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者
2021-12-31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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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云中飞鸿
一 车祸
天空被撕裂一般，“戛然”一声，刺破黎明前的黑暗。这也许是小说开篇的叙述方式，带有悬念性。在我尚未回过神来，让人心悸的声音扯着弧旋，向来时方向啸叫而去。我本能的判断：肇事逃逸。一辆黑色宝马，车牌号：川B.Mxx83，在黎明前的灯光下，瞬间消失了。我对数字有着天然的敏感，一晃而过的数字，也会刻在脑海。
道边躺着一个红衣女子，头发蓬乱，电动车变了形，距她七八米远。她试图爬起来，做了多次努力，没能成功。一片殷红的血，像盛开的玫瑰。深秋的银杏树叶纷纷落下，遍地金黄，她躺在金黄的树叶上，鲜血慢慢地洇开。周末，我有晨练的习惯。穿过这个叫杏花坊的小区，就是单车绿道。我加快骑车速度，希望能追上肇事车，但黑色的宝马像发狂的野马，瞬间消失了。像所有事发后的情形一样，有人围过来，更多的人围过来，总有一些人闲着，喜欢凑热闹。有人拨打110，交警来了，开始勘察现场，有人拍照、有人撒白灰；救护车拉走受害者，清洁工用水桶冲掉血迹，一切便恢复了正常。
这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常常看到的场景：一群穿制服的人正襟危坐，领导讲话，分析案情，布置任务，然后是跑步上车，拉响警笛。接下来，发协查通告，寻找目击者，或者，穿着便装，拿着本子，一男一女，挨家挨户走访调查。
报案，还是不报，我围绕这个问题纠结着、困惑着，一个胆小的我，一个有良知的蛔虫在周身蠕动的我，内心火烤一般，煎熬、挣扎。我从来没遇到这种事情，我甚至怀疑车祸、肇事逃逸真实发生过。
几天后，在拐弯处的电线杆旁。一位憔悴的老人，像被暴雨打蔫的鸡，她带着瘦弱的孙女低头跪在地上，前面铺着一张纸，用极为清秀的正楷写着：寻找目击者。小区做生意的人多，两三点还有穿梭走动的年轻人，喝得醉醺醺地，用荒腔野调唱着：我们的青春离我而去，我们随着岁月慢慢变老。车祸发生在清晨6:44分，正是小区睡眠的时间。谁是目击者？
汽车成为人类最主要的代步工具后，马路杀手越来越多。经过一处大十字，年轻人即使小跑着，红灯就该亮起了，何况颤巍巍的老人？然而，马路却被有利于汽车的各种法规霸占着，禁左啊，单行啊，都是为机动车所设，至于人，只剩下与斑马一道的线。自行车道也仅仅像抻细了的面条，一不留神就扯断了。按理，人本应是道路的主角，中国古代的户外生活，主要在街道上，只要看过清明上河图的人就能明白这一切。当时的人们，怎么会想到，未来的城市会交给来来往往的汽车。在我很小的时候，也就是七八十年代，城市除了无轨电车，老式吉普车，卡车，还跑着马车。那时，我所见过最高档的车是红旗，是做大官的轿车。我的一位女同学，父亲在省里工作，有一年，他用红旗轿车接走了全家人。我考学进入省城那年，乘坐村子的马拉车，现在想想，还有些浪漫。那时很少有车祸，更没听说肇事逃逸。机动车归公家管，即使出了事，由单位担责。我有一同学，放学路上，把外套拎在手上轮着玩。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经过，挂上衣服，把他拖入车轮下。也算他命大，肠子流了出来，竟然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就痊愈了，这是奇迹。卡车是部队的运输车，那位同学得了不少医药费。高中毕业，免试上了军校。许多同学羡慕他，抱怨自己没遇到这样的“好事”。
