峻毅、贾平凹：文学无法逃避现实——（已发《岁月》）

　　访谈时间：2014年6月5日(第三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颁奖)
　　访谈地点：浙江慈溪

　　文学无法逃避现实
   
　　峻毅：祝贺平凹老师荣获《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为您这样的大家做访谈，我有点紧张，老实说这不是我的长项，真的。
   
　　贾平凹：没事，没事（mòsì，mòsì）！随便说说，没啥紧张的。（他悠悠地点烟，缓缓地呷茶，满口浓重的陕西乡音。）
   
　　峻毅：我不只一遍读《带灯》，与你获茅盾文学奖的《秦腔》相比，我更喜欢《带灯》，因为主人公带灯是位女性，且非常内秀。尽管她看上去也被繁琐粗糙的基层生活打磨得开始变形，但她的知性美对我依然有种魔力，就像所有成功的小说主人公一样。所以，首先想请平凹老师谈谈对“带灯”这个人物的设计思路和借此想要完成的创作目的。
   
　　贾平凹：那就先说说为啥叫带灯吧。带灯，原叫萤火虫的萤，萤火虫是比较浮躁的一种虫子，后来改名带灯，寓意是自带的一盏灯，发出的光虽然是很微弱很微弱，却是发自内心。
　　带灯大专毕业进了镇政府，从女大学生成了一个乡镇干部，镇政府综治办主任，能有这样一份工作，在西北农村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但她每天要接触方方面面的人，上面是领导，下面是各种各样的群众，夹在中间，面对那些形形色色的上访者，她想坚持自己的一些东西，也坚持了自己的一些东西，过得挺不容易的。
　　《带灯》展示的，实际上就是眼下中国农村最现实、或者说是最接近现实的，也是一般作家很不愿意弄的。距现实太近，很不好写，弄不好就没文学性了。所以，我在后记里谈到写这个东西，要把它写得有文学性，就得学学两汉的东西。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学的是明清的东西，是从学明清小品这一类东西过来的，这些东西大多是你们江浙一带的人写的，文笔很婉约，很柔美。有好多文体性的作家，基本吸收了明清东西。但随着年龄增长，我觉得，尤其作为一个西北人吧，老吸收明清的东西不能满足，老觉得明清的东西不够。两汉吧，在我的理解里，它就是很简约，也很硬朗，语气里没有太多虚的东西，还有些在史的味道。写当下现实生活，是有好多可以吸收的东西的。但同时也要特别注意，弄不好，就成了调查报告啥的了。
　　我写的带灯吧，这个带灯不是带灯一个人，是一个集体，是通过带灯这个人写带灯集体；是按目前中国农村乡镇状况来写的。《带灯》里边的那些上访情节，也不是在写上访故事，与刘震云那个上访故事《我是潘金莲》完全不一样，是通过这些上访人上访事写乡政府的基本工作生活。“维稳”是镇政府日常工作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镇综治办的基本工作，是带灯的工作，但最后她自己也上访了。元薛两家那场血腥械斗发生后，镇政府把她做替罪羊，降级撤职处理以后，她也很压抑，开始有病了，后来就是夜游症，整夜跑。竹子就为她抱不平，找了王后生，因为工作多少年一直和那个老上访户作斗争，最后还是叫那伙儿往上给报了。那些上访情节，那些上访人物，都是反映当下中国农村的现状。如果只写带灯这样一个人，我写带灯的故事就可以了，简单多了，不用涉及那么多，铺展得这样大。比如写老街改造，写建大厂，写办沙厂争地盘血腥械斗……
　　带灯是有些悲剧色彩的，家庭生活不顺，工作环境也很混乱，但并不悲观，现实就是这样。带灯就像一个萤火虫，自身带灯在跑。小说结尾，莽山上出现了萤火虫阵，成千成万的、十几万几十万的萤火虫聚在一起，场面壮观，令人震撼。
　　文学无法逃避现实，要面对这个社会的丑陋和黑暗，但是更要去寻找光明。
   
