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似是而非的村庄(外二首)
2022-01-02抒情散文李云
似是而非的村庄(外二首)
文/李云我出生的村庄我一直觉得它有点似是而非,不伦不类。它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这样说你可能不太相信,但没办法,除了在下面的文字中告诉你一些关于这地方的一些琐事之外,我实在找不出其他办法来向你证明这一点。不过……
似是而非的村庄(外二首)
文/李云
我出生的村庄我一直觉得它有点似是而非,不伦不类。它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这样说你可能不太相信,但没办法,除了在下面的文字中告诉你一些关于这地方的一些琐事之外,我实在找不出其他办法来向你证明这一点。不过当你读完这篇东东以后,说不定你会同意我的观点。 村庄位于瓦屋山与峨眉山两大名山的交界地带,在地理位置上可算是得天独厚了。它的北面隔着一条汹涌的大河,越过大河就是著名的峨眉山风景区了。它的南面紧邻瓦屋山风景区,山下是一个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古镇。照理说这么一块地方交通应该很方便才对,可事实上它藏在山沟沟里,连接两大名山的公路从它身边擦肩而过,它只好躺在那里无人知晓了。本来当初修建贯通峨眉山的公路的时候要从它的中间穿过的,可测量队的人被它满是嶙峋的山崖给吓住了,而从它东面的一个村子绕过去了。既然失去了沾峨眉山的光的最好机会,它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村庄最辉煌的时候。有一条石板路通到山下,连接三乡四县,是当时进出那些地方的必经之地,每天走这道的人络绎不绝。和今天的交通闭塞萧条冷落相比,真是惶如隔世,正应了人门常说的那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相信它当初是一个外村的姑娘争着往这里嫁的好地方呢,尤其是嫁给山上纸社的人家,是附近几个村子里所有年轻姑娘和他们的父母的共同愿望,嫁给纸社的人家好啊,因为有饭吃啊。 细心的读者发现我上面用了一个词:纸社,可能会感到莫名奇妙,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其实这正是村庄似是而非的证据之一。首先表现在村庄的社会结构与其她的地方不同,同一个村子却住着两种人,一种人是农业社的(农民),需要种田种地,生活贫困,另一种人就是我说的纸社的人了,他们享受国家工人的待遇,每个月国家按时供应粮食面粉大豆花生,生活优越。两种人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彼此鸡犬相闻,而又泾渭分明。吃中饭的时候,村子一头的高音喇叭在广播工业学大庆的文件,另一头在高喊农业学大寨。村里的孩子同在一所学校上学,我小的时候看见那些吃商品粮的子弟拿着又白又大的馒头,心里羡慕极了,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不懂工人和农民的概念,我不明白的是工人的子弟可以吃又白又大的馒头,而我们只能啃又硬又干的玉米馍馍。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对那香喷喷的馒头极为向往,那个时候最大理想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吃上一顿馒头。为了这个理想,我发奋读书,最终像犯人一样逃离了村庄。 现在想来,所谓的纸社工人,不过是一些用蔡伦的古老的造纸方法造土纸的纸农,特殊的纸农,享受吃商品粮待遇的纸农。在一个村子里生活着两类人,全世界大概只有我的村庄是如此,现在想起来也觉得荒唐。这种体制造成的结果就是纸社的造纸作坊在农人的稻田旁边,而农业社的田地就在纸厂的竹林周围,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非常独特的乡村景观。春天来临的时候,满山遍野的竹林焕发了生机,竹笋在拨节,在疯狂生长,山下的水田里波光鳞鳞,白晃晃耀眼,咕噜咕噜冒着气泡,这一切完美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实在是少见的美景。那美好的季节里,纸社的工人在指漕房里用一张张漆黑的帘子往水漕里捞纸,农人在田间劳作,一样的辛苦,撇开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啻是一幅美妙的世外桃园图。 当然农民对纸社的人的嫉恨是存在的,他们凭什么享受那么好的待遇,大家还不是一样的劳动。这种嫉恨一直持续了好多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土地分到了户,纸社也因亏本解散了,大家回到同一起跑线上,才真正成了一个村子里的人。 我逃离故乡以后,一直在外面漂泊。前些年回到故乡,我发现那些原来吃商品粮的人家已经是十室九空,偌大的房子无人居住,门房上到处都是灰尘,房檐下成了蜘蛛的家园。村里认识的人一个也不见,走着的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村里倒是盖起了不少的新房子,不过年轻的大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都是一些七老八十的人,空洞的眼睛打量着偶尔路过的人。记得小时候村庄热闹的时候怕有上千人,如今他们都不知哪儿去了? 我走在这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村庄,心里空空荡荡的,我心中反复在追问,这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吗?这是我童年记忆中的村庄吗?一切惶然若梦,当我从梦中醒来,我的村庄已不复存在。 路过村里的小学校,孩子们正在上课,朗朗的读书声让村庄有了一些生气。当年教我的小学老师还在,已是满头白发。他仍然教着复式班,孩子不多,一个年级7人,一个年级6人,上完七个孩子的课,再来上那六个孩子的课。孩子们像看外星人一样的看着我。我和老师谈起了童年,谈起了村庄,老师叹了一口气:没办法交通太落后,人们都不愿意在这里居住,有本事的人都走光了。离开时老师告诉我,村里今年新当选的村支书是一个年轻人,是他教过的学生,听说他向村民表了决心,在他的任期之内,一定要修一条通往山下的公路。老师说,但愿他能实现他的诺言。
村庄的破碎记忆
一、 关于村庄的命名 野猪池是我的村庄的名字,我的村庄名字就叫野猪池。 曾几何时,我羞于当着别人的面说出我出生的村庄的名字,它是如此鄙陋,粗俗不堪。所以每当别人问起我的出生之地时,我总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的回答说:在老山上,对方若再继续追问一句:到底是什么山?我就只好王顾左右而言它了,我不愿意说出我村庄的名字,那感觉就像是在我脸上被人发现了虱子一样的丢脸。这念头固执地困扰了我好多年,在别人看来一个连自己的出生之地都不愿意承认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其罪名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父母一样的严重,没有良心。我明知这一点不齿于人,但还是顽固地坚持我内心的想法。是的,我为我村庄的名字而恼火,天下好名字有的是,干吗非要取这么一个难于启齿的名字?我的祖先们当初为这个地方取名的时候没有料到许多年以后有一个不肖子孙对他们的做法心存腹诽——野猪池!多么无聊乏味的名字。从这个名字的名命来看,我的祖先肯定没读过多少书,要不然不会弄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我诅咒这个难听的名字。
我曾不只一次询问村庄的老人,这名字有何含义,得到的回答与我奶奶的话如出一辙,奶奶没有什么文化,她的说法值得怀疑,但村上一个长着花白胡子,戴着老花眼镜的老人也是这样说的。据我奶奶和那位老先生说,很久很久以前,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年代,也许是清朝,也许是明朝,甚至可以上溯到宋朝,(我不知道村庄的历史有没有这样长),这里是一片荒蛮之地,山上野猪成群。故名野猪池,那为什么不取个野猪林的名字呢,暗合《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传奇?我的先人们没这么大的学问。池的意思是池塘,如游泳池。它还有好些个意思,可以指护城河,可我的家乡以前绝不是一个城市,可见用在这里是不合适的。如果是第一个意思,那至少应有水啊,可没有,甚至连一条像样的河也没有,更别说有一个大的池塘了。可见这名字实在是说不过去。至于野猪呢,那就更没有了,自我睁开双眼之后就从来没见过那种东西。我的先人们取的名字不但不好听,而且名实不符。不过这种状况太常见了,有的地方叫楠木坪,走去一看连一根楠木也找不到,有的地方叫核桃坡,其实连一棵核桃树也没有。自古以来挂羊头卖狗肉的事还少吗?我的村庄也不例外。关于我的村庄我就知道这么多的事。
