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城

　　　　　　　　　　
　　　　　　　　　　　　一
　　小时候每一次去县城，都是一件很隆重的事。脸洗得白白的，抹上雪花膏，再穿上压在箱子底、新刮刮的布衫和裤子，然后掇掇着母亲的手，欣欣然往城里走。那时候家穷，但还是有一两件新衣服，以备出门时穿。而进城，就是最大的出门了。母亲说，“穿得太瞎了，城里人笑话”、“脸洗不净，城里人笑话。”城里人，是区别于我村的、另一个天空下的人。城里人的评判，是最有权威性的。有一句调侃乡下人的段子很流行。说是一个人早上起来，问隔壁邻居，“二哥，你今天去城不去？”那边回答，“去嘛，脸都洗了还能不去？”

　　城，四四方方，座落在一个形似盆状的狭谷里，四面是山。县城南边有一条洛河，从上游陕西洛南流下来，一路汇集各沟小岔的溪流，浩浩荡荡流向远方；北边有一条洛北大渠，是从洛河引来的，悠悠然日夜流淌，流到下游火炎电站，专门供发电用。河、渠与城平行，相安无事，一南一北拱卫着县城。北边的山叫文山，南边的山叫武山。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村子叫十里铺，就是离城十里。搁现在进城，摩托车一踩油门的事，但在那时，却十分不容易。一是没有交通工具。二是路况不好。土路，坑坑洼洼，上坡下坡。稍有雨雪，便泥泞难行。买了东西，都是肩扛手提。这还不说，一路上还有三个关隘：从村里走到塌塌桥，两里多，路边有几座坟茔，坟上枯草摇曳，山风呼啸。走到这里，心里就害怕。然后再走到五里窑。五里窑是一个很长的大坡。靠崖的地方有几孔倒塌的烂窑，歪歪扭扭，黑咕隆咚。崖根也有几座坟。太阳落山后，走到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由得头皮子发麻。说是有一个人从城里回来，走到这里，天黑净了，身后传来扑踏扑踏的脚步声。他走快，脚步声走快，他走慢，脚步声也慢。他面回头看看，没有人，朝前走，脚步声又响起。后来就迷路了，绕着五里窑坡，上来下去，下去上来，直到鸡叫了，这人才清醒过来，看清路回家。回家后得了一场大病，人说叫鬼缠住了。这事越传越神，因此每次还没有走到五里窑，心里就开始打鼓。走啊走，最后走到石桥上，距离城北门也不过半里路了，却还有一处“怕怕”。崖跟有几孔窑，里面有人骨头架子。说是有一年土匪攻城时，死了好多人，都扔在这窑里。所以小时候，进城是需要勇气的。不象现在，路边到处是人家，鬼不知道都被挤到哪里了，也不出来吓人了。

　　和母亲一块进城，必是农历三六九逢集。因为不逢集，街上也是冷冷清清的。母亲进城，一般是扯布，让姨给裁剪做衣服。姨是裁缝，家有缝纫机。或者买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锅碗瓢盆等生活必需品。还有找在物资局工作的姨夫，给买肥皂、香皂，还有碱面、洋火等紧缺物品。而我除了看热闹，则是让她给我买发卡、皮筋，还有作业本、铅笔、旋子等小物件。有时候如果提的要求不合理，母亲就会说，“你再闹，再闹我就不引你来城了。”有一次我看上一双绿凉鞋。从东街跟到西街，又从西街跟到北街，她就是不给我买，还一再重复说，“再闹就不引你来城了。”我就噘着嘴，脸吊着，跟在她后面，一路不说话。

　　城看起来古色古香，青灰色是它的主调。街上虽也是土路，但扫得干干净净，光滑平整。两边的门面房，都是土墙灰瓦。从西向东，一街两行都是木门板，早上一块一块卸下，晚上再一块一块插上。四个城门，东门、西门、南门，只有北门还在，影影绰绰还记得那个圆圆的城门洞。四周的城墙，断断续续的还在。从这些城墙，可以想象出城的框架，城的格局。

