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的朋友

　　 当官的朋友
　　
　　2005年9月的一天，全省事业单位招聘考试在我校举行。作为监考教师，我严肃地站在庄严的考场里，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开考不久，门外走进一行人，有校长、教务主任，还有几位陌生人，看那架势，显然是领导来视察考场了。我向他们微一点头，就转过身去，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考生，继续监考。突然，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走到我身边，紧紧握住我的手，轻声说：“光熙，你好，好久不见了。”我扭头一看，原来是我多年的同学、同事、朋友阿曾。我压低声音，惊喜地说：“阿曾，怎么是你？”在旁的校长奇怪地问：“怎么，你们认识？”阿曾笑笑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校长立即吩咐教务主任：“你马上安排人替袁老师监考，让袁老师去陪陪厅长。”
　　几十年以前，我和阿曾是初、高中同级不同班的同学，早已相熟。文革中同属一派，他参加宣传队，我搞干部调查。下农村以后，虽在两个公社，但仍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们一起回到下关二中担任教师，1977年又一起考入昆明师院大理普通班（大理师专）。我学数学，他读中文。学生会成立，我们同时担任学生会副主席，长达四年。他分管文体部，我负责生活部。读书期间，我们的家同在二中，住同一幢楼，周末、节假日回家，收假回校，总是一路。由于学习、工作、生活都在一起，而且志趣相投，因此我们形影不离，好得像一个人。我们用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良好的工作表现，同时被确定为留校任教的人选和发展党员的对象。我们的人生就像两条平行线，相依相伴地向前延伸。
　　然而，今天，两条平行线已经变成了从一点出发的两条射线，指向不同的方向，射线末端的距离越来越远。二十多年以后，我仍是一名普通的中专教师，而他却是身负重任，受人尊敬的厅级高官了。
　　事情的转折来自于大学毕业前，上级的一次外调。我在文革中从事干部调查，在调查震惊全国的下关“1.16”武斗事件时，发现有部分支持炮派的领导干部竟然参加了武斗。我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和全部原始材料在成立州、市革委会时，如实向省革委作了报告。当时“1.16”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因此，在清查“1.16”事件时，这些参与武斗的干部受到了冲击。“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当年因“1.16”事件受打压的炮派，在纠正“划线站队”之后，翻过身来，重新掌权。那些受冲击的干部自然又走上了领导岗位，于是八派又倒霉了，我由调查者变成了被调查的对象。我虽然没有任何过错，但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调查人员到校调查之后，没有人说我半个“不”字，更没有受任何处分，但入党和留校，二者皆失。在老师同学惊愕的目光中，我被分到大理师范任教。
　　而阿曾则自然地留校、入党，任校团委副书记。阿曾具有多方面的才华，文艺体育，无所不通，在校时导演的话剧《于无声处》，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篮球、足球、乒乓球，均是好手，一笔楷书写得飘逸洒脱，刚劲有力，几年后在全国市长书法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再加上工作热情，责任心强，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一年以后，选拔中青年干部，阿曾被选中，担任了大理市副市长。由此走上仕途，凭着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受到提拔重用，先后担任弥渡县长、大理州教委主任、大理州委副书记，丽江地委书记等职，现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厅厅长。
　　我们走出教学楼，他提出要到我家拜访。这是他当官以后，第二次到我家来。我清楚地记得，他担任副市长的第二天，就专程到我家来。我们交谈了许久，两人的友情并未因地位的变化而有丝毫的改变。他一再告诉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他，不要客气。我知道，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想法，绝不是客套。但几十年来，我从未为自己的事，找过他。唯一找过他的一次，还是为其他同学的事。
　　那位同学在远离市区的工厂上班，家中孩子幼小，父母年老，他的妻子在郊区小学任教，往返需数小时，给家庭生活带来很大困难。他多次申请，要求将妻子调回市区，但十多年一直得不到解决。知道我与阿曾的关系，他找我帮忙。我看他确有困难，而且是正当合理的要求，决定一试。我来到市政府，阿曾正在主持会议，见我到来，对旁边一位领导耳语了几句，就急忙迎了出来。我说明来意，阿曾感叹地说：“这样的事，早就应该解决了，即使不是同学，该办的就得办。”他收下那位同学的申请，特地对我说：“你告诉大家，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来找我，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不管是谁，我一定办。”