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姓名和来历都极为模糊的村庄,我打听过所能找到的有关这地方的历史,结果是一无所获,像远古的年代一样的无从想象。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我不明不白的就降生在这个地方,让我感到这是多么无常和不可控制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出生在这里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这问题让我百思不解。 更为可笑的事,有一年我回家,有一个远房的舅舅神秘兮兮的问我,你知道诸葛亮的坟墓在那里?我说不知道呢?他望着我笑了笑说,亏你还是读书人呢?连这个也不知道。那你说在哪里?就在我们这里。他一脸的得意。在我们这里?我吃惊的张大了嘴巴,很长时间合不上,像听了全球通缉的恐怖分子本拉登就藏在我们村子一样的吃惊。我说你说这话,有何证据?他说,你别管,诸葛亮的坟墓就在我们这里。我舅舅对我说,你知道对面那座山叫什么山?安子山。对啊!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安子,安子,不就是安葬你的意思吗?可这与诸葛亮有什么关系?舅舅说,这是刘禅给取的,意思是说你好好在这里睡觉吧。在村庄里像我舅舅这样抱有一厢情愿的想法的人大有人在。我舅舅说诸葛亮的墓地就在那座山上,不过时间长了已经看不到了。若是以后谁死了葬在那里是一块好地脉呢?我舅舅确信我家乡有一块出省长的好地脉,只不过不知是谁来消受罢了。 我对舅舅的话没放在心上,在我看来他的话是荒唐的,是在喝过几两老白干之后的呓语,或是在无聊生活之余的梦话,是不能当真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诸葛孔明先生的墓地真在我们村庄的话,那我们可就发了,单是搞旅游开发一年就能赚不少钱呢?我舅舅也说那倒是真的。可墓地在哪里呀?找吧,慢慢找吧,总有一天会找到的,我舅舅说。
二、 对村庄中一个地主的想象 有很长一段时间,村庄都生活在一个人的阴影之中。上了年纪的老人总是要反复提及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地主的名字。即使是这个人在刚刚解放以后就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他也在很长一段时间活在人们的记忆里。他就是吴作舟,一个经常从我奶奶口里不断被提到的名字。按理说,这个人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该现在还记起他的。只是我听奶奶说的次数多了,也就对他产生了一点兴趣。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奶奶说他是方圆百里以内的舵把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当地的大哥,人们都叫他“吴大爷”。提起吴大爷,别提有多威风了,我奶奶说。到底是怎样一个威风法呢?我奶奶说,一出门不是坐滑竿,就是骑马。滑竿是八个人抬,骑马的时候身后跟一大群人。当他从山下回来的时候,刚到山口人们听到一阵阵逖逖挞挞的马踢声,还有马脖子上的叮叮铛铛的铃声,大家知道是吴大爷回府了,都要到路边去迎接他。你说威风不威风。我奶奶讲起吴大爷的事情一脸的神往。奶奶曾在吴大爷手下当过长工,她最羡慕的是吴作舟的女人,一年四季,身上有穿不完的绫罗绸缎,他娶了八房女人,个个如此。吴大爷的女人真有享不完的福啊,个个吃香的喝辣的,长得细皮嫩肉的,从来不下地劳动。奶奶说,能过一天那样的生活,就是死也值得了。 村庄中的男人除了羡慕吴大爷有几房姨太太之外,还羡慕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利,方圆百里以内的事,没有吴大爷摆不平的事,只要递上吴大爷的名剌,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给他一个面子。吴大爷家中有数不清的财产,还走私鸦片,但他本人不吸鸦片。 他对下人的态度如何,我问过我奶奶。奶奶说,对人很好,没一点架子,也不太苛刻,大家都愿意给他干活。有没有残酷剥削农民的事呢?我奶奶说没有。没有的话,解放时为什么将他拉去枪毙了呢?奶奶说,那是政府搞错了,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 村庄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解放以后搞忆苦思甜的时候,土改工作组组织贫下中农控诉吴作舟的罪行,找了几个当年在吴手下当长工的人,我奶奶也在其中。工作组的干部说,吴作舟是罪大恶极的大地主,你们说说他是怎样剥削你们的?我奶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啊,他给我们衣服穿,给我们饭吃。工作组的同志接着说,怎么可能没有呢?你们好好想一想,吴作舟有没有在过年的时候上门逼债,搞得你们家破人亡的事情发生?大家还是异口同声的说,没有,过年的时候吴大爷还要送东西给我们呢。工作组的同志生气了,那照这么说来吴作舟还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喽?许多人又异口同声的说,是啊,他是一个好人。工作组的同志叹了一口气,真是不觉悟啊,吴剥削了你们一辈子,还在替他说好话。工作组的同志试图激起大家对吴作舟的仇恨,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忆苦思甜大会,也没取得像电影上的那种声泪俱下苦大仇深的效果。工作组的人从我奶奶他们麻木的表情上形象地认识到了这样一条真理,对农民的启蒙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工作。 村庄中的老人都说,像吴大爷这样的地主本没有什么民愤,之所以被政府枪毙,主要是由于他的无知和孤陋寡闻,一个长期在乡间当地主的人对外面的世界一点也不了解,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所以就糊里糊涂的干了一件蠢事,手里带了血案。那年春天,也就是1950的春天,有一队解放军从村里经过,村里的人从没见过穿着绿军衣戴着军帽的人是谁,吴作舟还以为是外地流窜到这里来的土匪,出于维护村里治安的考虑,他带人在村口设伏,用火枪打死了两名解放军战士。一个星期以后,解放军的大部队解放了我们村子。吴作舟和他手下的一帮乡丁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这结果与我后来看的电影一点也不相似。 吴作舟被枪毙之后,尸体被运回了村庄,就葬在村对面的一座山包上。我长大的时候,背着背篓割猪草时经常会经过他的坟前,一个小小的土堆,上面杂草丛生。关于地主吴作舟的故事在我们村庄还在像杂草一样蔓延着。
三、 村庄中最有影响力的男人 从六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初,主宰村庄命运的是一个叫石洪友的男人。 对于这个人,有两件事被人们津津乐道,一直记着,一是搞农业学大寨那会儿,他带头掘了自家的祖坟,二是在他的带头下修了一条通往山上的公路。人们都说要不是他的话,我们村到现在也许还没有公路呢。 他曾经是村庄最红的人,在村里拥有绝对的权利,也是我们公社最出色的大队书记,记不清受到过上级的多少表彰。总之一句话,他就是我们村的太上皇,只要是他作出的决定没一个敢反对。村民们尊敬他同时又怕他,他的那张嘴不知道尝过多少人家的酒菜,能请石书记吃一顿饭是一种荣耀。 石洪友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大儿子当了兵,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后来转业后留在省城。三个女儿长得很好看,嫁的人家都不错。那时候能被石书记的女儿看上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是村庄许多后生梦寐以求的。 我小的时候经常看见他背着双手在村里走来走去,人们不住地向他打招呼,毕恭毕敬。石书记吃饭了吗?石书记要到哪里去?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人们对他的恭维,他的家人们也引以为荣。村里的老人都说,他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石姓在我们村里是一户大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家都姓石,论行辈他的辈分并不高,可他在会上大手一挥,第二天就带着村里的年轻人掘了自家的祖坟,族里的几个老人拼命阻止也无济于事。挖出来的尸骨到处都是,他把自己的祖先的坟地全都改成了人造梯田。老人说,你要遭报应的,连祖先也不放过。他说这些迷信的东西谁信?由于他大刀阔斧的除四旧,敢于拿自己的祖先开刀,所以我们村的坟墓无一幸免,都被改造成了田地。岂能让祖先来和我们争耕地,他的逻辑很受公社领导的赞赏。 他的敢作敢为,异想天开还表现在修公路一事上。我们这里离镇上有几十路,只有一条山道通往山外,上山下山很不方便。有一天,石书记突然心血来潮,要修一条公路,所有的人都认为不可能。石书记豪气冲天地对大家说,有什么不可能,寓公都能把山移平。第二天就带着家家户户挖土方,修公路,足足修了三年的时间终于把路给修通了。后来人们都说要不是他作出这个决定,换成是现在这条路是修不通了,单是挖土方就需要好多钱,谁出这份钱啊。没有他能号召家家户户义务修路吗?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才意识到这条路对山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竹子和木材才可以运出去,没有路的话,山上的很多资源都变不成钱,人们依然会处于贫困之中。 石洪友是在八十年代初死的,那时候已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了。从大队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他一下子变老了许多,昔日的风光不在,他很快就死去了。死的时候,子女一个也不在身边,村里人都说这是他掘自家祖坟遭的报应。无论如何他还是活在一部分人的心里,当人们从公路上不断尝到甜头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想起他。