连日来，我一直内疚着，有一根神经很脆弱，我不敢碰触它。我会不自觉地走到车祸发生现场，我又怕面对无助的婆孙俩。沿路是嘈杂的行人，喧嚣的车辆，一种前所未有的乏味感使我举步无力。最近，右眼时常跳，跳得心里恓惶。夜晚，我持续不断地有幻听，听见很遥远的地方传来水滴声，最寂寞的深夜里，有某户人家的水龙头没有关紧，滴滴答答，或许是我家。许多次的经验却告诉我，起身去看，并没有。一个人睡着以后的呼吸声，离我非常近，就像在耳边，或者是汽车戛然而止，沉重而浑浊。好不容易睡着了，突然被这无来由的声音惊醒了。开了灯，才知道自己就在家中，岑寂无声的夜，覆盖了整个苍穹。一些模糊不清，也不一定有什么意义的碎片记忆，没有什么秩序章法地涌入脑中，并在此往复盘桓，更多时候，是一些现实中的类同事件相互碰撞，在梦中叮当作响。它们撞击的结果，让我悬着的心更向高空悬起。弗洛伊德说，惊恐的梦昭示梦者正饱受着某种精神的折磨，潜意识中存在着想要正视现实中的怀疑和焦虑，并面对现实。
那一幕总是出现在我的梦中，幻听，失眠，臆想，搅扰得我难以入睡。在公交车站，一对年轻男女微笑着，用耳语方式，大声交流，一看就是甜蜜爱巢中的恋人。一个老太太慢悠悠地对另一个老太太说，听说医院的门诊费又涨了。另一个没接她的话茬儿，只说对面那里发生的车祸，好惨。于是，她们热烈地讨论起来。幻觉，还是真实？那天的车祸怎么总是如影随形，阴魂不散。
二 新闻
我很少看报纸和电视新闻，那些胡诌的、加工后的新闻，到底有多少真实。来到成都后，这个城市的大小情事更与我无关。市里的报纸和电视台，晚间新闻播报完领导的工作会议行程后，有时也报一些与市民有关的新闻，但这些新闻，对我这个异乡人来说，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近日，我晨起就打开电脑百度肇事逃逸新闻；到了单位，翻看报纸，寻找与杏花坊肇事逃逸有关的案子；打开电视看主持人一口嗲嗲的四川话，说一些跑街的鸡毛蒜皮事。我希望哪天新闻播报：肇事司机被抓。
我不愿报案，怕与我扯上干系。一想到警察一脸严肃、一脸狐疑地问我：那么早，你去干什么？是你亲眼目睹了车祸，还是道听途说？天那么黑，怎么会看到车牌号？你确信你对数字顺序没记错？这些问题，似乎将肇事逃逸反而指向了我。现实中，多少好人被冤枉，还要承担一大笔费用。有新闻报道：有一小偷扒窃一女士钱包，被一小伙子制止，反遭窃贼同伙殴打，满车人冷漠得近似于冷血。到了车站，女士迅速下车走了。司机大声喊：不要打架，打架下去！几个小偷气焰嚣张，拽着小伙子衣领拉下车，一顿狠揍，周边不知情的人，以为小伙子是小偷，用脚踹他，骂他，吐痰给他。我越想越后怕，还是不要多事，找不自在受了。
华西都市报：x月x日13时30分，彭某开着绿色大货车，在荆竹西路与青冈北路交叉口下车买完东西后，刚发动油门倒车，惊呼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快停车，你碾到人了！”彭某在众目睽睽之下，肇事逃逸。一年多后彭某终自首，看守所里直言“再也不开车了” 。
成都商报： x月x日晚，翠柏大道皖宜小区路段发生一起离奇车祸，一辆摩托车将行人撞倒后，紧随其后的一辆轿车碾压倒地的行人和摩托车并逃逸，同向驶来的越野车又撞上摩托车，就在越野车驾驶员准备下车察看时又遭追尾。宜宾警方出动30余警力，全力缉拿肇事逃逸车。这段新闻跟绕口令似的，像网上流传的超绝公务员考题，大舅去二舅家找三就说四九被无酒骗去六舅加偷七舅放在八舅柜子里九舅借给十舅发给十一舅工资的1000元，需要列出图表，才能撇清舅舅的关系。
