶往火车站，扁担在田野间咿呀咿呀地响。她们一脚石头一脚坑，很快到了铁路边。悄悄藏在草丛里。一列货车开过来，灯光照瞎人的眼睛。哐当一声，货车停下了，她们闪电一般，爬上了一节火车，眨眼间把黄豆传上去。爬火车往往是这样，倘若运气不好，她们可能爬上了运煤车，就要在煤车顶上坐几个小时。车顶上的大风几乎会把人刮得飘起来，她们就匍匐在煤堆上。如果运气好些，就可能正好上了空车皮。空车皮里呆着风小，不会有被刮下车的危险。夏天的车上，风吹凉爽，若是秋冬，那可真是苦不堪言。夜晚，黑咕隆咚的车皮里，朔风从四面八方钻进来，呼啸着直割人的脸，让人身上好像没穿衣服一般，冰冷到骨头里去。轰隆轰隆的车厢摇摇摆摆，不小心就会让她们在车皮里打滚。
萍乡是浙赣铁路湘赣交界的最后一站，所有货车似乎都要在那里中转停留。倘若火车到得早，她们就在街头铺一块塑料布，睡几个钟头，如果刚好天亮，母亲就带着桂婆婆从火车上爬下来，顾不得满脸满身的煤灰煤渣，挑着黄豆就赶往萍乡的菜市场。人山人海里找个位置，摆开架势开张。如果价钱不好，就挤挤挨挨去挤公交，转到安源煤矿的菜市场。如果还不行，又要挑着担子跑，再坐公交转到高坑煤矿菜市场。直到她们觉得价钱高些了，才会在那里停顿下来，把黄豆一斤两斤地称出去。
通常，她们的黄豆都会在中午前后卖磬，然后收拾好麻袋、扁担，才想起肚子饿了，要吃一点东西。吃几个馒头，喝一碗清汤，再扛着扁担麻袋返程。照样偷偷爬火车，照样坐在煤车上或者空车皮里。如果担心火车不在本镇车站停，她们就会在新余车站下车，然后花三毛钱坐绿皮车。如果没有赶到绿皮车，她们就走路。新余到家里有四五十里地，她们紧赶慢赶，往往要披星戴月，晚上十点左右才到家。
        卖一趟黄豆，她们一般能赚一担谷钱，九块五毛。桂婆婆回家把钱交给道公公，叮嘱道，莫乱用掉了哈！赶快到镇上去买担谷归来。第二天，道来公公果然到镇上买回一担谷。

3
母亲亡故以后，我每年落地回老家去。家乡的风俗，一年两祭，一春祭，即清明，一冬祭，即至至。上坟培一层土，撒一壶酒，放一挂鞭，烧一些纸。可是，好几年回去，我都没有遇见过桂婆婆。想起她的时候，我就会自问，她还在不在呢？
大约2016年春，我又一次回去祭奠父母，照例去看望几位老人。先去找了财来公，可是门关着，死寂死寂的，门里一片漆黑；再去拜望福来公，福来公欢天喜地接着我，非要留我吃昼饭。我声称还有事，转身就往达公公家里去。
走在儿时玩耍的巷子里，所见没有几间好房子，到处都是断垣残壁。我有些伤感。这些几百年的老木屋啊，不知承载过多少代人的梦想和生活，如今都要随着先人的远去而坍塌殆尽了。
将近正午，太阳有些老辣。达公公家里很热闹，几位老人在那里闲坐、聊天。我将一盒核桃汁放在老八仙桌上，达婆婆就连声喊：“哎耶耶，你又买什么了！……来就来，还买什么东西！”这时我看到了桂婆婆。她也露出既惊喜又意外的神情，睁大眼睛道：“哎耶！你是春？你是春……”然后激动得连连拍巴掌，叹道：“哎哟哎哟勒，真是你！你几时间回来的？••••••”
我又跑回车上再提了一盒核桃汁给桂婆婆。桂婆婆接到手里，疑惑的问:“……还有我的啦？真的还有我的啦？……”
