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牛

　　一、
　　那头小牛伸长脖子嗅紫色的牵牛花，嗅铁丝，又去嗅木栅栏。它的脖子再伸长一些，想嗅栅栏那边的豆角秧。结果，一不留神，两条前腿就滑进眼前的窄沟里。它不知道它与花、铁丝、木栅栏之间还横着一条窄沟。它迅速后退，像是逃避一只猛兽，躲到母牛的身后。它以为窄沟会追上来，眼睛瞪得很大。窄沟却没能跑进它的眼睛里。不到一顿奶的工夫，它就会把这恐惧忘得一干二净，继续去嗅紫色的牵牛花、铁丝和木栅栏。它又一次掉进窄沟，这一次，它没有跑到母牛身后，而是跑了一半的路程，它用耳朵倾听，听那窄沟是否会发出响动。
　　它有时会走进院子，一点点走，一点点嗅。我简直怀疑它是狗投胎转世。一条狗走到它身边，它也像嗅一朵花一样，嗅狗的脑门。狗自然不愿意被当作“花朵”，耳朵顿时竖直，恼怒地狂吠起来。小牛一惊，慌乱地跑开。这小牛原本是怕我的，察觉到我的身影便跑开，但有一次却没有动，它停在那里，却又绕过我，一直向前，走到晾衣绳下边，来回蹭我那条蓝裙子。我才知道，它感兴趣的是那团固定在布里的蓝色火焰。那蓝让它陶醉，它对着那团蓝撒娇卖萌，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
　　父亲拿起笤帚就赶。我说，它好像看得见我的衣服，要不就是能看见蓝色。父亲说，一个盲牛，哪就看见了？
　　是的，它是一头盲牛，它在投胎时，把目光留在了上辈子。
　　不知道为什么，它一脸天真，满世界玩耍的时候，我总能从牛眼里看到我们的童年。那时，我和弟弟觉得这小院是那样广阔。我们玩泥巴、采花朵，在枯木上摘木耳，修房子……我们用树枝、花草、泥巴几乎模拟了整个人生。从婴孩出生，到娶妻、生子，再到遭遇疾病、死亡。可长大以后，我们才知道，树枝、花草、泥巴并不是人生的构因。
　　弟弟很快就变了样子，生活在他的脸上、身体上大刀阔斧地下手，让他过早地秃顶、发福，样子看上去像我的哥哥。
　　他拖着肥胖的身子走路，身体里的钢板会不时响动。他总是习惯性地敲打这一截埋在身体里的异物。夏天穿短裤的时候，我能看到他腿上的伤疤，有十几厘米那么长，好像一条鱼骨化石镶嵌在里边。在十年前那场车祸里，我只流了两次眼泪，打回去两千块钱。肇事者是大我八岁的叔叔，这个在我母亲后背上长大的人，什么也不说。我的父母便吞下了这枚苦果。那个春节，我千里迢迢回去，看到躺在炕上的弟弟，他的目光钉在一台彩电上。他那么年轻，注意力不在腿部的疼痛，而是彩色电视里的节目，山外的缤纷世界。父亲不顾弟弟在医院里的巨大开销，买台彩电回来，就是想让那些彩色将他心里的黑墨抹掉。
　　弟弟那时刚开创了他的第一份事业，在山下一个车流密集的村里开饭店。这场车祸结束了饭店的生命。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又一次学习走路，并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我们似乎从来也没有为他的婚事担扰过。无论哪个环境里，都有姑娘倾心于他。可后来十年的时间里，弟弟的婚事，却让父母伤透了脑筋。那些年，我看到一头头盲牛对眼前世界的每一缕花香都充满渴望，对每一条可能出现的鸿沟都视而不见。每次出现危机之后，他们躲进自己的恐惧里，悲伤在互相的碰撞里无限放大。我因为无法把花香移植到他们眼前而悲伤，许多年里，我想起家庭，就觉得有一只坚硬、尖厉的牛角插在胸口。事实上，缓解他们的悲伤是容易的，偶尔的花香，便使他们又一次忽略了鸿沟的存在。当我一次次觉得他们看透人事，走出悲伤的时候，才发现我也是一头天真的盲牛。
