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乡村诗社

　　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是绿风诗社的学习日。
　　早上，天灰蒙蒙亮，我和嫂子就挑着一担烟叶出了村。烟站设在10多里外的大桥头。卖烟的人特别多，排成长长的队。去晚了，就得排在最后面。在烟站门口等了3个多小时，终于把烟叶卖掉。卖了烟，嫂子提着扁担、筐子回家了。我坐在洛河边，把脚上的黄泥巴、手上的烟油洗掉，然后向绿风诗社走去。
　　
    绿风诗社设在南关下面的洛河滩，几间孤零零的土房子。原来是生产队的打麦场。麦场早已废弃了，留下一排土木结构的瓦房。房子坐北向南，前面不远处是滔滔不息的洛河，周围是茂密的庄稼，白杨，还有池溏，还有堤坝。三间土房子隔成灶房、住室和诗社成员活动室。这里不通电，没有讲台，只有二、三十条白茬凳子。大家围坐在一起，读诗品诗，切磋诗艺。
　　社长穆清，我们尊称他为“穆老师”，也有人称他“老穆”。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高高的个子，黑，瘦，头顶一片亮光。他原是县郊附近的一个农民，从小爱好文学。据他说，少时父母双亡，文革时因为写诗多次遭批斗，妻子贫病交加而死。他带着两个孩子，又当爹又当娘，日子过的恓惶。现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他立即和几个同好成立了“绿风诗社”。招兵买马，扩充会员，声势渐次壮大。
　　诗社社员成份很复杂。从年令上看，有四、五十岁的郊区老农，有三十来岁的离异少妇，也有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从职业上看，有机关干部，有个体户，有建筑工地上的小工，还有社会上的闲杂人等。几乎囊括了县城内外所有行业所有年令段的文化人。其中以年轻人为主。有大声朗诵的，有互相争执的，有唱歌的，还有狂呼乱叫的。一个上午过去了，没有什么收获。
      我坐在那里心情很矛盾。我来诗社学习，一是希望提高写作水平，二是想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呼吸一下时代的新鲜空气。毕竟小山村太闭塞了。但这两样我都得不到。并且家里很忙，我推掉农活来这里听他们闲扯。于是第二次就不想来了。
      但穆老师让我坚持。他说，入了社就要遵守社规，学习日有事要请假。并说，你的诗写得不错，下一期的绿风诗刊‘新星榜’就要登你的作品了，千万不能半途而废。他的劝说还是有一定约束力的。到了学习日这天，如果不去，我就觉得对不起他。我就这样矛盾着斗争着，断断续续来着。有时迟到，有时早退，或者到这里应个卯，就和几个朋友到河滩散心去了。
      时间长了，我也认识了许多诗友，悒欣、夏秋、大山、子弋、若兰、加贝，雪魂，寒星，草儿、今何在、庄子蝶、大志等。虽然都是绿风诗社的社员，但也是十字街过队伍，一路一路的。身份，情趣，爱好都天差地别。诗友中，有象大山、子弋、大志、若兰这样真心爱好诗歌的，也有许多附庸风雅者，更多的是来这里发泄苦闷，渲泻忧伤，或者打发无聊的。但不管什么人来，穆清都一样欢迎。
      老穆的标志性行头是，一辆邮局退下来的带有绿色邮包的二八自行车，一件无论冬夏不离身的蓝色中山装，中山装的胸前别着一枚“中华绿风诗社”的社徽。他逢人便说诗社的事，逢人便动员加入他的诗社，不管你爱不爱文学，懂不懂诗歌。
　　我来这里，也是穆老师动员的结果。每十天半月来村里送一次信的邮递员王新，对他说，村里有个文学爱好者，他就不辞劳苦跑十多里山路，动员我加入诗社，并让我父母支持我写诗。
      社长，副社长，名誉社长，顾问，主编，副主编，编委，委员、秘书长……一切都按着官场的套路排坐坐，很严格。除了每月一次的集中学习外，穆清还办《绿风》杂志，元旦、国庆节或者八一建军节时，和驻军或者学校联合举办诗歌朗诵会等活动。刻蜡纸，油印，举办活动时，经费主要靠赞助。穆清经常骑着那辆二八自行车，穿梭在县直各有关部门，宣传游说。遇到爱好文学或心地善良的单位领导，就给他批个三百五百。遇到不喜欢这一套的领导，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开始是两个月出一期刊，后来又三个月，半年。中途也停刊。没有钱的时候，老穆就把待出的诗稿整好放在枕边，等待时机。
