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通州

      我和通州
      
      我是北京城里出生、长大、变老的80多岁老头子，可从16岁进潞河中学，虽然只念了一年，就跟通州结了一辈子的缘。

      报考潞河

       1953年我从广安门大街小学毕业。我们的级任（班主任）老师杜师成，回民，家在通州城里。那年中学难考，正好潞河提前招生，考不上还可以再报考别的学校。杜老师跟我们说愿意去的，可以试试。我们班去了11名。我15岁，第一次独自外出，六十五年后的今天，记忆都是碎片。学校计划招两个班，100名学生。报考来了5000多人，那时通州属河北省，潞河中学叫“河北通县一中”，考生有北京城里的，周边各县的。我们考试前一天报名排到五千一百多号。考生要在学校过夜，教室礼堂都是考生，穿着衣服，互相当靠背，坐着，倚着，靠着，居然睡得挺香。我们11个人在礼堂楼梯的拐角处过了一夜。当时叫 “潞友楼”。在有钟楼的那座楼（当时是教导处、总务等办公室）的东边。第二天按考生编号安排考场，靠前的在教室，靠后的在校园的草地上，一人一个木凳当桌子，两块砖头当座位。考卷铺凳上，铅笔盒放草窠上。个子高的同学，岔开长腿，和坐地面一样，佝偻着在凳子上答题。最后录取了200人，在草地考场上新盖了四间教室，50人一个班，四个班甲乙丙丁，我在丙班，级任女老师赵世敏。

      学校饭厅

      每月八块钱伙食费，包干儿。我享受助学金，每月八块，不用交钱。一日三餐，粗粮为主。那时没实行粮食定量标准，大肚汉也能充其量。副食就人头份儿了，不够吃，盐随便加。

      早自习以后吃早饭，小米粥、玉米面窝头、咸菜。八仙桌（方桌）一桌八个人，站着吃。开学时饭厅门外贴名单，几号桌，八个人的姓名，一学年都固定。开饭前，一小白铁桶粥和一大盘咸菜丝，就摆在桌了。盛窝头的大笸箩，条凳支着放在伙房门前通道上，自己随便拿。午饭晚饭是菜汤和一大盘炒菜，也是在桌上摆好。主食自取，玉米面窝头发糕、高粱米饭，一周也就吃一两次馒头和大米饭（机米）。同饭桌八个人，不分班级，互不认识，新生中农村来的孩子占多数，又不知道这里的旧规矩，出过些笑话，高中生里有天主教徒，他们饭前祷告，碗筷放到桌上，垂手低头默念经文，祷告完，抬头动手吃饭。该是八个人到齐，等他一小会儿，桌长分菜到各人碗中，菜汤或粥自己盛，取主食，天热端到门外吃也行。新生没注意这些，不认识桌长，也不等人齐，自己把菜拨到碗里，端着走了。教徒祷告完了，一抬头，盘干桶净，只能白开水就窝头。也有来的晚些吃不着菜的。乱了一两天。碗筷自己刷，自己保管，饭厅有碗橱，分格编号。也有带回宿舍的。

      那时物质生活差，多数家庭，早饭吃前一天的剩饭：烤窝头片、烫饭，学校食堂一样，粥会新熬，窝头剩的加热，高粱米饭给炒炒，是抢手货，美味，一抢而光。

      宿舍

      我们新生住“人民楼”。进校门左拐，八角楼连着一大排带走廊的二层楼，当中有向后开的门，门两旁是楼梯，门外是锅炉房。和门对着是校长办公室后墙，办公室和学生宿舍是一体，可突出在走廊外。四个人一间房，各占一角，一块铺板俩凳子。冬天冷，睡通铺，靠北墙。没有散热器，顺墙走的锅炉房热气管道供暖，在铺下，睡觉，脚暖。没有洗澡设备，早晨打水宿舍屋里洗脸刷牙，脏水泼洒走廊外地下，冷天泼洗脸水的瞬间，沾水的头发冻成冰，啪啪的打脑门儿。

      交通

      礼拜六下午回家，礼拜一早晨返校，交通比现在差远了。坐火车，前门车站，三毛五车票到通县南门，学校南边下车，五分钟走到校门口。坐汽车，也三毛五。走朝阳门，比火车慢还颠簸，但限制少，还能看街景，不过，慈云寺往东，路两旁黄扑扑庄稼地，到定福庄“通县界”的大石碑，茕茕孓立。常营清真寺在车里看得见是最显眼建筑，八里桥东北桥头一座工厂新盖的红砖房，说是打蛋厂，把鸡蛋蛋黄分出来，蛋清做化学原料。