　　弟弟第一位引起我们家庭矛盾的女友是个孙姓姑娘。孙姑娘是河北人，胖乎乎的。她当时跟弟弟在同一家饭店里打工，当服务员。那年我生日，她去我们的出租屋里吃饭，跟着我在厨房里忙前忙后。母亲在电话里问长问短，探听孙姑娘的长相、品行。可这探听明显就是虚假的。母亲压根不想让她的儿子找外边的姑娘。她对未来生活没有准确的预见，以为出去打工的人早晚要回到村子，到时，弟弟的外地媳妇如何能适应我们村里的生活？为此，她将自己未来儿媳的出生地限定在老家的山村里。
　　其实，孙姑娘像我们一样从小山村里走出来，担负着让家庭富裕的重任。这重任原本是由她姐姐担负的，可姐姐的重任在爱情的阴沟里翻了船。现在，她跟爱人在附近的城中村租着间小房子，怀了孕，已经自顾不暇。孙姑娘在我们面前说要在不久的将来买房、买车，再把父母接到城市来。这曾经是我的梦想，彼时从她嘴里说出来，我好像忽然遇到了当年的自己。她没看见我苦笑的表情，继续描述着自己的愿望。
　　我想如果不是父母反对，孙姑娘不会跟弟弟在一起那么久。但他们还是分开了。她梦想的果子太大，弟弟这棵树完全承担不起。
　　
　　二、
　　都说红色能燃起牛的激情。在西班牙斗牛场上，那抖动的红布让牛无比愤怒。它一次次冲向斗牛士，把坚硬的牛角像匕首一般刺向鲜红而柔软的敌人。也有人说，牛本身是色盲，在它的世界里，只有黑白灰。红布并不能调动牛的情绪，它反而可以刺激人的情绪，让人产生莫名的兴奋。牛的愤怒不过是因为长时间的关押、一次次地被戏弄和红布的挑衅。可父亲的小盲牛不是这样的。它看不见别的东西，却对我那条蓝裙子分外依恋。它在蓝裙子下一卧就是一下午，好像那蓝能给它安全感，就连母牛的呼唤都置之不理。它吃奶的次数非常少，满月的时候比刚出生时看上去还要瘦。一头牛看不见东西，最不幸的不是它自己，而是它的主人。父亲一整年辛辛苦苦侍候着母牛，就等着下了小牛，给自己开支呢。
　　患过脑出血的母亲在窗口看着忙碌的父亲，也看在蓝裙子下卧着的小盲牛。她不住地叹气，在她眼里，那头小盲牛是这个家庭里的一块霉运疮疤。
　　母亲向窗外张望的样子，让我想起她壮年的时候。那时，她总想做弟弟婚姻里的主人，在各个村子里张罗，她将几个姑娘排列在名单之上，再一一筛选。母亲像古装剧里那些热烈的娘亲一样，四处托红娘，又四处奔走，四处打听，忙得不亦乐乎。在一个秋天，她以收庄稼为由把弟弟叫回家。那几天，我的电话不断，一会儿是弟弟打的，一会儿是母亲打的。母亲眼里的弟弟是多么不懂事，对她安排的张姑娘一直摇头拒绝，张姑娘是弟弟的初恋，可他们已经分别了很多年。我自然是站在弟弟那一边，可这相隔千里的援助根本无济于事。就连族里其他长辈也在电话里说我是“憨子”，他们对这件事情莫名地热情，轮番劝解弟弟。对他的祈求却无动于衷。后来，弟弟酒后在电话里对着我哭喊，姐，你快回来！
