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司长之殇
2022-01-01抒情散文xam720
武司长之殇 武司长是厂里的司机,“司长”大家是对其的敬称。厂是集团下属厂,只有一辆面包,面包是和日本合作时日方送的,武司长幸运的开上了这辆车。叫厂,却没什么实权,人事、财务大权尽在集团,加上几任厂长都比较古版,一年没有几次接待任务,一是没有……
武司长之殇
武司长是厂里的司机,“司长”大家是对其的敬称。厂是集团下属厂,只有一辆面包,面包是和日本合作时日方送的,武司长幸运的开上了这辆车。
叫厂,却没什么实权,人事、财务大权尽在集团,加上几任厂长都比较古版,一年没有几次接待任务,一是没有接待费,二是没有那么多的事。武司长的任务不多,只是拉拉件,买买货。武司长在厂长的心中及大家的眼中,还没有确立起他的“司长”地位。
这一年,情况有了变化,曾在某市任副市长的W,担任了厂长。毕竟在政府部门工作过,W厂长见多识广,胆子也大,他根本不顾及集团领导和兄弟厂的看法,一来就把小车当了自己的专车,有时自己开,有时武司长开。
武司长部队转业,身高1.82米,身材俊挺,人也长得帅气,平日里不苟言笑,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军人的气质,和W总出去一半是司机,一半是保镖,所以深得W总的信任。两人经常出去,做什么无人敢问,也无人知晓,武司长的地位一下子就提高了。
W厂长确实与众不同,来了没有多久,从集团要来政策,在厂里搞起了模拟“三资”,工人的收入一下翻了几倍,从而一下确立起其在厂里的绝对权威。恰逢部里从境外引进了一大笔投资,集团是主业是军品,无法用这笔钱,这笔钱就投到了厂里,模拟“三资”就变成真“三资”,厂升格为公司,W厂长顺理成章的变成了W总经理。
W总办事就是大手笔,刚一荣升,立即购进三台进口小车,又从外省的关系户搞过来一台皇冠3.0当专车,不久还买了一台奥迪,挂了警牌。车多了,成立了车队,武司长当上了队长。武司长的权利一下大了起来,W总定了,小车司机享受干部待遇,且每月固定给500元补助,只此一点,一线的工人们都削着脑袋想当小车司机,谁能进车队,凭的就是武司长一句话。
W总信任武司长还有其它的原因,用他的话说,关键时刻武司长敢往上冲,就说那台皇冠3.0吧,就是武司长一个人从几千里外开回来的。90年代,路上不太安全,但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是这台车没有大贸手续,虽然一路上武司长加着小心,起早贪黑,可是在河南地面及省内,还是先后两次被公安连人带车给扣了。省内还好说,刚好W总在这个市下属的县级市当过副市长,主管的副市长是省城派过去的,和W总认识,所以当武司长打着W总的旗号找上门时,这个事情也就容易解决了。在河南的这一次就不同了,武司长一个人在外,叫天不语,叫地不灵,武司长也真称得上是有勇有谋,不知用什么办法,几天里,就和主管扣车的大队长处成了铁哥们,最后不仅一分钱没被罚,还全身而退,大队长亲自开车把武司长送出了省界,回来后,武司长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毕竟武司长初中毕业,文化不高,内敛差一些,一得势,他平日里不为人知的特性就显现出来,让人一览无余。武司长一是横,二是胆子大,三是不服管。本来车队归公司办管,派车也是公司办的事,可是办公室主任就是派不动车,有车没车就看武司长的心情。久而久之,副总们用车,都不找公司办,直接给武司长打电话,下面各部部长,也都尽量私下和武司长搞好关系,用车直接找武司长要。慢慢的,武司长在公司就变得一人之下,千人之上,养成了说一不二的脾气。
公司办的B主任,年近六十,在文革中时期是响当当的人物,号称B司令,当过一方诸侯。据他自己讲是三结合时主动退了下来,否则当时能进到厂也就是现在集团的革委会当个头头,那时厂的级别高,是省军级,B司令当年的气势可见一斑。文革结束,清理三种人,B司令被划了进来,不能重用,就到我们厂当了办公室主任。可就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却管不了武司长,武司长就是不尿他这一壶,在武司长心中,他只受一个人管,B主任的这个主任职位能不能坐得住,还真得看武司长的心情。万般无奈,终于有一天,B主任主动找武司长低头,老泪纵横,晓以大义,中心思想就是两个人都是为了W总,还得联手,谈了一天,武司长才终于点了点头,给了B主任点面子。
