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悄然而来

　
       应该说，端午，是个温馨的词。却在我的生命里，清晰而又模糊。
　　我的祖居地离城不远，是古梅溪那个交通闭塞的村子。很多历史文化的讯息，与它无关。因而，许多年来，端午一词，谁也没弄出个究竟，更不哓得这世上还有个叫屈原的爱发牢骚的人。村人不爱读书，也懒得关心国家大事，一到这个日子，全在混混荡荡吃粽子、插艾蒿，还烧点雄黄什么的，以打发含混不清的节日。
　　我也混混荡荡。那时侯，大概六、七岁的年龄吧，哪哓得什么屈大夫在两千多年前的时空里，纵身一跃、跳入汨罗江自沉呢？因此，他到底与端午有不有关，还真是个谜。至少，我的乡人头脑里没这个概念，陌生得很。
　　但，端午总悄然而来。
　　最先进入状态的，是阳光。清早，一轮红日，拱出山坳。然后，一点一点地缓缓上升，冉冉而起。那个样子，想必费了很大的劲吧。然而，一下子，大把大把的光芒，尽情挥洒。刹那间，便把晶莹的露珠照亮了，也把村前屋后的桃树、李树上的果子照亮了，唤醒了。总之，照亮了一个具体的日子，使得这些果儿，用硕壮的姿态来应和。               