四、 村庄中出的第一名大学生 在我这篇关于村庄的破碎记忆的小文中,还有一个人需要特别提一下,他就是我们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他的名字叫俞作明,和前些年大丘庄的那个红得发紫的大人物,同名不同姓,挺有意思的。 前些年我回老家的时候,正好在村里见到他,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依旧戴着一副显示学问的大眼镜,说起话来温文尔雅,文诌诌的,自小养成的乡音中夹杂着他所居住和工作过的那个城市的口音,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他已经退休了,一年在不同的地方住,夏天的时候回到老家来避暑,(她的大女儿还在山上),冷的时候呢就回到他工作的城市里去住。回到老家他不忘发挥余热,逢村里有红白喜事的时候,替主人家写点对联或是天地君亲师的家仙牌位的工作,借以打发晚年寂寞难耐的岁月。村里人都说他写的字龙飞风舞,好看极了。我亲眼看过他的书法,说实在的不敢恭维。
我羡慕的是他那份作为村中第一个大学生的荣耀。小时候他在我心目中是属于神仙一流的人物,我的父亲经常把他作为鼓励我读书的活教材,他每次回家的时候,在村民的眼中都有一种衣锦还乡的荣耀,请他喝酒,请他吃饭,听他摆龙门阵……我不知道旧社会的秀才回乡,有没有他那样风光。 他每次回家的时候都要经过我家门口,我站在自家的屋檐下,看着他从远处慢慢的走来,手了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他的大女儿大女婿前呼后拥,心里有说不出的羡慕。当年刘帮看了秦始皇巡游的场面,发出大丈夫生当如此的感叹。我确信我那个时候看到俞作明还乡时的情景,也想说出那样的话来,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刘帮为何物。但不管怎么说,他的确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一代树立了榜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大家从他的身上看到了鲤鱼跳龙门的希望。 俞作明苦读的故事在村庄中传为美谈。他考大学的那会儿,已经结婚了,可他一直不喜欢自己的妻子,为了摆脱父母给他头上套的枷锁,他拼命读书。后来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上了大学以后整整好几年不回家,扔下妻子一个人在家含辛茹苦抚养他的女儿。大家担心他会成为第二个陈士美,令村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大学毕业以后将妻子接到了他工作的单位,于是他的好名声之上又增加了一项美德的砝码。村里的老人都说,这孩子做人有良心,没忘本。 我的父亲经常拿他的故事来教育我,我要感谢他,没有他在前面引路,也许我今天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人 漂在时间河流之上的村庄
一、核桃树下的蚂蚁们 总有一些东西在迅速的消失,比如时间,比如记忆,还有漂在时间河流之上的村庄。 对村庄的记忆最早是从一棵核桃树开始的。许多年以后当我点点滴滴搜寻关于村庄的记忆的时候,恍如隔世,仿佛我从来就不曾来过。这情景就如我刚看过的一部电影或是一部电视剧,过了一会儿你问我都记得啥,我会满脸愕然反问道:我看了吗?我好像什么也没看。你看我就是如此健忘,我只能这样解释,我仿佛从未离开过它,熟悉它就像熟悉我的后脑勺一样,以至于在我和它突然相遇的一刹那,我会暂时忘了我是谁。 上帝站在云端里俯视众生笑吟吟地观望的时候,不知在他眼中我是否像一只蚂蚁,或者连蚂蚁也不如。奶奶常常对我说:人这一生连一只蚂蚁也不如。奶奶没有念过书,甚至连一角两角的人民币也不认识。奶奶说这话的时候就像一个乡村哲人,满脸沉静而漠然,一双空洞的眼睛渺茫的看着远方。她不知道她说话的表情在许多年以后会像烙印一样定格在我的心里,一想起就感觉说不出的疼痛。 我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会将蚂蚁与人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蚂蚁要比人小多了,也傻多了。奶奶和爷爷在每一次拌嘴之后,都会一个人自言自语的说,活着真没意思,还不如一只蚂蚁呢。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还不如一只蚂蚁,我只知道蚂蚁很好玩,每次到核桃树下都会看到许多的蚂蚁在地上不停的忙来忙去,就像我奶奶我母亲一样辛苦。 核桃树长在我家东头的一块地里,那是一块贫瘠的土地,核桃树枝枝丫丫垂下来覆盖了一大片,形成了一块圆形的荒地,这样的地是不能种庄稼的,只适合像我这样的孩子和蚂蚁之类的小虫子来开垦。我从六岁时候起每天都要到这树下来玩,那时候我的父母都很忙,整天早出晚归,不见人影。大部分时间都只有我和奶奶一个人在家。奶奶头上包着青布帕子,佝偻着背在咱家房前屋后扯猪草,奶奶的手上满是泥土,身上沾满青草的香味。青草长得很茂盛,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好像永远也割不完,咱家的猪在吃光了奶奶费力背回去的一背背鲜嫩的猪草后,肚子就一天天的大起来了,最终倒在爷爷明晃晃的杀猪刀下。 奶奶割完猪草后还需将屋后竹林里的干菜一捆捆的背回家去码在猪圈屋里。奶奶走得颤巍巍的,汗水从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流下来形成一条污黑的水沟,使奶奶的脸看上去就像抹了一层锅灰。不大规矩的柴禾在奶奶弯曲的背上摇头晃脑,很不安分,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奶奶此时的样子就像我面前一群啄食的蚂蚁。 我呆呆地坐在核桃树下,树夜缝隙中漏下斑驳的阳光,地上游动着一群黑色的蚂蚁,长着硕大的脑袋,卵形的腹部,细得夸张,几近束断的腰,正齐心协力干劲十足的搬运一只我扔在地上的蜻蜓,那是我用蜘蛛网捕来的一只红蜻蜓,拿来手中玩腻了,我把蜻蜓撕成两半,脑袋放在显眼的地方,另一半扔在靠近树根的地方,不一会儿两处就鏖集了数也数不清的蚂蚁,黑压压一片,令人毛骨悚然。我不知道它们是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的,也不知道是谁最先发现了这里从天上掉下了两块美味。 此刻我就是这群蚂蚁的上帝,只要我高兴,我还可以大发慈悲的多施舍几块蜻蜓或是蝉之类的尸体让它们像过节一样的高兴,当然我也可以把它们即将来口的美味一脚揣在旁边的臭水沟里。这一切取决于奶奶离我距离的远近,要是她扯猪草钻进了我家后面的竹林里,看不见她的时候,我会大声哭喊,倒霉的蚂蚁也就会遭殃了,我用脚把蚂蚁群踏得七零八散,蚂蚁们不明白刚才还如此慷慨大方的这个庞然大物何以会突然变得如此暴怒,这问题还没整明白,地上早已是尸横遍野。 长大一些以后,我学会了爬树,时常爬上高高的核桃树坐在树丫上向远方眺望。奶奶从家里走出门来,背着背篓,手里握着一把镰刀,佝偻着背,艰难地爬上对面的山上,渐走渐远,直到像一只蚂蚁一样的消失在竹林深处的背景里。
二、吃屎的孩子 当我敲下这个题目后,心里也有点吃惊,想不到我居然写下了这个臭气熏天的题目,实在有碍观瞻。想到吃喝拉撒乃人之常情,实在是平常不过的事情,也就释然了,增添一点继续写下去的勇气。 时间的流逝会把记忆深处的一些做梦也不会想起的尘渣泛起,想怎么绕也绕不开。 吃屎的孩子名叫“胡汉山”,是在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之后人们给他取的绰号。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我胡汉山又回来了!”为大人们所津津乐道,出工或是散工走在路上嘴边会不由自主的溜出一句“我胡汉山又回开了”,然后就是一阵哈哈大笑。这句台词被村民们咀嚼没了味成了碎渣之后,就顺便扔给了村中一姓石的小孩,而把“潘冬子”的绰号给了大家公认的长得最好看的孩子。 “胡汉山”有一个双目失明的母亲,父亲则是村中的老光棍兼大力士。村里修工农兵水库的时候,能一个人豪不费力的抱起三百来斤的大石头。在当了三十多年的光棍之后,有一天从村口捡回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女人,模样也还周正,全身上下穿得破破滥滥,脏兮兮的,听说是从外地逃难来的。胡汉山他爹却一眼就看上了她,这个女人后来就成了他的生殖工具。“胡汉山”是他和那瞎眼女人生的第四个孩子,前三个都因为得病死掉了。好在这女人的生殖能力旺盛,过不了多久,又生下一个,像老母猪下猪崽一样容易。