其实，媒体不是什么都关注。现代媒体已进入消费新闻时代，喉舌的功能不断弱化。媒体需要生存，需要新闻眼，需要噱头。能引起受众关注的方式，一种需要媒体引导，还有一种是幕后推手。当人的审美疲劳之时，幕后推手借此兴风作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于是，芙蓉嫂、石榴哥这些活宝便应运而生。而真正关注民生，报道民生痛感的新闻寥寥无几。我有一朋友，他父亲从建筑工地三楼脚手架摔下，摔在沙堆上，摔断了脊柱，瘫在病床上。承包商送来医药费，就不见了人影，对于一个农村人来说，大量的治疗费没有着落。朋友报了案，警察双手一摊，没法找到人。是啊，警察事情多着呐，哪有时间为区区小事，动用警力。我去医院看望老人，老人蜡黄的脸没有一点血色，唯有微微翕动的鼻息，告诉我们，还有生命征兆。
朋友的生活极度困苦，父亲的医药费已成最大的负累。我同情他，但无能为力。谁都知道，同情心这玩意儿，是相当脆弱的。朋友到处借债，他不能停止对父亲的治疗。我建议他找新闻媒体，向社会伸出援手。朋友目光暗淡，说，找过了，没用。我给几个媒体的朋友打电话，说明了情况，对事件做了极度渲染，并表示来吧，我给车马费。朋友骂我不厚道。后来，几家媒体做了报道，社会上也捐了钱，捐了药，毕竟因为老人伤情严重，没能挽回生命。
三 破烂王
谁是目击者？警察敲开老朱的门。说是门，其实是两根木棍，撑着一块废旧的木板。老朱从乡下来，街角一处废弃的报刊亭成为他的居所。适者生存似乎是每个人潜在的本能。在这简陋寒伧，不配称为家的家，支一张混乱的床铺，其余空间都用来堆放破烂，渗透与弥漫着潮湿和腐败的气息。有人说，老朱有钱，老朱有几张银行卡呢。还有人说，老朱捡到一件旧衣服，里面裹了一万元现金。最后越说越多，我听到的版本是，老朱捡了十万元钱。老朱有一个三岁的男孩，夏天的时候，孩子鼻涕邋遢，光着身子，污垢和着汗水滴答着，像灰色的蚯蚓，在身上滚动。
警察敲开门，酸腐的气味呼拥而出，呛得他胸腔憋闷，眼睛发涩，他下意识地捂上鼻孔。屋内光线昏暗，他借助手机照明，才看清了一切。老朱正在用一个煤炉煮饭，孩子躺在床上，看到来人，有些木呆，惊恐。更加惊恐的是老朱，他以为警察清理三无人员，脏兮兮的双手，在衣服两襟上下搓。待明了警察的来意后，他才放松了警惕和恐慌。警察问，前天早晨的车祸看到了吗？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了吗？没有。这一问一答，让警察无奈。是的，没有，没有。车祸的事，怎么会和一个破烂王牵连上呢。
警察没有逗留，屋内酸腐的气息，让他憋闷。关于警察与他所说的一切，是我对细节的合理推测和虚构。这虚构和推测，是将我曾看到他屋内的真实场景与事件的一次嫁接。
一些旧衣物，日积月累，占满衣柜，扔了可惜。因为那些旧衣物，我才意识到他的存在。我敲开木板门，酸腐的气味让我憋闷。我后退了一步，问他，旧衣物要吗？我声音不高，底气不足，生怕不小心冒犯了别人的自尊。他先是摇头，之后反应过来，急切地问我：不要钱？我指了指单车后座上的包裹，说，这些衣物也许不合适你穿，可以带回乡下，给老家的人。我在措辞上很小心谨慎，都没倒过来说，带回老家，给乡下人穿。他搓了搓手上的灰，动作麻利地取下包裹，打开来，反复说，还这么新，还这么新。有一天，一个熟悉的影子从眼前晃过，我看到一件蓝色的羽绒服，是老朱。袖子有些长，与老朱的身子不相称。老朱看见我，很热情地打招呼，拍拍身上的衣服，有些不自然。他的意思我明白，我也笑笑。有时，我去菜场称几斤水果，路过报刊亭，喊老朱的儿子：小铃铛。小铃铛听见我喊就探出头来喊我叔叔，我给他几只水果，他很高兴。老朱一边说着推脱的话，一边教孩子说谢谢叔叔。
