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庄简史

    我藏在二叔新修的木楼脚下躲凉时，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喊声：红鼻孔，红鼻孔∙∙∙∙∙∙我扭头一看，见到是舅婆六兰，连忙迎上去，问：舅婆去哪里呀？去割牛草，舅婆说。
    刚回到村庄的第一天，在幼松坳歇脚时，就遇到不少赶乡场的村庄老人，他们见了我，朝我特别惊讶地问：红鼻孔回来了？我起身笑着说，回来了，这不清明了嘛，回来给父亲母亲挂亲。他们就夸我是个孝子。走很远了，都还听得见他们夸奖的话声。
    村子里，满叔六斤，每每见了我，咧嘴笑着喊“痨鼻壳”。因为他年纪大了，说话间，便有口水从两瓣被叶子烟熏得金黄的虎牙中落出来。他卷起衣袖，往嘴角抹了抹，就下地干活去了。
    30多年了，二娘一直是喊我“河兴”。这是我众多乳名中，最“正规”的一个。家族里，与我同辈份的男丁，乳名里都带有“兴”字，女丁带“姜”字，老人们说这是家族里的一个传统。母亲在世时，也只喊我的这个乳名，但即便这样，也只被母亲喊了16年，就再也不喊了。母亲去世前，没有多说一句话，但她用尽全力，将她的5个儿女的乳名，都喊了一遍。我们见到母亲欲言又止的样子，就哭着说，妈妈您想说什么呢，您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告诉我们。母亲病了10年，她原来粉红漂亮的脸庞，最后被病痛折磨得皮包骨。母亲年轻时有一头乌黑漂亮的长发，去世时，就只剩落得一小把，而且居然一大半是白发，那年母亲刚刚46岁。
    “河货”这个乳名，三娘和父亲喊得最多。幼时在山间放牛，因为贪玩，直到天黑了才上坡寻找牛群，这个时候，就听得父亲洪亮的喊声从老屋门口传来：河货∙∙∙∙∙∙河货∙∙∙∙∙∙从父亲的喊声里，我们就可以判断出他的喜怒。找不到牛是没有胆子回家的，因为父亲知道了是要吃棍子的。待到夜深，偷偷走下坡，却发现牛自己回了圈，可是即便这样，也只敢悄悄从后门溜进屋。我上大学后，喊我书名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父亲在向别人介绍自己时，偶尔也会把我的书名挂在嘴边。2007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凌晨，父亲最后一次喊我的乳名，可能是因为他实在太舍不得丢下我们。见父亲病况不好，二叔让我们五姊妹把父亲抬到木楼堂屋，只一会儿，父亲就去了。
剩下的亲人中，有大姑和满姑常常是把我的众多乳名混合着喊。一阵子是喊“河兴”，一阵子又是喊“河货”，偶尔遇得别人喊红鼻孔、痨鼻壳∙∙∙∙∙∙便也就跟着那样喊。
    其实，每一个乳名都有它自己的疼痛。尤其是那种因某一种缺陷、疾病、天生的不足等原因而得来的乳名，疼痛感便就越发的剧烈。我幼时身体虚弱，一出生就被村里人唤作“观音虫”的细菌啃食着整张脸，特别是鼻子，红彤彤的，血肉模糊，结满了鼻涕壳，特别的丑。直到我8岁那年的春天，一个湘地老奶奶，见了跟在父亲铁犁后放牛的我，觉得造孽、可怜，便劝着父亲购买一种叫“花露水”的药来给我试试。一个月时间而已，红鼻孔就不见了。父亲后来还高兴地骂道：早晓得这般，就不会折腾这么多年了。据说在历经无数次求医失败之后，父亲差点把我丢弃在路上了的。母亲说，这不还有口气么，抱回家养去吧。
    寨子里的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乳名，比如父亲，出生时是一个8斤重的胖娃娃，所以他的长辈们一辈子都喊他“八斤”。论斤而得的乳名，从“五斤”到“十斤”，都是人的乳名，但“十斤”这个人不叫“十斤”，多加了一个字，叫“十斤棒”，苗语的“棒”，就是肉的意思。从1到10的这些数字，也被人捡了来作乳名，尤其是数字5，不知为何特别惹人喜欢，所以寨子里乳名为“阿五”的人，就有数个，且老少都有。所有的畜牲名，也都用在了人身上。村庄里，人们都觉得，小孩乳名越贱，就越是易养成人，因而甚至部分生殖器官，也指的是某一个人。如“屁股”。“屁股”从小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而且特别会做农活，小小年纪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是我儿时特别要好的玩伴，只可惜他不喜欢上学，好像是15岁那年就跟着大人外出打工去了，初中都没毕业。