　　在父母族人眼里，结婚就是“生米煮成熟饭”，是感情的最后一站。村里人的婚姻史，不足以让他们看到其中的危险性。那些年，山村人家的婚姻状况只听说过丧偶的，外遇的，但没听说过有人会离婚。他们急切地想把弟弟送到这终点，完成自己的使命，完全想不到在这途中会遇到什么意外。“她家不要房子，又不要车……”母亲觉得拣了大便宜。这位张姑娘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从她家到我家步行也用不了三分钟。张姑娘的父亲张老锅跟我父亲关系非常要好。至今我还记得，小时候一到下雨天，他就背着张姑娘到我家串门。
　　我母亲几次三番地催我赶紧回家，准确地说，是盼着我所有的积蓄回家。就这样，我成了这场婚姻闹剧里的最大赞助商。弟弟当时的处境，就像强迫戴鼻环的半大牛犊一样。挣扎、流血、疼痛是多么正常不过的事情。等他不得不点头之后，才明白，为了好好生活，必须爱上那鼻环。
　　结婚那天，迎亲的队伍太长，前边的人已经进了张家门，后边的人还在我家门口。我看到的张姑娘，完全没有母亲描述的那般贤惠，什么给我家牛打草啊，什么给我妈做饭啊。母亲这样解释：新媳妇嘛，总得端端架子。我看她在新婚那天抚摸新家具的神情时就确定：她爱家具一定比爱我弟弟多。
　　我没看见弟弟如盲牛般适应鼻环的过程。那时，我在石家庄工作，我租着两室一厅的房子，就是为了他们出来打工的时候，能有落脚的地方。我买了非常喜庆的大红床单，以为他们会在某个时间来投奔我，并提前想到了各种处理姑嫂关系的方法，但都没有派上用场。对于这场婚姻里的最大股东，我父母向我隐瞒了实情。当我一年之后知道这些事之后，气得拳头发紧，浑身直抖。张姑娘极少回我家，她要么住在娘家，要么去了城里。让她回来的方法只有一个：给钱。在这么糟糕的事情面前，弟弟始终保持沉默。一直在说话的是母亲，她向我描述着乡亲和媒人的闲话。我把那些凌乱的句子组织在一起，大概这是样的：张姑娘想嫁到我们家完全是一场预谋，她哥哥娶亲时，借了十万块外债。她父亲张老锅急于找一个能堵上这窟窿的人家，而我母亲当时急于让我弟弟结婚，所以才有了这门婚事。结婚前，她刚做了药流。那孩子的父亲便是她姐夫。有人在城市里撞见过她和她姐夫在一起，他们结伴出入于一间出租屋，情侣般走在街道上……我在这个时候，耳朵里就会冒出弟弟酒后的哭声。他说，姐，你快回来。
　　张姑娘曾给弟弟发过这样的短信：假如我整天泡吧，跟别人鬼混，你还会跟我过日子吗？我弟弟在那个夜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在她回来之后的某个夜里，他请她去床上，这其实已经算作答复了。但张姑娘一剪子扎在我弟弟手上，她要更明确的答复。那是个冬天，我弟弟用一件衣服擦拭着手上冒出的血，然后把它塞进炉子里烧掉。
　　但弟弟手上的伤口还是成了一枚炸弹，硝烟在两家人之间弥漫。张姑娘前一天还让母亲给她做绣花鞋，第二天就拿着衣物走了。从此，她再也没有回来。
　　他们没有领结婚证，算不上合法夫妻。在我的老家，这并不稀奇。并且有一个不成文的乡村规约：已交付彩礼的男女双方，无论哪方理亏，只要男方说分手，女方便可以不归还彩礼。为了那笔高昂的彩礼，我们全家也得咬着牙也得怄下去。
　　深夜，我又一次听到弟弟哭泣的声音，终于忍无可忍，从网上找了位律师。希望能在法庭上结束这段所谓的婚姻。在法院，张姑娘泣不成声，她说要改过自新，一定回家好好过日子。可弟弟前所未有地坚决，他对她再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张老锅不得不还我家钱的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那些有类似情况的人家，似乎一下看到了希望，不断把电话打到我家来咨询。
