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情缘

刚刚收到涂静怡大姐寄来的新一期《秋水》诗刊，捧读附于刊中那张熟悉字条上亲切的言语，我的心潮就澎湃起伏，并且久久不能平静。透过精美诗刊，我看到了众多钟爱她的诗人和读者们内心世界的郁结，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不舍她的华丽收场，但是我从大姐一次次的信函中已然了解到作出休刊决定的决绝。这样也好，在诗刊最为靓丽的时候淡出人们的视线，有如青春少女在最美好的年华中离去，所能带给人的回望和遐想都是没有穷尽的。《秋水》以她40年的芳龄，牵扯过多少人多情的目光，而今她又如悠悠秋水给人无穷无尽的美好回忆，我很庆幸自己置身于这道美丽的风景间。


屈指一算，我与《秋水》结缘整整21个年头了，这是一段人生中多么重要的过程。记得那是在1990年前后，由于我所创办的民间“三友诗社”迫于各种压力解散后，当时那群在一起打拼的文朋诗友们不得不转变兴趣爱好，有的依然清灯苦月继续爬着格子，更多的则把青春耗费在赌桌上去，我和少数几位原来诗社的朋友则开始了向海外投寄作品的漫漫征程。最先我仅得到过一个海外刊物的通信地址，那就是新加坡的《赤道风》，虽然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但所幸很快收到了主编方然先生的回信，并且还寄赠了刊物，在那本期刊上登载有许多海外华文报刊的地址，台湾的《秋水》诗刊就名列其中。


由于认知水平的局限和写作技巧的稚嫩，刚开始向海外投稿的那段时间，诗文被采用的机率其实并不高，但在当时有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于是将投稿当成了那段时期压倒一切的大事，以致对海外邮件的处理流程我比邮政大厅的营业员还熟悉，而且送信的邮递员干脆让我每天自己去取信，各种信件支撑起了我那段特殊时期精神生活的全部。1992年7月出版的第74期《秋水》诗刊里，选登了我写的一首小诗《长此以住》，让我颇感意外，同时也万分欣喜。自此以后，我真正跻身于“秋水诗人”的阵容，开始了一段有故事也有情趣的曲折经历。


经过一度时期与《秋水》主编涂静怡女士的书信往来，我渐渐感受到海峡对岸这位美丽善良、宅心仁厚的诗界长者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她的每一行文字，每一张便条都能打动我心，让我莫名的狂躁得到短暂平静。那时台湾一位知名女诗人在来信中热情地要我称她为姊，被我婉言谢绝了，我在回信中表示，自己不愿在文朋诗友中称兄道弟，所以称作诗友已经很恰当了。但在我心里，却一直十分渴望能有一位超越普通朋友感情的大姐，像别人家的姐姐一样温情关注着我的成长与成熟，这份期待与仰望总是能从静怡女士身上找到，于是我冒昧地写信告诉她，我想把她认作大姐，希望她不要拒绝我这个陌路相遇的弟弟。回信并未像我期待的那样谈及认义的事情，依然在排头称“诗弟”，但那份关切我在此后的每一天里体会到了。1998年《秋水》诗人大陆行安排的目的地是内蒙古，考虑到我的经济状况较为贫寒，为了让我能够如期参加活动，大姐与香港诗人梦如商议决定每人为我承担一半路费，孰料我刚到昆明便发生了其它变故，让我第一次开始了长达一年的辛苦漂泊，从而错过了那次宝贵的相遇。后来《秋水》诗刊选发了我写的《思念大草原》一诗，表达出我对这段爽约深深的愧疚与自责。2001年的《秋水》诗人大陆行安排在了云南大理，离我居住的小城只有上千公里的路程了，谁知我又在赴会途中遭遇车祸，差点就丢掉性命，结果只能躺在毗邻大理的楚雄州医院急救床上牵挂着两岸四地诗人们聚会的日程。听说我受了重伤，大姐万分焦急地想连夜赶来看我，还是接待方反复耐心地做工作，坚称不能放下四海内外迢迢赶来的众多诗友，专门为一个人去做无济于事的奔波，好容易才将大姐阻拦下来。她让所有跟我熟知的台湾和香港诗人们轮流与我通电话，安慰我静心养伤，争取尽快康复。回到台湾后，大姐特意给我寄来50美元，让我买点东西滋补身体。这钱我没舍得花，将它作为对秋水的资助寄还给了大姐，她为我用这钱购买了一年的诗刊，其实相互都知道其中包含着许多超越金钱的本真。


