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息（一）

    其实你不是家里最小的一个，我们家也不是只有你大哥二哥和你，你脚底下还有一个。

    我妈有时候不知道为了什么忽然就会说这些，我小时候就能听出那些话里还有另一些话。

    我和哥哥穿过的衣服她舍不得丢，叠整齐放好过段时间拿出来重新叠一次再放好，放到木箱子里。家里有一口箱子，上过漆的，深红色，就只有单一的深红，没有其他点缀的图案。箱子很大很深，放在装粮食的柜子上，用了一个黑色的扣子，不过没有上锁。我一直以为箱子里放着好吃的，父母不在家了，就端个凳子再站上去，掀开箱盖，手伸进去，还是够不着，跳下凳子找了根木棍，往箱底探，结果就探到了软绵绵的布上了，我不甘心，再用木棍一阵乱拨弄，还是没有探到我想要的东西。我太矮了，箱子里被我搅乱的东西肯定是不能复原的，我也不管，箱盖子一盖，跳下去，把凳子原位放好。我妈回来，我的神色很稳定，她顾不上我，她要煮饭要洗衣要收拾屋子。

    那个箱子我妈也不会经常打开，除非她没事了。我妈一闲下来，就会翻箱倒柜，那口上过漆的箱子会被她打开，双手一伸，就抱了一抱东西，仍在床上，我凑近了看，都是些旧衣服，大哥穿过的二哥穿过的我穿过的都有，有一些已经被拆成了一片片的布块。我妈一边把那些小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一边说，可惜了，这些旧衣服做尿布是最好的，软和得很。我踮起脚尖双手想趴到箱口上，我妈就会来那么一句，晓得啵，你脚底下本来还有一个的，要是那一个还在，哪里还会惯事你。

    我喜欢刨根问底，不问清楚心里就会一直有个事在折磨我，我问，那我脚底下那个是个啥呢，男的还是女的。我妈说，不晓得，没看到。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我妈就不能提供给我脚底下那个的具体信息了，连最基本的性别都不清楚，我可怜的好奇心啊就这么一直悬着。

    有时候，我还是希望脚底下那个人真的存在，不管是男是女，我就有个可以使唤的人了，喊他朝西他就不敢向东，洗碗端洗脚盆放牛这些事统统不再是我的事了。我二哥对我就是这样，每一次我妈喊他做的事他总会移交给我，他出去玩如果我跟在他身后，才走了几步就会被他撵回来，说，一个女娃子跟男娃子们有啥子好耍的，还不回去找你妈。这话说的，好像我妈不是他妈一样，于是，我太羡慕当哥哥了，哪怕是姐姐也好啊。

    但是没有这个他，那些事都只能由我来做。我很不甘心，还是要继续问下去，问我妈，那你为啥不要他呢。好像我多问几次，那个他就会出现在我面前，脆生生地喊我一声“姐姐”，那是一件多么令人神清气爽的事，心情好了就答应一声，不耐烦了就瞪一眼扔一句话，一边呆着去。

    哎呀，我简直要想去向我妈兴师问罪，为什么那个他就没有了呢。我可管不了那么多，只要我妈一说“你脚底下还有一个”，我就会迫不及地地问，那一个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有到最后就没有了呢。

    我妈不耐烦了，说，还不是怪你爸爸。

    我想，怎么又扯到我爸爸身上去了呢。

    我妈也不是天天都是个坏脾气，她也有温和的时候。温和起来的我妈有点不像我妈，我站在离她稍稍远一点的地方继续问，那你给我说说嘛，咋个就没有他了呢。我想起来就问，我妈心情好了也会说一点，渐渐的，关于那个他我也清楚是咋回事了。