前几天，我骑单车路过文昌路，看到老朱在一处垃圾堆翻拣着，腐败的气息在他的周身飘荡，风聚风散，像发酵的酒，挥不去。凌乱的塑料袋，五颜六色，像随处丢弃的残破衣裳。几个妇人叽叽喳喳地来了，拿着木棍，棍子带两个弯钩的铁丝，像残缺的鸡爪。她们迅速翻检着，刨拾着。老朱一边刨，一边和女人搭着话，三五不接的话，有一搭没一搭。一个女人说到杏花坊小区的车祸，老朱顿了一顿，没再接话，收起搭钩走了。老朱看到我骑着车子路过，喊着“孩儿他叔”，算是和我招呼。几个女人就说老朱这是怎么了？平时话那么多，今儿个蔫驴一样。老朱是个罗锅，有点瘸。村子里有两家为宅基地大打出手，老朱替弱者说了句公道话，就被打个半死。去乡政府告，只是得了一些治疗费，人却终身残疾了。老朱走路时，一瘸一拐，像摇摆不定的鸭子，他的右边肩膀高，像扛了一袋子面，左边肩膀低，左手总像提了重物，下垂着。老朱怕事，有事躲着，有热闹不凑，现在的他，总是囊囊做人。
四 乞丐
谁是目击者？接下来的可能指向一位乞丐。他常年游荡在这里。白天，讨到什么算什么，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晚上，走到哪里就歇脚在哪里，酒店、超市、餐馆、药店、理发厅前的廊檐下，他都栖居过。唯独街角的那家银行门前，他没有。不是他不想，只要他靠近门前，警察就向他挥动警棍，像赶走一条流浪的狗，或者一只无人认领的猫。
乞丐四十多岁，身体还算壮实，有点弱智，脏兮兮傻兮兮的模样。乞丐姓什么，哪里人，没有人知道。乞丐长年穿一件破破烂烂的军用棉大衣，有棉絮从破洞里露出来。没有破的地方，污垢一层一层摞着，油光发亮。头发纠缠在头上，一缕一缕黏连着，耷拉着，像绵羊身上的毛。他的脸上黑一坨，红一坨，黑的是污垢，而红的像感染后脸上红肿的厚皮。夏天的时候，他把棉大衣敞开，能看见下身穿的破烂的内裤，沾着黄色尿液的污渍。冬天了，他把腰扎起来，有时用麻绳，有时用破布条。他身上酸臭的味道，让人窒息。有人说，不要相信他脸上红肿的厚皮，是他有意涂抹的，有时他还在市场买一片肉，贴在腿上，看起来像极了外翻的伤口，以博得路人的同情。
乞丐蹲坐在护栏边，把头深埋进双膝里。警察喊着“哎，哎”，用脚踢踢他，问他知道车祸的事吗？他茫然地看着警察，不知道在问什么？不远处，一个年轻人在弹吉他。他的吉他谈得不怎么样，像弹棉花的噪音。他的声音还算过得去，好听的歌喉掩盖了吉他的不足。警察打断年轻人的弹唱，问他，他摇头，继续弹唱。伴随着北风凛冽，城市飘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寒雨。年轻人依然蹲坐在不远处，在清冷的雨中，声音显得纯净，飘渺。街对面跑过来一条瑟瑟发抖的流浪狗。小狗试探着靠近年轻人，舔吮他的裤腿。年轻人内心柔软的那根琴弦被拨动了，他停止了弹唱，一把揽过小狗，收摊了。
我对乞丐一直抱有悲悯和同情。有时想想，所谓的悲悯，所谓的同情，是多么廉价和毫无意义。看到繁华街口的乞讨者，我从来不会躲开，找出几枚硬币，投入他或者她的碗中。我不怀疑他们的欺骗性，稍有生活能力的人，谁会放下尊严，沦落街头？在南方的某个城市，因为一施与者急于赶路上班，将10元零钞的其中一枚抛在乞丐的脸上，引起了一场官司。网上也因乞丐有没有尊严，展开热议。在乡间，时常有拄着拐杖的老妇人，沿街乞讨。祖母总要拿出馒头，盛半碗粥。我家被抄没后，生活极度困苦，祖母旧时代养成施舍的习惯一直不改。祖母的心是软的，泪腺是脆弱的，望着可怜的乞丐，她时常撩起衣襟，抹眼泪。
