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仨

      第一次见佟芬芳时，应该是在一九九五年。那时，大厂的后花园的三叶草已经蹿出一片新黄，高大的杨树上的叶苞，也似乎在奋力绽出绿色。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我所在的小厂业已被大厂兼并，未来的愁苦正像小厂后院的荒草疯长时，有人通知我去大厂报到。能有个糊口的去处，内心自然跟荣获大奖一样高兴。
      说是二号窑炉刚刚建成，急需一部分岗位工。幸运的我和几位来自小厂的同事一样，分配到了转料岗位。这个岗位没有什么技术要求，只不过是把窑炉吐出来的熟料从链板转到架子车上，然后运到附近的堆场。岗位三班倒，开始，对初次体验三班倒充满好奇和兴奋，轮到大夜班时，这种心情全然无存，瞌睡、疲惫、孤寂，三枚炸弹一样轮番袭来，实在难以支撑。而大夜班恰恰整体纪律松驰，趁着链运机转速较慢的机会，我以上厕所为由，扔下架子车，钻进不远处的圆筒库下。上一周的白班，我在机械故障的间隙，曾经去这里看过，库下除了绞道一类的设备，其余的空间还是较大的、清静的，尤其是在一个角落处，摆放了一张的木质条椅，可供库下岗位工抽空儿休息。这在节奏极快的车间，不仅让人羡慕，并且觉得奢侈。我直奔那张条椅，将防尘帽捂在脸上，一躺下去，所有的嘈杂、粉尘全部远我而去，一闭上眼睛，就酣然入睡。
      恍惚中，有人取下了防尘帽，被拒在脸部外面的光突然打在脸上，我惊醒了。懵懵懂懂的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睡在什么地方。翻了起来，睁开眼睛，看到条椅边站着个人，穿戴着和我一样的工作服，倘若不是光滑的脸和一双大眼睛，我的确无法判断她是女人。她似乎因为看到她的条椅上躺着个陌生的男工，样子也有些受惊和不好意思。她是刚出去打水回来的。将铝壶放在炉子上，她记起手里还抓着我的防尘帽，像扔与自己不相干的东西一样扔到我怀里，才问：“新来的？”我赶紧点头。她说：“大夜班不好上？！”似乎是问我，又像是自语。我又点头。她又说：“时间一长，习惯就好些了。”我仍然点头。我看了一下手表，占着人家的椅子，已经睡了近二十分钟了，多少有些尴尬，就站了起来，准备去自己的岗位。库下的灯光由于电压原因，一闪一闪的，时明时暗。她打量了一下我，说：“你这么瘦，吃不了这苦吧。”我一直瘦弱，自从到工厂打工，的确没有出过多少苦力，但为了挣到工资养家，倒真是不怕吃苦的，便说：“还行，还行，不怕的，不怕的。”说完说走了。
      忙于生计，又累又乏，每每上岗时，很想有把椅子能让人有片刻休息。
      不几天，又倒成小夜班。那上下午，我早早地赶到工厂，准备到宿舍取工作服及劳动工具。一个没有换上工作服的女人迎面而来。走近了，她向我打了个招呼。我一愣，在大厂，基本没有没有我认识的师傅们。她说：“忘记了？”我一拍脑袋，想起就是她就是库下岗位的那位女工了。再看她，短发，圆脸，皮肤细腻，穿了一身蓝色女装，显得朴素却又不失精干。她要回宿舍去换工作服，我看着她，走路时脚步细碎，身材前倾，样子有些匆忙甚至慌张。我到岗位时，她提着那个铝壶也正好到岗。听见有人喊她“佟芬芳”，她应了一声，我就知道了她的姓名。我的岗位上都是新人，大家与车间其他人员熟悉后，也就少了份拘束。佟师傅的班上，我也跟着大家喊她佟师傅，而每次我们口渴难耐时，她总会提着那外铝壶，从她的岗位走出来，给我们的杯子倒开水。她的脚步，仍然那样细碎、匆忙。
      按照规定，新上岗人员都要参加业务培训。这一次不一样，是轮训，也就是所有岗位工都要利用班前岗后轮流参加业务培训。地点在大会议室内，我便去了。课讲到中途，前排有人回过头来，是佟师傅。她说：“你真认真。”听她这么说，我扫视一下其他参加培训人员，只有我一个人在膝盖上摆着笔记本，仔细记着老师所讲内容。一周后，我们轮训结束，听几个老人手说，工厂年年都要进行培训，不过是走走形式，记录在案罢了。这话好像是针对着我说的，我便惭愧自己过于认真。可是，等所有人员培训结束后，办公室通知说要考试，还强调说这次考试可能影响大家年终的绩效。这下，大家都紧张了起来。试卷发了下来，内容全在我的笔记上，只利用了一个小时，我趴在宿舍就填写好了。许多同事来借我笔记本，待它传回我手里时，好好的一个本子，基本成了一把破纸。佟师傅没有借笔记，她开口借我试卷，说：“还是认真了好。”她可能是怕我不借，表情略有些不自在。怎么不会借呢，不过是两张纸而已。第二天，试卷还了过来，保存如新，没有一点儿污渍，明白她是用心保护了的。她说：“你的字写的真好看。不该在车间上班。”