    我一岁多，我妈就有了我脚底下的那一个。那个时候，计划生育已经开始了，也没有好严，只是宣传。我妈没在意，她想，再生个女儿就好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多好。我妈是家里的独生女，外婆生了一个女儿后身体就出毛病了，再也没有生养过。村里再穷的人家，也要养三五个娃，人丁不兴旺是我外爷心里最隐秘的痛，他们把壮大家族的愿望交给了我妈，他们常念叨的话就是，一个是养，两个也是养，三五个还是那么养，多子多福。很多人最初设想的人生状态大多来源于父母的口头灌输，我妈就是这样被灌输了“多子多福”的观念。她肚子里又怀上了一个，欢天喜地一样地高兴。

    村里按了大喇叭，按在公社大队保管室里，喇叭的声音在群山环绕的田坝里很清晰很响亮，大多时候会放歌曲。有一个女生会在喇叭里喊，那声音很尖很细，下面播放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激昂的歌声就从田坝上空的电线杆上流窜出去，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声音是大队妇女刘主任的，她说的不是正宗的四川话，还有点普通话的感觉。后来，刘主任在喇叭里不仅仅说播放歌曲了，她还大声喊，她喊村里的社员为同志们，同志们，特别是党员同志们，一定要起好先锋模范作用，带好头，男女都要结扎，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刘主任也生了三个娃了，只是都是女娃，那个当杀猪匠的丈夫可不管她是啥子主任，照样当着众人的面骂，只晓得下咯咯叫的母鸡，一个公鸡也没有。

    这方面，我妈神气多了，我已经有两个哥哥，再生，不管男女都欢迎。

    刘主任在喇叭里喊的时候，她和我妈一样，肚子也翘起来了。她扯起嗓子喊，家里有三个娃又怀了的，要去大队手术室刮宫引产，用的是地地道道的四川话

    县里的医院来了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公社的一间空房子里搭了个手术室，一张门板卸了蒙了张白床单往两个高凳子上一搭就算是手术台了。都说，是个小手术。

    我妈没当一回事，反正有刘主任在前面挡到的，有本事她先去刮宫去引产。

    我妈把两个哥哥和我不穿的衣服裤子都拆了剪成尿片，放在木盆里用开水翻来覆去地烫，烫好后一片一片地搭到屋前两棵香椿树之间的竹竿上，等着太阳晒。

    我妈说，都准备好了。一点都不着急，反正前面已经生了三个，有的是经验，只需要耐心地等着肚子越来越大，等到那一年的秋天，家里就有第四个娃了。

    村里怀娃的女人都不娇贵，大多数临产前都还在干活。听听那些小名，柴生，谷生，水生，就是背柴，打谷，挑水这些时候生下的。现在我还听到有人这样说，那时候，生娃哪里那么麻烦，就跟母鸡下个蛋一样。

    刘主任和我妈都还在挣工分，村里吃大锅饭，她们两个女人就一个团面擀面，一个洗菜炒菜。哪怕是中午，也吃烩面，各种杂食混合煮，洋芋红苕黄瓜南瓜，有啥煮啥。刘主任还是会在喇叭里宣传动员号召育龄男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吆喝怀孕的妇女主动去刮宫引产，回到了了厨房，她和我妈两个女人除了擀面炒菜就是相互探问对方肚子的娃儿动得勤不勤，喇叭里的事一个都不提。

    怀在肚里的娃娃可不管那么多，安安稳稳地在各自妈妈的肚子里一天天地往大里长。

    公社的干部还是来了，一男一女，先去的刘主任家。至于说了什么，只有红着眼睛的刘主任和那个跳脚骂街的杀猪匠晓得。我想无非就是动员刘主任作为一个领导一定要起好带头示范作用，那张手术台已经寂寞很久了。我妈说，她看到眼睛又红又肿的刘主任，心也跳了几下，我妈不一定知道有一个兔死狗烹的成语，她就觉得刘主任要是走进那间门板当了手术床一节土布当门帘的手术室，那她就没有挡箭牌了。