不知为什么,W总对武司长是好的没的说,宠的没的说,W总的行踪平时只有武司长知道,副总们想找W总也得私下问问武司长。武司长权大势大,大家嘴上奉承,心里不服,毕竟武司长是个粗人,没啥文化,有人也希望武司长出点什么事,好看他的笑话。市场部的G部长,经常用车,他一直想和武司长搞好关系,一天晚上接待完客人,就约武司长出去消遣,G部长知道武司长胆大且有点好那口,两个人就一起去“那个”了。
一千多块,在当时不是小数目,G部长当然不想个人掏腰包,就借招待某客人的名义去报销。G部长的顶头上司是H副总,G和H虽是上下级,但是水火不相容,算是死敌,可官大一级压死人,报销越不过去H这一关,H副总看到报销单,也没惯病,当面操起电话给某客人,问昨晚吃完饭后是不是和G部长出去消费了,某客人当然说没有,这一下H副总就来劲了,一状告到了W总那,这件事自然牵扯到了武司长,W总勃然大怒,让G部长和武司长第二天一早来办公室。我当时做秘书,就在W总的外屋办公,我心里暗想,看这回武司长如何过关。没有想到武司长真算是个英雄好汉,一进屋,没等问W总问呢,就主动说,我用这钱去“那个”了,你看着办吧。W总一听,还没话说了,大笔一挥,账就给报了。
不到一年,W总把车队的编制提格为科级,武司长就成了科级队长,属于正经八经的领导干部了,为了让车队提格,W总不惜把生产车辆全部划给了车队。
武司长突然心血来潮想入党了,公司是党委建制,有入党审批权,B主任讨好武司长的机会来了,我亲眼看到B主任做了各种假材料,武司长没经过考察期,很快就成了党员。
还有一件事我不能理解,一天晚上十一点了,武司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出大事了。原来,当天晚上,武司长和几个工人又去“HAPPy”了,不过乐极生悲,回来时,两个工人喝多酒打起来了,此时是冬季,天又黑,被打的那位一不小心掉到桥下,摔死了,武司长和工人们正在派出所呢,我放下电话,不敢耽误,立马去了派出所。报案是在本区,事发是在郊区,等了半夜,郊区派出所才派人来提人,我跟了过去,呆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就赶紧来到W总办公室,W也知道了这事,立即指派我和一名公司领导,要不惜代价,把武司长保出来,我又赶去了派出所,见了所长,此时,武司长他们已被送到刑警大队了。
几经周折,过了两天,晚上,W总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武司长他们除了打人的那个还关着外,其它无关的人都放回来了,W总正给武司长接风呢,让我马上过去。我一进包房,W总就劈头盖脸的骂我一通,责问我为什么没有组织车队去看守所迎接武司长,让武司长们自己打车回来。天啊,我哪知道公安局什么时候放武司长啊,我总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看守所大门外吧,W总可不听我的解释,当场罚我200元,罚完后,W总转身离去,让我留下来给武司长接风赔罪。
其实,我和武司长的个人关系还挺好的,我当秘书时,武司长当司机,我当办公室副主任时,武司长当车队长,我俩天天在一起陪着W总,从早到晚,朝夕相伴,虽然偶尔会有些摩擦,但大局上尚能保持一致,感情还是挺深的,在一些问题上,武司长还是能听进我的话的。平时只要W总一出差,我俩就一起出去喝酒,武司长特点是花钱大方、从不小气,出门办事也有担当,和他一起出去,我底气就会足一些,单位的流氓,刺头,都不敢招惹他,我俩一起处理过不少事,从心底说,武司长办事的能力我还是真挺服气的。
世事多变,集团董事长换了,上面已透露出W总将不再担任总经理的信息。时间不多了,W总找我商量武司长以后的安排,我当时是人事部部长,想来想去,我提个建议,把武司长安排到人事部当副部长,主管保卫,W总同意了。
W总离任后不长时间,我就被贬到了清欠办,去清理欠款,又过了半年多,武司长也被贬到清欠办,我俩又成了同事。这期间,武司长做了一件让我佩服的事,他学会了五笔打字,对连高中都没有上过的人来说,能用五笔,我觉得还真挺难为他的。
或许是管理水平的差异,W总离开以后,公司运营的越来越不好,勉强维持了几年,工资难以为继,员工们开始放假,这一放就是三年,我和武司长只能各奔东西,寻找自己的出路。