      我的内心一直感谢佟师傅的吉言。可能因为字迹好些吧，好运随之降临。据说，从来不看试卷的一把手这回看了试卷，我的卷子进入了他的法眼。半月后，我调到了办公室，安排到了文秘岗位搞些文件收发和沏茶倒水之类的工作。我离开车间时，佟师傅说：“别忘了我们。”我说，怎么会呢。大家在一起也没有多少话要说，我不知出于什么缘故，顺口问她，她丈夫在什么单位，她犹豫了一下，说：“我家男人也在厂里。”当时，工厂是全县的龙头企业，效益好，收入高，结成夫妻的男女不止他们一对。
      因为车间和机关上下班的时间不一样，自此后竟然难得见到她。
     进入新世纪后的头一年，在院子里碰见了佟师傅，仍然是一身蓝色女装，脚步仍然匆忙细碎。我们迎面只有几米，她却侧身躲开了，像是不认识似的。我喊了她一声，她才停下脚步，将脸扭过来时，我看到她双眼红肿，痛哭过的痕迹十分明显。我盯着她的眼睛看着，没有想到，她立刻流下了泪水，没有说一句话，转身匆匆走了。这才有人告诉我：“她男人去世了。”我当时肯定惊呆了。是的，我知道在前些日子，工厂的修理车间有一位刚过四十岁的技术工人因为肝癌去世了，但真不知道他是佟师傅的丈夫！也才知道，她有两个女孩，都在上学，是正需要钱的时间段。也才听说，她丈夫去世后，她娘家穷，且姐妹少，顾不上给她安慰，而她的小叔子们也因生计苦苦奔波，给她带不来什么帮助。
      此后，一直到工厂关闭，工厂没有让她再倒班，而是调到食堂帮工，让她好有时间照顾她的两个孩子。我也因雨天不回家时，去食堂吃饭。她不主动和谁说话，机械地打饭、端碗、收票，呆滞的目光总是躲避着与别人的眼睛相遇。我想和她说几句话，那怕不是安慰的话，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见她仍然是那身蓝色衣服，只是宽大了许多，而她眼睛一直红肿着，两鬓间，明显多了几根白发。
       那时，名叫杨小小的女人也跑进了我的工作。
       夏天。办公室后窗临着个小花园。花园里三叶草在一场雨后，和野蒿一起蹿高了许多，几棵叫不上名字的花也开得正旺。在劳累时，我经常站到窗边看看它们，喜欢它们给我一路带来的些许清爽和安静。为了降低室温，我背对着的办公室的门开着，分明觉得室内的光线一闪，就知道有人进来了，我转身时，来人已经坐在了我对面的椅子上，“哎哟，我的腰。”我就知道她是杨小小。杨小小的名字实在与她的身材不符，胖墩墩的，走起路来好像不是在走，而是在慢慢地挪动。虽然她穿了白底带蓝色小花的裙子，但她坐在那里，仍能感觉得到对流的空气被她堵住了一般，室内热了起来。我有足够的经验知道，主动问她，她是不会开口的，得等到她把桌上摆放的与她无任何关系的文件翻看一通才行。
      一会儿，她几乎是朝我扔过来几张小纸片儿，说：“报销药费。”最早见她，好像也是我刚进大厂那会儿。大厂的门前，有一个用于安置待岗青年的门市铺，出售一些日常用品。那时，我在门市铺里购买过方便面，只是叫不上她的名字。她给我方便时，也是那么随便一扔。后来，门市铺撤掉，她分配到了车间。我在车间上岗时，很少串门，也就不知道她具体在哪个车间哪个岗位。直到她扶着腰第一次找我，瞪着眼睛朝我说：“不认识了？我原来和你在一个车间里呢。”才知道她在窑炉上面从事转料工种，的确在同一车间。终于把人与姓名对上了号，又经她这么一说，我倒好像犯了大错似的。她和我隔壁办公室的男同事熟悉，据说他们曾经谈过恋爱。我那男同事管理着工会经办的医务室的费用，她以前经常找他，他病后将他手里的账务交给了我代办，此后，她就经常找我。