    公社干部来过后没几天，刘主任不见了，杀猪匠跑到公社大吵大闹，说人被他们逼死了，喊他们陪人。杀猪匠祖祖辈辈都是赤贫，他翻身做主后性情狂飙，开口必称“老子”，他一屁股坐在公社书记的大门口，喊着，你们逼死了老子的儿子，老子要找你们拼命。很闹了几天，后来有人喊他宰猪，他就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了，宰猪的手法依旧娴熟，一刀毙命，丝毫没有受丢了儿子的影响。

    刘主任的确不见了，她的娘家在另一座山上，她有八个兄弟姐妹，大家都猜测她躲起来了。山高林密的，藏个把人是小事。

    没有了刘主任，我妈过得很惶恐，她想穿又长又大的衣服遮住一天比一天大的肚子。哪里还有多余的衣服呢，不过是平常穿的那几件，怎么也遮不了。我妈说，她也想消失，只是她没有多余的兄弟姊妹，其他的亲戚没一个可靠。

    最不可靠的是我的爸。我妈说起这件事，牙齿都咬紧了，那些字就像从他的牙齿缝里钻出来的，用了很大劲。甚至，我妈还说我爸是软骨头。

    软骨头，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极具贬义的词，对一个男人更是如此。但是，我妈就是这样说我爸的，哪怕事过这么多年。

    我爸是个民办教师，工资比公办教师少了很多，还得在上课之余参加劳动挣工分。民办老师在公办老师面前是矮了半个脑袋的，原因看那些称谓就知道了，一个是“公办”，吃国家饭，一个是“民办”，在生产队吃大锅饭，也就是说，民办教师还是个农民。我爸对此严重自卑，开会时几个民办教师也是坐在最后面，说话时都压低了声音，他做梦都想有朝一日身份能转换成公办。

    公社干部找了我爸，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对我妈多说，他说的是，家里都三个娃了，再多一个负担太重了。

    我妈说，都五六个月了，你现在才说负担重了，前段时间怎么不说。

    我爸还是没有忍心说出那句话，但是有人帮他说了。还是劝说刘主任的那个公社干部，他很干脆很简单地说，你们家里有个是国家人，必须首先支持国家政策，如果不支持那这个书就不用教了，这个娃必须打掉。

    说得多轻巧啊，“打掉”，就像对待一个敌人，还“必须”，容不得一点商量的余地。我妈听得心惊肉跳，她轻轻地摸着肚子，感受着手指下那个生命忽东忽西地跳跃着和她打招呼，眼泪鼻涕一起掉。

    我爸不知道是不是被“国家人”那三个字砸晕了，他或者也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真的是国家人，他一心一意要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国家人，也就不再坚持要那个老四，按照公社干部的指示，必须动员我妈走进那间寂寞已久的手术室。

    我妈毕竟是个女人，她再哭哭啼啼也无处可去即使去了也只是跑了她这个和尚，我爸这个庙还在。我妈说，我爸给她灌了很多迷魂汤，比如带头执行了国家的新政策他就有机会“转正”，成为真正的国家人口，他说，转正了工资高了生活条件好了家里就好过了，他还说，有了钱想吃牛肉就吃牛肉。

    我妈怀老四的时候，害口，不是想吃酸的想吃辣的，而是惦记着街上一个小馆子里的牛肉面。香得很啊，老远就闻到红烧牛肉的味道了。我问，是不是八角茴香大葱的味道。我妈说，那个时候哪里有这么齐全的佐料，就是一碗面条，上面放了一两坨牛肉，牛肉烧熟了的味道硬是香。说着，我妈甚至吧嗒了一下嘴，我估计她把嘴里的口水咽下去了。

    卖牛肉的小馆子在公社医院的对面，就两间屋，里间是厨房，外间搭了三张小桌子，桌子上的竹筒里插了一把筷子。那个小店我其实很熟悉，我在离那个小店十几米远的小学读书时，每一年我妈卖了蚕茧都会带我去奢侈一下，吃一碗牛肉面，只是她会把也是仅有的两坨牛肉挑到我碗里，她说腥味太重了。

