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十二里半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1:34 编辑 <br /><br />　　　　　　　　　　　十二里半
　“十二里半”，一般人理解是一个里程，而在青阳则代表着一个地名，即新河公社所在地。此地位于县境东北，公社就在青阳到芜湖的公路边，恰巧处在城关镇到青阳第一大镇——木镇的中点。新河公社南高北低，地貌就跟青阳县一样，公路把全境分成山区和圩区两大块。与公路呈丁字型向北有一条土路，公社、小学、医院、粮站、代销店和食品站就散落在这“丁”字型路的两边。这土路沿着山坡向北一直延伸到青通河边的一个小码头——童埠，在进入圩区的山口，有一个油坊，赤膊的打油工站在架子上没日没夜地甩动着巨大的悬空油槌，“訇！”一声声，震天价响，在山谷里回荡，犹如九华山的钟声，成了十二里半最庄严的声音。
　此地北距长江也不过几十里地，又处在皖南沿江的交通要道上，是饱受近代战争灾难最多的地方。据当地老人讲，此地曾是新四军游击队和国民党川军与日伪军多次交战的地方。日本鬼子轰炸青阳时，曾把木镇炸成焦土，新河也不能幸免。日军在新河的童埠、乌龙塘还修建了据点，至今村里还可见战争留下的老屋基、瓦砾和吊死人的老树。新河原住民不多，不少是江北来的移民和部分川军的后裔。
　1968年底，我带着毕业后的欣喜到县卫生局报到，虽然离开了朝夕相处五年的同学，辞别了自己的亲人，独自走上未知的道路，偶尔的惆怅还是被心中对青阳的美好印象和未来的憧景所冲散。我找到县医院的杨大夫，一位儒医的形象，虽一身黑色中山装，但衣着绝对的整洁，皮鞋擦得黑亮，戴一副玳瑁眼镜，有一种不染尘的感觉。他见到我，没有耽搁，说：“走，我送你。”当时的公路是沙石路，县乡也没有公交车，我顾了一辆大板车，请人拖着我简陋的行装，杨大夫推着自行车陪我走了十二里半。一路上，杨大夫向我介绍青阳情况，他说，北乡条件差，特别是阴雨天，泥路烂滑，不像南乡，山青水秀。作为高才生，他本该留校，正因为成份高，才分到青阳来。虽然以后他回到医学院工作，但是在当时，对将来谁也看不透。他建议我，将来有条件，在陵阳找个对象，调到南边工作。
　原来的新河卫生院设在一个村的祠堂里，半年前刚拆迁到公社后面的山坡上。坐西朝东，两排瓦房，前幢是对开十间，后幢是带走廊的八个单间。在我之前已分来一位医学院的大学生和两名卫校学生，连卫生院原有人员，也有十一、二人。县卫生局任命了一位复员军人院长，公社还安排了一个大队干部任院长。我的到来，已缺少了对大学生的新鲜感，本来卫生院条件有限，只够一人配一个出诊箱的，又来一个，这吃住都成了问题。还是先来的老三届毕业生惺惺相惜，赶忙从附近生产队里扯来稻草，搬来竹凉床，把我安顿到后排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一位下队驻点的老医生曾住过的房子里。这小屋土墙、土地，翻盖的小瓦，只有进门处有个小窗。寒风虽然能透过瓦缝，但我躺在稻草铺的凉床上则能安然入睡。有一天，半夜喊出诊，差点把我的房门擂破了，惊醒了所有人，我竞全然不知。医院的同事都知道我年轻能睡。他们不时好奇地问我，睡觉时可曾看到了什么？我说，没有哇。原来盖这卫生院时，起了不少坟。我睡的那间下面，就曾起过一付棺材，据说是吊死的年轻女子。那位老医生住进的第一个晚上，就看见一位白衣娘子到他床前，说是他打扰了她。吓得他第二天就找院长，要求驻队。
　十二里半这个地方，就像境内东山河新开的河道一样，初给人一种刚被开垦的处女地感觉，放眼是新翻开的黄土。但沿着河岸走一走，就能看到满布茅草和长满枫柳的旧堤岸。河岸两边，山丘林莽之间社员盖了不少新草房，也有加瓦的，都是干打垒的土墙；河水流经的老村落，瓦房子斑斑剥剥，还留有不少残垣断壁，新河农村的清苦可见一斑。