      去西集小学代课

      家庭困难，不容吃闲饭。一心想当教员，认为教小学能胜任愉快。以在通县念中学当理由，給通县人民政府教育科写信，要求去通县教小学。居然给我回了信，说不能解决。我和人家无理纠缠。人家有信必复，我是见复则辩。闹到人家无奈，1954年十月，通知我去西集小学。当年给政府写信、造访，能得到不厌其烦的认真对待。我喜出望外，本该去教育科见个面，由他们送我到学校。我竟然自己带着行李直接奔西集了。到通县换车，才知道西集不通车，只能到马头，过运河，坐“二等”（自行车后衣架）。到马头天黑下来，一同下车的还有两位四十多岁的大叔，也是在这里换车。很热心，主动跟我搭话，“到哪儿去呀，小伙子？”“今儿走不了了，咱一块儿找个地方住一宿吧。”他俩带着我在街上挨门问“有地方借宿吗。”有一家留了我们，不是旅店，普通住户，一明两暗三间房，右首一间让给我们。屋里东西没收没动，箱子柜没上锁，桌子上女主人的雪花膏梳头油，摘下来的簪子、耳环也都摆着。靠窗户通屋大炕。房东给铺好三个被窝，送来一壶茶。说“早点歇着吧。外屋有尿盆儿，睡时拿进来。”照顾很周到。没有脱衣，拉开被子盖身上，就睡去了。早上醒来，房东在外屋做好早饭，玉米渣粥、玉米饼子、白薯、咸菜。吃完饭，给房钱，房东推让再三才收下。走到运河边的渡口，一条大木船停着，没有座位，二三十号人站在船舱里。一位五十多岁的艄公站在船头，收费，照顾客人安全。长篙点河岸，船动岸退。

      对岸渡口有“趴活儿”的二等车。行李挂衣架一侧，抱着脸盆网兜坐上衣架，车主一声“坐好喽啊”，掏裆蹁腿，上了座子。熟练轻巧。我初次，又抱着东西，怕，紧张。揪着心，汗浸浸的到了目的地：西集。

      在西集生活了一个多月，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在这古老集镇的短暂经历，留下一生的深刻记忆。

      学校上课在镇的北头一座大庙里。坐北朝南，门前一道东西走向的街，门对着是南北走向的大街，庙在丁字街头。庙有四层院子，头层院子，一条过道，只东屋四间教员办公室。二层南房北房，教室，教员宿舍。三层教室，最后头的院子很大东南角四间库房。院子里有单双杠、秋千、攀登架等。有个后门，出去就是镇子外头了。在我这个城里孩子的眼中，“一望无际”的广阔大地，远处一道“矮墙”和天际相接，那是大运河河堤。古老的运河搂抱着古老的西集，二老厮守，天长地久！

      出大庙前门往东，路北是政府机关，区公所、税务所等，很简陋的旧房。路南是“联合食堂”，机关单位员工、学校教员都在这里吃饭，用饭票，两个饭桌：一张圆桌，一个大树根，放碗筷饭菜，围一圈，站着吃。每顿有三四样菜，随便挑。炒咯折、炒韭黄、炸小鱼等，比在家吃的好。没认识人，低头吃，吃完走人。睡觉是在王老师和臧老师俩铺当中支块铺板，仨铺，挺挤。王老师四十多岁，臧老师比我大两岁，他俩都是通县人，离家远，住学校。和臧谈得来，放学以后，我俩出后门走走，他爱写诗爱看书，有时背几首让我听，说说最近看的书。一来二去，我俩成了朋友。他家在卜落垡，我家住广安门，1956年就到我家来过。在最困难的时候，经济上精神上，互通有无，互相鼓励。想到朋友在看着，就有了信心，有了冲破困难的勇气，友情是力量！
   
       1954年到2018年六十四年，我们的交往没有断，而今都八十开外，我有几年没去卜落垡了。他女儿带他到天坛医院看牙，他还顺便到广安门来看我。友情依然在，腿脚不如前。有人倾听你的絮叨，有人劝慰你的不爽，友谊的作用无穷尽，现在有电话、有视频，聊天、见面，随时随地，随心随便，不似当年，胜似当年！

      大运河的水沟通南北，大运河的水润泽人心，通州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用爱心呼唤爱心。

      认识的第一位通州人是小学级任老师杜师成，回民，网上说他是通州清真寺的经师，大概年过九十了，还在工作。1952年他在广安门小学，住在学校，一间小西屋。晚饭后同学常去找他，他能吸住学生，待学生如自己子弟，不烦不燥，没有爱心，怎能有这样的魅力。1954年去西集时曾拜望杜老师，他嘱咐社会和课本内容不同，遇事多通融，不然容易碰钉子。满满的爱护之情。

      潞河的级任老师我休学后，给我寄书刊，写信指导。师生情谊，今也则无！

      我在潞河时的校长方田古，没接触过，可我知道怹的事迹。他是十几岁参加革命的老党员，1950年从老校长陈昌祐手里接过潞河中学的校长职位，干到离休。1995年总结一生从教的经历，写出《汗滴禾下土》一书，卖书收回五万元，全部捐出。设立“运河奖教金”。 从1996年开始,奖励通州地区中小学青年模范班主任。每两年评选一次。本金不动，所需奖金全由方田古一家人出。  先后有140多名青年 受到 奖励，奖金逐年渐增，累计发放20多万元。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家人！

      2014年方校长逝世。留下遗嘱：他的住房出租，租金捐给“奖教金”和困难学生。子女后辈不得中断此善举。
潞河中学2017年12月28日，庆祝建校150周年。期间举行了方田古校长铜像揭幕仪式。人们永志不忘胸怀大爱的前辈功德。

      还有小人物，一辈子交情的臧先生。六十年前他遇到点事，用钱。到北京找我，我给凑了30元钱。感激涕零了，几年后买书寄给我。明送礼暗还账。文化大革命，我停了工资，下放农村。他也不能教书，给瓦匠当小工糊口。知道我的情况后，居然寄钱接济，自顾不暇顾他人，虽是友情，更是爱心。大运河的水浇灌润泽各阶层的人们的心，心怀浓浓的爱意。人生在世，也有怨忿，然而“怨无大小，生于所爱。”（辛弃疾语）爱是根基。培植爱，宣扬爱。爱使我们宽容和谐，使我们诚信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