集团最终决定将公司卖了,计划是把员工的国有身份按照工龄买断后,解除劳动关系。大家都不想离开集团,请愿、上访、堵门时有发生,事情有点大,市里一名副市长专门处理此事。员工闹来闹去,没有个结果,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不得不举手投降,毕竟是央企,必要的程序还得走,每个员工还必须在纸面上签字同意。
我没多想,拿了买断钱,去了新公司,可武司长不行,他没好地方去,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坚决不签字。字不签,程序走不了,买断钱也拿不到手,集团对他这样的牛人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事情就这么搁置着,集团只好每月仍给他上社保,开最低生活费。
武司长没有什么特长,只会开车,可现在人人都会开车,开车不是职业了,武司长想去找保安队长的工作,帮人看看场子,可他毕竟不是道上的人,又不年轻,不能吃苦,干了一段也就干不下去了。为了挣点钱,武司长把自己的三室一厅房子租出去给别人开小卖店,另租个小房子,搬走了。
武司长不工作了,天天在家呆着,无所事事,人无精神,就成为了躯壳,他开始一天三顿酒,从早上开喝,一直到晚上,直至有一天,喝出了脑出血,且留下了后遗症。为了便于康复,武司长又搬回了原来的房子,一家三口靠经营小卖店度日,平时没事就驻个拐杖在小区里走走。
一听说武司长回来了,我就拎点东西去看他,毕竟几年不见了,曾经还是很好的同事。我一走进小卖店,看到一个小老头坐在门里收款的位置,我刚想问,武司长在不在,仔细一看,原来这个老头就是武司长。武司长看到我,站起身往屋里让,几年不见,武司长头发全白了,身体很瘦,说话有点不太利落,走路也是一拐一拐的。我心中一阵悲凉。当初那个心高气傲,踌躇满志的帅哥,已经变成一个佝偻的老头了,武司长比我大2岁,此时也就50刚出头。
和武司长见面后的两个月左右,一天晚上,我接到他爱人的电话,告诉我武司长走了。出殡的那一天,我去送他,原来的单位中除了管工会的人外,只有四五个平时和他走得不太近的人到场,他得势时期的那些好朋友,一个都没看到。
武司长最终也没有拿到买断钱,留下了没有工作妻子和一个没有工作的女儿。
有一个问题,我思索良久也没有答案,武司长之殇是应当归咎于体制的变更呢,还是应当归咎于他个人缺少抗打击的能力,但有一点我可以确信,假设W总不走,假设公司还像以前一样辉煌,武司长肯定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只是,人生没有假设!
武司长是厂里的司机,“司长”大家是对其的敬称。厂是集团下属厂,只有一辆面包,面包是和日本合作时日方送的,武司长幸运的开上了这辆车。
叫厂,却没什么实权,人事、财务大权尽在集团,加上几任厂长都比较古版,一年没有几次接待任务,一是没有接待费,二是没有那么多的事。武司长的任务不多,只是拉拉件,买买货。武司长在厂长的心中及大家的眼中,还没有确立起他的“司长”地位。
这一年,情况有了变化,曾在某市任副市长的W,担任了厂长。毕竟在政府部门工作过,W厂长见多识广,胆子也大,他根本不顾及集团领导和兄弟厂的看法,一来就把小车当了自己的专车,有时自己开,有时武司长开。
武司长部队转业,身高1.82米,身材俊挺,人也长得帅气,平日里不苟言笑,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军人的气质,和W总出去一半是司机,一半是保镖,所以深得W总的信任。两人经常出去,做什么无人敢问,也无人知晓,武司长的地位一下子就提高了。
W厂长确实与众不同,来了没有多久,从集团要来政策,在厂里搞起了模拟“三资”,工人的收入一下翻了几倍,从而一下确立起其在厂里的绝对权威。恰逢部里从境外引进了一大笔投资,集团是主业是军品,无法用这笔钱,这笔钱就投到了厂里,模拟“三资”就变成真“三资”,厂升格为公司,W厂长顺理成章的变成了W总经理。
W总办事就是大手笔,刚一荣升,立即购进三台进口小车,又从外省的关系户搞过来一台皇冠3.0当专车,不久还买了一台奥迪,挂了警牌。车多了,成立了车队,武司长当上了队长。武司长的权利一下大了起来,W总定了,小车司机享受干部待遇,且每月固定给500元补助,只此一点,一线的工人们都削着脑袋想当小车司机,谁能进车队,凭的就是武司长一句话。