我坐下来和他们说话。他们正在说财来公。财来公十多天前已经死了。我说，去年秋天还去看了他的。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家里，告诉我身体其他都还好，就是崽女们都出门挣钱了，自己一个人很不方便，老驼背痛得不行，最不想自己弄饭吃。达来公接话说，财来公好可怜，辛辛苦苦把六个崽女拉扯大，临死前瘫在床上动不得，没一个子女陪在他身边，给他送终的。春节前，子女们给他请了个服侍他的人，是邻村七十多岁的老王。老王年岁也大了，只能给财来公洗衣煮饭，端屎端尿。那天财来公屙了一床的屎，人也昏死过去了。老王搬不动，正好听说他大儿子回家过年了，老王就去叫他来搭把手，谁知这儿子却不肯，嫌臭，不沾边。清明将至，雨水纷纷，财来公就这么冇声冇气地死了。
我听了想哭，但是不好插嘴，不好议论。转头问：“桂婆婆，您这么久去哪儿了，都还好吧？”
“哎呀嘞，不好呐！一身咯病嘞！什么都冇得吃。除了吃不完咯药，天天吃碗子稀饭……”桂婆婆难过地说，“你妈在世时，你经常抽空回来，我的几个崽女，过个年都没见他们影踪，一口水都吃不到，孙子孙女啥个样也不晓得。我天天病怏怏，看个病都没人帮，要自己去看医生••••••”
说着说着，桂婆婆眼睛红红的，一口一口地喘粗气。我怕她伤感过度，立刻把话打住了。桂婆婆起身出去。
离开达公公家，我准备去哥哥家吃中饭。走到巷道口，突然看见桂婆婆慢慢从墙角处拐过来。她右手拄着一根粗木棍，左手提着一个塑料袋，颤颤巍巍走过来。看见我，她绽开笑容道：“哎耶！春，你在这里呀……我没什么好东西给你恰，几个土鸡蛋，自己生的，你带回去煮了恰哈。”
我接过鸡蛋，从兜里掏出200块钱。桂婆婆叉开双手，极力要挡住我的手，可是又没有力气。我把钱塞进她的衣袋。她仰起头，定定地望着我，浑身颤抖起来，眼里满是闪闪的泪花。
晚上，应验了“清明时节雨纷纷”的那句诗，黑暗里兵兵乓乓下起雨来。听着密密匝匝的雨点声，我想着桂婆婆，桂婆婆睡得好么？
4
突然想起了八九十年代。那时候交通不便，没有私车，我从山区小县城回一趟老家，路上要走四五个小时，还要到市里转车，一年只能回去两次。每次回去的时候，母亲都会对我说，桂婆婆又驮打了，鼻青脸肿，不成人样，打得做猪叫。我问谁打的？母亲说，她大儿子打的。我问为什么打她？母亲说，好像是穷，讨不起老婆吧。我又问，没人管吗？母亲说，谁有闲心管人家家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管也白管。
那个清明节的第二天早晨，冒着淅淅沥沥不停不歇的雨，我开车去镇上买了几斤蛋糕和土豆饼。桂婆婆不是每天只吃稀饭么？给她买点蛋糕和土豆饼，也许能改善一下她的伙食吧。
提着买来的蛋糕、土豆饼，我去村子西头找桂婆婆。我不知道她住哪儿。乡亲指着一栋砖混结构的楼房告诉我，那是她小儿子的家，旁边是他的老猪舍，猪舍现在不养猪了，她就住在那里。
我不知道，桂婆婆一生吃尽苦头，千方百计做了好几间屋，到头来却只能住废弃的猪舍，何等凄惨。
轻轻走进去，只见猪舍里三分之二放着废木料、过时的农具，林林总总，惨不忍睹。还有两只尿桶，臊气扑鼻。隔开的三分之一是桂婆婆的卧室，里面只有一张烂床，一张烂桌子，一台破旧的黑白电视机，一个破沙发，一只矮凳。桂婆婆坐在床前，看见我拿出蛋糕，很不情愿的样子，责怪道：“哎耶，你怎么又买东西？我怎么好意思吃你的喔……”。