关于“胡汉山”吃屎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他两岁的时候,他瞎眼的娘将他放在院子里的一个大木盆里,一个人摸索着到屋子后面的菜园子栽菜去了,留下“胡汉山”在木盆里玩耍,那木盆很大足够他一人在里面摸爬滚打而游刃有余。他爹中午从农业社收工回家,一进家门,看见他的宝贝儿子歪倒在木盆里,一只胖乎乎的小手放在嘴里津津有味的匝吧着,手上脸上衣服上到处都是屎,像涂了一层黄色的奶油似的。“胡汉山”他爹顿时火冒三丈:狗日的瞎眼婆娘!在家里就是这样带孩子的!“胡汉山”吃屎的故事很快在村中传为美谈。使我一直不太明白的是一个瞎眼的娘是怎样将孩子抚养成人的,村中妇女都说“胡汉山”他娘瞎着一双眼睛,经常将一些不干不净的东西弄来一家人吃,吃的菜从来就没洗干净过。 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说这孩子将来准有出息,他们的理由是一个连吃屎都不怕的人,世上还有什么事能难住他的?我们几个小孩对老人的话不以为然,这么邋遢的人还会有出息?在一块儿玩耍的时候,“胡汉山”永远是我们欺侮的对像,这个曾经吃过屎邋里邋遢的小子在我们这群自诩贫下中农出身的男孩子眼中根本就不值一哂。叫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即使被我们五花大绑捆起来像犯人一样批斗的时候也不敢说一个不字,谁叫他是“胡汉山”呢?更何况他还一段光荣的吃屎的经历。打猪草的时候帮我们割,上学的时候帮背书包,玩耍的时候给我们当马骑,整个儿一个受气包,奇怪的是他从来就没反抗过,似乎他也认为天生的就该伺候我们这帮爷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胡汉山”出乎村里所有人的意外,居然考上了省外的一所著名的大学,让我们这帮人目瞪口呆,这个从小被我们耍得团团转的吃屎的小子居然考上了大学。在后来他爹死后把他瞎眼的娘接走了,据说在一家很有名的企业当上了经理。 想起他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天龙八部》中那个傻里傻气而又福泽深厚的虚竹,“胡汉山”能有今天的成就难道都是因为他福气好吗?
三、公房 说起公房现在村庄早已没有了,前年我回故乡的时候,只看到一块荒芜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以后,公房也就算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村民们拆来卖了。空空荡荡的地上一片狼籍,长满杂草,村民的耕牛留下的蹄印,放羊老人的羊拉的像糖豆一样的屎,鸡刨的乱窝,肥硕的山耗子在草丛中肆无忌惮地跑来跑去,残破,衰败,孤寂,冷清,我童年的乐土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顾名思义,公房也就是公家的房子,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名词,有点雷同于今天的公寓,但它的功能绝不是用来住人的,是村民集会娱乐堆放公家的粮食的地方。属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物,公家当然指的就是当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农业社),那时候每个村庄都有属于他们的公房。我们村的公房是临近几个村子中最大的一座,三层高的木质楼房,一楼用于群众集会看电影之用,二楼三楼用来堆放生产队的各种粮食诸如玉米小麦大豆之类的东西。房前是一块很大的广场,铺满光滑洁净的石板。石板靠近小河的两边竖着两根又大又高的木头桩子,用来放电影挂幕布之用。
你能想象出当村里放电影的时候那是怎样一番热闹的场面,小孩早早的就搬出板凳占据了前面最显著的位置,大人收工回家饭也顾上吃饭急匆匆的往公房赶。公房若大的一块地方几乎集中了村子里所有的人,真是人声鼎沸,比过年还要热闹。小孩子的兴趣倒不在电影的好坏,而是感受那一种气氛,事实上像我这样大的孩子是不大看得懂电影的内容的,看着看着我就双眼迷离躺在奶奶的怀里就睡着了,像迅哥儿小时候到赵庄看社戏。奶奶也不大看得懂,可她喜欢热闹,往往要等电影放完才回家去。我伏在奶奶的背上沉睡不醒,四周山道上到处都是火把,还有讨论电影好坏的声音,但于我充耳不闻。 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公房晚上要经常召开社员大会。几百人围坐在公房里,听工作组的人给大家读毛选,传达新的革命指示。昏黄的油灯下,有打瞌睡的老人,做手工活的女人,抽叶子烟的男人,污烟漳气,闹声不断,男人女人打情骂俏之声不绝于耳,大队干部在桌子上敲了一阵又敲一阵:静一静,社员同志们,静一静,下面要向大家传达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新指示┅┅没有哪一国的人民能如此关心国家大事,不分男女老少,妇女儿童,可惜的是我乡在这么好的环境熏陶之下竟没有出一个像样的政治家,实在是一大憾事。
四、村庄里最恐怖的人 当我的目光再次凝望村庄的时候,不经意间想起的居然是这个人,一个曾经像迷一样生活在村庄的老人,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人们只知道他姓钟,叫什么可就不清楚了。我怀疑在整个村庄可能只有大队书记知道,可他又很少向人们提起,因此人们都叫他“钟烟灰”,这名字的含义再明显不过了,他的脸脏得像一口锅的底部总是黑黢黢的,头发乱蓬蓬的像山上野生的茅草。 我的童年是在对他的恐惧中度过的,我无法描述我心中对他的恐惧,一个疯子,一个狂人,一个乞丐,一个魔鬼┅┅无论我用什么恶毒的词语来形容他都一点也不过分。不光是村中的小孩怕他,就连村中的年轻的女人也像躲避瘟疫一样的躲着他。看见他从大路上走来大家会纷纷避开,绕道而行。小孩见他往往担心他那鬼一样的凄厉的眼神会把人的魂勾走,在我的心目中,他就像我听过的无数的鬼故事中的黑白无常一样的令人恐惧。那时村里的小孩夜哭,只要那家的大人说一句:哭嘛,“钟烟灰”来了!那家的小孩会马上乖乖的禁口不言。这种吓唬小孩的方法总会百试不爽,收到立竿见影的奇效。今天想来他是怎么成为人们心中的恐惧的,像他的身世一样依然是一个迷。 照理说他一定干过什么伤天害理有违天和的事情,人们才会如此怕他,可从小到大自始至终没有听谁说过他干过什么坏事。他整天像幽灵一样的在村庄到处游荡,肩头挂着不知从哪里捡来的一副破褡裢,手里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竹棍,凶神恶煞的指指点点。他身材不高,身上又脏又破,无论什么季节总是穿着一套臃肿的棉衣棉裤,里面的棉花露出来黑得像浸了一层油;头发乱得像鸡窝,由于长时间没有清洗,中间的几绺粘在一处像涂了一层胶水,又干又硬;屁股后面几个破洞,露出与他脸上肌肤一样黢黑的消瘦的臀部。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名乞丐都要狼狈。 “钟烟灰”一天到晚不停的走,但绝不走出村庄的范围。饿了在地里掰玉米,抠红薯,扯萝卜充饥,渴了只要看见有水的地方就埋下头来猛灌一气,不管他是牛滚凼,还是臭水沟。走累了回到村里为他盖的小房子睡觉。没有人理会他的存在,却有无时不感到他的存在,他不和村里任何人说一句话,即使人们很友善的对他,他也要瞪着像狼的凶狠的眼光冷冷的打量人家。 在我离开村庄的第二年,“钟烟灰”死了,死在一块烂田里,那是冬天,下着很大的雪。人们发现他的时候,身上盖着一层厚厚的雪,手中还是握着一根棍子,头深深的埋进水里,想要自己钻进土里似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生前一样冷漠。他的旁边留下他挣扎的痕迹,队长说就把他埋在这里吧,说不定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保佑他早点投胎,下一辈子做一个幸福的人。 第二天,那块稻田里窿起了一个小小的土丘,除了村里人,没人知道那里面躺着一个怎样的人。前几年我回老家的时候,看见那个小土丘已不复存在,上面种满了庄稼,油菜花开得正香,有许多蜜蜂在花间飞来飞去。 (约12079个字符)
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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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的村庄我一直觉得它有点似是而非,不伦不类。它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这样说你可能不太相信,但没办法,除了在下面的文字中告诉你一些关于这地方的一些琐事之外,我实在找不出其他办法来向你证明这一点。不过当你读完这篇东东以后,说不定你会同意我的观点。 村庄位于瓦屋山与峨眉山两大名山的交界地带,在地理位置上可算是得天独厚了。它的北面隔着一条汹涌的大河,越过大河就是著名的峨眉山风景区了。它的南面紧邻瓦屋山风景区,山下是一个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古镇。照理说这么一块地方交通应该很方便才对,可事实上它藏在山沟沟里,连接两大名山的公路从它身边擦肩而过,它只好躺在那里无人知晓了。本来当初修建贯通峨眉山的公路的时候要从它的中间穿过的,可测量队的人被它满是嶙峋的山崖给吓住了,而从它东面的一个村子绕过去了。既然失去了沾峨眉山的光的最好机会,它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村庄最辉煌的时候。有一条石板路通到山下,连接三乡四县,是当时进出那些地方的必经之地,每天走这道的人络绎不绝。