W总信任武司长还有其它的原因,用他的话说,关键时刻武司长敢往上冲,就说那台皇冠3.0吧,就是武司长一个人从几千里外开回来的。90年代,路上不太安全,但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是这台车没有大贸手续,虽然一路上武司长加着小心,起早贪黑,可是在河南地面及省内,还是先后两次被公安连人带车给扣了。省内还好说,刚好W总在这个市下属的县级市当过副市长,主管的副市长是省城派过去的,和W总认识,所以当武司长打着W总的旗号找上门时,这个事情也就容易解决了。在河南的这一次就不同了,武司长一个人在外,叫天不语,叫地不灵,武司长也真称得上是有勇有谋,不知用什么办法,几天里,就和主管扣车的大队长处成了铁哥们,最后不仅一分钱没被罚,还全身而退,大队长亲自开车把武司长送出了省界,回来后,武司长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毕竟武司长初中毕业,文化不高,内敛差一些,一得势,他平日里不为人知的特性就显现出来,让人一览无余。武司长一是横,二是胆子大,三是不服管。本来车队归公司办管,派车也是公司办的事,可是办公室主任就是派不动车,有车没车就看武司长的心情。久而久之,副总们用车,都不找公司办,直接给武司长打电话,下面各部部长,也都尽量私下和武司长搞好关系,用车直接找武司长要。慢慢的,武司长在公司就变得一人之下,千人之上,养成了说一不二的脾气。
公司办的B主任,年近六十,在文革中时期是响当当的人物,号称B司令,当过一方诸侯。据他自己讲是三结合时主动退了下来,否则当时能进到厂也就是现在集团的革委会当个头头,那时厂的级别高,是省军级,B司令当年的气势可见一斑。文革结束,清理三种人,B司令被划了进来,不能重用,就到我们厂当了办公室主任。可就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却管不了武司长,武司长就是不尿他这一壶,在武司长心中,他只受一个人管,B主任的这个主任职位能不能坐得住,还真得看武司长的心情。万般无奈,终于有一天,B主任主动找武司长低头,老泪纵横,晓以大义,中心思想就是两个人都是为了W总,还得联手,谈了一天,武司长才终于点了点头,给了B主任点面子。
不知为什么,W总对武司长是好的没的说,宠的没的说,W总的行踪平时只有武司长知道,副总们想找W总也得私下问问武司长。武司长权大势大,大家嘴上奉承,心里不服,毕竟武司长是个粗人,没啥文化,有人也希望武司长出点什么事,好看他的笑话。市场部的G部长,经常用车,他一直想和武司长搞好关系,一天晚上接待完客人,就约武司长出去消遣,G部长知道武司长胆大且有点好那口,两个人就一起去“那个”了。
一千多块,在当时不是小数目,G部长当然不想个人掏腰包,就借招待某客人的名义去报销。G部长的顶头上司是H副总,G和H虽是上下级,但是水火不相容,算是死敌,可官大一级压死人,报销越不过去H这一关,H副总看到报销单,也没惯病,当面操起电话给某客人,问昨晚吃完饭后是不是和G部长出去消费了,某客人当然说没有,这一下H副总就来劲了,一状告到了W总那,这件事自然牵扯到了武司长,W总勃然大怒,让G部长和武司长第二天一早来办公室。我当时做秘书,就在W总的外屋办公,我心里暗想,看这回武司长如何过关。没有想到武司长真算是个英雄好汉,一进屋,没等问W总问呢,就主动说,我用这钱去“那个”了,你看着办吧。W总一听,还没话说了,大笔一挥,账就给报了。
不到一年,W总把车队的编制提格为科级,武司长就成了科级队长,属于正经八经的领导干部了,为了让车队提格,W总不惜把生产车辆全部划给了车队。
武司长突然心血来潮想入党了,公司是党委建制,有入党审批权,B主任讨好武司长的机会来了,我亲眼看到B主任做了各种假材料,武司长没经过考察期,很快就成了党员。
还有一件事我不能理解,一天晚上十一点了,武司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出大事了。原来,当天晚上,武司长和几个工人又去“HAPPy”了,不过乐极生悲,回来时,两个工人喝多酒打起来了,此时是冬季,天又黑,被打的那位一不小心掉到桥下,摔死了,武司长和工人们正在派出所呢,我放下电话,不敢耽误,立马去了派出所。报案是在本区,事发是在郊区,等了半夜,郊区派出所才派人来提人,我跟了过去,呆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就赶紧来到W总办公室,W也知道了这事,立即指派我和一名公司领导,要不惜代价,把武司长保出来,我又赶去了派出所,见了所长,此时,武司长他们已被送到刑警大队了。