　　其实，张姑娘始终是彩礼的牺牲品。为了把我家的钱还上，她不得不嫁到外县。半年之后，她又嫁到了另一家。现在，村里没人知道张姑娘到底嫁到了哪里，只见过她跟一个年长的男人亲亲热热回了娘家，怀里抱着一只长毛狗。类似的狗，张姑娘在我家就养过一只。她走之后，她的狗却赖着没走，看见她从门前过，不住地摇晃蓬松的尾巴。
　　通过法院拿到张老锅家的钱后，母亲就陷入到继续给儿子找媳妇的轮回之中。只不过这次的范围扩大了，离异的、丧偶的都包含在内。刚摘掉“鼻环”的弟弟好不容易得以解脱，自然不愿意那么快进入婚姻。可彩礼一高再高，一开始还是六万六，七万七，后来就变成八万八，九万九，再后来十几万也挡不住，除了这些彩礼，还要在城里买房、买车。女孩子们不管自己是否在城市生活，也要在这城里买套房子。弟弟誓死不为这样的婚姻折腰，他跟我一起嘲笑那些以金钱为择婿标准的人，也嘲笑那些不断妥协的男方，为了一个并不中意自己的姑娘，他们欠下了几十年也还不清的债务。
　　弟弟当时在饭店当厨师，有一技之长，工作非常稳定，比其他打工的年轻人有优势，但他非常自卑。他知道很多女孩并不看重他如何自立，如何能照顾家里，他们往往会看到我病中的母亲，不得不居家的父亲。那段时间，他频繁相亲，之后，跟一个姓冯的姑娘走在了一起。冯姑娘生过一个孩子，她前一段婚姻就是高彩礼婚姻的牺牲品。那户人家的家境是不错的，但婚后，才发现丈夫又懒又馋，整天迷恋于网络游戏。多次争吵以后，她跑回了娘家。他们像很多农村婚姻一样，只有传统仪式，没有领结婚证。冯姑娘认识弟弟后，说要顺从自己的内心，只看人，不看钱。她从娘家偷偷拿来了锅碗瓢盆，跟弟弟过起小日子。一年后，他们谈婚论嫁，却依旧没能逃过彩礼这一关。
　　冯姑娘要房子，只要在山下就行。可山下的村庄几乎已经空了，人们都进了城。她跟弟弟因为彩礼的事吵了好几天。从十几万到几万。后来，终于商定要七万八。即便这样，我家也是拿不出的。那几天，冯姑娘坐在弟弟的摩托车后座上，见证了他四处找钱的尴尬情景。冯姑娘下令让我出两万块，可我那时刚刚买房，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也只有一万。我们村当时有十几个小伙子没有娶妻。谁家娶媳妇，全村人都当作是自己的事儿。我父亲大摆宴席，请乡亲们帮忙。屋里摆一张铺了红纸的桌子，村里最有威望的几位大爷、爷爷在那里坐阵。他们一笔一笔记下大家的钱数。出钱最多的是我姑姑、姨姨、舅舅，他们一人出两千块，最少的是村里的五保户。他哆哆嗦嗦的手指从布包里摸出二十块钱，拉着我父亲的手说，只要娃能结婚，多难都得努力！说完，坐到席位上端一碗稍子面吃。
　　往常，这样凑钱的方式是男方私下进行的。可这一次，冯姑娘一直坐在屋子里，她看到我家所有的乡亲齐心协力凑钱的一幕。我们以为这感人的情景会触动她心里柔软的部分。我天真地以为，她会因为弟弟这几天的奔波而心疼。结果冯姑娘一回到她娘家立刻就翻脸了。她想要的不只是七万八，是那天大伙给凑的所有的钱。就这样，弟弟眼看着自己同居一年的女友以500元之差落入别人手里。这在故乡屡见不鲜。多少人家因为女方一再加码，本来定好的婚期告黄，因为三两千甚至三两百的价格，相处几年的结婚对象很快就换了人。