和今天的交通闭塞萧条冷落相比,真是惶如隔世,正应了人门常说的那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相信它当初是一个外村的姑娘争着往这里嫁的好地方呢,尤其是嫁给山上纸社的人家,是附近几个村子里所有年轻姑娘和他们的父母的共同愿望,嫁给纸社的人家好啊,因为有饭吃啊。 细心的读者发现我上面用了一个词:纸社,可能会感到莫名奇妙,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其实这正是村庄似是而非的证据之一。首先表现在村庄的社会结构与其她的地方不同,同一个村子却住着两种人,一种人是农业社的(农民),需要种田种地,生活贫困,另一种人就是我说的纸社的人了,他们享受国家工人的待遇,每个月国家按时供应粮食面粉大豆花生,生活优越。两种人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彼此鸡犬相闻,而又泾渭分明。吃中饭的时候,村子一头的高音喇叭在广播工业学大庆的文件,另一头在高喊农业学大寨。村里的孩子同在一所学校上学,我小的时候看见那些吃商品粮的子弟拿着又白又大的馒头,心里羡慕极了,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不懂工人和农民的概念,我不明白的是工人的子弟可以吃又白又大的馒头,而我们只能啃又硬又干的玉米馍馍。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对那香喷喷的馒头极为向往,那个时候最大理想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吃上一顿馒头。为了这个理想,我发奋读书,最终像犯人一样逃离了村庄。 现在想来,所谓的纸社工人,不过是一些用蔡伦的古老的造纸方法造土纸的纸农,特殊的纸农,享受吃商品粮待遇的纸农。在一个村子里生活着两类人,全世界大概只有我的村庄是如此,现在想起来也觉得荒唐。这种体制造成的结果就是纸社的造纸作坊在农人的稻田旁边,而农业社的田地就在纸厂的竹林周围,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非常独特的乡村景观。春天来临的时候,满山遍野的竹林焕发了生机,竹笋在拨节,在疯狂生长,山下的水田里波光鳞鳞,白晃晃耀眼,咕噜咕噜冒着气泡,这一切完美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实在是少见的美景。那美好的季节里,纸社的工人在指漕房里用一张张漆黑的帘子往水漕里捞纸,农人在田间劳作,一样的辛苦,撇开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啻是一幅美妙的世外桃园图。 当然农民对纸社的人的嫉恨是存在的,他们凭什么享受那么好的待遇,大家还不是一样的劳动。这种嫉恨一直持续了好多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土地分到了户,纸社也因亏本解散了,大家回到同一起跑线上,才真正成了一个村子里的人。 我逃离故乡以后,一直在外面漂泊。前些年回到故乡,我发现那些原来吃商品粮的人家已经是十室九空,偌大的房子无人居住,门房上到处都是灰尘,房檐下成了蜘蛛的家园。村里认识的人一个也不见,走着的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村里倒是盖起了不少的新房子,不过年轻的大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都是一些七老八十的人,空洞的眼睛打量着偶尔路过的人。记得小时候村庄热闹的时候怕有上千人,如今他们都不知哪儿去了? 我走在这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村庄,心里空空荡荡的,我心中反复在追问,这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吗?这是我童年记忆中的村庄吗?一切惶然若梦,当我从梦中醒来,我的村庄已不复存在。 路过村里的小学校,孩子们正在上课,朗朗的读书声让村庄有了一些生气。当年教我的小学老师还在,已是满头白发。他仍然教着复式班,孩子不多,一个年级7人,一个年级6人,上完七个孩子的课,再来上那六个孩子的课。孩子们像看外星人一样的看着我。我和老师谈起了童年,谈起了村庄,老师叹了一口气:没办法交通太落后,人们都不愿意在这里居住,有本事的人都走光了。离开时老师告诉我,村里今年新当选的村支书是一个年轻人,是他教过的学生,听说他向村民表了决心,在他的任期之内,一定要修一条通往山下的公路。老师说,但愿他能实现他的诺言。
村庄的破碎记忆
一、 关于村庄的命名 野猪池是我的村庄的名字,我的村庄名字就叫野猪池。 曾几何时,我羞于当着别人的面说出我出生的村庄的名字,它是如此鄙陋,粗俗不堪。所以每当别人问起我的出生之地时,我总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的回答说:在老山上,对方若再继续追问一句:到底是什么山?我就只好王顾左右而言它了,我不愿意说出我村庄的名字,那感觉就像是在我脸上被人发现了虱子一样的丢脸。这念头固执地困扰了我好多年,在别人看来一个连自己的出生之地都不愿意承认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其罪名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父母一样的严重,没有良心。我明知这一点不齿于人,但还是顽固地坚持我内心的想法。是的,我为我村庄的名字而恼火,天下好名字有的是,干吗非要取这么一个难于启齿的名字?我的祖先们当初为这个地方取名的时候没有料到许多年以后有一个不肖子孙对他们的做法心存腹诽——野猪池!多么无聊乏味的名字。从这个名字的名命来看,我的祖先肯定没读过多少书,要不然不会弄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我诅咒这个难听的名字。
我曾不只一次询问村庄的老人,这名字有何含义,得到的回答与我奶奶的话如出一辙,奶奶没有什么文化,她的说法值得怀疑,但村上一个长着花白胡子,戴着老花眼镜的老人也是这样说的。据我奶奶和那位老先生说,很久很久以前,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年代,也许是清朝,也许是明朝,甚至可以上溯到宋朝,(我不知道村庄的历史有没有这样长),这里是一片荒蛮之地,山上野猪成群。故名野猪池,那为什么不取个野猪林的名字呢,暗合《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传奇?我的先人们没这么大的学问。池的意思是池塘,如游泳池。它还有好些个意思,可以指护城河,可我的家乡以前绝不是一个城市,可见用在这里是不合适的。如果是第一个意思,那至少应有水啊,可没有,甚至连一条像样的河也没有,更别说有一个大的池塘了。可见这名字实在是说不过去。至于野猪呢,那就更没有了,自我睁开双眼之后就从来没见过那种东西。我的先人们取的名字不但不好听,而且名实不符。不过这种状况太常见了,有的地方叫楠木坪,走去一看连一根楠木也找不到,有的地方叫核桃坡,其实连一棵核桃树也没有。自古以来挂羊头卖狗肉的事还少吗?我的村庄也不例外。关于我的村庄我就知道这么多的事。
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姓名和来历都极为模糊的村庄,我打听过所能找到的有关这地方的历史,结果是一无所获,像远古的年代一样的无从想象。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我不明不白的就降生在这个地方,让我感到这是多么无常和不可控制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出生在这里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这问题让我百思不解。 更为可笑的事,有一年我回家,有一个远房的舅舅神秘兮兮的问我,你知道诸葛亮的坟墓在那里?我说不知道呢?他望着我笑了笑说,亏你还是读书人呢?连这个也不知道。那你说在哪里?就在我们这里。他一脸的得意。在我们这里?我吃惊的张大了嘴巴,很长时间合不上,像听了全球通缉的恐怖分子本拉登就藏在我们村子一样的吃惊。我说你说这话,有何证据?他说,你别管,诸葛亮的坟墓就在我们这里。我舅舅对我说,你知道对面那座山叫什么山?安子山。对啊!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安子,安子,不就是安葬你的意思吗?可这与诸葛亮有什么关系?舅舅说,这是刘禅给取的,意思是说你好好在这里睡觉吧。在村庄里像我舅舅这样抱有一厢情愿的想法的人大有人在。我舅舅说诸葛亮的墓地就在那座山上,不过时间长了已经看不到了。若是以后谁死了葬在那里是一块好地脉呢?我舅舅确信我家乡有一块出省长的好地脉,只不过不知是谁来消受罢了。 我对舅舅的话没放在心上,在我看来他的话是荒唐的,是在喝过几两老白干之后的呓语,或是在无聊生活之余的梦话,是不能当真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诸葛孔明先生的墓地真在我们村庄的话,那我们可就发了,单是搞旅游开发一年就能赚不少钱呢?我舅舅也说那倒是真的。可墓地在哪里呀?找吧,慢慢找吧,总有一天会找到的,我舅舅说。