　省里的下放干部和知青紧跟着我的脚步，先后下放到新河，使清苦的农村多了一些生机。他们很快成了我的朋友。每次出诊我总要到他们蹬的点和茅舍里去坐坐。有一次，快到年底，一个知青点喊我出诊，说一位女同学得了水鼓胀。我穿过竹林掩映的草屋，见这位同学情况还好，只是肚子大一点。经检查，脐周能听到明显的胎心音。我紧张了，当时知青怀孕就像触了高压线，是要命的事。我忙请队里人把她送到卫生院，我爱人是搞妇产科的，让她复诊一下，再向公社汇报。可她被送到公社卫生院的第二天就生了一个女娃。这个事，很闹了一阵，但她就是咬死不讲。她回铜陵坐月子不久，那位好事的男同学也上学走了，据说，男孩一回城就有悔意，最终被这女子提扭着完了婚。
　在十二里半，经常夜里喊出诊，我自持年轻，火焰旺，不信鬼神，有时看见山林中透出豺狼两眼阴森森的绿光，也从来没有怕过。到是怕蛇。曾有一位女知青在采茶时被毒蛇咬伤，很快中毒身亡，还小产一婴儿，闹得满城风雨，也给我行医路上留下一点后怕，从此出诊箱里必备季德盛蛇药，一个人走山路必带一根惊蛇棍。有一次，我与眼镜蛇在山上狭路相逢，它竖起身子，昂起头，就是不让路，我只好退避三舍，绕道而行。我不怕走夜路，但是当我不经意融入当地老乡闲话生死的情境之中时，也不禁毛骨怂然。有一天夜里，记得是寒冬腊月天，二十多里外的旗杆村喊出诊，来人说他的父亲快不行了，我跟着马灯，随着来人，紧催快赶，也不知道穿过多少山林，从三星中天到三星偏西，终于赶到了病人的家中。可是病人心跳已停止了，身体还不曾僵硬。作为医生，不能起死回生，则赶紧帮助家属给死者擦拭，换衣，用旧被单裹着，放在门板上。家人让死者枕着三块瓦片，脸用黄表纸盖着，在灵前供奉一碗米饭，上插一双筷子，再点亮一盏菜油灯，烧起香纸。一切停当了，满屋也坐满了乡亲。“唉，我就知道人不行了嘛。”一声唉叹，众人七嘴八舌，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一位老爹说：“昨夜，我明明听见他敲门，赶紧披衣起床，开门没人？”他儿子刚从圩堤上跑回来，也接着说：“不知怎的，这二天，我坐卧不安，总觉得家里要出事，这不，下午队长就叫我赶紧回家看看。”……好像个个事前都得到过逝者的观照，对西行之人都心存依依惜别之情。我透过昏暗的灯光，看到躺在门板上的死者，似乎也在听着大家的议论，不时点一点头，脸上盖的黄表纸也在微微地抖动。我真耽心他会突然坐起来。吃过午夜饭，当队长征求我意见，是回去，还是住下？我连忙说：“住下，住下。”
　 在农村当医生，是没有作息时间的，随喊随到。记得新婚之夜，客人散尽，我们正准备上床休息，突然一位社员神色紧张地叫开了门，连声说：“不好了，不好了，我老婆屙血不止，坐在粪桶上爬不起来！”我们夫妻一轱辘爬起来，拎着出诊箱，就跟着他跑。到了他家，只见堆放着农具的里间，亮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孕妇坐在粪桶沿上，一手扶着门框，头耷拉在手臂上，有气无力地呻吟着，血水就像屙尿样滴答不止，黝黑的影子没有一点生气。我脑子闪现出一个可怕的诊断：前置胎盘。妻叫我与她丈夫把她抬到房里床上放平，赶紧喂点红糖水。当时公社医院既没有手术能力，又没有输血条件，为了母子平安，只有及时转送到县医院。男人把竹床翻过来当担架，四个男劳力抬着，我护送孕妇上路了。这时天已蒙蒙亮，山间弥漫着淡淡的雾霭，一缕缕桅子的花香飘散在氤氲的空气里，我一路上催着，快点，快点！有时候就是小跑步，裤腿被露水打湿了，内衣也汗透了，我不断告戒自己：“不能停步，路上决不能出事，这可是贫下中农的两条命！”翻过最后一座山岗，已看到县城的影子了，朗朗晴日，天气也越来越燥热，我们不敢懈怠，继续奋力赶着路。突然，我听到一丝绝望的哀嚎。“停下，赶快停下！”孕妇昏过去了，被子浸透了鲜血，孩子无声无息地来到人间。我望着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旷野地，怎么办？到县城还有五里地，眼前日光下的母子已危在旦夕，不能停在大路边上等死呵。