“我恰不消啊，春！”桂婆婆用一种哀怨的，又有些无可奈何的语气说“我哪里会有这么多病！医生说我有高血压、心脏病、肺气肿、胆结石……不知还有些别的什么。春，我是一日难熬一日啊！晚上更是不得过，没办法瞌睡，只能在床上坐一阵，靠一阵，眼睁睁看天花板，一夜不得到天光啊。早晨起来，想洗两件衣服，不觉一洗就洗了一昼，洗得身上发热出汗，洗完爬都爬不起了！……”
带着无法言说的情绪，我聆听着桂婆婆的倾诉。
刚刚过完年那阵，桂婆婆发了肺炎，发烧四天四夜，卧床不起。她想看到儿女们，可儿女们没一个在她眼前出现。实在挺不住了，眼看好像要死的样子，她才叫来住在几米外的小儿子，让小儿子把她送到私人诊所。医生一看她的病，这还了得，高烧四十几度，哪里敢接。催促去了镇医院，医生一检查，到了要命的程度了，赶快叫她把儿子们都召齐了，要他们签字才肯下药打针。紧等慢等，大儿子二儿子终于从市里赶来。医生问，老人有医保吗？儿子们说，没有，母亲不愿医保。医生一愣，忍住气，看着她大儿子，冷眼道，你也六十了吧？你要你娘老子自己医保？你们是怎么做儿子的？儿子们居然都不知羞耻，厚着脸皮一味沉默。医生摇着头，自言自语说，哎，病成这个样子，都是耽误的。你这些儿子啊！有什么卵用！
桂婆婆继续诉说一肚子的伤心事，我才晓得，很多年了，她的大儿子仍然打她，有事冇事都会无端地打她。邻里乡亲都看不下去。
“为什么打您呢？”
“鬼晓得！想打就动手呗。”
“你哥哥就很好，蛮看得起我。他以前在家里开诊所，每次我去看病，他都要给我煮碗面吃。我说不要啊。你哥哥说，要吃点，你营养这么差，不吃没力气，更会走不动。可惜他到街上去开店了。他走了我不方便，我就好久没去找他了。”
桂婆婆有四个儿子，她一直只说到三个。后来才知道，老三前几年车祸死了，留下妻子儿子，自顾不暇。桂婆婆不愿提这伤心事。眼下的三个儿子，日子过得都不错。大儿子在市里卖小五金，还买了房；二儿子以前贩卖生猪，上当亏本后，欠了一屁股债，改行去贩卖蔬菜、贩卖莲藕之类，居然翻本了，发了点小财，也在市里买房住；小儿子就住在眼前，也在跑“摩的”，天天忙得很。儿子们小日子虽然不错，可就是不想管娘。
那些年，儿子们陆陆续续都成亲了，女儿也嫁人了，不想却应验了乡村里代代相传的那首歌谣：“苦楝子，乃乃长，娶了老婆不要娘，把娘推到壁头上，把爹扔到大路旁。”
桂婆婆说，那年她大病过一次，居然没人带她去看病。娘家的亲哥哥死几年了，真真的举目无亲。没想到，健在的嫂嫂来了，看见她那个样子，不禁放声大哭。再举目四望，没一个儿子在身边。嫂嫂见儿子们不管用，就以舅妈的身份打电话叫他们回来，一顿训斥后，要他们轮流照顾。可是，儿子们这个说忙，那个说没时间，都是互相推诿。嫂嫂怒发冲冠，就要他们每人每年拿出500元赡养费。儿子们先是不情愿，大儿媳还出来挑事，要把这个舅妈“撮死去”，嫂嫂就说：“来来来，你试试！我在地上打个滚，你能网得住？”大媳妇怕舅家的表兄表嫂，这才不敢了。
就是那天，嫂嫂把桂婆婆接到了市里，在附近租了一间地下室，姑嫂彼此照应。在城里住了十个月，桂婆婆跟周围的婆婆们混熟了，人家就问她：“你有几个后生（儿子）？怎么没看见他们来看看你？”桂婆婆羞得无地自容，恨不得一个地洞钻进去。次日，她悄悄搬回村里，到处借屋住。“缺根烂苗啊！回到家里，屋都冇得住！今天住猪舍，明天住茅棚，还都是向人家来的。可怜我一生为儿子拼死拼命做了那些屋，到头来，庙都没门，逃难样咯，过一年逃一年，老天哎，怎么不收了我去！”她哭诉道。
