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约居”笔记

　　                                                           

　　我住进了二龙路医院的病房，躺在刚刚换过床罩、被单、枕套的病床上。这个床位的病号刚刚出院，我目睹了床位更换过程，床垫、枕头像出土文物一样的肮脏。我心里很乱，焦躁不安。我不在乎我的床位号是“514”，那是许多人非常忌讳的谐音“吾要死”。我只希望早点手术，早点除去我隐秘处的“凸起物”，赶快好起来，让这一切早点结束。


　　窗外，是门诊大楼的屋顶，医院的招牌就安装在上面，那是一米高铁皮制作的大字，刷着红漆。我注意到有两只乌鸦总在“龙”字根部，扇翅踱步，那里似乎是它们的地盘。

　　乌鸦在北京的历史由来已久，古都的文人早就有对乌鸦描写的诗句：“深树栖鸦早”、“施食僧归起倦鸦”、“钟楼日落乱栖鸦”。《燕京杂记》载：“西苑有树木茂密，有鸦百万，巢于树上，谓之宫鸦，每当天曙时分出城外，以求哺及，日暮即返”。

　　年前的某天，我坐在电脑前，觉得屁股下有些异样。之后发现肛门旁4点方向（背视）长了个疙瘩，开始以为只是上火，“火疖子”而已，也没太当回事。认为慢慢就会吸收，好起来。谁料想，春节后不久，突然肿得厉害，疼痛不已。我知道这个部位的病症到二龙路医院诊治最为明智，于是，就目标明确地到那里就诊。

　　门诊大夫是个中年女医生，她检查后，诊断为“肛瘘”，建议我住院手术，我不以为然，问她不住医院可否。大夫说，门诊也可做个小手术，开刀引流。但不保会好，可能还会反复。我盲目乐观地以为，既然能在门诊开刀省去不少的麻烦何乐而不为。更为可笑的理由是我不愿打破我活了五十五岁没生过什么病住院的记录。

　　躺在门诊换药室的病床上，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打了麻药的敏感末梢神经木然感觉着大夫的手术刀的走向，当感到钻心疼痛示意，女大夫会再推些麻药，约十几分钟后手术完成。厚厚的棉花托着伤口被止血带勒紧，忍受着麻药劲儿过去后的疼痛，我内心曾闪过一丝去病消灾的窃喜。

　　三天的点滴，技艺不精的护士纳鞋底般的寻找血管，让两只手背都出现了淤青。五天换药，激光烤电也让我初尝了作为“病人”的狼狈滋味儿。开放性的伤口需慢慢自动愈合，从最深处外翻生长。

　　一个月后，愈合的伤疤处，又隐隐生成一个硬物，并且不时地有分泌物排出。我烦躁，我恼怒。几个月来，我刻意回避它，而它决不回避我，实实在在地成了我生活的负担。让我愁肠百结，心烦意乱。

　　被动地僵持中，五月来临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起来了。逃避和无视没有根治的病患，毕竟不是办法。我又去了医院，去找那个女大夫，要求住院手术。大夫说床位紧张，先登记，等床位，估计要等一个月。

　　这是一个庞大特殊的群体，谁也不能保证不加入这个群体，即便你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辛辣的食物，注重诸如此类患病的因素。然而只要你是直立行走的人，就难免会患上类似痔疮、肛瘘的病症。俗话说：“十人九痔”，不是危言耸听，任谁也别有优越感去讥笑这类患者，你没患上这类疾病只能说明你运气好。这是我住进医院后切身的感受。


　　我手拿着住院单仿佛是被自己押着坐电梯上了五楼，那摸样就像投案自首的嫌犯。走在气味儿难闻的楼道，看着设施的简陋的病房和穿着条状病号服像鸭子般走路的男女病号，我心中复杂的感受难以言表。我神情漠然地来到护士站办理住院手续，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接下来住院的时日。好在我的主治大夫积极安排，趁我空腹把验血以及必要的检查都完成了，并决定次日手术。

　　主治大夫是个四十岁许的男医生，相貌虽然说不上生猛，但作为医生而言，他的确显得有些粗犷，他两臂浓密的黑色汗毛很长。他的笑容没有过度，笑与不笑都会让人感觉很突兀。

　　我住的五层共有十四个病房，除三个9人间和两个2人间所谓的高间外，其余都是4人的病房。大约有男女病号不到70人。二至六层大约共有350个床位。我的病房是4人间，位于右首里侧。那日，对面床上有一个中年人半卧着，旁边有一女人陪伴，显然是一对夫妇。他们向我友好地微笑，经询问才知道他们是内蒙人，今天就出院了。他不是这个病房的，这张床住着是他的老乡，他们是来向老乡道别的，老乡出去了，就暂且在这里先休息一下。接着自然聊到病情，只见那个男人拿出手机，递到我手上，眼前的照片着实吓了我一大跳。那是一张屁股的特写，左边是半个屁股，我能看明白，可右边，我的妈呀！那是屁股吗？纵横交错伤疤有三四道，都有10厘米长，像系着的麻袋口儿。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和我第一次真正交流病情的人，是这所医院被病友戏称的“瘘王”。他是内蒙一所学校的高中英语老师，三年前得的是痔疮，后来成了“肛瘘”，到内蒙医院医治，被推进手术室打上麻药，大夫拿起手术刀，再一细端详，又把手术刀放下了，并且向趴在那里撅着屁股的瘘王敬了个礼说：“对不起，我做不了这个手术。”

