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费单：一场“未遂”的文学暴动

稿费单：一场“未遂”的文学暴动
　　第一张稿费单。是的，相信你也有过。 　　处女一样。

　　记忆中，为稿费焦虑和激动只有一次，处女作发表。初潮。惊喜交集，紧张不安，干净、纯洁、激动、害羞。第一张稿费单的到来，标志着少女就要成为真正的女人了。那时，沟敢跨，树敢爬，生龙活虎，风风火火，有天突然觉出不对劲了，我家那从来没有邮差光顾的贫穷小院，就听到了绿色自行车的铃声，邮差的喊叫声。“稿费——” 　　一下子竟不会动了。

　　后来就懂了。

　　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求独创性是现代的一种情况。在我们这个时代，作家企图引人注目，这种肤浅的成见有着盲目崇拜的特征。每个人都试图找到一条通向引人瞩目的路，既不是为了深邃的思想，也不是为了求索，而只是为了硬挤入一种特殊的差异性。最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家会随时间、时代而改变阶段。杰出的例子就是海明威，他从大海、森林、生活、战争或者原始艺术中汲取营养，然后以巨大的转化能力继续下去，结果，他那以辉煌的独创性为特征的冰山理论及艺术品似乎构成了世界文学地质学发展的一个个阶段。

　　相信每一个写字人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一场希望从零起点建设一个文学的革命——毕竟从文学爱好者或文学青年向作者或作家迈出前所未有的一步，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动员起知识的援助。采取这样的步骤可能会导致冲突，即使这些冲突发生，那也是人与文字之间的和带有非政治性的。不过，我曾经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心绪的安定，社会和写字将会愈来愈少地要求作家们不断考虑社会问题，而且作家们将能够创作他们很想创作的作品。

　　梦是不好回忆的。就如我遗留在家乡的梦。却又总是浮到眼前来，自觉不自觉。没有发展，文字是无法持久的。写字的时候，无论几天几夜不合眼，知道希望还在，心里踏实。如今稿费突然登门拜访了，才知道这个东西对我是多么重要。尤其是在有风有雨的日子，我抱着《绿房子》、《百年孤独》或《如果明天来临》流泪睡去又醒来再睡去的时候……

　　我恨它。

　　文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写字的人总是相互交流的，正如我们呼吸的空气并不属于一个地方一样。作家总是从一幢房子走进另一幢房子，他也应该更换家具。我恨它，也更爱它，想它一古脑的好处。我知道，那个邮差报喜来了。我也“成”了。很遥远了。上个世纪的事，１９８６年春天的事，说起来有点儿夸张是不是，不知不觉就跨世纪了。人跨了，事留在了那个世纪。稿费单的事，我的第一次。如今想起来真真假假都有点儿少女怀春的意思，性质不同，意义一样，第一次得到稿费单当然发表的是处女作。

　　每念及此，我心如刀绞，万念俱灰。我那狠心的编辑——省刊的一位老右派老编辑说过我一句话：“你不适合搞文学。当工人，你肯定是八级，当农民，也定是正经庄稼人，经商行家里手，钱袋子鼓鼓的。当干部也行，我看行。唯独写作……我劝你，趁年轻别再白费力气了。”这句话一直像股冷风似地跟了我大半年，我去厕所它也去，我睡觉它也去，有时候睁眼一看，它苍蝇一样的复眼就在我眼前，吓我一跳。现在应验了，我很怀疑，是给我送来的稿费么？

　　月光照进来。

　　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会把神话一般的灵感仪式放入小说里。在创作过程中，灵感仪式的运用和神话的地位一样重要。至今我都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我从海明威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但没学到怎么运用神话和灵感仪式，只是一点一滴的皮毛。墙上模模糊糊的镜框里，是我和她的结婚照。我的小姑娘。闭上眼也回味出“蜜月”时的种种细节。如今，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也想过放弃。

　　许多年后我慢慢腾腾地知道了下面这样一些事实。尽管我一直没有放弃，知道一些东西需要运用思想去赋予作品某种形式与意义，但那已经是许多年之后的事了。我也知道，迷人的缪斯女神是她身上永远唯一的击败一切文学追求者的有效法宝。尤其想到舞场的音响和旋转的男女，以及一对对夫妻在眼前走来走去的时候……