　　东南角有一段城墙比较完整，里面是粮食局，后来是面粉加工厂、粮油市场。每次从那里路过，都仰头看那长着黑绿青苔的墙砖和墙头上摇摇晃晃的狗尾巴草。城墙有两丈多高，用特制的大青砖垒砌。城西北角，也有一段城墙，上面有铁丝网，还有岗楼。据说那是公安局拘留所，关犯人的地方。每次从那里过，老远就开始想象，犯人被关在里面的情景，感觉神秘莫测，令人股悚。

　　城里最热闹的地方是十字街。十字街东北是百货公司，里面卖布匹，儿童玩具，还有文具专柜等。西南是糖烟酒门市，糖块、点心、麦乳精等好吃的都在这里。东南是五交化门市，买自行车也在这里。西北是一个“国营饭店”。如果说谁，“今天下馆子了。”那一定指的是这家饭店。但平白无故，谁会去下馆子？不但花钱，还要粮票。除非是谁家女儿扯衣服，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来城，中午在这里撮一顿。或者谁家小伙订婚了，谢承媒人来这吃一碗肉丝面。

　　逢集的时候，走在十字街，经常想起“摩肩接踵”这个词。如果赶得巧了，还能在这里看见耍猴的。回去就有向别人炫耀的谈资了，“啊呀，十字街今儿个热闹哩狠，我都看见耍猴的啦。那耍猴人说，我长得太嗑碜，但不怨我，怨工程师和助理工程师。哈哈哈哈！”

　　　　　　　　　　二

　　渐次长大，进城就不必和大人厮跟了。有时候是学校组织活动，比如看电影啦，给烈士扫墓啦，有时是几个小伙伴厮跟，去城看枪毙人，甚至一个人独立行动。比村里小伙伴自豪一点的是，我城里有亲戚。东街有姑家，西关有姨家。每次去城，不是在东街姑家吃饭，就是去西关姨家吃饭。

　　电影院设在西关，距离姨家只有几百米。来了一部新电影，海报在电影院门口一贴，人们就争着抢着去看。海报出自一个叫王道艺的人之手。看电影人多，买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人们挤挤撞撞，排着长队往一个巴掌大的窗口前挤。我年令小个子矮，望着黑压压的人群，心里先发怵，就让姨家三表哥帮我买票。三表哥比我大一岁，他买票时不是按规矩排队，而是贴住墙从侧面用膀子顶，用头撞，最后越过人们的手臂，爬过别人的头顶，把钱擩到小窗里。下面的人嚷的叫的骂的，说着各种难听话，但不一会儿，骂的人还没醒悟过来，他票已经搞到手了。去电影院看过《卖花姑娘》，看过《第八个是铜像》，还有《鲜花盛开的村庄》等，那时电影院只放映朝鲜或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片子。

　　姨家分前院后院，前院临街是一排门面房。如果门面房左边的小门打开，走进去就是姨家的前院，很近。若小门不开，则要绕过一个大水坑，走很长一段路，来到姨家后院。姨的裁剪案子和缝纫机就摆在后院她的卧室，隔着明亮的玻璃窗，每次我一走进院子，姨就看见我了，总是亲切地说一声，“哟，淑景来了。”

　　去姨家，多数是因为看电影，还有高考复习时也去姨家住过。上高中时，四人帮都粉碎了，但学校还是没有正经课上。每天早上一群女伴从家里出发摇摇晃晃15里来到学校，已日上三竿了。上完两节课后，下午一般是自习。我耐不住无聊，就想进城看电影。那时电影刚刚解禁，文革前的许多优秀影片都可以放映了。叫两个同伴一起去，但她们去一两次后就不去了。我就一个人跑五里路，从城郊高中跑到西关，几天一场电影地看。记得我看的第一个电影是《天山的红花》，感觉很新鲜。接着又看了大型歌舞《东方红》，电影《大浪淘沙》、《年轻的一代》等，那一年看了20多场电影，美美饱了眼福。