我清楚地明白静怡大姐对我的接纳还是到了2008年清明节后的那次短暂相见，当时大姐与秋水诗社的副社长雪飞先生、诗刊美编俞梅小姐来云南旅游，提前许久告知我行程安排，而且此番行程中仅有一天下榻昆明城。我立即邀约同在一个县城工作的义弟杨睿，乘坐他的私家车如期赶到昆明，并叫上在省城念大学的女儿一道提早去宾馆等候。旅游团队到来，大姐老远就看见我们，差不多是小跑着过来跟相迎上前的我们打招呼。随后过来的俞梅仔细端详着我，情不自禁地说道：“也是张圆圆的脸，还真像，还真像……”像什么呢？像姐弟，这是我心有灵犀的第一反应。到了入住的房间，我们坐下来寒暄交谈，按照昆明的风俗，我让女儿称呼大姐为“阿姨”，大姐纠正说应该叫“姑姑”，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我此前的判断，大姐确实认可了这层姐弟关系。其实在我心中，早就一直有着这个可亲可近的大姐，她比所有带着市井味的亲情还亲。


我也曾受到过大姐极其严厉的批评，那是在大陆诗坛十分盛行“口水诗”的情况下，我也作过相应的尝试，并且选了一首寄给《秋水》诗刊。大姐在回信中毅然决然地对此种诗风予以否定，并告诫我这样下去“很危险”，会影响到自己对诗境的理解与判断，勒令我必须“回头是岸”。从此以后，我不再追随诗坛那些五花八门的流派盲目跟风，而是潜心写好自己更加擅长的后现代风格诗作，朦胧中锤炼意境的唯美，清新隽永中保持流畅与俊逸，用我的话说就是“通过作者自身的世界观，给予世间万事万物又一别有情趣的理由。”直到今天，我的诗作仍然独具一格，并且因此结下了不少诗缘。


大姐身体不好，常常会犯胃痛的老毛病，但她却从未影响过诗刊的编务工作，即使是在她住院手术期间，《秋水》诗刊也总是按时出版发行，这是台湾本土数十年来唯一没有中断过的诗歌刊物。近年来，大姐又开始出现眼花症状，可能与她长期用眼过度且经常重度视觉疲劳有关，我想这也许是导致她最后决定让诗刊停下脚步的主要原因。我经常自责爱莫能助，但又确实使不上什么劲，只能心疼地看着大姐辛苦操劳，唯一的报答就是认真阅读每期的精美作品，并且尽可能地将《秋水》的美名传播给更多的缪斯圣役。大姐刚刚在信中对我提及休刊打算时，我也极度的不理解，但后来想通了，大姐是担心从古丁老师手中接过来，倾尽了全部精力与热情去呵护和培养的这份诗刊在今后的传承中走了样，与其无奈地面对衰变，不如停留在最华美的时刻，给世人留下高潮过后最揪心的回望。


《秋水》诗刊陪同着我一路走来，21年的冷暖浮沉，使我由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富态臃肿的中年人，而我的世界观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由原来的敏感偏激渐渐趋于淡定豁达，甚至整个心境都越来越趋于平和，我想这一切大概都拜上苍所赐。如果没有命运中的大起大落，我的生命历程不会如此丰厚。如果没有面临死亡的大彻大悟，我的价值取向不会如此的收放自如。更重要的是，我收获了人生中最珍贵的亲情，这份情愫将会陪伴我走好未来的路，力所能及地在作诗行文之前争取首先做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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