她哭诉时，屋外的细雨还在滴滴答答，就像人的愁肠百结。湿湿的雨，让我的心也湿淋淋的。
桂婆婆拿出一袋一袋的病历处方给我看。说，我现在没有一天是个好人。你看我两个脚，肿得跟葫芦一样。没钱看病啊！儿子们每年总共给我1500元，今年，一个肺炎全没了，我到哪里再弄钱去？如果再病，阎王老子就会要我命啊！
桂婆婆质问世道。她不知道现在的世道怎么了。她怪道来公公为什么那么早把一切抛给她，也怪自己怎么会养下这样的子女。她质问村干部不公，低保也不给她。有人儿子吃工资，吃国家用国家的，还有房有车，得了个心脏病，村里就给他发低保。她说：“为什么我就不能申请低保？我去申请他们就说我儿子在市里开店，在城里买房。还说我小儿子超生了。儿子超生关我老婆子什么事？”
最让桂婆婆不甘心的是，她不知道到底是自己错了，还是世道错了？“我是造了什么孽哟！没想到我茂年时天天受苦，而今老了，还是苦得没头没脑。我哪里知道，现在的日子反比黄连还苦呢！养大崽女又不是指望他们对我多么好，给我几多钱，只要他们有空时拿眼来瞄瞄我，病了给我一口水喝，死也知足了！”
5
村里人都很清楚，桂婆婆把儿女们拉扯大是拼了命的，让他们成家立业也是拼了命的。
道公公死时，正是全家最需要他的时候。可是，天不随人愿。道公公起初生病，声称是胃病，痛起来却像狗一样缩起。桂婆婆天天念叨给他治病，可是又没有钱，只有拖。那时，我的父亲经常去看望道公公，每次见他像死狗一样躺在床上，就喊，老道老道，你又瞌（睡）在床上啊！起来起来，这样会瞌死去。道公公起来，说想吃鱼，好久没吃鱼了，他就独自拿了鱼网到河里去。谁知回来吃了鱼，病更重了。不久，道公公因为胃癌，死了。死时才51岁。
“老道死时，家里没钱埋他。是我哥哥出钱埋的。”桂婆婆回忆说。
一个寡妇，没过几年，独撑着，千方百计给30多岁的大儿子订了亲。大儿子要结婚，房子是大事。桂婆婆绞尽了脑汁。
她的一生，拼尽全力做了三间屋，每间长不过十几米，宽不过四五米。第一间做的是砖屋。做屋要黄泥，沙子，石灰等等。她自力更生，带着儿子去村外挖黄泥，去河里捞沙子，挖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没花半分工钱，总算把筑墙基的黄泥、沙子备齐了。做屋木头贵，凭她的财力买不了两根，她就到县里去找哥哥。哥哥在县里做了管建设的官，办法多，人缘好。哥哥虽然当官，却不嫌弃又穷又苦的妹妹，二话不说，自己掏钱，过几天就给她买来了一车杉木，足够用。有了木头，又缺砖头。买砖头的钱更没有了，愁死了桂婆婆。乡邻提醒她，你哥哥不是有办法么？找他就是了！她真的又去找哥哥，哥哥说，我跟人打个招呼，你到砖瓦厂去捡那些破砖头。桂婆婆照着做，带了儿子开到砖瓦厂，到那一堆一堆的破烂砖瓦里去拣。拿把泥刀，给烂砖头削一削，清一清泥渣，砖头虽然有些破损，但还能用。几天功夫，砖头也够了。石灰又没有。乡邻又提醒她，只有找你哥哥呗。哥哥建议她去买石灰屑（次级石灰），交代她带几包烟去。到了石灰厂，她给提货的师傅塞了两包大前门，铲石灰屑的师傅就给她专拣好一点的石灰屑，几元钱就能买一车。
有哥哥的帮助，桂婆婆陆陆续续做好了三间屋，一个个把媳妇娶进门。她松了一口气，以为苦日子到头了，可以向“老道”作交代了。
一夜间，桂婆婆老了。