      杨小小属于因工受伤。是上年吧，在西北小城，春雪和冬雪实在没有什么两样，它们纷纷扬扬地四处洒落，遇到从窑楼里散发出的热气，很快化成水，当粘到窑楼的钢板踩梯上时，由于踩梯温度过低，便立刻结成了冰。车间强调说，上下踩梯时，勿请注意安全。但杨小小不是在踩梯上出事的。说是交接班时，小心有加的她避过了踩梯，选择了平时不易行走也不让行走的二楼缓台。她跨过交错的绞道时，不知什么原因，从缓台上掉了下去。下班的同事们听见“腾”地一声响，接着听到喊叫“妈哟”，都赶紧下了踩梯，绕了大圈子跑了过去，就看见杨小小躺在一个角落处。送到医院，拍片检查，她已经是左侧盆骨骨折。大家都庆幸：“亏她肉多，不然怕是粉碎性骨折”。三个多月后出院，给她调整了岗位，她坚持说腰疼不能动弹，从此基本远离了所有岗位。
      她家距大厂较远，骑自行车少说得二十分钟的行程。她家我们在年终慰问时曾经去过，她住在六楼，我扛了两小袋大米准备爬上楼梯时，在一楼等候的她说：“来，我提一袋。”有谁对杨小小说：“不行不行，你有腰伤呢。”这个杨小小，竟然说：“买回来的洋芋、面粉，都是我拿上去的，没事的。”那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让人可气又可笑，便拍了她一把。她大约也觉得自己说的不太妥当，赶紧改口说：“唉，我腰疼的不行，往楼上拿东西，都要请人帮忙。”她家收拾的很是干净整齐，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也算是不容易。
      每月初，她都要骑车到厂里报销药费，领取生活补助。在一次厂里召开的会议上，记得有人曾经对她的现状提出质疑，说是她每天在街道上转悠，还能骑车到厂里来，又能把重物拿到六楼，这些都说明她身体恢复得十分理想，建议厂里要执行相关制度和规定，不要老这样迁就着她。参会的许多人员沉默了。基于杨小小的家庭情况特殊，好在最后没有通过这个提议。听说她的丈夫在外面跑点小生意，可他经常不回家，也不给杨小小一分钱的生活费，无奈之下，杨小小与他协议离婚了。可这个男人在需要她的时候却要回来，赖在她那里不走。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属于她个人隐私，但听说这个事情的人都觉得她是个不可理解的人。
      往后几年，每缝年终，她总是穿着那件厚且长的红色防寒服，骑车到厂里，打问本年慰问人员中有没有她，慰问金是多少，还有什么物品，是否推荐列入主管部门和县工会慰问范围等等。弄得大家有点烦她。看着那一团火红随自行车飘远，大家似乎才能透一口气。
      其实，烦人的事不少。
      那时，厂里宿舍相当紧张，有一个叫吴娟娟的女孩子，隔三岔五地找办公室，要给她安排宿舍，我问过总务，说是实在没有空房子了。便只好一推再推。拖的时间长了，吴娟娟也不高兴了，她盯着我生气地问：“你真把我当娃娃哄啊？”杨小小没有上班，却占着一张床位，主管领导要我把房子钥匙收回来。借杨小小报销药费的机会，给出她说了，杨小小眼睛一转，问：“那是不是等于把我除名了？”真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啊。好说歹说，她终于把钥匙扔在了桌上。她往出走时，突然问：“安排谁住？”告诉她安排吴娟娟时，她瞪大了眼睛：“清楚了，她又被人赶出来了。”我感慨，杨小小真是消息灵通人士。
     吴娟娟进厂不到两个月吧，当时安排她和佟芬芳住一个宿舍。佟芬芳在食堂帮灶，平时下班后都会回家去住，宿舍不过是用来换个工作服，按说，吴娟娟平时一个人住着，那可是其他女工想有却没有的安闲与清静。有一天中午，除了厂区传来的机器轰鸣声，宿舍区已经进入安静时分，许多人在午休了。这时，隔壁的女工被打闹声吵了醒来，仔细一听，声音就在隔壁的佟芬芳宿舍。年龄大些的女工马师傅过去，门开着，径直走了进去。本来打算责备她们过于吵闹，一看佟芬芳被吴娟娟压在身下撕扯着头发，明白是打架。赶紧将她们分开，也就弄清了不可言说的原委。按佟芬芳的说法，她将几十元零花钱压在被子下面，却发现它们长了翅膀似的不见了，问吴娟娟见到没有时，二人先是争吵，然后打了起来。佟芬芳说：“我也没有说是她拿了啊。”吴娟娟说：“宿舍里只有咱们两个，她问我见没见不就是等于怀疑我拿了吗？”佟芬芳兵鼻青脸肿地哭，吴娟娟似乎委屈地哭。看她们二人是不能一起住了，马师傅出于好心，自作主张，当即对调了她们之间的宿舍。