在街口，我看到了衣衫褴褛的女人，她默默地蹲坐在道牙边，用她干瘪的乳房吊挂着一个瘦小的婴儿，用那双茫然的眼光向人求乞。如果她还算漂亮的话，如果她不是来自于乡下，你也许会对她投去更多的目光，事实上她必然来自于乡下。那些衣衫华丽时尚的人们，从她身边匆匆而过，几乎不会向她投去哪怕是漠不关心的目光。她无声地站在街口，用那双不会说话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个过往的行人。她乞求得到一枚硬币，一块饼。行人从她面前经过，耳垂、勃颈、手腕……响起叮当的金饰碰撞声。偶尔有叮当的响声敲击在破边的碗中，女人的感激显而易见。她不住地点头，表达着感动和谢意。婴孩被这清脆的响声吸引，停止了吮吸，扭头看响声发出的粗瓷碗。她蹲坐在那里，那些趾高气扬的白领开着高档轿车，从街口而过，尘灰飞扬在女人身上，她没有遮拦，毫无抵挡地承受着城市的漠然。水泥是她周身最平坦的东西，除此之外，她的眼前似乎没有什么平坦的，包括她的日子。警察走过来，妇人露出惊恐、疑惑、木然的眼神，当她得知警察的来意后，一边低头，一边说：不知道。
是啊，谁知道呢？城市里，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谁会关注一次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车祸呢？
五 上访者
谁是目击者？警察向房东打问她的时候，她慌神了，以为是抓她坐牢。她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上访路上曾被镇上的警察追了回去，一关就是一个多月。
她租住在杏花坊小区的亲嘴楼，这是城中村改造的一个小区。杏花坊，一个多么暧昧又富有深意的字眼，它让我想起乡间的一间朴旧的中药铺，老中医戴着一副老花镜，镜架掉在鼻梁上。他总是从镜片上面打量来人。一股浓浓的中药味，从他身上，从他身后竖起一面墙又排列规整的红漆盒子里喷涌而来。儿时，我体质弱，母亲时常牵了我的手，去找老中医把脉。老中医从盒子里取出药，称量好，包在麻纸里。这间中药铺就叫杏花坊。事实上，这个杏花坊小区与中药铺无关。据说曾经杏花遍野，满坊飘香。小区在郊外。因为两所大学带动了这里的人气，现在，成了郊外的繁华地带。商场林立，人头攒动。每天早晨她最早醒过来。窗户外尚未投进一缕晨曦，她就要起床了。房子非常小，除了躺着和坐着，再也不能有其他动作。她犹豫了半天，才决定在这里歇脚。她打算做持久战，不能把钱花在没价值的歇脚房上。床板是房东提供的，有空调，夏天再热，她也不用。还没到冬天呢，冬天用不用再说吧，走一步看一步，或许，事情很快就解决了。床上铺着旧到褴褛的花格子床单，被面是艳艳的牡丹团花，枕芯装满了荞麦皮，这一套被褥，是从老家带来的，躺在上面，软乎乎的，就想起丈夫和婆母的期盼。她早早起来，快手快脚地去公用卫生间接一盆水，匆匆洗漱完，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梳子，飞快地梳好头发，擦点廉价的面霜，就扬声而去。夏天最让她尴尬。二楼、三楼都是租住户。楼上没有单独的厕所、浴室，租户洗澡必须在洗衣房里进行。洗衣房没有门锁，敞开式，墙上写着：有人洗澡，请敲门。然后是四个大大的惊叹号，以示提醒。她刚来，不知道规矩，冒冒失失进去了，被一个赤条条的男人骂了出来：龟儿子。龟儿子是川骂，无论男女，都是龟儿子。
她要赶最早的一班公交车去城里，上访以来，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起床时她怀揣希望，再见到这套被褥，就是疲惫的夜了。要说，她住在市区最方便，但市区的房价太高了，只好选在近郊的城中村，这是她必要的选择。