　　峻毅：带灯从改名到靠抽烟和倾诉来排泄内心的烦恼和落寞，再到身上长了虱子，与起初那个连名字都文绉绉的女子大不一样了。她刚到镇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可是要镇干部搞个人卫生灭虱子的，后来却在各村结交了一群老伙计，和村民们相处的如鱼得水，这多少有点像前苏联老电影《乡村女教师》中那个瓦尔瓦拉，甚至比她更“土”；按您对人物的设计，这是带灯这个人物（这里指她的原型）本来的性格使然呢，还是想揭示基层生活对这个人物的磨砺？
   
　　贾平凹：你这里的下乡，与她（带灯）那个下乡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西北农村吧，那里农村还是很闭塞很落后的（咳嗽）。
   
　　峻毅：是，我在读《带灯》时也感觉到了，您作品里的农村离我们江南农村很遥远，那种贫困和落后我很陌生，好像在二三十年以前似的。
   
　　贾平凹：对！对！对的！就是这样的。刚才已经说过，我写的这个带灯吧，她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集体，是工作生活在当今中国西北农村的乡镇女干部群体的代表，就想把她写得有血有肉，有灵气，有一种神儿的。在现实生活里边，带灯的原型很聪明，很灵秀，很能干，很会处理问题。她整天接触的都是社会最基层那些乱七八糟的烦琐事情，不是处理上访的事情，就是处理民间各种纠纷的问题，都是那些不能不面对又特别烦人特别混乱的事，当时她的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子。
　　她不知从哪儿弄了我的手机号，给我发短信，我以为她是一位业余作者，给她复了信，她却接二连三地又给我发信，要是平常，我简直要烦死了。她是个乡政府干部，具体在综治办工作，并不是文学青年，工作又繁忙又泼烦（陕西方言：“烦恼、烦心、烦躁”的意思），但她写的短信文笔很好，很有文学感觉，就想去看看她和生她养她的地方。我真去找她了；她是个滔滔不绝的倾诉者，我是个忠实的倾听人，使我了解了另一样的生活和工作。她又领着我走村串寨，去给那特困户办低保，也去堵截和训斥上访的人，带我跑了她包的那个村里，跑到她的那些老伙计那里，就是和她联系的那些山里边的人家里。不用说，她的干群关系很好，在村镇里很有威信，很受欢迎，这是她乐于助人、正直善良的品性使然。

   
　　不一样的思维，组织语言也不一样
   
　　峻毅：“带灯”让我想起了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里的主人公葛利高里。您和肖洛霍夫不是同一时代的作家，创作背景相距很遥远，但作品的反映链很相似，都是以主人公个人生活和感情波动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来刻画人物性格的，与您以往的小说不同是同时存在两条叙述链；一条是以故事情节推进，另一条却是以带灯内心情感和精神寄托的展露推进——“给元天亮的信”，这弄得不好很容易破坏作品的整体风格，阅读时会给读者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您如何敢于这样以虚托实，并且完成了对带灯性格的文学审美？这样做是展现带灯内心世界所必须的吗？
   
　　贾平凹：对！对的！一个方面是大量地写现实生活、日常生活，现实生活、日常生活是写实情的；另一个方面是要把精髓写出来，把精神的东西写出来。给元天亮的信，就是当作一种精神来写的。那些信吧，有虚幻的东西，有爱情的东西，有倾诉的东西，里边有各方面的因素吧，带灯全靠这些想象的东西、向往的东西当作精神支撑，基本寄托在元天亮这个人身上，在很肮脏、很混乱、很庸俗、很恶劣的现实生活中，她要是没有那些东西支持她就没法活下去，就靠对元天亮的倾诉作为精神依托活着。这样，就把那些很现实的、很麻烦的、很焦躁的、很让人无奈的东西提升起来了。把精神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弄到一块来写一个人，不把这个人陷到具体的事情中去，就能把这个人刻画好，基本上就这样来处理的。再从小说的结构来讲，写实情的东西太多太满，阅读起来特别费劲，加些诗情的东西，加些明亮的东西，能增加读者的阅读快感嘛！“给元天亮的信”这条叙述，主要是起到这个作用。故事发展过程中，如果去掉那些信，故事也是完整的，那纯粹只是个故事而已了。
   