我真想自己出诊箱是一个魔箱，只要打开它，手术室、血液和接生包就会出现。太阳晒得我头晕目弦，虚汗一点点渗出来。突然我发现前方山坳里林立的高压线钢架，县变电所就在前面。“快，到变电所！”六个人飞了起来。“稳点，稳点。”我喘着，跑着，叮嘱着。我们超近路穿过长满山桅的土岗，任雪白的花瓣践落。当我们把大门踹开，惊恐的工作人员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连珠炮似地下达着命令：“快，拿盆来！烧水，煮剪刀！”两个值班人员，拿了剪刀忘了线，拿了水瓶忘了盆。我剪断脐带，是个女婴，粉嫩粉嫩的小手舞着，就是不哭，我吸出孩子嘴里的血污，倒悬着拍打着青紫的小屁股，“哇——”，终于哭了。可是这时产妇不行了，再一次昏过去。“把脚抬高！”“喂糖水！”我赶紧推注高渗葡萄糖，一边叫变电所打电话找县革委会，说产妇生命垂危，急需派车接送到县医院输血。当我处理好胎盘，一辆军用吉普车就到了。直到母婴平安时，我一颗虚悬的心才落下地来。
　新河是血吸虫病流行区，我们夫妻在工作中都曾感染上血吸虫。那时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插花山就在七星河旁，是重流行区，河对面茗山有一座条件较好的空军医院。初夏，正是血吸虫滋生蔓延的时节，为送病人过河，我选择了涉水，上岸后发现踝周一圈尾蚴性皮炎时，心里格蹬了一下，又上路了。隆冬，我们夫妻又驻点大队为社员治疗血吸虫病。队屋就在山岗上，格外招风，厨房泼出的水马上就能冻上。社员都集中睡在大队屋里，男子在地上打地铺，女子就睡在阁楼上。我们占用了大队屋里仅有的二间办公室，一间做消毒治疗室，一间和不满周岁的女儿就睡在里面。那时进行的是锑剂三日疗法，虽然疗程短，但风险大，稍不慎，就会因引发心衰，导致死亡。二个多月，可以说我们夫妻俩几乎没睡个囫囵觉，孩子都靠大家带。每个病人七针，一天两针，静脉推药，50毫升的大注射器，慢慢地推，一推就是二十多分钟，快了，怕病人受不了。给药后更不能大意，不断巡回观察，高渗糖、阿托平等抡救药就放在旁边，唯恐出一点差错。
　当二十一世纪的阳光普照大地，“尽已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誓言，伴随着青春热血，响彻天南海北，一名名刚从医学院校出来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乡卫生院，开展疾病预防与治疗工作。在艰苦的环境里，他们经受住了生活的考验，深受当地人们的欢迎。这就是我们三十年前的作为，不过进入新的一个轮回罢了。当时，农村缺医少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一个《六?二六指示》，三十多万城市卫生人员和医药院校的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四十多万人次卫生人员在农村巡回医疗，确实给农民兄弟看病带来许多方便。分配到新河公社的除我们四名医学院校的学生，还有四名省立医院下放医生，其中一位是口腔科主任。可是，农村医疗条件太差了，再好的医生遇到疑难杂症和急腹症也爱莫能助。这位老主任耽心农村泥路不好走，带了一箱子砖头，为了能看病，还带了一台脚踏牙车。这台牙车后来成了卫生院的宝，那位孙院长怕与地方势力斗，干脆跟着老主任学手艺，后来学成，当了一位牙医。我们那时血气方刚，只想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可是到十二里半，还没到半年，我又随着下放风，下到一个大队。我背着出诊箱，乡邮员顺带送我到大队，安家落户。陪伴着我的还有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就是这本书，我既要“按图索骥”，又要用它教赤脚医生。