      一同照亮的，还有菜地里的黄瓜和我们这些好呷鬼。在我们那儿，端午节无非三件事：包粽籽，吃瓜果，走亲戚。其实，就一个字：呷。      我娘勤快，会种蔬菜瓜果。每到端阳，坳上菜地里的黄瓜，结得缕缕挂挂。大的，长若酒瓶。小的，也细不过指头，竞相生长，兀自成了一抹光景。要紧的是，稍大的瓜，被娘用瓜叶盖住，不让人看见。也许，是提防我们这些好呷鬼吧。但，防是防不住的。日上三竿，我、猫爹，还有丑货，脸也没洗，一个喔嗬，直奔菜园。干啥呢？不妨告诉你——各摘各瓜，比大小。瓜叶儿宽大无比，兀自地绿着，随风摇曳，脆生生的很好听。瓜藤，爬满竹架，一个劲地生长。透明的光里，展示出无穷的活力。我家的菜地，呈长方形，什么都有，弥漫着蓬勃的气息。我们这些好呷鬼，见了这等光景，眼睛大放光芒，如母猪进了菜园。弓着腰，钻进瓜架，一阵东翻西找，弄得脚印子遍地都是，还踩坏了一些瓜藤。至于那些长了嫩刺的瓜叶儿很挂手，哧哧啦啦的不好受，也一概不管了。不一会，各摘一条，全都威武，捏在手里，好比捏了个宝贝。带露的瓜儿，看一眼，格外舒服。鲜嫩的颜色，充满光泽，有不少的质感。那些或绿或白的纹路，仿佛写满季节行走的方向。这么新鲜的瓜，哪怕瞄一下，也口舌生津。而园里没水，只好用袖子乱抹一通，然后大口而咬，咬得唧呱唧呱响。咬就咬吧，还露出一脸傻笑。猫爹说，你园里的黄瓜算个屌，小鸡巴。一瞄，他手里的家伙果然比我家的瓜大多了，气得我七窍生烟，半天不理他。事后，我娘听了，差点笑瞎眼睛。
　　太阳把地坪照得一片通亮时，我娘，还有老土匪的爹，正在大门前包粽籽。米，是糯米。叶，是粽叶，宽宽的，绿得发亮。粽叶儿卷成一个锥形，将糯米、饭豆以及肥拉拉的细肉，灌进去。又用筷子戳了几戳，然后以手指压了又压，紧扎得差不多了，才放手。棕叶条儿绑在椅子的横档上，分得有条有理，像一部细密的胡须。每包一个，抽出一根，使劲用棕条儿勒紧，绑好，再放入筲箕。那活儿，在我娘手里简直小菜一碟，几乎看也没看，做得熟练自如。想必，她干这活时，肯定充满了不少快乐。但，绝对与屈原以及赛龙舟无关。然而，见我前来，尤其见我半身精湿、满脚是泥的鬼样，爹火冒五十丈，粽籽一丢，上前猛敲了我一丁弓。还说，给老子小心点，要不把你当成粽籽甩到江里喂鱼，弄个抛江落河，死无扭也！……受了痛，挨了骂，我果然安静多了。而娘脸一黑，对爹说，过节怎能打人哪，真是个土匪。爹被骂得不行，默不作声，低头包粽籽。
    坪里的鸡，受不了米粒的诱惑，悄然围上来。那只胆大的公鸡，可能不屑爹的作法，咯咯上前，然后奋力一啄。一下啄到了爹的手背，痛得要命，只差大哭一场了。爹挨了骂，受了痛，勃然大怒，顺手操了个扫把，奋力一拍，且拍且骂：祭菩萨的，找死啊。那气急败坏的样子，让人牙齿笑落。鸡吓了一跳，扑闪着翅膀飞出老远。其他的鸡们见势不妙，纷纷撤退。粽籽包好时，瓦屋上却砰砰作响，爹竖耳一听，晓得是娃儿在打李子，在用石头砸。我家屋后的高墈上，有根大李树，每到五月，结满了果实，或黄或红，晶莹闪亮。而墈上蓬刺密集，想下来很不容易。只能捡石头砸，砸得叮叮当当响。因此，瓦片多被砸破。天一下雨，屋内会淋得一团糟。听到响声，爹娘慌了神，直奔屋后，抬头一瞄，果然一群小把戏在搞坏事。爹哭笑不得，大吼：化鬼崽吔，莫乱搞哪，打破了瓦，住不得人啦！爹又气又觉好笑，只差点骂娘了。然而，面对一群好呷鬼，没一点办法，只好搭楼梯爬上去摘了大半篮，挨家挨户送人，一同打牙祭。于是，娃儿们吃得欢天喜地，漾成一种年节的气味。
　　此刻，村庄里一片宁静，阳光在尽情泼洒。糜集的阳光，连通天地宇宙，也连通一年中这个具体的日子。鸡儿，或觅食，或伏于草堆，姿态慵懒，兴许在做很迷离的梦吧。狗却闲不住，来回走动，瞳孔里溢出几点无由的兴奋，偶尔吠几声，加深了村庄的宁静与活力。而黄牛水牯们，大抵不干活，倚在枣树或香樟下，啃着刈来的青草。那样子，慢条斯理，比我们阅读李白的《静夜思》，或李珅的《悯农》，还来得细致。可是，牛们受不了阳光的诱惑，抑或遍地生长气息的熏染，彼此长哞，相互应和，满眼风流。长长的哞声，填满了村庄的上空，加速了情意的传递。忽而，枣树下轰然大作，两条健壮的水牯，为争一头母牛的恋情权，醋意高涨。仇牛相见，分外眼红，怎不斗个一清二白呢？