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妈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5:29 编辑 <br /><br />　　老干妈，自然不是陶华碧，是我大学勤工俭学期间认识的一个四川妇女。　　老干妈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四川的一个山村，姐弟五人，她排行老大，取名大献。不知是父母有意还是无意为之，随着弟弟们的出生，她把全部的精力献给了这个家庭。五岁时能孤身一人到半山腰拣柴禾，六岁时能上山顶割猪草，七岁时则能在家带着弟弟们并做一家几口的饭菜了。　　老干妈没有上过一天学，到了十几岁时，她突然感觉自己很是失落，充斥她周围的全是家活儿，农活儿，她于这个家仿佛很重要，又感觉可有可无，终于有一天她向父母提出明年要出去学裁剪，不然自己就离家出走。父母答应她好好干一年的收成，届时给她当作学费。然而第二年当父亲不吭不哈把收成再次挪作他用时，她彻底绝望了。在父母眼里，自己就是一个劳动机器，女孩子早晚是人家的人，大了山脚下随便找户人家嫁了就是了。一天夜里，她简单的收拾了行李，围着家转了一圈，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因交通不便，她在山脚下孤零零的坐到拂晓。山风阴凉，身后听不到她家大黄的叫，也听不到任何呼唤她的声音。后来听她说，她竟没有流一滴泪，心情也再没有这么平静过，迎着曙光，踏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她感觉自己的脚步忽然变得格外轻盈。　　后来，老干妈落户到河南南阳的一个小村庄，嫁给了一个知冷知热但大她十多岁的男人。　　老干妈是一个不甘于平庸的人，等到两个儿子先后入了学，土地贫瘠，收成微薄，如此下去孩子们的命运可能和她一样。于是她打工来到了南阳，在这里我遇到了她。
　　当时，她是在学校食堂大门口收拾餐具，而我则是抹桌子。说瘦子怕冷，反正我是应了这句话的，每到冬天，我的手都冻得气蛤蟆似的，若是饭前那节没有课，我都是提前到学生食堂，去的时候老干妈已经给我准备好了热水和抹布，她先让我把手烫了，再给我抹上点冻疮膏，我笑她说白费功夫，因为就算抹了冻疮膏工作的时候一见水岂非又失去了作用？她则不这样认为，她说把手每次烫烫，就算药劲能用上一分钟也比不用强。有几次我课后才来，到食堂时桌子上已经是到处狼藉，我掂起抹布就想走，她死活不依，硬是强行拉住我烫完手抹上药。那时我竟感觉很是害羞，现在想想，老干妈承担的心理压力比我大的太多，一个无亲无故的勤工俭学生，跟她又有何相关？而她全然不顾别人的眼光，只坚持她认为对的。有几次我课后到的时候，她已经替我抹好了一遍桌子，她说好给我充足的时间把手烫透。　　记得大二的冬天，第二场大雪过后我还是穿的单鞋，白天还好一些，一到下半夜，我的双脚奇痒无比，恨不得找把刀子狠狠的划上几道，晚自习下课后，我又到院报办公室呆到十点多，离寝室锁大门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才回来，远远就看到不高的她在寝室院的大门口徘徊。见到我，拉上我的手二话不说来到旁边的公园里，把我按坐在石凳上，抓起我的脚不由分说就脱了我的鞋子，然后把它们远远的扔了出去，我还没反映过来，她又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一双皮鞋套在了我的脚上。那一瞬间，脚底传来的柔软和温暖这辈子我也忘记不了。后来她说，鞋子是三天前都买好了的，可她实在没有勇气送给我，怕我说她，怕我不好意思要，怕我最终只有拒绝，更怕见到其他同学笑她。给我送鞋的那天晚上，她说心砰砰的跳，最终母亲般的爱战胜了其他，她后来甚或一直自责的说，早该给我送过来的，早送一天，我的脚就多暖和一天。我突然记起，有次抹完桌子，她笑着说：来，小宣，咱俩比比个儿。我当时还一直纳闷，咱俩有什么可比性，再说人家比个儿都是面向而立，哪有并排而站的道理。现在我才知道她哪是跟我比个儿，她比的是脚啊！　　那晚回到宿舍，老大说咱大献婶趴窗户上找你三趟了都，问她啥事也不说，我们出去帮她找你还不让，打电话给你走廊里又排不上队。　　那时我跟舍友一块喊她大献婶。　　从大二下半年到现在，我的手和脚竟再也没有冻过。当然，感谢这几年我工作的环境外，最感谢的还是她，我的老干妈。　　