几经周折,过了两天,晚上,W总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武司长他们除了打人的那个还关着外,其它无关的人都放回来了,W总正给武司长接风呢,让我马上过去。我一进包房,W总就劈头盖脸的骂我一通,责问我为什么没有组织车队去看守所迎接武司长,让武司长们自己打车回来。天啊,我哪知道公安局什么时候放武司长啊,我总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看守所大门外吧,W总可不听我的解释,当场罚我200元,罚完后,W总转身离去,让我留下来给武司长接风赔罪。
其实,我和武司长的个人关系还挺好的,我当秘书时,武司长当司机,我当办公室副主任时,武司长当车队长,我俩天天在一起陪着W总,从早到晚,朝夕相伴,虽然偶尔会有些摩擦,但大局上尚能保持一致,感情还是挺深的,在一些问题上,武司长还是能听进我的话的。平时只要W总一出差,我俩就一起出去喝酒,武司长特点是花钱大方、从不小气,出门办事也有担当,和他一起出去,我底气就会足一些,单位的流氓,刺头,都不敢招惹他,我俩一起处理过不少事,从心底说,武司长办事的能力我还是真挺服气的。
世事多变,集团董事长换了,上面已透露出W总将不再担任总经理的信息。时间不多了,W总找我商量武司长以后的安排,我当时是人事部部长,想来想去,我提个建议,把武司长安排到人事部当副部长,主管保卫,W总同意了。
W总离任后不长时间,我就被贬到了清欠办,去清理欠款,又过了半年多,武司长也被贬到清欠办,我俩又成了同事。这期间,武司长做了一件让我佩服的事,他学会了五笔打字,对连高中都没有上过的人来说,能用五笔,我觉得还真挺难为他的。
或许是管理水平的差异,W总离开以后,公司运营的越来越不好,勉强维持了几年,工资难以为继,员工们开始放假,这一放就是三年,我和武司长只能各奔东西,寻找自己的出路。
集团最终决定将公司卖了,计划是把员工的国有身份按照工龄买断后,解除劳动关系。大家都不想离开集团,请愿、上访、堵门时有发生,事情有点大,市里一名副市长专门处理此事。员工闹来闹去,没有个结果,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不得不举手投降,毕竟是央企,必要的程序还得走,每个员工还必须在纸面上签字同意。
我没多想,拿了买断钱,去了新公司,可武司长不行,他没好地方去,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坚决不签字。字不签,程序走不了,买断钱也拿不到手,集团对他这样的牛人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事情就这么搁置着,集团只好每月仍给他上社保,开最低生活费。
武司长没有什么特长,只会开车,可现在人人都会开车,开车不是职业了,武司长想去找保安队长的工作,帮人看看场子,可他毕竟不是道上的人,又不年轻,不能吃苦,干了一段也就干不下去了。为了挣点钱,武司长把自己的三室一厅房子租出去给别人开小卖店,另租个小房子,搬走了。
武司长不工作了,天天在家呆着,无所事事,人无精神,就成为了躯壳,他开始一天三顿酒,从早上开喝,一直到晚上,直至有一天,喝出了脑出血,且留下了后遗症。为了便于康复,武司长又搬回了原来的房子,一家三口靠经营小卖店度日,平时没事就驻个拐杖在小区里走走。
一听说武司长回来了,我就拎点东西去看他,毕竟几年不见了,曾经还是很好的同事。我一走进小卖店,看到一个小老头坐在门里收款的位置,我刚想问,武司长在不在,仔细一看,原来这个老头就是武司长。武司长看到我,站起身往屋里让,几年不见,武司长头发全白了,身体很瘦,说话有点不太利落,走路也是一拐一拐的。我心中一阵悲凉。当初那个心高气傲,踌躇满志的帅哥,已经变成一个佝偻的老头了,武司长比我大2岁,此时也就50刚出头。
和武司长见面后的两个月左右,一天晚上,我接到他爱人的电话,告诉我武司长走了。出殡的那一天,我去送他,原来的单位中除了管工会的人外,只有四五个平时和他走得不太近的人到场,他得势时期的那些好朋友,一个都没看到。
武司长最终也没有拿到买断钱,留下了没有工作妻子和一个没有工作的女儿。
有一个问题,我思索良久也没有答案,武司长之殇是应当归咎于体制的变更呢,还是应当归咎于他个人缺少抗打击的能力,但有一点我可以确信,假设W总不走,假设公司还像以前一样辉煌,武司长肯定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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