    在城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乳名，只有回到村庄，那多年没有人喊的乳名，才又被人提起。而且，那些喊乳名的人，多是自己的长辈，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书名叫什么。在村庄，被人喊起乳名时，我就总觉得自己依然是个孩子，就觉得村庄，到处都是乳香味儿。


    我说的是我们的村小梅花小学。
    我的家族中，从父辈起，便都在这所村小读过书。大姑和满姑因为性别原因，加上家族正处于地主没落时代，阶级斗争正闹得凶，因而未有上过学。但是据说，因为二位姑姑都想读书，跟着父亲去上学，趴在学校的窗台外听得特别认真，因此，后来便也认得几个简单的字。
    父亲和二叔读到小学五年级，正要毕业，被大队支书从教室拉回了屋，说：地主富农子女怎么可以读书呢，难道还要当地主富农吗，放牛去吧。连后来的当兵和推优政策，也未能享受到。因此，做了一辈子农民。二叔曾在我耳畔闲聊，寨里的潘家某人，因为家里一无所有，属于极穷户，字没有二叔写得好，体格也没有二叔壮，但被推荐读了半年干校，后面又被推荐去当了兵，回来就吃了皇粮。这是从梅花小学走出去的第一个“吃快活饭”的人。
    校长是隔坳那边来的潘先生，学历是“高小”，按辈分讲，我应该称之为舅公。父亲说起他们校长的学历时我就想发笑。小学生教小学生。父亲骂我：舅公的字，湘黔四十八寨无人可比。待到我上小学时，看到学校名的匾牌上，落有舅公的名字，我方才觉得，那时候的小学生，也很厉害。长辈们讲，为了父亲和二叔有学上，舅公接连到我家，劝父亲和二叔去上学，因此而被大队书记嫉恨。当然，胆小若鼠的父辈，没有获得大队书记的同意，即便是校长三番五次的请，也没有去读书的那个胆。
    父亲那一辈，穷人多，富人少，因而梅花小学特别的热闹。但作为地主后人，父亲和二叔替代着祖父的角色，干着不属于他们那个年龄该干的苦力活。尤其是，放学铃声响后，一拨又一拨的同龄人，唱着解放区的欢歌，走在回家的山道里。父亲和二叔见了，偷偷躲在比人高的牛屁股后面抹眼泪。祖母见了，便轻轻按抚，说，还好，因为家里出了个盲人，没有被真正划置为地主，斗争起来没有真正的地主户惨烈，还可以感受到余存有做人的尊严。我的祖父14岁时因病双目失明，他的不幸拯救了整个家族。当然，梅花小学没有因为父亲和二叔的缺落而寂寞，但从父辈的故事里，我分明是看到了他们生命里因缺少了这样一所村小的存在，而多了无限的屈辱和无奈。
    据说，我出生时，计划生育才刚刚开始，没那么严。父亲因此还帮我生了一个弟弟和妹妹，一共算来，我们有五姊妹，三男两女，两头为女，中间三男。虽仍是生活在艰苦的家境下，但祖母一生信奉多子多福，常常以此为荣，到处传说。别的人家也如此，因此那些年，寨子里出生的小孩特别多，且算得上是优育优生，没有任何一个缺胳膊少腿或是其他残障的残疾人儿。反正到我上学时，狭窄的一间木楼教室里，硬是塞进去了全村80个同龄的孩子。每天，课堂里都不得清静，总是有老师发现不到的小伙伴，要么是突然间尿了一地，要么就窃窃私语着，可不知什么时候谁多说了谁一句，便打起来了，接着就有人鼻子受伤流血了，顿时让老师措手不及。
    班主任是别村来的，姓罗，刚刚师范学校毕业不久，是村小惟一一个公办老师。罗老师瘦瘦的，头发特别的泛黄，看上去还是个孩子模样，他每天从家里步行十余里到梅花小学，放学后，总是摸黑方才回到家。我最喜欢罗老师布置的劳动课：满山寻茶籽油。我们叫捞茶籽，苗族酸汤话，捞字的读音要读四声。我是捞茶籽的好手，劳动课成绩总是第一名。父亲以此认为我长大后会是一个好农民，因为特别能干农活。我只须老师规定的一半时间，便可将茶篓捡满。然后特别悠闲地，爬在茶花树顶，笑那些笨手笨家的人。时间到点，罗老师吹响了结集号，不管你成绩如何，必须归队了。狗子特别懒，整场劳动课，躲在茶花树下睡觉，集合时，只见他吊着两条金黄的鼻涕儿，远远地躲着罗老师和同学们。