何况端午节总不能虚度吧。是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你们人类为女人发动的战争还少吗？牛思量了半会，一切想通了。于是，头一低，尾一缩，气运丹田，双角一抵，撒开四蹄，奋力而上。呼呼呼的喘气声，听得很真切。终于轰的一声巨响，打了起来。刹那间，阳光纷纷破碎，遍体鳞伤。一村的牛们，也凝神屏气，仰头而望，说不清有几多快慰。娃儿们欢笑而出，大呼小叫。猫爹搬了根竹篙，乱打乱戳。边戳边喊：莫斗架，莫斗架。一霎眼，吱嚓，竹篙给崩断了。他气咻咻的，跳起脚来大骂：娘卖胯的，真不是人……这一骂，笑倒了一屋场人。
　　牛，斗得厉害。一下子打到了池塘里，水花四溅，光芒闪烁。那些绿茵茵的艾蒿，还有石菖蒲，奈何不了牛的践蹋，索性支离破碎，血汁翻涌，显示无言的抗议。我们管不了这些，只觉得很热闹，斗得过瘾，比什么都来劲。可能还显示出一种人间旺盛的斗志和一个村庄必不可少的生命色彩。这么说吧，至少比那个毫无抗争意识的屈原的生命图景，壮观多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生命抗争的一幕，表明人世间的血性还在，还那么真实。至于那个毫不起眼的汨罗江，离我的祖居地很远，从没去过。所以，印象模糊。也不知为啥屈疯子一定要游魂般地飘到那个地方纵身一跳，石头般下沉，永远不见了。用我爹的话说，弄了个抛江落河，死无扭也。作了水鬼也便罢了，还惹得一代代人划着龙舟、抛着棕籽替他招魂，真是麻烦。更有那个脑壳里进了潲水的诗人把汩罗江喊成了蓝墨水的上游，太让人匪夷所思。直到现在，我反复在想，未必蓝墨水就是国中数千年诗歌的精神源头？这个泊来品怎么就张冠李戴了呢？至于那个疯子屈原，还写了什么《九歌》《天问》《橘颂》《怀沙》之类愁肠百结的诗歌，世上能真正读懂的又有几个人？换句话说，他写得再多再精彩，再有悲悯意识和浪漫色彩，与我的乡党又有什么关系呢？哪怕一个字也听所未听、闻所未闻，也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们原本就大字不识，想不那一层。所有的思绪，被瓜果、粽籽和阳光的气味一一覆盖。
　　不久，有人在门楣上插了艾蒿或菖莆，燃起了雄黄。那种独特的好闻的气味，与粽籽的清香纠缠浸漫，在村庄里弥漫缭绕，共同制造端午的气氛。这味道，很深很浓，深入土地，成了季节的一部份。另外，也有一种诗意悄然而生。显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阳光的味道，崭新得纤尘不染的味道。咂一口，通体爽快。否则，也就不叫“端阳”了。端阳，端阳，阳光的开端哪。
　　吃着娘煮熟的粽籽，换上新衣新裤，去南边许梅仙的姑妈家作客。顺溪而下，一路山欢水笑，鸟语啁啾。到姑妈家，自然少不了吃粽籽。而我，单独喜欢屋旁的那棵桃树，那些白里透红的果子，望一眼，就会痰涎直滴，更别说逮一口鲜甜无比的味道了。可惜，这树后来用于拴牛，终于被牛给活活拱死了。这种遭遇，就像屈原不堪楚怀王、上官靳尚的倾轧，呼号转徙，终于悲愤而绝，太划不来了。或许，屈原的死，是千百年来国中文人士大夫的一种命定的宿命，只有一死，才是唯一的内心解脱。其实他可以不死，随便在哪个地方搭个草屋，种点菜，打点鱼，喝点酒，或者娶个小姑娘，悠哉游哉过点小日子，彻底淡出江湖。但他死了，死于内心的绝望和对一个家国的执着。
      那夜，在许梅仙小住。夜里无电，一片漆黑，出来撒尿，忽然额头碰到了一个硬物，痛得要命。点燃煤油灯一照，天哪，魂飞魄散，竟是两具摞在一起的黑棺材。可是，翌日清早，我娘悄悄说，姑父的爹娘都生于五月端阳午时午刻，属“晒太阳”的天命，会将一屋人晒死。这样越说越恐怖，浑身起鸡皮疙瘩。而姑妈说，夜遇棺材，升官发财。这一说法，更加不着边际。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而姑妈家人丁兴旺，没被晒死。我也隐匿乡间，除了读书写字，与官财运成概无瓜葛。但，终于晓得那个爱发牢骚的屈原，竟成了端午的精神源头，这是我压根儿没想到的，也许我的乡党永远都不会明白。