　　这件事给我们家的打击非常大。我父母自愧家境不好，说他们影响了弟弟的婚事。母亲更是时不时落泪。我没办法跟他们谈话。他们话里有刺，不扎别人，专扎自己。可我宁愿他们把刺扎向我。
　　我父亲跟村里那些娶不着媳妇的人家一样，想尽办法却无济于事。他们曾想把一个大弟弟九岁的离异女人介绍给他，如果不是因为她名声不好，他们就会付诸行动了。在许多次的反思中，母亲把自己说成弟弟婚姻里的罪人。但她把眼泪一擦，又成了一个逼婚者。弟弟感觉身体上到处都镶满了鼻环：母亲的眼泪，自己的年龄，还有暴涨的结婚条件。为此他夜不能寐，大把大把地脱发。脱掉的头发也变成催逼他早日成婚的鞭子。
　　
　　
　　三
　　
　　那头小盲牛注定得砸在父亲的手里，虽然一头公牛未出生前，它的四肢、前胸、后背、内脏甚至是阳具都被贴了价签，但没人愿意要这么一头瘦骨嶙峋的小盲牛。每年这个时候，父亲都会无比心痛地把一头小牛的缰绳交到牛贩子手里，然后接过钱，目送牛贩子拽着小牛走出村子。父亲故意不看小牛湿润的眼眶，他回到牛棚里，给母牛倒上最好的草料。
　　每次拿到钱以后，父亲都说不养了。可是生活一张口，到处都需要钱，他就忍不住在母牛发情之后去找配牛师傅。
　　小盲牛一直不好卖，牛贩子们把价格压得很低。父亲摆手拒绝。小盲牛却追着牛贩子跑了好远，直到在石头上绊了一下，才吓得跑回来。哦，牛贩子手里拎着一个蓝色的布袋。
　　母亲跟父亲商量，不能再留它了。它要是头母牛也算了，我们长久养着它，瞎就瞎，不影响下小牛。可它偏偏是头公牛，我们养它有什么用呢。是的，一头公牛真的没什么用。耕地、播种都有现代化设备了。水龙头已经铺到院子里，用不着它拉水了。这样的工作用不着它们，就连生育繁殖也不需要它们的参与了。母牛到了发情期，一个电话就能把配牛师傅叫来。在山村，牛也像人一样男女比例失调，牛的性别问题不会给人带来太大麻烦，而人自身生男生女，却产生了巨大的负效应。人们都渴望生男孩。但一个男孩却足以让一个家庭破产。那些当年因为生女儿垂头丧气被罚款的人家，却开始扬眉吐气。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们一次次制造着不幸的婚姻：只要性别没冲突，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就能像牛一样摄合甚至是捆绑在一起。
　　那一年，媒人从各家收走几千到几万块钱之后，村子里便有了一个特殊的人群。这些来自陕西的女人让附近村里，二十多岁的蔫虎到五十多岁的大喇叭立马从光棍身份里解放出来。蔫虎他们家还举办了隆重的婚礼，新娘子明显比他大了十几岁。两个陌生男女，忽然就以夫妻的名义住在一起，是很奇怪的。可他们都不觉得。我父母跃跃欲试，想着让媒人给我弟弟也介绍一个。只是年龄要尽量相当。这件事情最终因为我的大哭而告终。不多久，大哭的便是那些娶亲的人家了。接连几天，这些媳妇们都去山里采草药，她们是多么勤快啊，把采来的草药晾晒在窗台上，男人们闻着这草药味便能把多年因娶亲留下的内伤治好。可几天之后，天黑了，媳妇们也没回来。人们找了整整一夜，只在一个黑土洞里看到几把堆在一起的镰刀和编织袋，那本是她们采草药用的。那编织袋像一截粗大的蛇蜕一样被男人们捏在手里。