二、 对村庄中一个地主的想象 有很长一段时间,村庄都生活在一个人的阴影之中。上了年纪的老人总是要反复提及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地主的名字。即使是这个人在刚刚解放以后就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他也在很长一段时间活在人们的记忆里。他就是吴作舟,一个经常从我奶奶口里不断被提到的名字。按理说,这个人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该现在还记起他的。只是我听奶奶说的次数多了,也就对他产生了一点兴趣。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奶奶说他是方圆百里以内的舵把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当地的大哥,人们都叫他“吴大爷”。提起吴大爷,别提有多威风了,我奶奶说。到底是怎样一个威风法呢?我奶奶说,一出门不是坐滑竿,就是骑马。滑竿是八个人抬,骑马的时候身后跟一大群人。当他从山下回来的时候,刚到山口人们听到一阵阵逖逖挞挞的马踢声,还有马脖子上的叮叮铛铛的铃声,大家知道是吴大爷回府了,都要到路边去迎接他。你说威风不威风。我奶奶讲起吴大爷的事情一脸的神往。奶奶曾在吴大爷手下当过长工,她最羡慕的是吴作舟的女人,一年四季,身上有穿不完的绫罗绸缎,他娶了八房女人,个个如此。吴大爷的女人真有享不完的福啊,个个吃香的喝辣的,长得细皮嫩肉的,从来不下地劳动。奶奶说,能过一天那样的生活,就是死也值得了。 村庄中的男人除了羡慕吴大爷有几房姨太太之外,还羡慕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利,方圆百里以内的事,没有吴大爷摆不平的事,只要递上吴大爷的名剌,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给他一个面子。吴大爷家中有数不清的财产,还走私鸦片,但他本人不吸鸦片。 他对下人的态度如何,我问过我奶奶。奶奶说,对人很好,没一点架子,也不太苛刻,大家都愿意给他干活。有没有残酷剥削农民的事呢?我奶奶说没有。没有的话,解放时为什么将他拉去枪毙了呢?奶奶说,那是政府搞错了,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 村庄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解放以后搞忆苦思甜的时候,土改工作组组织贫下中农控诉吴作舟的罪行,找了几个当年在吴手下当长工的人,我奶奶也在其中。工作组的干部说,吴作舟是罪大恶极的大地主,你们说说他是怎样剥削你们的?我奶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啊,他给我们衣服穿,给我们饭吃。工作组的同志接着说,怎么可能没有呢?你们好好想一想,吴作舟有没有在过年的时候上门逼债,搞得你们家破人亡的事情发生?大家还是异口同声的说,没有,过年的时候吴大爷还要送东西给我们呢。工作组的同志生气了,那照这么说来吴作舟还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喽?许多人又异口同声的说,是啊,他是一个好人。工作组的同志叹了一口气,真是不觉悟啊,吴剥削了你们一辈子,还在替他说好话。工作组的同志试图激起大家对吴作舟的仇恨,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忆苦思甜大会,也没取得像电影上的那种声泪俱下苦大仇深的效果。工作组的人从我奶奶他们麻木的表情上形象地认识到了这样一条真理,对农民的启蒙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工作。 村庄中的老人都说,像吴大爷这样的地主本没有什么民愤,之所以被政府枪毙,主要是由于他的无知和孤陋寡闻,一个长期在乡间当地主的人对外面的世界一点也不了解,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所以就糊里糊涂的干了一件蠢事,手里带了血案。那年春天,也就是1950的春天,有一队解放军从村里经过,村里的人从没见过穿着绿军衣戴着军帽的人是谁,吴作舟还以为是外地流窜到这里来的土匪,出于维护村里治安的考虑,他带人在村口设伏,用火枪打死了两名解放军战士。一个星期以后,解放军的大部队解放了我们村子。吴作舟和他手下的一帮乡丁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这结果与我后来看的电影一点也不相似。 吴作舟被枪毙之后,尸体被运回了村庄,就葬在村对面的一座山包上。我长大的时候,背着背篓割猪草时经常会经过他的坟前,一个小小的土堆,上面杂草丛生。关于地主吴作舟的故事在我们村庄还在像杂草一样蔓延着。
三、 村庄中最有影响力的男人 从六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初,主宰村庄命运的是一个叫石洪友的男人。 对于这个人,有两件事被人们津津乐道,一直记着,一是搞农业学大寨那会儿,他带头掘了自家的祖坟,二是在他的带头下修了一条通往山上的公路。人们都说要不是他的话,我们村到现在也许还没有公路呢。 他曾经是村庄最红的人,在村里拥有绝对的权利,也是我们公社最出色的大队书记,记不清受到过上级的多少表彰。总之一句话,他就是我们村的太上皇,只要是他作出的决定没一个敢反对。村民们尊敬他同时又怕他,他的那张嘴不知道尝过多少人家的酒菜,能请石书记吃一顿饭是一种荣耀。 石洪友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大儿子当了兵,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后来转业后留在省城。三个女儿长得很好看,嫁的人家都不错。那时候能被石书记的女儿看上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是村庄许多后生梦寐以求的。 我小的时候经常看见他背着双手在村里走来走去,人们不住地向他打招呼,毕恭毕敬。石书记吃饭了吗?石书记要到哪里去?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人们对他的恭维,他的家人们也引以为荣。村里的老人都说,他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石姓在我们村里是一户大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家都姓石,论行辈他的辈分并不高,可他在会上大手一挥,第二天就带着村里的年轻人掘了自家的祖坟,族里的几个老人拼命阻止也无济于事。挖出来的尸骨到处都是,他把自己的祖先的坟地全都改成了人造梯田。老人说,你要遭报应的,连祖先也不放过。他说这些迷信的东西谁信?由于他大刀阔斧的除四旧,敢于拿自己的祖先开刀,所以我们村的坟墓无一幸免,都被改造成了田地。岂能让祖先来和我们争耕地,他的逻辑很受公社领导的赞赏。 他的敢作敢为,异想天开还表现在修公路一事上。我们这里离镇上有几十路,只有一条山道通往山外,上山下山很不方便。有一天,石书记突然心血来潮,要修一条公路,所有的人都认为不可能。石书记豪气冲天地对大家说,有什么不可能,寓公都能把山移平。第二天就带着家家户户挖土方,修公路,足足修了三年的时间终于把路给修通了。后来人们都说要不是他作出这个决定,换成是现在这条路是修不通了,单是挖土方就需要好多钱,谁出这份钱啊。没有他能号召家家户户义务修路吗?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才意识到这条路对山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竹子和木材才可以运出去,没有路的话,山上的很多资源都变不成钱,人们依然会处于贫困之中。 石洪友是在八十年代初死的,那时候已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了。从大队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他一下子变老了许多,昔日的风光不在,他很快就死去了。死的时候,子女一个也不在身边,村里人都说这是他掘自家祖坟遭的报应。无论如何他还是活在一部分人的心里,当人们从公路上不断尝到甜头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想起他。
四、 村庄中出的第一名大学生 在我这篇关于村庄的破碎记忆的小文中,还有一个人需要特别提一下,他就是我们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他的名字叫俞作明,和前些年大丘庄的那个红得发紫的大人物,同名不同姓,挺有意思的。 前些年我回老家的时候,正好在村里见到他,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依旧戴着一副显示学问的大眼镜,说起话来温文尔雅,文诌诌的,自小养成的乡音中夹杂着他所居住和工作过的那个城市的口音,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他已经退休了,一年在不同的地方住,夏天的时候回到老家来避暑,(她的大女儿还在山上),冷的时候呢就回到他工作的城市里去住。回到老家他不忘发挥余热,逢村里有红白喜事的时候,替主人家写点对联或是天地君亲师的家仙牌位的工作,借以打发晚年寂寞难耐的岁月。村里人都说他写的字龙飞风舞,好看极了。我亲眼看过他的书法,说实在的不敢恭维。