从大献婶到老干妈，是发生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其实，大二学期的期末我就不勤工俭学了，这个时候我正式加入了系人文沙龙任编辑，同时兼任着院报记者团的副团长，国家奖学金的获得也解决了我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使我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我更愿意去做的事情。　　按理说，从学生餐厅走后，我和老干妈的交集会逐渐减少，甚或随着我的毕业彼此相忘于江湖。我不在餐厅的日子，一周能有两三次在我们早晨还没有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老干妈轻轻的在外面敲着我们的窗户，然后把一大包鸡蛋饼要么是炒凉皮塞进来，抛下一句赶紧起床吃，然后不等我们打招呼就匆匆的走了。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为了我们几个，甚或特别为了我，她是偷的，还是买的？以至最后，我们宿舍的几个一致决定，早晨不睡懒觉，先操场上跑两圈杀杀瞌睡虫，然后第一时间到餐厅找大献婶报到吃饭。周末我也会偶尔抽出时间陪她餐厅里忙活一阵儿。　　最后一学期规定是要出去实习了的，听说我1月18日就要结束大学生活，她突然感觉失落了许多，见我时一会话多，一会呆呆的不说一句话，要么就傻了般的盯着我看。期间她反复念叨的一句就是以后再想见你就不知道到猴年马月了。我听完突然说：放心，妈，儿子跑再远，这辈子肯定不会与您断了联系。她听我喊了一声妈，愣了好长时间，突然紧紧握住我的手，像个孩子似的的哭了。　　毕业这十几年来，她去了北京，租住在北三环阴暗的地下室里。听她说之前，我想着祖国的首都会是到处一片繁华，地下除了地铁、桥洞就是停车场，没想到还有她描述的那么一个所在。七八平米的地下室里，租住着许多北漂人群，有卖唱的，有捡破烂的，有白天陪亲人在医院，晚上到此住宿的，还有很多四川、河南陪护的等等。她找了一份陪护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年。期间，两个儿子陆续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家里盖上了两层小楼，又给两个儿子娶了媳妇。我劝她说，心操的差不多就回来别干了，爹也是六十大多的人了，还有一个床上躺着的近一百岁的奶奶。她说，不干不行，给你大弟盖楼取媳妇借了十几万，给二娃县城买房娶媳妇又借了几万，趁他们还没孩子，我必须抓紧时间把账还了，当时人家借咱是相信咱，帮咱，咱不能把人家的心泯喽，再者现在都是些老客户介绍的活儿，都排队等好久了，想走都走不了……　　我结婚时本来是不想给她说的，但到最后还是给她说了，我感觉我的人生大事当中不能没有她，一如亲娘似的。我跟媳妇商量，结婚时无论老干妈添啥礼给咱多少钱咱都接着，等她不注意的时候，把钱咱再偷偷的塞在她的行李兜里。来的那天，她抱着一个沉重的相框架，她说不知道送我们什么好，抽空给我们亲手绣了“幸福人家”四个大字，又硬塞了我四千块钱。我实在想不出她哪里挤出来的这几十万针的时间，是一边陪着病人一边绣的？是夜深人静拖着疲惫的身躯坐在潮湿发霉的地下室里绣的？还是专门歇了工加急赶出来的？还有这四千块钱，是她熬了多少通宵才能挣到的？？到现在问及，她都光笑不答。
　　孩子出生的时候我没给她说，后来她知道后，电话当中轻轻的叫了一声我的名字，重重的叹了口气。　　大弟结婚的时候我出了严重车祸，没能去成，跟二弟磨了好久才要过来银行号码，给他汇过去几千块钱。二弟结婚的时候，我带着媳妇孩子提前一天到了老干妈家，去的时候烟花爆竹一些琐碎的又必不可少的东西还没置办，我把媳妇孩子送到县城二娃新房处，陪着老干妈往返数趟买齐了烟酒、礼炮、喜联等等，最后又折回乡下，因为床上还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奶奶需要人照顾，忙完奶奶，开始给我准备返程时她认为我在城里都买不着的东西：自榨的花生油一大壶，小磨油一大壶，干花生一大袋子，又让爹凌晨四点到菜园里用镰刀从半中腰杀了一大捆菠菜、空心菜，小香葱，大葱等等，把后备箱塞得满满的，最后又从衣柜里抱出一条重达近十斤的棉花被子。老干妈说，给二娃套了两床，给你套了一床，别嫌妈偏心。听后，我的眼睛仿佛有什么东西飞进来，瞬间模糊了视线。
　　老干妈，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她可能是农村万千妇女的一个缩影，是这个大千世界中最不显眼的沧海一粟；但她又是不平凡的，敢于不向命运屈服，敢于笑对流言蜚语与自己深爱的男人穷度今生，敢于对任何人献出真心，敢于过一个又一个自己认为对就是真理的坚韧旅程。　　生活逐渐稳定，我想我该做点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