      杂志的封面是家乡著名文学家、翻译家何立化先生的题词“月是故乡明”，屋里，迎门的墙上，本县书画界名人的字画夸张性地布满了半堵墙壁；二百多位诗社社员的寸照占居了东墙的半壁江山；书架上方，魏巍、臧克家、苏金伞、李清联等当代名家的题词用镜框精致地镶嵌着。每次穆清都滔滔不绝地向人炫耀，谁谁谁又表扬诗社了，谁谁谁又给诗社题字了。
　　穆老师喜欢那些老老实实、中规中矩听话的人。但年轻人，特别是写诗的年轻人，都不服管教，背地里还称他是“梁山上的王伦”，有几个人还酝酿着要踢掉他，另立“中央”。穆清知道后很生气，他说要坚决剔除那些害群之马，维护诗社的纯洁性和统一性。几个捣乱者离开绿风后，又自己成立了诗社，什么“七月风”、“青春潮”，还有 “河汉”，各自出了几期诗刊，水平都在绿风之上。但年轻人的狂热和不确定性，不多久又都偃旗息鼓。有几个耐不住寂寞，又回到绿风诗社来，这让老穆很得意。
       绿风诗社里，也有几个真正能写诗的人。一个就是大山。他的大脑似乎与常人有异，那纵横交错的沟回和奇特怪异的思维，好象都是为诗歌而生的。随便一个历史事件，随便一件现实风物，或者一点酒后感想，他立马就能做出一首滔滔不绝如江河奔涌的诗章。真象韩寒所说的，文思如尿崩，谁与我争峰。即使是现在，他依然还是很能写。虽然每次都让你不知所云，每次都被他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集束式轰炸吓跑，躲之唯恐不及，但你不得不承认，他是写诗的种子。
      大山朗诵的表情很专注。他长发飞扬，目光如炬，脸上的肌肉痉挛，每一个纹理都拧着，动着。在诗的世界里，他痴狂又张扬，被诗友们称为“诗疯子”。
　　经常和大山一起的还有外号叫“杀手”的诗人子弋。长着一副凶犯相。子弋的诗写得也很好，他滔滔雄辩，妙语连珠，朗诵时声音洪亮，目中无人，是有名的“诗狂”。
       大山、子弋还有雪魂，他们三个常在一起，诗风也相近。
       我的好友若兰，是女诗人中写的最好的一个。她当时只有十七岁，刚刚高中毕业，红朴朴的脸蛋，扎着两把小刷子，带着几分羞怯，小嘴咕嘟了几下，犹豫着上台朗诵她的处女作“我的祈祷”。若兰本来应该考大学的，但因为她心仪的老师庄子蝶，爱好诗歌，引导她加入了绿风诗社。一切就此荒废。
        庄子蝶大学毕业，分在县一高当老师，他写过一首《帆》，在青年人中传诵，令人非常向往。还有诗人悒欣，也是高中老师，诗也写得非常好。
      他俩虽不常来绿风诗社，但受他俩影响的人却很多，若兰还有其他几个女诗人，都是他们的崇拜者。
　　正值青春妙令的若兰写的诗却是忧伤的，绝望的，让人心疼：
　　窗外的风仍在诉说你的许诺
      在某一个城市的某一个夜晚的某一个角落
      华灯初上，月光迷朦
      轻轻地拉住你的手，我不知说了些什么
      我真奇怪那条小溪为什么没有流到长江去
      今夜我只好静静地遥望天河
      星消隐，月也沉默
      坐在孤单的炉火旁，暖着幽微的炉火
      静听着门外的脚步声，远远近近
      什么地方驰过一列夜行火车
      真想如一阵风，猛然拉开门
      吹遍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可是这里已不再刮风

      盯着苍白的墙上那个小小的黑洞
      是谁把钉子钉进去
      又拔出来，墙壁该是很疼很疼
      我该对谁说些什么，又能怎样说
      那支歌本来应该象一条欢畅的小溪从这里流过
      是谁让它象一支幽怨的风笛缠绵不绝
      人飘杳，风也沉默
     记忆在那无人用过的杯子里浸成茶色
     远处传来静夜爆竹的寥落
     近处有佳节醇酒的芬芳飘过
     在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小屋里
     我又想起那一个夜晚那一个城市的那一个角落
　　
　　若兰还有许多诗，可与当时那些风行一时的女诗人相媲美，翟永明啊，张烨啊，孙桂珍啊。但不论是大山还是若兰，还有许多基础、水平不错的绿风会员，都没有坚持到底或者一直在低层漂荡。因为绿风诗社本身并不具备引导向上的功能，他的发起者的水平、眼界都有限，又偏居一个距离省会遥远的小县城。虽然由于穆清孜孜不倦的坚持，绿风诗社的名气因为新闻报道而名播大半个中国，但真正熏陶出来的诗人却很少。