我羡慕的是他那份作为村中第一个大学生的荣耀。小时候他在我心目中是属于神仙一流的人物,我的父亲经常把他作为鼓励我读书的活教材,他每次回家的时候,在村民的眼中都有一种衣锦还乡的荣耀,请他喝酒,请他吃饭,听他摆龙门阵……我不知道旧社会的秀才回乡,有没有他那样风光。 他每次回家的时候都要经过我家门口,我站在自家的屋檐下,看着他从远处慢慢的走来,手了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他的大女儿大女婿前呼后拥,心里有说不出的羡慕。当年刘帮看了秦始皇巡游的场面,发出大丈夫生当如此的感叹。我确信我那个时候看到俞作明还乡时的情景,也想说出那样的话来,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刘帮为何物。但不管怎么说,他的确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一代树立了榜样,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大家从他的身上看到了鲤鱼跳龙门的希望。 俞作明苦读的故事在村庄中传为美谈。他考大学的那会儿,已经结婚了,可他一直不喜欢自己的妻子,为了摆脱父母给他头上套的枷锁,他拼命读书。后来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上了大学以后整整好几年不回家,扔下妻子一个人在家含辛茹苦抚养他的女儿。大家担心他会成为第二个陈士美,令村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大学毕业以后将妻子接到了他工作的单位,于是他的好名声之上又增加了一项美德的砝码。村里的老人都说,这孩子做人有良心,没忘本。 我的父亲经常拿他的故事来教育我,我要感谢他,没有他在前面引路,也许我今天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人 漂在时间河流之上的村庄
一、核桃树下的蚂蚁们 总有一些东西在迅速的消失,比如时间,比如记忆,还有漂在时间河流之上的村庄。 对村庄的记忆最早是从一棵核桃树开始的。许多年以后当我点点滴滴搜寻关于村庄的记忆的时候,恍如隔世,仿佛我从来就不曾来过。这情景就如我刚看过的一部电影或是一部电视剧,过了一会儿你问我都记得啥,我会满脸愕然反问道:我看了吗?我好像什么也没看。你看我就是如此健忘,我只能这样解释,我仿佛从未离开过它,熟悉它就像熟悉我的后脑勺一样,以至于在我和它突然相遇的一刹那,我会暂时忘了我是谁。 上帝站在云端里俯视众生笑吟吟地观望的时候,不知在他眼中我是否像一只蚂蚁,或者连蚂蚁也不如。奶奶常常对我说:人这一生连一只蚂蚁也不如。奶奶没有念过书,甚至连一角两角的人民币也不认识。奶奶说这话的时候就像一个乡村哲人,满脸沉静而漠然,一双空洞的眼睛渺茫的看着远方。她不知道她说话的表情在许多年以后会像烙印一样定格在我的心里,一想起就感觉说不出的疼痛。 我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会将蚂蚁与人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蚂蚁要比人小多了,也傻多了。奶奶和爷爷在每一次拌嘴之后,都会一个人自言自语的说,活着真没意思,还不如一只蚂蚁呢。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还不如一只蚂蚁,我只知道蚂蚁很好玩,每次到核桃树下都会看到许多的蚂蚁在地上不停的忙来忙去,就像我奶奶我母亲一样辛苦。 核桃树长在我家东头的一块地里,那是一块贫瘠的土地,核桃树枝枝丫丫垂下来覆盖了一大片,形成了一块圆形的荒地,这样的地是不能种庄稼的,只适合像我这样的孩子和蚂蚁之类的小虫子来开垦。我从六岁时候起每天都要到这树下来玩,那时候我的父母都很忙,整天早出晚归,不见人影。大部分时间都只有我和奶奶一个人在家。奶奶头上包着青布帕子,佝偻着背在咱家房前屋后扯猪草,奶奶的手上满是泥土,身上沾满青草的香味。青草长得很茂盛,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好像永远也割不完,咱家的猪在吃光了奶奶费力背回去的一背背鲜嫩的猪草后,肚子就一天天的大起来了,最终倒在爷爷明晃晃的杀猪刀下。 奶奶割完猪草后还需将屋后竹林里的干菜一捆捆的背回家去码在猪圈屋里。奶奶走得颤巍巍的,汗水从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流下来形成一条污黑的水沟,使奶奶的脸看上去就像抹了一层锅灰。不大规矩的柴禾在奶奶弯曲的背上摇头晃脑,很不安分,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奶奶此时的样子就像我面前一群啄食的蚂蚁。 我呆呆地坐在核桃树下,树夜缝隙中漏下斑驳的阳光,地上游动着一群黑色的蚂蚁,长着硕大的脑袋,卵形的腹部,细得夸张,几近束断的腰,正齐心协力干劲十足的搬运一只我扔在地上的蜻蜓,那是我用蜘蛛网捕来的一只红蜻蜓,拿来手中玩腻了,我把蜻蜓撕成两半,脑袋放在显眼的地方,另一半扔在靠近树根的地方,不一会儿两处就鏖集了数也数不清的蚂蚁,黑压压一片,令人毛骨悚然。我不知道它们是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的,也不知道是谁最先发现了这里从天上掉下了两块美味。 此刻我就是这群蚂蚁的上帝,只要我高兴,我还可以大发慈悲的多施舍几块蜻蜓或是蝉之类的尸体让它们像过节一样的高兴,当然我也可以把它们即将来口的美味一脚揣在旁边的臭水沟里。这一切取决于奶奶离我距离的远近,要是她扯猪草钻进了我家后面的竹林里,看不见她的时候,我会大声哭喊,倒霉的蚂蚁也就会遭殃了,我用脚把蚂蚁群踏得七零八散,蚂蚁们不明白刚才还如此慷慨大方的这个庞然大物何以会突然变得如此暴怒,这问题还没整明白,地上早已是尸横遍野。 长大一些以后,我学会了爬树,时常爬上高高的核桃树坐在树丫上向远方眺望。奶奶从家里走出门来,背着背篓,手里握着一把镰刀,佝偻着背,艰难地爬上对面的山上,渐走渐远,直到像一只蚂蚁一样的消失在竹林深处的背景里。
二、吃屎的孩子 当我敲下这个题目后,心里也有点吃惊,想不到我居然写下了这个臭气熏天的题目,实在有碍观瞻。想到吃喝拉撒乃人之常情,实在是平常不过的事情,也就释然了,增添一点继续写下去的勇气。 时间的流逝会把记忆深处的一些做梦也不会想起的尘渣泛起,想怎么绕也绕不开。 吃屎的孩子名叫“胡汉山”,是在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之后人们给他取的绰号。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我胡汉山又回来了!”为大人们所津津乐道,出工或是散工走在路上嘴边会不由自主的溜出一句“我胡汉山又回开了”,然后就是一阵哈哈大笑。这句台词被村民们咀嚼没了味成了碎渣之后,就顺便扔给了村中一姓石的小孩,而把“潘冬子”的绰号给了大家公认的长得最好看的孩子。 “胡汉山”有一个双目失明的母亲,父亲则是村中的老光棍兼大力士。村里修工农兵水库的时候,能一个人豪不费力的抱起三百来斤的大石头。在当了三十多年的光棍之后,有一天从村口捡回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女人,模样也还周正,全身上下穿得破破滥滥,脏兮兮的,听说是从外地逃难来的。胡汉山他爹却一眼就看上了她,这个女人后来就成了他的生殖工具。“胡汉山”是他和那瞎眼女人生的第四个孩子,前三个都因为得病死掉了。好在这女人的生殖能力旺盛,过不了多久,又生下一个,像老母猪下猪崽一样容易。
关于“胡汉山”吃屎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他两岁的时候,他瞎眼的娘将他放在院子里的一个大木盆里,一个人摸索着到屋子后面的菜园子栽菜去了,留下“胡汉山”在木盆里玩耍,那木盆很大足够他一人在里面摸爬滚打而游刃有余。他爹中午从农业社收工回家,一进家门,看见他的宝贝儿子歪倒在木盆里,一只胖乎乎的小手放在嘴里津津有味的匝吧着,手上脸上衣服上到处都是屎,像涂了一层黄色的奶油似的。“胡汉山”他爹顿时火冒三丈:狗日的瞎眼婆娘!在家里就是这样带孩子的!“胡汉山”吃屎的故事很快在村中传为美谈。使我一直不太明白的是一个瞎眼的娘是怎样将孩子抚养成人的,村中妇女都说“胡汉山”他娘瞎着一双眼睛,经常将一些不干不净的东西弄来一家人吃,吃的菜从来就没洗干净过。 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说这孩子将来准有出息,他们的理由是一个连吃屎都不怕的人,世上还有什么事能难住他的?我们几个小孩对老人的话不以为然,这么邋遢的人还会有出息?在一块儿玩耍的时候,“胡汉山”永远是我们欺侮的对像,这个曾经吃过屎邋里邋遢的小子在我们这群自诩贫下中农出身的男孩子眼中根本就不值一哂。叫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即使被我们五花大绑捆起来像犯人一样批斗的时候也不敢说一个不字,谁叫他是“胡汉山”呢?更何况他还一段光荣的吃屎的经历。打猪草的时候帮我们割,上学的时候帮背书包,玩耍的时候给我们当马骑,整个儿一个受气包,奇怪的是他从来就没反抗过,似乎他也认为天生的就该伺候我们这帮爷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胡汉山”出乎村里所有人的意外,居然考上了省外的一所著名的大学,让我们这帮人目瞪口呆,这个从小被我们耍得团团转的吃屎的小子居然考上了大学。在后来他爹死后把他瞎眼的娘接走了,据说在一家很有名的企业当上了经理。 想起他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天龙八部》中那个傻里傻气而又福泽深厚的虚竹,“胡汉山”能有今天的成就难道都是因为他福气好吗?