　　看完电影，肚子饿了，就到姨家吃饭。姨家是个大人口家庭，她有四个男孩，两个女孩，还有公公婆婆。大表哥已经娶妻成家，住在前院一间小房里，小表弟才背着书包上小学。姨夫有工作，他在物资局上班，姨又会裁缝手艺，所以家境比较好。姨夫穿着整齐，温尔文雅，说话轻言细语，但我还是有点拘束。有时候一个人偷偷想，要是只有姨没有姨夫，该多好啊。姨整天忙着裁剪、缝纫，因此做饭都是婆婆的事。姨婆是一个60来岁的老婆婆，小小的个子，圆圆的脸，很和蔼，每次都热情招呼我吃饭。姨家做饭经常有肉，并且炒菜用猪油。而我那时不吃肉，也不吃腥。我去了，姨就交代婆婆不要用脂油炒菜。但姨婆答应着，面过脸，还是放了脂油。我吃饭时，心里就隔隔应应，感觉她在敷衍我。去姨家吃饭，从她公公婆婆在世，一直吃到他俩变成堂屋墙上的画，还是去。有时候在姨家留宿，就挤在表妹的小床上。在姨家还到处疯跑，跑到姨公公婆婆的住房，看见姨爷枕的枕头，竟然是一块光滑的石头。三表哥说，姨爷头发热，枕石头凉。还到大表哥房里找他的课本看。三表哥最勤快，家里磨面、担尿都是他的事。他每天早上还起早到大渠担水，供全家人用。大渠是一条人工河，从洛河上引下来，绕城北而过，供火炎电站发电用。三表哥天不明就起床，大渠上还没有人洗衣、淘粪桶，因此水干净可食用。

　　西关姨家，不仅是我们一家人进城的驿站，还是舅舅这边亲戚所有人的驿站。住在雷家村的大舅小舅，住在核桃窝的大表姐，住在权家窑的表妹等人，每次进城都必到姨家歇脚，吃饭喝水，商量事情，寻找帮助。姨是他们的主心骨。有许多年，我母亲遇到什么事情，都进城找姨商量。几个表姐表妹还跟上姨学裁剪手艺。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姨就在街上摆摊了。亲戚们每每进城，都要到她的摊位前站一站。姨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也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一说就笑，心无城府，但可惜的是寿命不长。1990年10月姨在街上剪衣服，突发脑溢血死亡，终年58岁。这是我记忆中最悲怆的事。对我母亲和舅家人打击都很大。小舅说，进城从西关过，看到姐家的后墙，忍不住数第几个窗子是姐的，不由自主迈步就想走进去。但一想到姐都没了，还进去找谁？有很长时间，我都沉浸在悲伤中，夜里做梦，全是姨的音容笑貌。姨去世后，城里的一个驿站没有了。

　　西关有电影院，还有戏园子。粉碎四人帮后，文化解禁，豫剧《朝阳沟》很火，一场接着一场地演，人山人海。我不爱看戏，但也去戏园子看过《朝阳沟》。1984年，戏园子变成人民会堂，大门也由朝南变成朝东了。

　　姑家住在东街，出门几步就是十字街。姑家住的是个十家院，不大的院子住了六七户人家，每家都有三四个小孩子，院子一天到晚叽哩哇拉。厕所设在后院，穿过窄窄的一条路，弯弯曲曲来到厕所，凑合着蹲下身子，一起身就能瞅见人。若是下雨天，就要踩过泥泞，去厕所很愁人的。我去姑家主要是找表姐玩。表姐那时正上高中，并且是县一高，很令我羡慕。表姐还喜欢看书，从她那里可以知道许多轶闻趣事，可以看到很多书。姑五口人住着两间小房，一间堂屋，一间卧室。做饭就在房檐下垒个锅头，小的都转不过身。表姐慢慢长大了，姑夫就把卧室隔出一小绺，放上一张木板，作为她的小床。进门摸黑脱了鞋，直接上床。后来又在卧室侧旁给她盖了一间很小很小的房子，小到只能放下一张床。小房一盖，姑的卧室就彻底成了黑洞，白天也得开灯。我来了，就和表姐厮守在床上，听她讲故事，还抄她笔记本上的电影名字联缀：“我叫《小铃铛》，家住《槐树庄》，左邻《白毛女》，右邻《李双双》......”，还抄过《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辛追夫人》的传奇故事，记得故事很精彩，也很惊悚。

