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学通儒”沈曾植

　　中华民族优秀的人物太多，有很多很多当年名满天下的人，却可能在今天已经不太为人所知。到嘉兴，习惯地拿幅当地的地图看，寻找可游览的地方，这也是我外出的“寻宝图”。江南不仅风景秀丽，人文名胜更多，名人故居则是了解江南文化最好的去处，嘉兴不但有与古代名人范蠡、西施、曹彬有关的景点，近现代名人也很多，市区内就有好几处，如沈钧儒、朱生豪、褚辅成故居，这三人属于早就知道的，但一位叫沈曾植的名人却在我的脑子里没有印象，越是没有印象，越是不能不去，没有必要抱愧，但不可错过一个增长新知识的机会。

　　沈曾植故居位于繁华市区姚家埭21号，“埭”字在北方不常见，在水乡的江南却是个常见字，意为堵水的土坝，故居为嘉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外门是个普通的竖立的长方形石构大门，进了外门，才是故居的本来面貌，南方私家园林风格的四合院式三进两层木制建筑，油漆呈黑棕色，不知是年代久远沉淀的如此，还是本就这样面目。

　　三开间的几扇门都敞开着，两侧有楹联“北斗应尚书天保定尔，东阳有遗老岁寒不凋”，小字注明是为子培兄贺七十大寿，落款居然是愚弟康有为，能够让末代“文圣”尊敬有加，沈曾植不是个简单人物。

　　第一进五楹，中间有宽敞的大厅，大厅正中为沈曾植半身铜像，是一留辫蓄须戴镜的儒雅老夫子，生卒年份为1850-1922年。

　　中堂高悬“驾浮阁”额，铜像后是沈曾植手书的《文心雕龙·原道篇》，字体为金色，我对于草书没钻研过，认识与不认识的字参半。两旁“留海日灵光公原永在，继匋孔绝学谁接孤踪”的抱柱联是其弟子王蘧常所书，这是嵌字联，沈曾植为自己在上海的寓楼取名“海日楼”，请吴昌硕画楼图。

　　东西两旁摆放着几对清式太师椅，白色的墙壁上有题词“民无三疾”、“道在五常”、“弘礼治国”、“维意就官”，红底黑字，很是醒目。

　　第二进“晁采楼”，为沈曾植史料陈列室，介绍了沈曾植先生的一生，包括前言、生平行迹、学术大师、书法泰斗、诗坛巨子、蜚声中外等几部分。

　　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声中外，誉称“中国大儒”。光绪六年（1880）进士，并与主持会试的工部尚书翁同龢建立了终身友谊，历官刑部贵州司主事，员外郎、江苏司郎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江西按察使、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护理巡抚等。

　　先生首先在历史地理考订成就卓著，成为西北地理公认的权威。著作《元秘史笺注》、《皇元对武亲征录校注》、《蒙古源流笺证》等皆代表当时中国学界最高研究成果。作为理论智囊，为朝廷决策者提供西北边陲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历史铁证，为朝廷制定外交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此行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

　　康有为上书维新变法，沈曾植也参与其中，从自身的性命来说，因丁母忧而幸免于难，是侥幸；但也少了在历史上像谭嗣同等六君子那样留下精彩瞬间的机会，不知是不是也属遗憾？八国联军侵华时，他奔走南京、武昌，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人商定联合行动，使联军有所顾忌，牵制侵略者，以保全大局。

　　光绪二十七年，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也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第五任校长，他改革校规，允许师范生中优秀者入学，广开人才之源，增设政治科，附设东文学堂。

　　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钻研古今律令、刑法，被法学界推为当世律家第一。《清史稿》中说他“兼综汉宋，尤深史学掌故”。后专治辽、金、元三史，南洋贸迁沿革等。一生研究广泛，涉及历史、地理、哲学、文学艺术等诸方面，主要著述有四十八部之多，包括律令方面的《汉律辑存》等论著、佛学方面的《佛国记校注》、历史方面的《女真考略》、文学方面的《海日楼文集》、《海日楼诗集》等等。这些著述汗牛充栋，颇令人望而生畏，高深莫测。

　　宣统二年，由于皇族贝子载振路经皖境，上官命令以巨款接待，而主持安徽省财政工作的沈曾植拒绝受命，故而得罪了上官，加之受变法失败的影响，他便上书告退回归了故里，表面上“日惟万卷埋身，不逾户阈”，但“及闻国事，又未尝不废书叹息，欷歔不能自已。”逃脱不了“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传统知识分子习性，嘉兴没有成为他的避世之地，他最终定居上海。

　　在自建的“海日楼”里，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经北大怪人辜鸿铭介绍来见沈曾植，为他作了《中国大儒沈曾植》一文，感叹沈曾植“诚中国文化之典型”、“实中国之完人”，日本学者西本白川亦作《大儒沈子培》。日本近代汉学的开创者内藤湖南对他学生说，到中国务必要见沈曾植，因为沈氏是“通达中国所有学问的有见识的伟大人物”。国学大师王国维向他请教音韵学，给以启导，王国维甚敬先生，称他为“学术所寄”、“邦家之光”。不少学者来与他讨论契丹、蒙古等问题。还有络绎不绝的海内外求字者，沈曾植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治，其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大师级人物皆受沈书的影响，有人评论“书法家的字求法；画家的字求趣；学者的字书卷味；碑学书家的字有金石气；帖学书家的字滋润丰腴肌理；唯寐叟翁（沈曾植）全有，故能兼美”。沈曾植的诗歌创作也不同凡响，不墨守盛唐，学谢灵运、韩愈、孟郊、黄庭坚的诗风，并提出诗有元嘉、元和、元祐“三元”之说，为近代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典型，被著名诗人陈衍誉为“同光体的魁杰”。如作于嘉兴描写晚年生活场景的《独立》：独立青山外，忧端澒洞齐。众生先愿尽，大浸与天嵇。野色苍茫去，川花窈窕迷。短筇凭著意，扶我过桥西。

　　上海是个中国近代历史上孕育新思想的摇篮，一九零零年容闳、严复等宣布成立中国国会，决定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的权利。一九零二年，蔡元培等认为“改进中华，非从改造青年思想及灌注新教育入手不可”，而成立中国知识界第一个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一九一一年，设在上海的中部同盟会策划了在湖北省城的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连远在未庄的阿Q也禁不住大声的嚷道：“造反了！造反了！” 可是身在新思潮中心之上海的沈曾植，却不曾有任何参与大变革的举措。
　　反而是一九一七年身为安徽督军的“辫帅”张勋北上，曾在安徽布政使任上辞职的沈曾植抱病北行，拥戴溥仪复辟，被授学部尚书，也是他一生中最高和最后的职位，可惜是个不被全国人承认的职位，历史上叫它做一场闹剧。因为参加了闹剧的表演，沈曾植人生履历上就有了根“小辫子”，会被人随时揪住，加上“出入綦忙，懒于著作”的个性，所以这位“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的“硕学通儒”，自己的名气在今天却不如受过他影响的王国维、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等，实在是可惜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