三、公房 说起公房现在村庄早已没有了,前年我回故乡的时候,只看到一块荒芜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以后,公房也就算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村民们拆来卖了。空空荡荡的地上一片狼籍,长满杂草,村民的耕牛留下的蹄印,放羊老人的羊拉的像糖豆一样的屎,鸡刨的乱窝,肥硕的山耗子在草丛中肆无忌惮地跑来跑去,残破,衰败,孤寂,冷清,我童年的乐土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顾名思义,公房也就是公家的房子,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名词,有点雷同于今天的公寓,但它的功能绝不是用来住人的,是村民集会娱乐堆放公家的粮食的地方。属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物,公家当然指的就是当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农业社),那时候每个村庄都有属于他们的公房。我们村的公房是临近几个村子中最大的一座,三层高的木质楼房,一楼用于群众集会看电影之用,二楼三楼用来堆放生产队的各种粮食诸如玉米小麦大豆之类的东西。房前是一块很大的广场,铺满光滑洁净的石板。石板靠近小河的两边竖着两根又大又高的木头桩子,用来放电影挂幕布之用。
你能想象出当村里放电影的时候那是怎样一番热闹的场面,小孩早早的就搬出板凳占据了前面最显著的位置,大人收工回家饭也顾上吃饭急匆匆的往公房赶。公房若大的一块地方几乎集中了村子里所有的人,真是人声鼎沸,比过年还要热闹。小孩子的兴趣倒不在电影的好坏,而是感受那一种气氛,事实上像我这样大的孩子是不大看得懂电影的内容的,看着看着我就双眼迷离躺在奶奶的怀里就睡着了,像迅哥儿小时候到赵庄看社戏。奶奶也不大看得懂,可她喜欢热闹,往往要等电影放完才回家去。我伏在奶奶的背上沉睡不醒,四周山道上到处都是火把,还有讨论电影好坏的声音,但于我充耳不闻。 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公房晚上要经常召开社员大会。几百人围坐在公房里,听工作组的人给大家读毛选,传达新的革命指示。昏黄的油灯下,有打瞌睡的老人,做手工活的女人,抽叶子烟的男人,污烟漳气,闹声不断,男人女人打情骂俏之声不绝于耳,大队干部在桌子上敲了一阵又敲一阵:静一静,社员同志们,静一静,下面要向大家传达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新指示┅┅没有哪一国的人民能如此关心国家大事,不分男女老少,妇女儿童,可惜的是我乡在这么好的环境熏陶之下竟没有出一个像样的政治家,实在是一大憾事。
四、村庄里最恐怖的人 当我的目光再次凝望村庄的时候,不经意间想起的居然是这个人,一个曾经像迷一样生活在村庄的老人,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人们只知道他姓钟,叫什么可就不清楚了。我怀疑在整个村庄可能只有大队书记知道,可他又很少向人们提起,因此人们都叫他“钟烟灰”,这名字的含义再明显不过了,他的脸脏得像一口锅的底部总是黑黢黢的,头发乱蓬蓬的像山上野生的茅草。 我的童年是在对他的恐惧中度过的,我无法描述我心中对他的恐惧,一个疯子,一个狂人,一个乞丐,一个魔鬼┅┅无论我用什么恶毒的词语来形容他都一点也不过分。不光是村中的小孩怕他,就连村中的年轻的女人也像躲避瘟疫一样的躲着他。看见他从大路上走来大家会纷纷避开,绕道而行。小孩见他往往担心他那鬼一样的凄厉的眼神会把人的魂勾走,在我的心目中,他就像我听过的无数的鬼故事中的黑白无常一样的令人恐惧。那时村里的小孩夜哭,只要那家的大人说一句:哭嘛,“钟烟灰”来了!那家的小孩会马上乖乖的禁口不言。这种吓唬小孩的方法总会百试不爽,收到立竿见影的奇效。今天想来他是怎么成为人们心中的恐惧的,像他的身世一样依然是一个迷。 照理说他一定干过什么伤天害理有违天和的事情,人们才会如此怕他,可从小到大自始至终没有听谁说过他干过什么坏事。他整天像幽灵一样的在村庄到处游荡,肩头挂着不知从哪里捡来的一副破褡裢,手里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竹棍,凶神恶煞的指指点点。他身材不高,身上又脏又破,无论什么季节总是穿着一套臃肿的棉衣棉裤,里面的棉花露出来黑得像浸了一层油;头发乱得像鸡窝,由于长时间没有清洗,中间的几绺粘在一处像涂了一层胶水,又干又硬;屁股后面几个破洞,露出与他脸上肌肤一样黢黑的消瘦的臀部。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名乞丐都要狼狈。 “钟烟灰”一天到晚不停的走,但绝不走出村庄的范围。饿了在地里掰玉米,抠红薯,扯萝卜充饥,渴了只要看见有水的地方就埋下头来猛灌一气,不管他是牛滚凼,还是臭水沟。走累了回到村里为他盖的小房子睡觉。没有人理会他的存在,却有无时不感到他的存在,他不和村里任何人说一句话,即使人们很友善的对他,他也要瞪着像狼的凶狠的眼光冷冷的打量人家。 在我离开村庄的第二年,“钟烟灰”死了,死在一块烂田里,那是冬天,下着很大的雪。人们发现他的时候,身上盖着一层厚厚的雪,手中还是握着一根棍子,头深深的埋进水里,想要自己钻进土里似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生前一样冷漠。他的旁边留下他挣扎的痕迹,队长说就把他埋在这里吧,说不定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保佑他早点投胎,下一辈子做一个幸福的人。 第二天,那块稻田里窿起了一个小小的土丘,除了村里人,没人知道那里面躺着一个怎样的人。前几年我回老家的时候,看见那个小土丘已不复存在,上面种满了庄稼,油菜花开得正香,有许多蜜蜂在花间飞来飞去。 (约12079个字符)
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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