老了的桂婆婆并不期望能享多少福，她只希望儿子们常常来看她，饿了有口饭吃，渴了有口水喝，病了有人瞄瞄她。
然而，她的儿子们却是如此的薄情。我想问，他们或者并非什么十恶不赦，却怎么会如此不懂事呢？没有人说得清。
大约十年前，村里修缮祠堂，一位长者见到她的大儿子，对他说，你发了财了，也住进城里了，别忘了你娘！你娘带大你们吃了很多苦，要多把点良心给她。为此，大儿子回家怨怪桂婆婆说了他坏话，坏了他名声，一番质问，便捉到桂婆婆又狠狠打了一顿，打得桂婆婆几十天不敢出门。
6
我曾经问母亲，桂婆婆这样被儿子打了，村里真没人管么？谁也拿他没办法么？母亲还是说，谁敢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我说，怎么会这样？母亲说，好人做不得呀！
乡邻分析道，儿子总是打娘，早年是因为穷，后来大概是打惯了吧，其他什么原因就不晓得了。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儿子打母亲，怎么下得了手？一个“穷”字怎么解释得通？如今，我不想用空泛无力的孝道，僵硬的道德来审判他，只想用人性来追问他，他的人性是什么时候丢失的，又会什么时候回来，将怎样让人性回归？但是，我更不理解的是，同样的米谷精，怎么会养出这样的异类？如今还发展到了冷暴力，对母亲不亲不近，不闻不问，不顾不理，无情无义的地步，他还配做人吗？

呜呼哀哉！想起了我们的先祖，想起了我们的礼仪，想起了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
7
“我不得活了，我怕我是熬不出今年了。哪里熬得下去喔！”“生崽生得缺头缺脑，缺根烂苗的！过个年，你们假假子来瞄我一下，我也心安些呀。”“我又不怪过年没吃你们一口水，没喝你一羹汤，你们怎么会不来打个照面呢？……”桂婆婆和我最后一面的些话，时时在我耳边响起。
那天，离开桂婆婆之后，我想起了桂她的二儿子。他从小和我一起长大。我们曾经很要好。我问到他的电话，给他打过去。我告诉他，我刚刚去看了你母亲。你母亲很想念你，还要我转告你，你贩卖蔬菜很忙，很辛苦，就不要惦记她了，她还叫你好好做生意，多多赚钱。最后我说，你也不要只顾自己赚钱了，记得抽空来看看你娘啊！这个二儿子对我说：“哎呀，我会啦我会啦！我只有一个娘老子啊！你放心……”我以为，他的语言这样诚恳，态度这样真切，是完全可信的，他应该很快就会去看望桂婆婆的。
然而，达公公说，你走第二天，桂婆婆上吊死了，不是儿子们发现的，是别人家发现的。
我明白了，当桂婆婆冰冷的尸体放到地上，她的儿子们仍然没有一个及时赶到。
桂婆婆就这样带着哀怨死了，在她最弱小、最无力的时候，在她日日病痛的时候，在她的生命力与婴儿背道而驰的时候，在她别无他求，只渴望得到儿女们一口水的时候。
忘不了，母亲离世的那个冬日，大雪纷飞，我突然预感到，这是个夺命的冬天，便赶快带着爱人，奔驰400里，赶到母亲的身边。我们来到她的面前，她已经睡在那张百年老床上好几天了。我倒了一碗开水，和爱人一起把她扶起来，她一边喝着水，一边不停地说：“哎耶崽呐，好恰！好恰！”
如今想起，我不禁哽噎无语，涕泪横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