来到成都，一个人举目无亲，朝九晚五的生活，枯燥乏味。我时常踱步杏花坊小区，与闲散的居民打几把麻将。他们称我文人，我感到脸红。谁被骗去了几万元，有人说那是文人。谁买东西不会讨价还价，有人说那是文人。文人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像陕西人骂老憨，兰州人骂夯客，上海人骂港督，专指那些没能耐的人。他们把我介绍给上访者，上访者拿了一摞申诉状，让我帮她修改。我算是与她有了缘，路上遇到她，也问问上访的结果。其实，怎么会有结果呢？走上这条路，相当于走上了生活的马拉松。起初，我乐意听她倾诉，她的冤屈，她的不幸令我同情，听得久了，我有些厌倦，再看到她，我总是躲着，总怕她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
在老家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孤苦、最无助、最不幸的人。到了这里才知道，很多人的遭遇比自己更凄惨，很多人的冤情远远超过了自己。在排队等待领号的时候，他听说江苏省三位妇人曾赴京上访，警方以她们上访期间乘14路公交车拒不买票，致使公交车停运一小时为由，抓走他们，当晚通知行政拘留9日，第二天改为劳动教养一年。三人不服，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均判三人败诉。她们否认没有买公交车票的“罪证”，要证人出来，当面对质，遭法院拒绝。她听着，想着，心里有些胆怯，有些害怕，担心警察找个什么理由把她也抓了起来。
这天，她算幸运，早早领了号，把材料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接了申诉材料，查验了她的身份证，让她回去等着。她心里畅快极了。来了这么久，还没有谁拿正眼看她，排队到跟前，总有理由被退拒绝。她曾见一位上访的老妇人，坐在地上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想想自己，不免感到满足和畅快。她美美地吃了一碗肥肠米线，一碟凉拌夫妻肺片，算是对自己的奖赏。虽然还没有结果，毕竟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回到租住房，她打算把衣服换洗一下。连日来，她总是六点多赶公交车，晚上七八点才回来，人困马乏的，什么也不想动。她把衣服装在大袋子里，下到一楼，打算跟房东借洗衣机用。租住户都这样，借用房东的洗衣机。这时，警察跨进了门。警察和房东熟悉，直接向房东打听她。想起江苏三位妇女的遭际，她不免紧张起来。好在警察问她关于车祸的事，她舒了一口气，头摇得像拨浪鼓。
六 炸油条的男人
我是2011年来到这座城市，因为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原先生存的天空实在太低了，于是我就像一只从没高飞的鸟雀，飞离了我构筑了十多年、二十年的鸟巢，来到这座城市。
新到一个环境，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茫然和恐惧。语言的不通，生活的不习惯，在迷宫般复杂的城市，我似乎一个异类。我没有别的车，只有一辆悍马单车，美国原装货。我租住在长江路三段一处小区，我骑着它，从长江路出发，绕学府路，再折上锦华路右行，一路狂飙，便有了与这座城市不同的节奏和速度。租住在这里，为了上班方便。除了上班，我更多的时间，都是把自己放置在单车座上，在嗖嗖嗖的风声中，寻求生活的快感。每天早晨，总是从一声尖亮而又热乎乎的招呼开始。早啊。这声音从我走出小区，拐上学府路的街口响起。是炸油条的男人在和我招呼。一个三十多岁的川西汉子，从乡下来到这里。