    我妈怀着老四时并没有觉得牛肉有腥味，她觉得那个味道太香了。我爸说，走，我带你去吃牛肉面。我妈还是跟着我爸去了公社，从村里到公社并不远，平时我妈背一背篼的东西也走不了多久那一天我妈走了很久，她走得很慢，走走停停，我爸走得快，他不敢催我妈走快点，一催我妈就哭就骂他，莫良心的，砍脑壳的，想起啥就骂啥。

    那一天，我爸除了给我妈喊了一碗牛肉面，还额外加了一小碗蒸牛肉，他说，吃吧，吃完了我们去医院。

    饭馆对面就是医院，一个小四合院，四合院紧挨着一个戏台，戏台的背面就是公社办公的院子。我妈说那天她走进医院，走到那棵高大的皂角树下，看到空荡荡的戏台，心里也空荡荡的。

    我妈也读过书，五年完小毕业，比我爸少读了几年书而已，她的肚子因为吸了几瓶墨水就格外敏感，心里的疼痛也就格外明显。她说的空荡荡，在我现在想来也觉得特别地空荡荡。

    我妈肚子里的老四已经七个多月了，她说她的肚皮早已经开始冒包了，她说她分得清哪个地方冒起的包是老四的小脑袋，哪个地方冒起的包是老四的小脚，那个地方冒起的是老四的屁股。

    我妈没有给我说其他的事，她只是告诉我，那个打下来的老四她一眼都没看，只听到医生说，都长齐全了，还是扔到茅厕里去。一个撮箕就盛着白白嫩嫩的老四，倒进了公社医院黑森森的茅厕，噗通一声。

    公社医院有一口很深很深的茅厕，我去过一次，蹲在木板上，往下一看，只看见里面黑漆漆的。我总担心一脚踩滑了掉下去，那么深，可怎么得了。

    我妈肚皮里的老四扔进了那个茅厕，我听到我妈说起这些的时候，心里也响起了“噗通”的几声。我妈说起这些，就骂我爸，当着我的面骂，她说，你爸爸就是个软骨头，听人家一吹就相信了，要是再硬气一点，老四就和刘老四一样大了。

    又过去了几个月，我妈再次走进生产队的那个简易卫生室，做了结扎手术。那次手术让我妈的腰半年多的时候都没有伸直过，她说一伸腰小腹上的伤口就扯着疼。

    我爸还是当他的民办教师，他开会还是坐在会议室的最后面，他的工资并没有涨上去，牛肉我妈是不吃了，她说闻到那个味就想吐。

    倒是刘主任，多半年后回村里了，抱着一个娃，她说是半道上捡来的，是个男娃。杀猪匠的脸笑了又笑，他抱着那个捡来的小胖子说捡来的也养着就靠这小子养老送终了。说着说着就在小胖子的脸上吧唧地亲一口。

    刘主任抱着娃回来的那天，我妈就开始骂我爸“软骨头”，她弯着腰捂住肚子连连骂了好几声，她说，心里空荡荡的。

    刘主任回家后还是和我妈一起挣工分，只是她的话里都是他们家的刘老四，我妈说有时候她就安静地听她说，四娃子会爬了，四娃子在长牙了，四娃子会扯姐姐头发了，有时候，我妈忍不住也会嘀咕一声，一个捡来的娃有啥子了不起的。当然，这样的自欺欺人也不会让我妈好受几分，刘主任依然笑意盈盈，说捡来的也当亲生的。我妈回家就又开始骂我爸，骂到最后说一句，刘家那个娃越长越像那个杀猪匠，一脸的泡泡肉。

    杀猪匠还是照样杀他的猪，我爸还是照样当他的民办教师。

    我成了家里最小的娃，我妈看见刘主任家的老四时，她就成了祥林嫂，反复地说那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