　　我不必为文学守身如玉。

　　没有道义。更没有必要。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神话仪式和思考同样也可以运用到作品中，尤其在我生活重新发生危机的时候，柴米油盐都成了问题，老编辑的劝告更无异于一纸法官的死亡判决书。这一切一直被我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运用着，起初试着保持结构的统一，运用简单的头、中、尾的叙事情节，等到要处理经验的心理层面、意象、象征、心态时，却发觉这些结构上的统一只是一些定点，便于让人发展故事。在人类理性关系的表面下，有一团沸腾的混沌是那一时期最令我困扰而无法自拔的情景。几十年如一日的编辑生涯，他面对过无数像我一样痴迷不悟、痴心妄想、痴心不改的人。我理解，作为朋友一样对待我的老人，说出心里话是多少困难，多少让自己的善良受尽煎熬和精神折磨。他还是说了，我也曾想过从此以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找昔日的同党继续“操世界”去……

　　然而，我终于什么也没干。

　　一个人留在空房子里。有时烦躁，有时伤情……

　　到底是什么力量留住了我？

　　我想过。想不明白。

　　人们对于自己逃避或无法处理的事物，都会找出一番理由来，由这些迷信和理由控制人们的行动时，就成为仪式。我没有仪式，至少当时没有至今仍然还是没有。反正有书——看也看不完的书陪着我，饥肠辘辘也能忍。天天看，夜夜读，原来６０瓦的白炽灯不敢点，怕月底收电费的来了交不上电费人家掐了电。把台灯上那只４０瓦的小灯泡也拧下，换上１５瓦的拉到床前，昏暗的孤灯，长长的独影，伴随我啜泣、微笑，跟着一个又一个陌生却亲切的主人公熬到天明。

　　明天干什么？

　　不知道。

　　那天，天色大亮，我正欲昏然睡去，一阵猛然响起的敲门声将我惊醒。我早已被敲门声吓破了胆，各种收费的面孔哪怕一块钱，也惊煞梦中人。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何况一个妻子上班走了只剩下我这个长期有业不就的“不务正业”的人。加之冷清了半个月的铁门从未响起过，猛然间被人一擂，心又痉挛成了个儿，以为又有什么尴尬临头了。

　　呵呵。

　　开门之间，一张严峻陌生的脸。

　　大盖帽。绿的。

　　“你是霍名夏么？”

　　我不知道自己点没点头。一纸“邮局汇款单”递过来。欲接的同时那人又让我在他的本子上签个名字，走掉了。那签字，龙飞凤舞，比阿Ｑ生死攸关时刻画的圆。鲜红的颜色在眼前飞舞，我不知道它代表什么，回头举起那页纸看：

　　“稿费……”

　　这些仪式演变成社会形式，而作者自己对此还一无所知。艺术的作用或者说文学火花闪耀的作用之一便是不断地接受突然袭击一般到来的这个那个，许许多多。并且不断地认清它们，把它们提升到有意识的艺术追求层面。生活之河长流不息。日子在最困难重重的时候转变了航向。该想的都想到了。该等待的也等来了。７９块钱。这是我的第一笔稿费。那时候，火柴二分钱一盒，馒头四分钱一个，一块钱能吃一顿不错的饭菜。我十年的工龄月薪是３８.５元。我不知道自己在期望什么，也不知道在祈求什么，心里只是觉得，日子不会永远这么下去。一下子，比两个月还强的“工资”总额支撑起了我的头颅。

　　有风在肩上吹过。

　　那是思索的风。

　　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解释或者说表达清楚了。还是这么说吧：一些长途跋涉中常常会突然袭击一般发生一段又一段描写与追求上的大“混战”。所有的人之前都蒙上眼睛看不到你的存在，推出你的名字时就像拳击场上围住不成器的你乱打一通，让所有旁观者取乐。说你是个不务正业的人，没出息的人。由于稿费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加上知根底的邻居了解我以前的种种作为，想探听虚实的男人女人大有人在，被我一概拒之门外。一位附近相当级别的居委会主任，以为我是“骗子手”，借口了解民情想问问情况，被我断然拒绝。越想越气，到大门前一瞪眼，那位“当官的”灰溜溜滚了蛋。