　　表姐去挑水时，我也和她一起去挑水。井在一个小巷子里，井台很光滑，井水清清亮亮一晃一晃。我帮表姐摇辘轳，表姐把水桶提上来，我们一前一后走。晚上表姐去找她同学玩，我也跟上到处疯跑。表姐的同学，分布在陶家巷子、薛家巷子、蔡家巷子，还有大庙巷子，小庙巷子，我都跟上她曲里拐弯地去过，由此也熟悉了城里的许多巷子，还有城隍庙等。

　　姑性子慢，厨艺不行。蒸馍不是面不起，就是下面条煮不熟。一见来客人，更加着急。我去城经常吃她饭，回来还要吐槽说，“唉，我姑做那两下饭，真不沾！等着吃她做的饭，能把人急死！”

　　　　　　　　　　三

　　那时的县城，指的就是城墙里面的四条街，以及东门外、西关、南关、北关这些简单的外延了。东门外有一条东沙河，就是从我村流出来的水，弯弯曲曲流到县城。河水清冽，常年不断。东城的的人都来这里洗衣服，淘菜、涮尿桶。东沙河一年到头，流水淙淙，滋润着半个城。除了夏天发几次大水，浊浪排空外，其它季节都是很温顺地流。90年代我进城后住在北关，离东沙河近，每次都来这里洗衣服。那时每天下班后，我拉着孩子的小手，沿着堤岸溜跶，折着杨柳，非常惬意。后来气温渐渐增暖，东沙河也象无数河流一样断流了，成为季节河。

　　距东沙河一里外，有一个烈士陵园，埋葬着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四十多位解放军战士。陵园所在的这条路，就叫解放路了。陵园边有一个烈士纪念塔，是那时的标志性建筑。尖尖的塔顶直刺蓝天，护卫着庄严，神秘的陵园。塔顶站立着一只和平鸽，每次进城，远远望见那只雪白的鸽子，就知道离城不远了。建陵园时可能以为这里是很边远的地方了，谁知后来县城不断扩展，如今纪念塔已成了解放路边的一个路障了，被一圈砖墙围住，怪异地矗立在那里。清明节，学校组织高年级学生去给烈士扫墓。当我成为初中生，终于有资格去给烈士扫墓时，非常兴奋。听老师布置扫墓，心想，是拿着扫帚去扫吗？我们排着队列，拿一朵小白花，走十来里路去扫墓的情景都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写了一篇有“麦苗青青”词句的作文，受到老师表扬。

　　除此，东门外还有一个小广场，广场上有一个台子，县里经常在这里召开宣判大会。那时小伙伴进城，有许多次就是为了看审判人。犯人被押在车上，绕城游街，后面跟着黑鸦鸦的人群。游行一圈后，最后来到小广场，犯人们跪倒在台子边上，下面站着哄哄嚷嚷的人。有的鞋被挤掉了，有的孩子挤丢了，事后广场上一片狼藉。每次宣判大会都在这里召开，历任公安局长的名字没有记住一个，但他们宣读判决书时，拉长腔调的威严声音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某某某，男，现年XX岁，家住某某乡某某村，该犯一惯违法乱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必须予以严惩。....”宣判过后，大部分犯人被押回，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死刑犯则被押到洛河滩枪毙，一些胆大之徒又一窝蜂地追着警车往洛河滩跑......

