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她在丛中笑

关瑞 　　整理书柜时，从最底层翻出一张黑白照片来，长条形的，边缘有些发黄，是小学毕业合影。上面的人影大多已经在瞬间闪现的记忆里模糊，甚至变得陌生，那种遥远的陌生。凭着残存的记忆，我在照片的最深处找到了自己，小平头，穿着明显小几号的衣服，目光里饱含着游离和孤独。先天的营养不良，但是个子在全班最高，站在人堆里，有点像鸡群里的鸵鸟。我的班主任，剪着江姐那样的短发，很干练的样子。她露出浅浅的笑意，双手抚膝，端坐在前排最中央，两边蹲着花儿一样幸福无比的小女生。 　　随着记忆的门在照片的提示下渐渐打开，我想起了拍照那天的每一个细节来。盛夏的早晨，我们坐在教室里等待班主任公布升学考试成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小学升初中，要参加中考、高考那样规模的考试，成绩好的可以上重点初中，差一点的上普通初中，比差一点更差的，只好提前告别寒窗——我知道我考的不好，比不得那些班里的尖子生。学习好的大都是花雀雀般的女生，她们把骄傲的鸣叫声填满了整个教室。我和跟我一样学习不行，感觉更糟的男生一起，卑微如山坳里无人问津的荒草，躲在教室的后排，百无聊赖地任时间气球那样膨胀。我们在等待，它突然爆裂发出的那声巨响。 　　气球最终没有爆裂，而是漏气了。学习委员，甩着扎了红毛线的马尾巴进来，神气地向大家转告了班主任的通知，说是我们快毕业了，要为学校和最后一次煤，“李老师说了，女生负责打扫卫生，男生负责和煤”，“李老师还说了，今天谁要是偷懒，或者逃跑，就不给他们发毕业证”，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斜斜地乜着教室最后面的我们，还把“他们”两个字咬出了深仇大恨。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都是平房，冬天需要生火炉取暖，学校说是要勤工俭学，要求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每年夏天都要以班级为单位，在操场里和煤块。和好的煤块在太阳底下晾晒几天，等完全干了，再码到教室的墙根下，上面铺了纸板、塑料布，防止雨水淋湿。到了冬天，一块一块搬进教室，由值日的同学砸成小块填到火红的炉子里，让窗外的寒风嫉妒死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张毕业证，是我们生命里最最重要的证件。谁敢小瞧了它，甚至跟它过不去？尽管心里有千般万般的不乐意，我们还是排着队站在了操场上，等待班主任的分工。 　　我的班主任，叫李兰，四十多岁，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穿着一身灰色的衣裤。而灰色，在那样的年代里，绝对是洋气的，是家境富裕的象征。她让我们在盛夏早晨八九点的太阳下面足足站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以为她正在忙别的什么事情，后来眼尖的发现，她一直站在办公室门前的树荫下，静静地看着我们。她始终没有过来，只是让几个班干部安排我们干活。女生在操场中央扫出一块空地来，我们男生，就干出力出汗不怕累不怕脏的活。我们借了小车，一趟一趟从操场另一边的煤堆上拉来煤面，摊成火山口的样子，里面拿水管放水。和煤的过程和和面差不多，区别在于煤是黑的，面是白的，和煤用锨，和面用手。和好的煤一锨一锨倒进长方形的模子里，成型了去掉模子，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太阳了，慢慢去晾晒吧。 　　一直到快放学了，才干完。这时候，班主任过来，说是要拍毕业照，要大家先去把脸洗干净。于是，大家欢呼雀跃，扑扇了大大小小的翅膀，哗啦啦向水池边飞去。一会儿，又扑扇了大大小小的翅膀，哗啦啦飞回来。那时候，一年都轻易照不上一次相，我们的兴奋可想而知。
　
　　李老师教我们语文课。现在看来，我不敢说她教的有多好，甚至在我们的启蒙阶段，她教授给了我们不完全正确的真理。她说，认字不认字，先认半个字。对规律的这般总结，在小学绝对正确和有效。在小学时代，对老师近乎至高无上的崇拜，必然对她的一切教导都附带着崇拜和遵从。老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能产生深刻的深远的影响。直到我读大学的时候，遇上不认识的字，首先想到的还是小学老师的教导，先认半个字，结果准确率低得令我羞愧。 　　但是，这并不损害李老师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即使现在看着这张小学毕业照上她的身影，我依然感到一种久违了的温暖。这样的温暖，有着父亲般的严厉和母亲般的慈爱。 　　也许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和他对我有心的凿刻，我从五岁就开始学习书法，六岁就能不求甚解地背诵《陋室铭》和几十首古诗词来。这些后来证明效果甚微的家教，那时候在班里算是很风光了。至少我的作文常常被李老师夸奖，还在作文课上当作范文来读给大家学习。