　　峻毅：你是作家，带灯的原型给你发过很多信，给你提供创作素材，而你在构建元天亮这个角色时，除给他一个省委副秘书长身份，还给了他一个作家身份，这容易让读者想象您与那个“元天亮”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在“给元天亮的信”里，有带灯的原型给您的信吗？
   
　　贾平凹：嘿嘿（笑）！
　　这啥，这样理解吧，带灯她毕竟是个大学生，是个喜欢阅读的文艺女青年，小知识分子，心很高，有小资情调，充满理想，也充满浪漫想象，但工作生活偏偏整天和这些烦心的人烦心的事打交道，把她烦死了，她太需要有适合的可以倾诉的对象。
　　元天亮这个人物设计成双重身份，是有很多铺垫的。
　　这里只说作家身份吧。元天亮是作家，带灯爱读书，读到元天亮的书，她发现了元天亮，找到可以倾诉的对象，把他当作可以信任的精神依托，才会呈展内心情感世界。在给元天亮的信里，尽是唯美的，或者是满天空跑的那种思维的，用很优美很睿智的话，抒发小资情调。要我说带灯原型给我的那些短信吧，后来在写作中，有一部分内容就处理成“给元亮的信”了。
   
　　峻毅：是的，所有“给元天亮的信”语言和意境都相当美，每一封信都可以说是散文佳作，但明显与我以往读过的您的散文语言不同，您的散文语言很独特。记得您的散文《红狐》，也是以书信形式向Z倾诉内心，但与“给元天亮的信”的文字相比语言大不一样了。请您谈谈您对散文和其他文体中“散文化”语言的区别。
   
　　贾平凹：那是！散文吧，是作者在诉说。你还记得《红狐》啊？很早的，八十年代写的。给元天亮的信，是小说人物带灯在诉说，是现代有些小资情调的知识女性写的信，是她向元天亮的倾诉。不同角色，不一样的思维，组织语言也不一样。所处背景不同，倾诉的表达的对象不同，情感就不一样，语境语气肯定不一样的。

   
　　一个作家有他作家的使命
   
　　峻毅：《文学报》有一篇《〈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的评论，不知道您读过没有，我个人并不认同文中的质疑，但他提到了“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小说”，对于这类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贾平凹：是个批评文章吧。那些东西啊，口说可以，要给人力量啊，给人精神啊！但具体要看怎么个认识，表达正能量有各种办法。读小说，怎么读，怎么理解都可以，但小说就是小说，不是故事，不能把什么都写了。你把事情都说完了，让读者怎么弄？要给读者留有空间嘛。那个人肯定没有好好读，写批评没说到点子上，不在点子上，基本上对我没留下什么印象。批评吧，就怕人家一说就能说到你的痛处，你就能马上感觉到了。对《带灯》的评论很多，正面评论写的比较多有陈晓明，写了一万多字，人家是从评论家的角度评的，不是说仅仅是评价我的。上海还有个评论家陈思和，上海复旦大学的挺有名，尤其在南方是个领头的。他在读《带灯》后写了几篇文章，我觉得写得特别有意思，写得很好。这个人很害厉，学生的学生的学生都博导了，其实他和我的年龄是一样的。
   
　　峻毅：我刚开始读《带灯》时，也觉得很散，静下心来读，渐渐地被那些镇政府的人、村干部、上访者、群众、疯子甚至狗的生活情节拽着拉着推着去感受人性善恶、情感微妙、世态多变、生活无奈，读着读着，好像置身在生活里边了。
   
　　贾平凹：它是一种散文体的写法，把它散开了，不是讲故事；只讲故事，再完整也没法表达中国基层社会的东西。
   
　　峻毅：在您的很多作品里都能读到禅意，读到佛说俗世之味，感觉您是信佛的，而且很虔诚。佛学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您最喜欢读的是哪部佛经？您在《带灯》里隐喻处处可见，在后记里还写到了从庙里请回来一尊藏王菩萨，给它鲜花供水焚香，这隐喻了什么？
   