走出校门，独自行医，肩负的是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唯恐出错。每当我遇到困难时，真是对照着书本，比对诊断，审慎用药，及时随访的。在那种条件和氛围下，我们拿的是“一根针一把草”，走村串户，去实现“花少钱治大病，不花钱也能治病”的理念。虽然当时条件非常简陋，生活异常艰苦，但是动摇不了我们自己选择的道路。当我与乡亲们一同挑圩，一同收割，一同生活，走过了这一段艰辛的行医之路时，发现积累的是知识、感情、同情心和一种慎独的能力。正是这种感情，半年后，我不得不向县革委会反映我的生存状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下放到大队，连工资都由大队发？当我每个月看见大队会计从木箱里掏出一个黑布包包，抖抖地数给我四十二块半时，我震怒了，大队哪负担得起呀？！很快，县革委会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我又回到了卫生院。
　在十二里半，我曾多次上九华山挖草药。九华山多黄精，一种叶片很精致的百合科草本中药，据说，金乔觉西来九华，发下宏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初居东岩峰石洞中，就是靠喝露水，吃黄精苦修的。至今，山上的僧俗都会用糖腌制黄精根，做成果脯，具有滋补壮阳的功效。当年，我荷锄登山，目光所及就是散布在九华街、闵园及峰岩险路旁的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庵堂庙宇，而九华山的核心就是雄居于老爷顶上的肉身宝殿。那时九华山很清冷，显得破败。山路上，我遇到的也不过是“出坡”劳作的僧人和山民，当时朝山敬佛的人很少。但是，奇怪的是在吃的菜油都不够的年代，肉身宝殿内七层八面的佛塔前，还闪烁着灯烛。一到阴历七月三十日地藏菩萨圣诞日，还有不少虔诚的信徒们经过门前九九八十一档石阶的攀登，围坐在塔前，为菩萨守夜，乞盼能见到菩萨现身。而端坐在佛龛里的一百多座地藏菩萨，善目低垂，以永远不变的表情，千百年来就这样一动不动地俯视着世间的轮回。
　　世间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僧俗。当我看见山里的僧人在参禅打坐，苦苦修行时，不忘守着一年一季的水稻和越种越小的土豆，砍柴、采茶，自食其力时，我感动了。条件是那么的艰苦，但是他们的脸是平静的，平静得就像天台顶上的蓝天一样纯净，平静得就像白云一样轻盈。而在十二里半的三年行医生涯中，我感受到的也正是佛山之下人们的这种平静。这是一种心灵的平静。当我背着出诊箱走村串户，老远听到“訇”，油槌撞击油槽的声音时；当我一路上听着田野里“梆梆”的打稻声时；当我融入修圩的民工中，一起甩起夯砣，吼起劳动号子时，我都能感受到这种平静，这种平静来自对劳作的虔诚，一种生生不息的虔诚。
　站在十二里半的山岗上，抬头就能望见西天九华山的群峰，千百年来，九华山流传着一个故事：菩萨问一位敬香者：“你来过九华山？”“来过。”敬香者虔诚地说。“回去喝茶去。”菩萨又问一位朝圣者：“你来过九华山？”“没有来过。” “回去喝茶去。”小和尚问菩萨：“为什么您对来过和没有来过的人回答都是一样的？”菩萨和善地说：“回去喝茶去。”我想，九华山山上梵宫巍峻，不管是兴盛，还是衰败，作为大愿第一的地藏菩萨道场，一种宗教的精神追求和对信仰中的渴望，还将不断地延续着它们的香火；而在山下，十二里半和这广袤的青阳大地，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朗朗晴日，人们的日常劳作伴随着世俗的生活也将以这种虔诚和挚著而长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