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一天记录

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看起来像个笑话，是实话。朋友的朗读交流会，将在上海的民生现代美术馆开展。

我说：我要去看看吧

他说：好。

这是去上海之前说起来的。那天我请他在新书《迷雾与索引》上签名。两个人在食堂吃饭。接着走路，从城西走到城东，在小小的县城踩出了一条看不到的线。很暖和，背脊上冒着细细的汗。接着，又从城东往回走，看见太阳和往日，和多年之前一样，洒在脸上，又变淡，消散，然后没有了。在回去的路上，他给母亲买了一个砧板，在十来种砧板前，他排除了很重不好拿的，很轻不好用的。就像一行诗的下一个词，词语纷至沓来，不好轻易选择一个词一样。接着，反复向超市营业员询问，以一种慎重而孩子式的方式给年幼的儿子买了牛奶。自己打算买衣服和鞋子，却没有结果。这让我似乎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就是说，我似乎从迷雾中找到了一种索引，在他繁复杂糅的诗句中找到了通向真实意图的捷径。

理性冷硬的诗句，并不悖于诗人的温情。

民生现代美术馆的朗读会上，主持人总能机智地将话题转到地域上，若干记忆后面的地址。

布罗茨基说：“人不应该允许自己成为谈话的题目，这仿佛在暗示他存在的特殊性。”以此推之，人也不能用地域来作为讨论自己的主题，这仿佛是在暗示他的局限性。

但是朋友的喉结顺着思维滚动，顺着思维中诗歌指向的更深处、更远处：宗教，死亡，以及人性。

他说，他总是在见证周边人的死亡。见证死亡的人总要比人淡漠。犹如我对于川端康成的对死亡的感受，川端说自己是“参加葬礼的名人”。死是缠绕在他笔下诗句里面的分叉。

还有另一个故事。关于父亲，关于笔记本，关于笔记本上父亲描绘的上海地图，关于他和父亲和笔记本和上海地图的记忆。沿着父亲的足迹从偏远的嵊州乡下到上海的姑姑家是命运的契机，而那本笔记本里的上海地图又是另一个契机。我记得第一次入杭，带的是一本关于陈寅恪还是梁漱溟的书，另一本是郁达夫后代写郁达夫的。杭州富阳是郁达夫的故乡。那是在初中时候吧，也是在很落后很破败的乡村，少年第一次远行。没想到后来高中毕业，我来到了郁达夫的故乡，一待这么多年。

诗人也讲述了对于极简主义的喜爱。当观众认为他的诗与极简主义背道而驰时，他说，这并不相悖；那只是一个时期，现在我只不过走得远了些。

他的想法很杂糅。

正如他的诗。

他的诗讲的东西很多，一件事情，一首诗，他往往要迂回，引用，借用，论证，反论证，渲染，在一种充满阻滞和摩擦的不快感中，到达目的地。

优耶？劣耶？你自己判断。

一个人要想的事情很多，也有可能，就像那一首充满阻碍，迂回，绕来绕去，围绕着什么转的诗，我们不知道，也有可能有人知道，究竟围着什么转。就像万有引力，苹果在下坠。星球在转，于是我们也在转。

人在慢慢地认清自己，诗也终将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