                                                                                                                                      

                       
      日子，在时
                          ——写给《洞庭之声报》二十五周年华诞

                       间里行走
                                             

                            李新文


                                                                                     一



    日子，在时间的缝隙里一点一点地消逝。
    一不小心，就二十五年了。我的头发也慢慢稀疏起来，让人不得不害怕时光的流失。剩下的呢，是一些抹也抹不掉的记忆。
    比如《洞庭之声报》与我是有牵扯的。这牵扯，从上世90年代一直扯到现在，仍没扯个断纤。说穿了，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与文学副刊有关，另一个是与人有关。
    我习惯把报纸上的文学版叫副刊。
    因了文学和书法的关系，常与一些副刊打交道。很多年前，大概1991年吧，我在某个部门搞办公室，一边写材料，一边写散文，还时不时地写写毛笔字。忽然一天，发现来了份新报纸，叫《洞庭之声》。这气魄不小，到底是怎样的声音呢？拿在手里，虽薄薄一张，却有点看头，尤其副刊像模像样。有散文，有小说，也有诗歌，有时还来点书法与国画。那一期的散文不长，两千来字，是陈启文的，叫《洞庭日出》。椅上一歪，一个字一个字细细一读，竟写得很有质感与气势。一句话：浩浩荡荡。当时我不知陈启文是谁？后来一问，竟是那个写全国第一部传纪文学《宋美龄》的作家。诗歌呢，是张紫汀的，写洞庭湖的芦花。字里行间，充盈出一种氤氲繚绕的灵动与淡淡的忧伤。这不起眼的副刊，有这么鲜活的文字，足见岳阳的才子不少，才气纵横，不免有些激动。转而一想，那湖水的荡动声、鸟儿的欢叫声以及渔夫的摇桨声，还有岸边无数芦苇的曳动声，何尝不是一个大湖发出来的声音呢？流入人的心里，便有了一种妙不可言的美。
    副刊的名字也美，叫君山岛，却不新鲜。倒是刊名写得精神，姿态生动。并在右下角登了一则征集刊头的告示，发动搞书法的能手都来写一下“君山岛”。我不是能手，也来赶热闹。纸一铺，笔一提，一顿翻转写了幅，信封一装，邮筒一塞，没想一周后竟采用了。那种欣喜，无法言状，连梦里都有了笑声。也许，我的书法生涯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吧。
    王向明是编辑，很年轻，经常写诗，在报上发一点。他写诗，我写散文，彼此没见面。既然都爱文学，便一篇篇寄了去，不久一篇篇地发了出来。没想，一段时间发了不少，比如《放牧秋天》、《走过屠牛坡》、《雨叩窗棂》、《莲花台沉思》、《秋天是一种音乐》等等。现在看来，虽文字有点儿嫩，缺乏岁月的质感与重量，但仍不失过来的足迹，值得回味与珍藏。那时的写作兴致都很高，有点争先恐后的味道。在这小小的副刊，我熟悉了不少人的名字，例如陈亚先、翁新华、张步真、梅实、周泽柱、孟大鸣、冯六一、张灵均、汪枫林、彭仁满、李颖、丘脊梁等等，还有个叫李曙光的家伙，文字写得不错，不知如今到哪里去了。我把这些文字剪帖下来，竟有了厚厚一本。可惜几经转折，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忽然发现，岳阳一些真正有实力与作为的作家，或多或少与这副刊有点关联。换句话说，几乎差不多以此为起点，然后一步步走向全国。
    终于去了一趟编辑部。报社蹲在市建设局的一楼，进门就能看见。王向明果然年轻，身个也大，白白净净，很热情。见面就说我的稿子写得不错，有才华。听了很兴奋，几乎全身的每个毛孔都有了一股兴奋劲儿。一定程度上说，他给了我一些写作的动力。当然，也离不开自身的坚守与修炼。