　　绿风诗社存在于两代人的青春记忆中。最热闹的时候，几乎县城附近所有的青年都去过。我妹妹去过，我表妹去过，我村里的女孩也去过。她们的来，都是通过邮递员王新串连。并不是我带的。她们的来，穆清也一样欢迎。只要能壮大他的队伍，什么样的人他都欢迎。颇有些象江湖上说的，有钱出钱，无钱出人，来哄哄摊子也是好的。
　　
　　除了人事的烦扰外，绿风诗社实在是个消闲散心的好去处。它距离县城四、五里，周围是河流，庄稼，堤坝。幽静，寂寥，旷远。骑着自行车，沿着一条宽阔的石子路，在一排排钻天杨中穿行，悠悠荡荡就来到绿风诗社。院子没有围墙，春天桃花盛开，夏天荷叶田田，还有鸡，鸭，鱼儿静静游曳。一群人或几个人，一早一晚，相携在洛水边、长堤上，边转悠边清谈，或者坐在杨树林里，享受清幽的蝉鸣，或在玉米地边逮蚂蚱，都是意趣盎然的。一个人参加了诗社，总会吸引周围一群熟人朋友。没事了，一个会叫上另一个：“走，到绿风诗社去耍吧？”“好，去耍。”因此许多人都来这里“耍过”。
      现在这里早已是一片黄金地带，被那些远见卓识者圈占，开辟成加工厂、养殖场，盖上高楼大厦。那三间土瓦房早已被夷为平地。呜呼，那一片寂寥旷远，野性诗意的野河滩啊！
　　绿风诗社和官方的关系一直很微妙。一方面他想依附官府，积极寻求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认可，另一方面，他又时不时和官场对抗或者抗衡一下。这种矛盾心理，就象宋江希望被朝廷招安一样。
　　第一任县委书记师专毕业。他曾去过绿风诗社，并按穆清的请求批过款，还和社员们一起合影留念。穆清对他很感激，逢人便说书记好。第二任县委书记也喜欢文学，还和别人合作写书。他不但去过绿风诗社，还在墙上为穆清题了一首诗。穆清感激莫名，他种的桃子熟了，特意挑几个又大又红的送给书记品尝。为了帮绿风诗社解决经费问题，书记还特意交待税局，留两个门市不收税，让把税给穆清做经费。待到第三任县委书记，是个赳赳武夫，根本瞧不起文化人，对穆清的诗社更是不屑一顾。穆清就很生气，就写讽刺诗。该书记买了一辆新车，老穆就写“新官不坐旧官车”，该书记胡乱提拨人，老穆就写 “万头猪场猪几何，猪倌也能当副科”，该书记爱吃老鳖，穆清就写他“鳖骨能拾几大筐”，在自己的刊物上刊登或者互相传诵。
    更多的部门对诗社的态度是若即若离。上面来了人，记者，作家或者管文化的官，县宣传部或文联的人也会把来人引到绿风诗社去。久而久之，“绿风”就成了本县的一个标牌，不时地可以展示一下，以代表本地民间文化之繁荣昌盛。而老穆呢，也乐意这样。来人赞一下，题个字，拍个照。哦，不错，很好，坚持下去，拍拍屁股走了，老穆就喜不自胜。下个学习日，就会不厌其烦地向社员诉说，谁谁谁来参观了，表扬了，说了什么。但真正需要帮忙，需要经费赞助时，这些部门就虚于委蛇，互相推托，资金紧张了，财政困难了，说一大片，最后不掏一个子儿。
      穆清的初衷也许是热爱诗歌，为了培养文学新人，但到最后追求的却只剩了一个壳――成立了多少多少分社，发展了多少多少会员。他的行动也引起一些社员的不满。有一次子弋当执行编委，在那一期绿风诗刊的扉页上写了两句话，左边是“相信诗的力量”，右边是“不要误人子弟”，穆清看了很不满意，就撤销了子弋的编委职务。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诗人。最初创办绿风诗社的三个同仁，一个个都离开了，或者虽然还在社里，但不大上心了。先后参加进来的会员们，在看清了诗社的本来面目之后，也先后离开了。穆清就到学校去发展小朋友做会员。别人都有自己的营生，而穆清是专职社长，他编刊，组稿，扩充会员，东奔西走到处拉赞助，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务农或者做工。诗社周围有大片的地，但都荒芜了。拉来的赞助，不足以维持诗社的正常运转和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日子就过的很恓惶。
