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班主任老师

　　 八年级开学前，我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抉择，是考重点中学，还是考本校的重点班。
　　我所在的是一个国营厂的子弟中学。厂当时就叫国营XXX厂，厂名上没有省市的名字，以示与地方国营的区别。厂里一共有五所子弟中学，厂里的子弟很多，仅我所在中学的一个年级就接近20个班级。只是学校的教学水平普遍较差，和市办学校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为了应对即将恢复的高考，厂里决定开办一所重点中学，准备将好学生集中培养。为了防止好学生外流，我所在的中学作为应对，立刻决定办一个重点班，以和重点中学争夺学苗。
　　十三四岁的孩子，根本无法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家长文化水平所限，难以提出合理的建议，我只好保守的选择考取了本校的重点班。
　　新学期到来之时，我去新的班级报到。班主任是个男老师，姓聂，聂老师个子不高，偏瘦，戴着眼镜，眼睛炯炯有神，说话时略显风趣。在我的眼中，聂老师很有威严，令我有些害怕。
　　新班级与原班级最大的不同，是男女不同桌，互相不讲话，规矩如此之严，以至三年中学时光，我没有和任何一个女同学说过话。毕业时，别的普通班都会成上几对，只有我班，一对都没成。更可怕的是，此事还留下了后遗症，以至工作之后，遇上迎面走过来的女同学，仍是形同陌路，不发一言。

班级的空气是沉闷的，有些呆板，同学的思想也被禁锢着。上音乐课了，音乐老师教我们唱《青年友谊圆舞曲》，记得歌词中有一句，“让我们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可就是因为歌词中有拉手和跳舞的内容，全班同学硬是没人张嘴，以至于整整一堂课，音乐老师只好一遍遍的自弹自唱。
八年级时，我的个子最小，坐在课堂前面。在前面的劣势，就是做什么，都能被老师看见，为此，我经常受到批评。
　　聂老师教学，有自己的教学思路，上学伊始，就定了计划，在正常开代数课的同时，利用早、晚自习的时间，开平面几何课。换句话说，是准备为数学抢出一年的时间，用于备考。
　　从开学这一天开始，聂老师的工作生活就紧紧的和学生贴在了一起。学生不容易，聂老师更不容易，每天六点前早早的来到学校，晚上八点多才到家。最可贵的，聂老师给学生补课一分钱补助都没有，全部是奉献。
　　时间久了，从支言片语中对聂老师有了一些了解。聂老师是辽大数学系的毕业生，原在长春一个大学教书，文革时参加过专案组，文革后期，由于一些原因离开了长春来到沈阳，到中学任教。
　　聂老师教学，特别注重学习方法，复杂的列方程，在他的讲解下，变得异常简单，他教的因式分解方法，不仅仅是二次、三次，连N次都能分解出来。他特别注重对定理公式的推导，三角最难背的是公式，经他总结的一套口诀，读起来朗朗上口。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就是忘了的定理，我仍然能推导出来，三角公式的口诀还能背下来。
　　中学时期十分闭塞，对外部信息了解得很少，很多知识都是从聂老师的口中听到的。聂老师经常谈起“清北复开”，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经常提起“三钱”，讲些钱三强、钱伟长和钱学森的故事。这些知识，平时在报纸和电台中都是了解不到的。　　
　　对于家长来说，能有这样一个班主任，当然是满意的。对学生来说，能在聂老师的班呆久，也殊为不易。聂老师讲课好，要求也高。上学期一过，就进行了一次淘汰，十来名成绩稍差的同学，含着泪离开了班级，而后，又从普通班里选些优秀的同学补充进来。
　　在一个子弟中学，有一个优秀、专业的老师算是偏得。其他的课任老师不仅没有教过高考班，连最基本的传道授业也难以合格。政治老师是厂里的普通工人，物理老师是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毕业，英语老师时有时无，语文老师是个年青的女老师。这样的教学团队，根本无力应对高考，聂老师也是徒生叹息。毕竟以他一己之力，独木难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有时，他略带讥讽的点评某些课任老师，提起物理老师，他经常说，“你们这回明白了吧，工农兵大学生就是这么个水平”。
　　高中是一年制，十多个初中毕业班，考高中的人很少，学习稍差的学生，出路只有两个，一是接班，二是当兵。高中只招了两个班，高中的成立意味着重点班的终结，好在，高中时，我还是有幸分到聂老师当班主任的班级。
　　随着高考的临近，两个班又进行了调整，分为了高考班和技校班。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是前几名，所以决心参加高考。
　　高考成绩出来了，我考的最高，但是仍没有过录取分数线，这意味着全校高考成果为零。有一点让人欣慰，考技校的同学，除了一名男同学落榜，其他都被录取了，大部份同学都有了归宿，不会失业了。
　　落榜的人，心情是比较复杂的，要面临着下一步的问题，是复读，还是就业。十七八岁的孩子，此时根本无暇顾及到聂老师的心态。成年以后，每逢想起此事，感觉聂老师作为班主任，看到高考的结果一定会很伤心，他三年的努力，彻底的付之东流了，听说他之后再也没有担任过班主任。
　　我最终作为分数较高的高考落榜生，被特招进厂。值得一提的是，我进厂后，考成人大专，成绩是全市前三名；考专升本，成绩是全市第一名。每次考试，我的数学成绩都是最高分。我心中明白，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归功于聂老师。聂老师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在我日后的工作中，良好的数学功底一直对我有所帮助。
　　再次见到聂老师时，已是2000年，我已经毕业了19个年头。厂早已升格为集团，我是在集团下属公司担任人事部长，聂老师在集团技工学校做教导主任。因为工作关系，和聂老师见过几次面。每次见面，聂老师都提议全班的同学要聚一聚。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望，我和另外一个女同学作为倡导者，在当年搞了一次班级聚会，60名同学来了不到40人，算是圆了聂老师的心愿。聚餐结束，大家自然而然的唱起歌、跳起舞来，只是这次聂老师看到同学们拉着手跳舞后，并没有说什么。
　　再一次见到聂老师又是十多年过去了。一位女同学请聂老师吃饭，把我喊了去。聂老师精神头还是那么好，但明显头发已全白了。言谈中，能明显的感觉到，虽然聂老师教了一辈子的书，学生无数，可是，对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印象最深、也最好，以至三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得当时的点点滴滴。
　　好人好命，聂老师早已退休，退休工资不低，一个女儿也很优秀，在省医院做妇产科主任，谈起女儿，聂老师颇为自豪。
　　我是不幸的，因为在子弟中学读书，无缘进入省、市的优质中学学习，以至高考失利。就是四十年以后的今天，当年没有报考的那所重点子弟中学，仍是全省最差的重点高中。每年高考，超过600分的考生，根本见不到，有三五个学生考上一本，就算是好成绩了，学生大多数只能去三本。我所在的中学和另外几个子弟中学，也全部归到社会，变成了初中，且成为是市里明令上榜的重点帮扶弱校。
　　可喜的是，我的孩子命运和我不同，因为政策变了，她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实力，考上省市优质的初、高中去学习，从而能考上心仪的名牌大学。
　　我又是幸运的，因为在当时如此差的一个教学环境中，遇到了一个好的班主任老师，他给我的教诲足以让我一生难忘，一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