                                                                                               二
   
      我在时间里行走，洞报也在时间里行走。
   好长一段时间，我没写半个文字，处于人生的低谷，只能用毛笔抒发心中的苦闷。漂泊在外，知交零落。那年夏天，在广东一家公司招聘，老板问我有啥特长？我想也没想和盘托出：写字与写作。把发表过的散文一张张抖出来，摊在桌上，大大小小数十篇，让那家伙看眼花缭乱。尽管如此，仍没吭声，一副傻乎乎的样子。直到我用毛笔在宣纸上笔走龙蛇写出“洞庭之声，大泽情怀”几个行草，才露出惊讶的神色。也许是巧合，也许又是机缘。现在想来，好像冥冥之中与《洞庭之声》有了一种必然的纠缠不清的联系。世上的事，就那么巧，其中的玄妙，谁又说得清呢？
    一年后，回来了。没人为我接风，只有洞庭湖的声浪在壮我的行色。那一年，我开始涉足报刊行业，整天整天东奔西跑，采访、写稿子。匆匆地来回，忙得汗爬水流，也才晓得报人的辛苦，更别说这样那样的上缴任务压头了。不过，夜里仍爬格子，爬文学的格子，寂寞而愉快地爬着。这期间，认识了再哥周再复，九哥邓九明，还有施卫军等等。记得发了篇《从饮食文化看当下的文学走向》的杂谈，是九哥编发的。原文中有这么一句话——“鲁迅、郁达夫、沈从文之流……”显然含了贬义。九哥改正了，再哥碰到我说，李作家眼光很高，连鲁迅都入不了法眼！这么一说，只好大笑。话说回来，终究有点尴尬，仿佛成了个美丽的笑话。大笑之后，有了启示，弄文字还是严谨些为好。
    施卫军也发过我的稿子，好像是个评论，名字儿叫《权力与文化的对峙》，评启文兄的散文《謁嵇康墓》。刊出后，读者不少，亚夫子陈亚先看了也说，这家伙有点思想。不知是鼓励还是怎样？总认为，文学应该有思想，一旦思想缺了席，便没了风骨，立不起来了。可是，忽然一天，有人做了篇《一个文学青年顶着一个作家的帽子……》的特稿，将我专题了一回，一下子被专题得名满江湖，云里雾里，哭笑不得，真正成了洞庭之声。现在想来，全成了美好的回忆。要说，谁都年轻过，谁又没有一些花花绿绿的往事呢？
    我与洞报宿命般地牵扯着，它给了我发表声音的地方，也给了我一些前行的动力。
    时间没有静止，一晃一晃又一年。
    报社办公的地方，又由电视台的三楼搬到了一楼的大厅。宽阔的大厅里，我看到了一些熟人，都是老哥儿们了。比如沈念、万辉华、任言志、李峰波等等。这期间，沈念编副刊，他的思维新，视野宽，肯定搞法不一样。拿了张报纸一翻，果然不一样，比如除大作家陈启文的文字外，还有“文学湘军五少将”的谢宗玉、于怀岸等人的作品也出现了。谢宗玉的散文《遍地药香》，我是读过的。那种瑰丽透明的诗意，扬扬沸沸，悄然把一张报纸覆盖了，也把一个办公的地方覆盖了，不知其他的人感觉到没有？我是感受到了的。
    那些年里，副刊确实很热闹，文学气味很浓。不光有启文兄的专栏，还有蔡词的争鸣文章一遍接一遍地发出来，让人看得差点热血沸腾。话说回来，蔡词能走出江湖，走向全国，洞报起了不少作用。这一点，世平兄本人也无法否认。不久，梅实兄的文章也有了争鸣，气氛很踊跃，好像专在挑刺，有点火药味。我赶热闹写了一篇，也在挑刺。后来用稿费买了件不错的棉袄，很合身。那年冬天，穿了这棉袄与启文兄一起去龙源水库上吃野猪肉。他说，批评一次老梅能赚一件棉袄，划得来。照这样批评一万次，下不得地，发财了。于是，哈哈大笑。
    不管怎样，蔡词和梅老兄的争鸣动静不小，至少在岳阳一地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增了一抹亮色，对推介本土作家作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意义。
    那一脸阳光的任言志呢，是我多年的兄弟。一路打拼到现在，浑身上下劲头很足。文字却写得越来越少了，不能怪他，没空。但这家伙脑瓜子灵活，天天在忙。忙啥呢？忙广告，抓收入。报纸市场化后，没收入是不行的。就像河里没水，开得动一条船么？然而他的忙很有节制与技巧，不像有些人挖空心思钻山打洞在弄钱，巴不得每个稿子都换成钱。钱、钱、钱，钱得两眼发直、浑身筛糠，差不多钻到钱眼里去了，连人的面子也不要了。那年，他约我去写一个红薯大王的稿子。我去了，作了深度采访，倾全力弄成了一个报告文学。而他自始至终没提一个钱字。出报后，那人看了下文章，大为赞叹。说，写得好、写得好！没打半点阻便把费用汇了过来。原来办报也得讲究艺术，直来直去，把个钱字说得叮当作响，谁都会讨厌、皱眉头。何况报人也是文化人哪。看来，要达到“远者来、近者悦”的境界还真不容易。