      也是偶尔，此后不久，我在一个餐馆吃饭时，见一服务员面熟，随口问她是不是姓吴，她说她姐姐叫吴娟娟，她是吴娟娟的亲妹妹。简单聊了几句，就知道她们家的境况十分糟糕。她的父母身体不好，除了种一点地，也不能像别人一样出外打工挣钱，家里没有什么额外收入，院墙坍塌，房屋破败，实在是无力修葺。她们姐妹因此过早地辍学，出来打工养家，也好有个钱给父母亲疗理身体。在农村长大的我，深知一个困顿家庭的难肠和无助，也曾报怨过为什么上苍总喜欢把困苦降于一个院子。面对她，我无言，只能点点头。难怪，吴娟娟姐妹经常下地劳动，身体看上去结实，有些力气。也难怪，作为一个女孩子，吴娟娟不像城里的女娃一样穿着花梢洋气，经常是一身洗了又洗的旧衣服，头发也剪的很短，加上脸膛粗糙，跟男孩子似的。
      中秋过后，燥热的天气转凉。按照惯例，人们该更换衣服，按照规定，厂里也到了发放新工作服的的时节。因为厂里当时效益还算不错，说是发放工作服，其实还代发一件实用的羊毛衫，但厂里制定了羊毛衫的发放规则，必须按出勤和工龄考核，出勤和工龄达不到标准的就享受不到。记得我刚到办公室那年，正赶上人家发放呢绒布料，我热心地帮办公室领导将布料发放完毕后，却没有我的，正在疑惑，有人告诉我，领取那东西是有条件的。知道情况后，不解的内心明朗了许多。也就是说，这次发放羊毛衫，当年进厂的员工是没有了，包括吴娟娟。羊毛衫的号码大小此前就统计好了，按车间、部门报上来的数据分好，只用了一个下午，尽被大家愉快地领走。
      又出事儿了。几天后，我经过办公楼后面的小花园时，听见几个女工头扎头议论，声音很低，保证连柳树的麻雀都不能听得见。看我走过，她们向我招手，悄声告诉我：“吴娟娟被赶出来了。”我没有细问原因，但风言风语地听说，与吴娟娟同宿舍的马师傅把领到的羊毛衫放到宿舍的床上，准备小夜班后带回家。她下班回到宿舍，那件漂亮的衣服却不见了。马师傅见吴娟娟已经睡觉，似乎在自语：“真是怪了事了。我是该向厂里报告呢还是该向派出所报案呢？这事要是查出来，晓不得有多少麻烦呢。”念叨完就回去了。第二天下午马师傅到了宿舍，那件羊毛衫又放到了她的床上，并且，包装已经打开，衣物有试穿过的痕迹。等吴娟娟回到宿舍，马师傅说：“娃娃，你上次和佟芬芳打架，是我相信你，才调换了宿舍。这次，我不能和你一起住了，你还是搬出去吧。”不管此事她们处理的是否得当，事后，马师傅感叹，吴娟娟算是个胆小的、老实的人，“咋连个谎话、软话都不会说呢”。
      像这类事情，真说不上以前发生过多少，将来还有多少。还好，现在有了杨小小交回来的宿舍钥匙，吴娟娟姑娘也就有了去处。她拿钥匙时，脸上有明显的尴尬，也有倔强的执拗。而此后，我在厂区碰见她时，她都会向我笑笑。
      这样，就熬到了大厂政策性关闭。而为了生计东奔西跑的我，难得再见到她们。
      但也有巧遇，今年夏秋，就碰见了她们。
      我去工地时，途经一超市，在门口撞见了杨小小，她提了许多东西，人瘦了不少。工厂关闭安置员工时，有几个经过伤残等级鉴定的同事得到了较高的补偿，有些心计的她早就准备了一份伤残鉴定书，她准备将那东西拿出来时，遇到了高人指点，说你那个等级太低，不如没有。于是，她只说自己工伤，至今服药。嚷来嚷去，她最后也得到了不错的补偿金。我和她在超市门口聊了几句，她扶着腰说：“唉，补偿太低了，腰疼得不能打工，今后咋生活啊。”碰见吴娟娟，实在是意想不到。那天我到车站送货，听见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吴娟娟。她结婚了，怀里抱着个小孩，眉眼十分俊秀，她本人的头发依然那么短，但脸色滋润了许多，白里透红。她问我现在做什么，我告诉她我在工地打工时，她似乎有些惋惜：“唉，像你是应该有个好工作的。”而佟芬芳，我是在街道的一边看见她的，是个背影。她仍然是一身蓝色衣服，脚步细碎，有些慌乱。如果我记得没有错，她的两个孩子应该都大学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