　　贾平凹：对！小时候受家庭的影响，受社会的影响吧，陕西农村信佛的多，道观也很多，哪里都有，潜移默化受影响。要我说佛学对我的创作有什么影响，那倒没有，也说不上特别喜欢哪部佛经，我没有特别研究佛经，只是了解了解。
　　《带灯》这本书里面有很多隐喻，隐喻了很多臆想。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为佛。地藏王菩萨现在还在做菩萨，还没有达到最高的佛，还有很多鬼灾吧，隐喻了在基层社会工作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多少年以来，我看到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取得了进步，同时也看到转型时期社会有了更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虽然没有能力改变很多东西，但起码我也很担忧，也想把自己体会到的一些东西表达出来。作家在研究社会，但不决定政策，起不了更大作用，只有写文章。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是无解的，尤其是在目前社会大转型时期，只能慢慢来改变。
   
　　峻毅：我读过您的长篇小说，几乎是写农村题材的。我在读《带灯》的时候就在想，您已经写了那么多农村题材的，尤其是后几部，都很成功，《秦腔》获了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古炉》好评连连，是什么促使您又投入同是农村题材的《带灯》创作？您有没有考虑过，万一《带灯》不能有所突破怎么办？
   
　　贾平凹：一个作家，他要写他比较熟悉的那个方面；一个作家有他作家的使命，哪一类的作家就应该完成哪一类作家的使命。你大可以写历史啊，写未来啊，写当下啊。我是一个写当下的，自己出自农村，对农村的情况比较熟悉，相对容易把它表达实了，写实了。农村吧，就是农民，农民的骨子里就是农耕为民。作为我来说，自己熟悉这方面，关注这方面，就把它写了。或许过些年，农村就又不一样了，起码自己有义务把我知道的这些写出来。
　　创作素材方面的来源就是这样：我和带灯的原型成了朋友。她每天都给我发信，有时一天发两次，都是几百字或上千字的，信息内容有好多讲她具体的工作，说人生、说理想、说爱情、说书法、说其追求和向往、啥欢乐的、悲伤的、愤怒的、苦闷的似乎什么都不避讳，还定期给我寄东西，五味子果，鲜茵陈，核桃，蜂蜜，还寄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啥的，我了解了这个乡镇的日常工作都弄啥，每天弄些啥。她确实是位真正热心扶弱帮贫、从没为自己思谋升官发财的基层乡镇干部，还能坚持自己的一些东西，真是挺不容易的。
　　写完《古炉》以后吧，我又跑了很多地方，想把现在的农村了解了，并没有带着写什么的目的，主要是了解最基层、最落后的，把最好的与最落后的都看看，数次在陕南、甘肃、河南、湖北一些县、镇、村游历，看到农村落后贫困的现状，越是最基层、最落后的地方，社会矛盾危机越突出，那些事情特别令人痛心，很有感触。当我在电视里看西安天气预报时，不知不觉地也关心了那个深山地区的天气预报，就是从那时起，我就坐不住了，冲动地了写《带灯》。
　　我在后记里说了，在写《带灯》过程中，也是我整理自己的过程。通过写《带灯》我进一步了解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不好。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能解决了，有些无法解决，有些无法解决了就学猫刨土掩屎，或者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一颗麻疹出来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认识了带灯，了解了带灯，带灯给了我太多的兴奋和喜悦，也给了我太多的悲愤和忧伤，而我所要写的《带灯》都一定是文学的，这就使我在动笔之前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书出来以后，很多时候不属于作家了，更多的是属于社会了，由社会来评判了。
   
　　峻毅：读到“……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时，我的阅读经验告诉我，这是对带灯做了概述，之前所有的故事只是铺垫。带灯疯了，小说到这里结尾也是很完整的。您为什么又写了狗毛的变化，写了疯子咬狗，写了带灯学疯子动作，写萤火虫群……明知这些都是虚的，读着却依然充满神秘感。
   
　　贾平凹：对！这是文学性的需要，文学作品吧，有的时候就需要有神秘性，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采访结束时，我向平凹老师提了个额外的要求：请您为我们慈溪的作者们写句话吧！他欣然同意，挥洒命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