　　那个时候，网络兴起，不少人从网上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比如我的表弟。表弟的媳妇来自山东。他们在一起和和美美，很快就有了小孩。弟弟也学着他的样子从网上淘换幸福，还真遇到了对他心仪的女孩，可了解之后才知道她们多是在婚姻里不幸福的人。她们要么有家庭，要么跟自己的丈夫处于准离婚的状态。弟弟苦闷，但他不想当那个拆散别人家庭的人。
　　当年给冯姑娘准备的彩礼存在银行里。我父母担心再也凑不到这么多钱，没将它们归还。这些年，谁家需要用钱，弟弟就单个还了。在他工作地点附近的楼房开盘时，我让他交了一套房子的首付。有了房子之后，弟弟在找对象这件事上确实多了优势，大姑娘、小媳妇一涌而来。弟弟挑来挑去，有点挑花眼。他不想再在婚事上托累父母，一说只有房子，没有彩礼，便击退了一大拔人。其实可供他挑选的人大多是这样的：离异，有的带孩子，有的不带。少数没结过婚的，身体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缺陷。
　　在弟弟眼里，婚姻不过是个按摩器，可以让母亲安心。他越来越像我父母，把婚姻当作一个人情感的终点。那段时间，我们在电话里总是争吵。我总在说，慢一些，再慢一些，慢慢相处，慢慢交往。他却格外地急切。一有空，饭店老板就开车带他去附近的村里转悠，四处打听哪里有待嫁的姑娘。这有点像牛贩子进村后四处打听哪家有牛卖。我根本拦不住弟弟，通过电话里他的声音，我就知道，他的血液里有几十头牛在奔跑。他跟现在的妻子见过两次，便定了终身。对方不在乎他的家境和条件，只朝他要了两万块钱的彩礼，这两万块钱在婚礼那天当作陪嫁送还到我们家里。我父母非常知足，握着儿媳手的时候，眼泪涌了出来。
　　儿媳在另一房间里的时候，我父母的神情就像那头守着蓝裙子的小盲牛，那么安静、快乐。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对儿媳好。秋天，我父亲从山里摘了几大捧酸枣，从地里刨出新鲜的红薯，又带了南瓜、大葱，恨不得把整座山搬去看他们。
　　第二年，弟弟迎来了他的女儿，同时也迎来了妻子的产后抑郁症。他手上的炒锅越来越沉，房贷、养育孩子的压力、夫妻感情上的矛盾让他倍受煎熬。生命的火焰炙烤着他，可是他不再说话，不再哭诉，他学会了沉默。即便这样的煎熬，在村里那些单身的小伙子眼里也是美好的。这几年，单身男性的群体又壮大了，几个原本有媳妇的人，也在进城打工后分手了。一个男人在城里扎下根基太难了，而城市总是对姑娘们微笑并且招手的。
　　面对鸿沟，我的家人远比我想象得坚毅，就在弟妹忽然跑到娘家闹离婚的那些天，我腿瘸的父亲和只有半个身子能够活动的母亲照看着弟弟的女儿。弟弟承担着妻子各种无理取闹，一次次把药送到她的身边，直到她回心转意，把孩子接回到身边。父母顿时觉得空落落的，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小盲牛的身上。
　　我知道，父亲早晚要向牛贩子妥协，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它。而那头小盲牛像狗一样天真地蹭他的裤腿，它不知道自己日后要等待多种凶器：鼻环、刀子、火或者沸水、人的或者狗的牙齿、肠胃以及埋骨头用的土地。那些东西，可比一条窄沟凶险得多。我把那蓝裙子摘下来，它就来嗅我的手。父亲拍了拍它的脑门，笑了，他说，这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