一次，有个全县中小学生作文比赛。正好学校刚刚包看了电影《武林志》，李老师就让我写一篇观后感参加比赛。电影我看了，里面的武打动作也能照猫画虎练几招，但是要写出一篇像样的作文来，不会。回家去给父亲说了，父亲要我先写，他帮我修改。我写了两个晚上，父亲给我改了又改，终于完成了，但怎么看都不是我的。后来，这篇作文真的获奖了。领奖的那天，我第一次走上影剧院的舞台，奖品是铅笔盒和塑料封皮的笔记本。为学校争了光，为李老师争了光，为我的父母争了光，我的高兴我的自豪我的骄傲可想而知。当时我并不知道，李老师其实很不高兴，更没有为有我这样争光的学生而感到丝毫的骄傲和自豪。在参赛之前，她就已经知道我的作文基本不是我写的了。但是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荣誉感，她暂时默认了我的行为。当我在教室里炫耀我的奖品的时候，她在上课铃声响起之前进了教室。她若无其事地给我们上作文课。上到一半的时候，她特意讲起了我的那篇获奖作文。她列举了其中许多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后，要我站在讲台上给大家念一念我的作文。在所有同学面前，我巴不得这样呢。自从在能容纳一千多人当时座无虚席的影剧院露脸后，我就开始喜欢上了这样的表扬方式。那个自豪啊，连声调都失去平衡了。可是，念到一半，就没了声息。李老师站在一边催我快念啊。我的头上冒出了汗。怎么不念了？是不是有个字不认识啊？李老师恨恨地叫我下去，说，我知道你不认识“甚至”的“甚”，既然不认识，怎么会写到你的作文里面呢？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这作文是谁帮你写的？那一刻，我的脸比天上的太阳还热，比冬天塞进炉子里的煤块还要烫。她继续说，我们不论是学习，还是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诚实——一辈子都要努力做一个诚实的人。 　　我的父亲是“右派”，先是从省城发配到河西一个劳改农场劳动，后来被安排在这个小县城的电影公司当会计。那时候，我的母亲没有城市户口，我们娘仨自然吃不到城市里每月按量供应的粮食和蔬菜。我们的生活，总是被饿慌了的肚皮折腾着。作为班主任的李老师对这些了如指掌。她同情我父亲的遭遇，也同情我们这个度日惟艰的家庭。她想伸手帮助我们，但又怕伤害了一颗少年的自尊心。良苦用心必然能寻找到最恰当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她家离学校远，丈夫有病，孩子又在外地的婆婆家。每个月买面，她就叫我和其他一两个男生一起去帮忙。能为老师做点事，那在当时绝对是一种殊荣。放学的铃声一响，我们就径直冲到办公室门口，兴奋地等待着为亲爱的老师帮忙。李老师有一辆男式的大号永久牌自行车，已经破旧不堪，但是耐用。她把它交给我，把面袋和篮子交给他们。在按照片区划分的粮店里，李老师拿着粮证，忙着登记、掏钱。我们轻车熟路，把装好的面粉、清油和豆子抬到自行车上。那时每月供应的粮油并不多，但是我们都干得很卖力，那些砸到地面上的汗珠子里面，不乏讨好的成分。帮她送到家里，该走了。每次到这个时候，她都先让别的同学先走，把我留下，抓几把新买的炒熟的蚕豆塞进我的口袋里，要我拿回家去吃。有时也装一小袋面粉给我。我还没有学会更多的谦让的词儿，只是一边配合着她的赠与，把衣服和裤子的口袋张开，一边羞红了脸反复说着：“不要了，不要了，谢谢，谢谢。” 　　终于小学毕业了。我没能考上重点初中，因为该死的算术，分数差了好远。那个暑假，我很悲伤，也很无聊。同学们约好了去看望李老师，向她告别，同时也告别一下漫长的、懵懂的小学时代。我也去了。他们都买了各种纪念品，最不行的也是一束塑料牡丹花或者是一只钢笔，那些平时学习就好，又是班干部，顺顺当当考上重点初中的同学，自然买的纪念品就阔气一点了，有相册太阳伞花瓶什么的。我什么都没买，原因是没钱，本来不想去。父亲要我跟大家一块去看看李老师。总不能空着手去，自尊心受不了。父亲从他的书架上翻出一个塑料皮笔记本，打开，扉页上印着一行红字 ，还有个带五角星的公章印，是电影公司发给刚摘了“右派”帽子就当了先进工作者的父亲的奖品。这怎么行，我总不能把先进工作者的奖品转发给李老师吧。父亲小心撕掉扉页，在正页上写了：“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很寒酸。 　　揣着笔记本，我跟同学一起去了李老师的家。客厅里摆满了各种纪念品，也挤满了各色的山花。他们说说笑笑，尽情地绽放着烂漫的心情。李老师看起来也很开心，不停地说着每个人的故事。我没敢拿出笔记本，怕同学笑话，悄悄躲在角落里听他们的说他们的笑。临走时，我故意磨蹭，等他们都出了门，我才慌忙掏出笔记本递给李老师，结结巴巴地说了出门前父亲教我的一句话：“谢谢您，祝您工作顺利。”说完，脸就开始发烫。 　　李老师打开笔记本看看，脸上漾出春天般明媚的微笑。她摸着我的头说：“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真的。” 200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