我习惯性地微笑，或者点头，掏出3元钱，拿两根油条，一杯豆浆，这是我的早餐。我对鸡蛋过敏，吃了总要反胃。开始的时候，他还问一声，要茶叶蛋吗？问了几次，知道了我的习惯，就再也不问了。他招呼着我，也招呼着过往的人，认得的，不认得的，只要从他经营的摊点前经过，都会热乎乎尖亮地招呼一声。我之所以说川西话尖亮，是区别于成都话的。成都女孩子说话，脆脆的，甜甜的，但男孩子说起来，就有点嗲。炸油条的男人，一口川西话，有点硬度，像爆炒的豌豆。他一脸络腮胡，围着一条布围裙，油乎乎的。他每天都在这里摆摊，7点出摊，9点收摊，再晚，市容的人就会干涉。这街口摊位不少，包子，肥肠粉，军屯锅魁，煎饼果子……是当地人早餐的习惯饮食。只要有人走过来，就有许多双眼睛盯着你。我和他建立了很好的信任，每次去他的摊位。他对我很客气，总要挑选火候合适，品相最好的油条给我。我还要上班，拿了油条豆浆，说一声走了，就走了。偶尔在周末，我会稍作停留，和他聊几句。他愿意和我拉家常，无非是村里的家长里短。和他聊天，我知道他和妻子一起来，妻子做家政，类似于保姆。从他的言语间，知道这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他还有一个7岁的女孩，在附近读小学。孩子懂事，聪明，成绩很好。说起女儿，他就眉飞色舞，被油烟熏得油量的脑门，更亮堂了。这是村里的能人，我从农村出来，我知道，只要能将孩子带出来读书的，大家都说这是能人。但有谁知道，一些人坚持留在繁华都市投靠亲友，更多的人散落在我们看到、看不到的角落，默默地做着苦工，年关将近的时候，却走上了漫漫讨薪路。我在对面的一家抄手店，时常见三五个打扮妖冶的女子，涂抹着廉价而浓重的口红和面霜，掩饰着睡眠不足的疲惫。她们是酒吧陪酒女，吃一碗抄手，就要去赶工了，有时到凌晨，有时通宵，遇到阔手的老板，去酒店开房，甩手几大张。她们说话南腔北调，不是本地人，我判断不出她们的方言。有她们在的时候，我就悄悄走开了。不是我有多清高，而是我实在不能接受她们身上廉价的香水味。
最近一段时间，我去街口，不见炸油条的男人出摊。也没关系，途中还有一个街口，同样有早点摊位。半个月后，他又来了，人有些疲惫，木讷。看到人了，也不再热乎乎尖亮地招呼一声，早啊。我递了钱，接过早点，顺口问他，最近忙啥呢？一问才知道，肇事车撞飞的是他妻子。我心里一怔，心跳加速，好像肇事者就是我。我没有问他妻子伤势怎样，出院了，还是住着院，或者更加严重的后果。我跨上单车，匆匆走了。这一天，我内心煎熬着，火烤着。已经下班了，我坐在办公室抽着烟。我是一个做事严谨的人，这是我第一次在办公室抽烟。掐灭了烟，坐了一会儿，我打开文档，敲出车牌号，折好，夹在买早点的零钞里。做完这一切，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两天后，当地几家媒体报道：经过民警近一个月连续奋战，先后走访6个车辆维修部、9个汽车配件门市，通过监控比对分析300余台车辆未果的情况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者，给家属写了一封举报信，杏花坊“10.26”交通事故逃逸案终告破。民警雷霆出击，将藏匿在万寿路家中的犯罪嫌疑人高某抓获，查扣其肇事宝马车。在证据面前，高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另一条新闻是，某某市公交公司采取便民措施，增加3条公交线路，受到市民交口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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