      有一段时间，绿风诗社学习日，他还要管社员们一顿午饭。虽然是很简单的饭，还是很快就难以为继了。不知道是因为管饭而弄得无米下锅了，还是本来就无米下锅。有的社员看他吃了上顿没下顿，就从家里给他拿菜，拿馍，拿面，还有人给他买鞋买衣服。有一次快到开饭时间，他的大儿子拿着锄头要去锄地。他一把拉住他：“叫你做饭哩，上啥地呢？”儿子放下锄头，极不情愿地去为大伙做饭去了。大儿子当时三十岁了，还找不下媳妇。二儿子看着他没指望，干脆招到别人家里当上门女婿了。
　　有很长时间，穆清还频频向社员借钱。每次，他都是郑重其事地给人家打借条。他总是说，下次有钱了，就还你。但最后有的还上了，有的到底也没有还。
　　老穆先后干过许多营生，养鸭，种桃，栽莲。这些看上去很美，但都不能维持他自己的生活。
　　每次去诗社，我都坐在角落里，不大发言。我觉得，我和他们不同。他们有的有工作，有生活门路，有的家在县城，是市民。他们来绿风，属于温饱之后的闲情逸致。而我，一个农村姑娘，没有工作，没有出路。处境不同，思想感情不同，没有共同语言。我的忧伤，他们不能理解，他们的轻浮，我也看不惯。并且家里人都那么忙，腾出时间让我来学习，我哪能心安理得和他们一样高谈阔论呢？我追求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提高，而不是虚名招贴。
　　在去绿风诗社三年之后，我认识了大志。相比之下，大志显得很朴实。每次来，他都是很认真地读诗，朗诵诗。从此我看出他是个认真的人，不象他们。他还很认真地为刊物编稿，尽编委的责任。
　　大志和谁都合得来，他给子弋写诗评，给大山写诗评，还给我表妹写的“两只小鸡”写评论。他很认真地读了我的所有诗作后，又很认真地给我写了一篇长篇诗评。原来他注意我久了。通过穆清的穿针引线，又两年后，我们开始谈婚论嫁。　　
　　结婚后连续几个春节，我们都去看穆老师。他的日子还是那样，黑黢黢的厨房几近要倒，生锈的大铁锅里放着几块冰冷的馍。一个不擅长家务的男人戳煤捣灶的窘迫可想而知。每次见面，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说，又发展了多少会员，又成立了多少分社，或者给你背他写的新诗“儿时的星星”、 “指甲草”、“蒲公英”，给你看他拍的照片。他总是狂热而亢奋，神经质的脸上闪着执拗的光，毫不顾忌别人的情绪和感受。
　　我几次非常认真地对他说，“穆老师，好好找一个老伴，把你的生活照料一下。以后慢慢年纪大了，没人照顾也不是个事。生活有着落了，然后再说写诗。”但他根本听不进。来诗社的女人中，曾经有三个女人崇拜他，也准备真心实意和他过光景。但他不是嫌人家没有文化，就是说不支持他的事业。或者这些女人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看着他不靠谱，自动跑了。总之他一直没有老伴，一直过着清冷的生活。
　　以后我们还经常去。但和穆清交流已很困难。他越来越痴迷，越来越偏执自信。他说话的时候，根本没有别人插言的机会。让听的人心里上火，希望赶快走掉。再一次来看他，还是这样。
　　2000年的一天，穆清带着一个会员来到我所工作的乡镇，希望乡里能给他赞助一笔钱，为了出一本“纪念何立化先生诞辰百年”的诗集，还有铸铜质纪念章。我很不好意思，给他说明情况，一是乡里财政很困难，二是我自己不当家云云。然后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饭。望着老人远去的削瘦背影，我的心一阵难受。
　　后来几年，他的名声渐大，领导就提议他当上了县政协委员。他当上政协委员之后，经常忙于参政议政，忙于文化事业，我们就更少见面了。
　
      2004年春天的一天，我从当地通讯员的报道中，得知穆清的死讯，我大吃一惊。据说他是因为营养不良，病饿交加而死的。这一年他69岁。虽然县里也去了不少人，也开了追悼会，但还是难掩凄凉。
      
      当我和一位诗友探讨穆清时，诗友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你不能说这种活法有价值，那种活法没价值。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要让人家自己说。自己觉得有意义，就是有意义。自己觉得有价值，就是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