    父亲、二叔和三叔，给我们一共生育了11个姊妹，其中八男三女，都在村小读过书，遗憾的是，因为母亲去得太早，我们的大姐只上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小妹也因为我后来上大学需要巨额学费，早早地去了沿海一带打工，与三弟一起盘我上大学。众多姊妹中，唯有五弟成绩特别好，他七岁入梅花小学，直到读到湛江师范学院，很少被缴纳学费，多为成绩优异而被减掉了这笔费用。但总体说来，11个姊妹都不算成绩太差，村小的老师都特别喜欢我们。老师们总是这样感叹：哦，你们是那家的娃呀，怪不得不错！皆因父亲和二叔写得一手好字，且能歌善舞，勤劳能干，在寨子里小有名气，老师们都记得他们，便也记得我们。
    我参加工作后，极少回乡。一是因为父亲和母亲都没在了，回去凄然。二是姊妹们也都长大成人，散布在全国各地谋求生活，回去寂然。但是，每一年的清明节，只要有空，我则会回去看看，了落心中的某些牵念。今年的清明，我还特意去了一趟村小，见到那落荒的操场，朽垮的篮球架，生霉的教室，以及长满霉菌的旗杆和旧淡的国旗，不禁生出一丝丝悲凉感来。学校周边的亲戚说，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老婆孩子一起带出去了，学校就空了。
    但是，寂寞的村小，藏满了我年少的光阴。它们一直照耀在我的心里面，特别的暖。


    那是一棵枝叶特别茂密、树干特别粗壮的老树。我五岁时，就问过祖母，那棵树谁栽种的？祖母摇摇头，说，先祖还未有搬到这里时，树就在了。
    树上，挂满了父亲帮人写下“过继词”的红布条。这是一颗千百人的树娘。打着结儿的布条，在山风中飘摇着，渐渐地就飘淡了，飘白了，飘来了村里人健康的体魄。
    鹰，乌鸦，斑鸠，以及麻雀们，各自站在属于自己的树枝上，它们唱歌，打架。只见那高高的树丫里，一只鹰踩在另一只鹰的头顶，翅膀噗嗤噗嗤作响，相互抓落的羽毛，随着山风一片片飞落。我怯怯地站在树下仰头观望。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便捡起一颗石，朝树顶抛上去，带伤的鸟，哇的几声，愤愤地离开了那棵树。当然，乌鸦的决战，比鹰更是决绝。父亲就常常在树下捡回重伤或战死的乌鸦。这些丢掉了性命的鸟，常常被父亲加工为我们改善伙食的佳肴。
    一年四季里，树叶都特别的绿，即便是秋冬，也未有见得几片是枯黄的。刮风，下雨，我们总会从不同的方向，跑到树脚躲避。在太阳毒辣的春夏，当人们伛偻着腰，活儿干累了，便会走到树下，歇到力气足后，方又下地。村里的哑巴叔最不怕累，他的身上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他微微弯着腰，满满的两箩未有剥壳的茶油籽压得扁担一颤一颤的。走过树下，众人都说，歇一歇！他摆摆手，抹一把汗，烟一样走了。有时候，见得我一个人在树下歇凉玩耍，哑巴叔会放下胆子，伸出他粗黑泛亮的两只手，把我揽在怀里。他指着村庄对面的山梁，比划着各种动作。我知道，他又是想告诉我，山梁那边的湘地，有一个姑娘快要成为我的叔母了。但是后面，哑巴叔病了，抱不动我了，甚至到最后走了，山那边的姑娘却一直没有来。
    满姑在距树不远的菜地里起了房子。那日，我看见父亲一梯一梯地往满姑新起的木屋梁上走，父亲唱着踩梁歌：
    宝梁宝梁，生在何地，生在何方；
    根深穿金土，尾直向太阳；
    梁头必定出宰相，梁尾必显状元郎；
    脚踩堂中打一望，看见堂中好名堂；
    前面归龙千万里，后面来龙万里长；
    左边建有金银库，右边设有读书房；
    金鱼狮子把水口，儿孙代代入朝堂。
    ……
    那一刻，树上停满了鸟，但一点鸟音都没有，只有父亲的歌唱，特别响亮。那时候母亲的养身病已经很严重了，她出不了屋，只好坐在木楼门口，朝树这边，远远地打望。满姑也是想，借这棵树护佑，换个屋基，也就是换个运程。父亲也特别相信命理，在满姑一家不太顺的时候，父亲帮满姑做了主，说，那棵树下的菜地里，就是块好屋基哩。曾上过高中的满姑爹不太相信，但出于父亲是满姑的长兄，就顺从了。长女如母，长兄如父。这是父亲那一代人的写照。
    这棵树既不开花，亦不结果，但它一直绿绿地守在村头。只要念起这棵树，我心里就暖暖的。我想，树在，故乡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