                                                                 三

         时间，可以拉近一个世界的距离。文字，更能沟通人世间的心灵。
    近年，我与洞报的联系多起来，自然与人有关。
    沈勇是故交。虽担任了社长，却仍是先前不说多话、相视一笑很和气的样子。不需多想，他的敬业，他对任何事情的执着，我一一了然于心。去年冬天，在冷水铺听李晶的父母说，沈社长没半点架子，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这话我深信不疑。道理很简单，要带着一个团队，在市场竞争极为激烈的当下，立于不败之地，不把每个员工当成兄弟姐妹，以心换心，怎么行呢？再说，哪怕沈勇没当这个社长，本来就是个很实在的人，实在得跟我一个样。辉华兄的视力不太好，每次看到他，都在忙，忙着看稿校稿。密密麻麻的清样，让他伏在桌前把头压得很低，那样子够他难受的了。峰波那只鬼碰到的次数倒不多，可能是寻忙者不遇吧？
    他们办公的地方又迁徙了一回。迁到了岳阳大道，归入日报报业集团，这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大势，谁也挡不住的。我忽然觉得他们像一只只奔忙的侯鸟。
    报纸照例一周三期，版面却慢慢增多，有时多到20多个，厚厚一叠，拿在手里，有些份量。不由暗想，这版式、设计、校稿，还有七七八八的环节，够他们忙的，需付出多少心血呢？
    慢慢地，我与李晶的联系也多起来。她管着“茶座”副刊，还是编辑部主任，经常加班，用一个忙字填满一个个日子。我呢？一来兼着楼区书协的秘书长，二来写着散文。她经常约我的稿子，也刊发兄弟们的书法作品。并用了几个整版相继推介了徐驰、王怀瑜、史向琼等人的作品与创作历程。这对繁荣本土书法艺术起到了不小的推进作用。尤为感怀的是，她还亲自动笔，为我写出了份量不轻的特稿。从构思到行文再到语言的妙用，都有相当的火候。此文一出，动静不小，连我那几十年没见面的同学也打来了电话，表示祝贺。还问李晶是谁，笔管子蛮硬扎。我说，是个才女呢，《洞庭之声》的一大才女，也是咱梅溪的才女，羡死你。后来，言志说那文章写得好，大气，他写不出来。我看，他是谦虚，因为报社比李晶文笔要好的人，肯定不少。
    我的印象里，这报纸有份量，接地气，有自己的个性与面貌。要是在文章的标题上还精益求精，便更好了。
    倏忽之间，二十五年的光阴从指尖流过，生发出太多太多的记忆。我只能感叹一声，岁月不再，如洞庭大泽的水在悄然流逝。然而日子，也只有日子仍鲜活着，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行走。我们要做的，当然是在时间里迈出一个个坚实的脚步，让每个日子充满应有的质感和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