　　半个多月以后，问题果然解决了。一些同学知道我和阿曾的关系，来托我办事，我都让他们直接找阿曾。后来他调往外地，我和阿曾的关系渐渐被人们淡忘。而我们的友情并没有淡忘，虽然很少见面，但彼此思念，相互关注。我听说他被人们称为“弥渡历史上最好的县长”，知道他在州教委的工作获得了广大教师的称赞，听到他使丽江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了超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大理的旅游城市，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多方了解我在大理师范的情况，知道我工作生活很好，心情舒畅，也甚感欣慰。这次，他特地选择到我校视查，就是想借此见我一面。
　　阿曾向旁边的工作人员使了个眼色，那人会意地从车中取出大包小箱的礼品，一起来到我家。我与阿曾相处数十年，从未送过他礼物，他当官以后，连他家都没有拜访过，反而是他来拜访我，给我送礼，这在现实生活中，实属罕见。
　　走进家门，工作人员放下礼品，悄然离去。我妻子恰巧外出，两人随心所欲，相谈甚欢，他见我家清秀整洁，房屋宽敞明亮，电器、家具一应俱全，显然过得不错，感到很高兴。我们回顾过去的往事，互诉别后的经历。他真诚地说：“其实以你的为人、能力，完全可以承担更大的责任，担负更重要的工作，可是你从来不考虑。”
　　我知道，他说的不是虚伪的客套话，而是实话，但我历来胸无大志，对当官毫无兴趣。在二中，阿曾是语文教研组副组长，我是校领导组成员，团市委委员。还安排进市革委工作，是自己不想在衙门当差，自行返回二中的。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大学，大学四年，在学生会任职期间，凭着做人的本性，一贯的责任心，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老师、同学的一致认可，但我的心情并不舒畅，因为这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只是不愿辜负领导的信任，同学们的期望，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当我失去了留校和入党的机会以后，在稍感遗憾和不平的同时，觉得自己解脱了，今后，我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到大理师范以后，我放弃了入党的机会，拒绝了一切职务，安心做一名普通教师。虽然我不能享受当官的荣耀和特权，但避开了我最讨厌的争权夺利，不用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免去了迎来送往，“酒精考验”痛苦。不必在上级跟前点头哈腰，也不必在群众和下级面前一本正经。托改革开放的福，这些年来，工作一帆风顺，职称、住房、儿女，诸事遂心，生活悠哉乐哉，过上了我想要过的平头百姓的生活。
　　随着谈话的深入，我们谈到了各自的家庭。他感慨地说：“这些年，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媳妇。我工作变动频繁，一会大理，一会弥渡，一会丽江、一会昆明，很少回家，两人聚少离多，一直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她在家不但忙于工作，照顾孩子，还要照顾两个老人，过得很苦很累。对老人，我也心存愧疚。”我在下关多次遇到阿曾的妻子，这位温柔贤淑的女子，始终在一所小学任教，从未因丈夫地位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更没有某些官太太的飞扬跋扈和盛气凌人。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令人肃然起敬。阿曾的父亲，教过我们地理，是一位极为敬业，受人尊敬的老教师，晚年中风，生活无法自理，全靠师母、阿曾的妹妹和妻子照顾。我说：“媳妇是苦了，但你的日子可比我强多了。”他意味深长地说：“各有各的难处，高处不胜寒啊！”细细想来，我和妻子在同一个单位，朝夕相伴，两个孩子学习工作颇为顺利。对老人，我们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提前退休的妻子包揽了所有家务，我自落得个逍遥自在，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样的日子，我该知足了。
　　在亲密的交谈中，时间过得特别快。等不及妻子归来，在接连几个电话的催促之下，他起身告辞。我们相互留下了最新的联系方式，他一再告诉我，到昆明不要忘了这位老朋友，一定到家中坐坐，便依依惜别了。
　　望着即将启动的小车，看着围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领导，热情恭敬的笑脸，我感到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更感慨我们的友情，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减弱，也未因地位的变化而改变，这才是真正的友情！
　　人生是难于把握的，几十年前在并肩而行的阿曾和我，由于历史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所幸，我们都找到了自己适宜的生活。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1-5-21 19:0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