　　我不守身如玉，但也绝不随随便便。我想，有朋友来询问就庆贺一番，没有，拉倒。之前，相当一部分邻居，包括那个走掉的人瞧不起一个有玉不上的人。人就是这样，你行了，他眼红。你不行，他瞧不起你。不过，我必须想一个适合自己干的事儿，既可庆贺。也为友谊……不然长此下去，我不敢保自己不幸福死。

　　我坚信写作是我唯一该走的路。通稿并未使我灰心，我很固执，退稿永远消灭不了我对写作的狂热。老编辑的话也不能。

　　我的处女作《山丫》就是在这种困境下完成的。

　　这是我的行为模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年轻有为却无知的我不假思索地便接受了。这也是一种冥冥之中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人生民俗仪式，目的是取悦神灵、甩脱恶运。这也许还是所有——每一个曾经痴迷不悟的文学青年男女必须接受的启蒙仪式。我曾将稿子寄给本市某刊。退回后又寄给外市。退回。再寄。在不断的学习和写作中，我越来越相信自己在文学这条路上一定走得通，也懂得了退稿不等于判了“死刑”。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中间一个奇异的变化是，冷冰冰的退稿笺不知从哪一位编辑始，最后一律变成了编辑们或长或短但都飘溢着温馨之情的亲笔信。那时我才知道，编辑也写信。其实，我之所以对《山丫》充满信心，大多是因为编辑们“告诉”我此稿太长，不好用，最后我壮胆投给了我都想不到的人……

　　我的处女作发表的那天，是今生今世我最快乐、最自豪也最难忘的一刻！这种快乐唯有一次，后来再也没有了。永远消失于生活与写字之后的麻木不仁之中。那时候不比现在，报纸杂志极少，发表一篇小说极难，那天是个小雨沥沥的下午，邮差送来一个沉甸甸的黄牛皮纸信封，照例奇怪地瞟我一眼和熟睡的午儿，登车走了。

　　它就放在已经褪色的木桌上。

　　直到黄昏，我才懒洋洋将它打开。这样的大信袋我见得多了。多了便没味道，懒得看，都是退稿——不，我的目光一亮！两本新崭崭的省刊，油墨香味很浓，又很淡。我瞪大眼睛看它们。

　　我颤抖着心轻轻翻开封面，目光小心翼翼在碰撞着目录下面的题目——《山丫》！

　　我接着看到了后面的名字。

　　所有知道或者后来听说过这种情况下曾经发生的那一段的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凭空捏造的，社会上早就有这个模式了或者幸福突然降临后无法接受的类似模式，身为作者的我只是把它表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怪叫一声，午儿哇哇大哭，我抡起他和杂志一圈又一圈，猛地我们一起摔在床上又弹起，我将午儿丢一边，大喊大叫哭起来……我吓着午儿了，一定！你该原谅爸爸，午儿。你不会懂它意味着什么，你不懂。我冲出门外，再冒大雨闯回来，怀里食品多得滚了一地，我郑重地摆下了三只酒杯。我一只，午儿一只，那一只——

　　妻子下班回来了。通勤车坐得她脸发绿。

　　天！

　　那一夜，我们醉了。一家三口。
　
　　你认为不熟悉这种民间传说的读者，能正确地了解你的行为和疯狂吗？我想也许完全不可能，或者完全可能吧。谁知道呢。是的。你知道，如今想来，这的确是一场预谋已久的小小文学暴动。而最终第一次发我处女作的恰恰是半年前劝我“不要白费劝”了的那位可亲可敬的老编辑。没有任何先兆，没有任何私人关系，没有任何金钱来往，说是未遂，遂了。整个文学暴动的策划、指挥、参与者都是我一人，即遂，得稿费７９元人民币。


　　　　　　　　　　　　　　　　　　　　　　09-6-17于歌谣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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