　　东门外广场作为审判人的职能一直到2005年左右才被弃用。现在这里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小广场，审判台所在地也成了一家繁华的超市。


　　　　　　　　　　　四

　　城里人住处窄狭，地方小，也是被乡下人笑话的地方。村人常说，“城里人小锅小灶，做饭做一点点，根本吃不住吃。还是咱乡下，野场子，地方大大的，起睡坐卧，都舒坦。”但说归说，城里还是比乡下好的多。那时村里姑娘最大的愿望就是嫁到城里，做一个城里人。村里比我年纪大的一茬姑娘，莲蓬、振玲、菊梅，都通过各种途径找了个城里对象，令人羡慕。我的闺密方方，高中毕业十八岁，就嫁到城里。女婿个子矮，脸黑，瘦小，我给他起个外号叫“小黑孩”。那时我年轻气盛，极力阻挠这桩婚事，想救闺密于水火。但闺密说，“他是城里人啊，有门面房，还是独子。最重要的是我爹看中了，我爹说，他家住在大渠边，以后我来城，一到东门外，就到女儿家了，多顺路啊！你想，我爹就我一个闺女，我能违背他的旨意，让他伤心吗？”以后几十年，闺密的日子过得平凡而安逸，证明她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到了八十年代，我也是二十来岁的人了，有一天母亲进城给姨说，“村里女子都往城里跑哩吗，山上石头往山下滚，你在城里住着，消息灵通，你也给咱女子在城边子附近瞅个茬啊。”“咱女子”就是指我。姨性子直爽，张口就说，“姐，咱女子长的老笨呀，人家城里娃子可挑剔了，必须长的好才行呢。”母亲回来就很生气，埋怨说：“你姨不办事，不给你操心不说，还说咱女子长得笨。哼，还是亲姨呢！”

　　其实姨说的是实话。村里的女孩，要想找个城里婆家，要么女孩特别漂亮，要么城里这个男孩有缺陷，瘸子跛子或长得特差或家境不好。这样两下才能平衡，才能门当户对。那时不仅城乡差距很大，市民和农民之间更是壁垒森严，不通婚姻。

　　九十年代初我通过考试进到县城，终于成为一个城里人了。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时常有一种恍恍惚惚的感觉。我怎么就成了一个城里人了呢？一种自豪感犹然而生。

　　那时县城周围都是菜地，远一点的则是庄稼良田，夏天麦浪滚滚。我的活动半径集中在东门外到衙门口之间。早上出去锻炼，沿着东沙河边的田埂小道往下跑，两边是青悠悠的菜苗。走着走着就来到姑家的菜地，姑在那里割菲菜，或者给白菜除草。菜地边不时搭一座庵子，供菜农看菜储菜用。冬天，城里人要储存大白菜，有的直接来菜地买。再往南走一段，就来到洛河滩。洛河滩有整排整排的白杨林，夏天孩子们来这里逮知了，河滩里有夏秋两季长开不败的旋复花。

　　从东门外进得城来，路过十字街，来到西街，西街有照相馆。再过去就是中华街，中华街有“一连三串门市”，一个门市卖百货，一个门市卖文具，还有一个卖五金交电之类。再过来还有一个“高台门市”，就是踩着一级一级台阶上去，“高台门市”专门卖布匹。过了高台门市，就来到衙门口了。衙门口是自古以来设衙门的地方，据说两千多年来地址不变。现在是卢氏县委土坯房大院。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里面写新闻。

　　紧挨住一连三串门市的东边，还有一个国营理发店。儿子小时候最怕剃头，每次剃头都象杀猪一样地叫，哭出一头汗。后来我就舍近求远来到“国营理发店”，那个穿白大褂的女营业员面相和善，经验丰富，几下就把小孩子哄乖了，然后顺顺溜溜地理了发。......


　　剪掉的头发不知去了哪里，但新的头发总会再长出来，就像这拆建并举的城。某天，遇到一个问路的外地人，他问：去翰林路怎么走？我不知道城里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条路，或许，他也并不是外地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