　　他辗转来到北京，住进二龙路医院，其病情厉害程度使他获得了“瘘王”的称号。经历了三次手术，住院45天，我有幸看到他痊愈后的存照。

　　我第一次知道肛瘘远比痔疮厉害得多，肛瘘分为低位肛瘘、高位肛瘘和复杂性肛瘘。低位肛瘘是指位于肛管直肠环平面之下的，而高位肛瘘就是位于以上的。一般情况下，肛瘘形成的原因是由于直肠脓肿破裂，然后溃烂造成腺体感染，或者裂口被切开排浓后所形成的，有的将直肠穿透，把分泌物排到肛门，有的却向纵深发展造成大面积肌体被侵蚀。

　　肛瘘竟然如此可怕！第一次知道，厉害的肛瘘不能一次手术完成，为保住括约肌的功能，要二到三次手术；尤其是那种所谓“马蹄状”的肛瘘，手术后，肛门可以用三个指头像捏着气球嘴儿一样被提起。




　　麻醉科的医生来了，到我的病床边了解我有无药物过敏，并签字确认。护士也送来了泻药，晚上八点开始口服，黄色粉状的泻药我觉得足足有二两，加入2000毫升的白开水，甜咸混杂，味道不妙，难喝之极，灌得胃里胀满，直抵喉咙。护士一再叮嘱，不要喝得太急，以防呕吐，否则，还要重喝。

       同屋的513病床的老马，58岁，河南人。手术已经8天了。老马人很热心，他口音很浓地和我随意聊着：那个刘主任（指516床）可逗，他吓唬我，喝完泻药上厕所来不及。害得我拿个凳子放到门口坐着等，后来索性把凳子放到厕所门口，可没那么急，没那么急……

　　老马笑着，一脸的敦厚表情，并不时地向我传授着各种经验。

　　我发现，这里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病友之间真诚相对，非常容易沟通交流，或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抑或是剥去了伪装的外衣，卸去了假面具。这里除了医生护士，没有领导与被领导；没有尊卑和上下级之分；在病痛面前无从去装，一如进了澡堂子一样，都几乎赤裸相对，这里只崇尚勇敢和意志坚强。

　　520房的一个病友，河北省高碑店人，方头大脸，体格魁梧，30来岁，身高有1.8米，一直被病友赞为是条汉子。他家在农村，有3个小孩，生活状况可想而知。医院建议每个病人手术后佩带一种止疼泵，大小类似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的长方形仪器，装有100毫升止疼液，定时自动输入，在手术后最关键的两天里很有作用。这是个自费项目，600元，不便宜。他谢绝了，他以超强的意志忍受着臀部碗口大的伤疤的疼痛，从没有见他皱过一下眉头。他话语不多，总是很憨厚的望着你笑，我到他病房去看他，他总是趴在床上，或半蹲着倚着床头和你说话。有天，他在称体重，我问道：“怎么样，瘦了些没？”

　　他回答：“96公斤。也没瘦多少。”

　　我说：“你的伤口我看见了，挺大的。”我脑海里是一个苹果被咬了一口的画面。

　　他说：“大哥，不夸张，割下有一斤多肉，也没怎么减份量。”脸上是我已经熟悉的笑容。这个体重近200斤的大个，做完手术，从手术台移至轮车上很费劲。专门推送病人的小护士，聪明且有经验，就用手挠他的胳肢窝。他一躲就挪到了轮车上。

　　他老婆从家里来看他，带了些高碑店的特产：豆腐丝。许多病人都尝到了，包括我，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坚强的人总是会让人敬佩，他的病床总有不少难兄难弟围着聊天。

　　危难之时显英雄本色，有的病友苦中作乐，称自己是病斗士。把原本很苦恼的遭遇化作幽默去调侃。聚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把来住院的感受编成顺口溜，一起开心解闷，他们知道我爱写点文字，就拿给我看，并让帮着顺顺，我略作了一下改动，附录穿插其间：

　　屁股起大包，

　　生活添烦恼。

　　坐着人偏坠，

　　走路肛门跳。

　　来到二龙路，

　　挂号医生瞧。

　　痔疮和肛瘘，

　　住院开刀好。

　　验血又验尿，

　　还要喝泻药。

　　如厕无数次，

　　一宿甭睡觉。

　　次日照肠镜，

　　仪器像大炮。

　　塞入腿蹬直，

　　肛门像要爆。

　　走进手术室，

　　心在砰砰跳。

　　两腿直发软，

　　不由血压高……

　　喝完泻药和灌完肠后再没有比厕所更迫切的需要了。老马说他那天灌完肠后，厕所蹲坑满员，他急的团团转，实在没辙了，只好把屁股对准了小便池，总不能拉在裤子里啊。我知道他在暗示我没办法的办法。

　　当我正忙于周旋厕所时，老马找到我问肠镜的单子送过去没有，我说我顾不上了，老马帮个忙吧。过后我才明白，送单子时，还没有电梯，老马后来又陪我去了一次，确认把单子放对了地方。不算门诊二楼，光病房的五楼他就上下爬了两回。我真觉得有些对不住老马，我忽略了，他手术完刚8天。

　　总有一些人在非常时期无意间彰显出人格的魅力和高贵，他们达观豪放，让人钦佩，让人振奋，他们如快乐的音符影响着他人在人生低谷时奋发向上。古人云：人无贵贱，物无轻重，但曾受其益处，而遂不能忘于心。信然！



　　我在手术室外间等候着。和所有等在这里手术的病号一样，我身着条状的病号服，手腕上戴着红色的塑料腕带，那上边有我的名字和床位号。我的腰间已经系好止血带，头上戴着一次性消毒帽，两只穿拖鞋的脚上套着塑料套。门口长椅上的病友，一个个被护士叫了进去。还未轮到我，我耐心等候着，我知道今天这个手术室，算上我要做40个手术。

　　等待期间，我边反思着为什么我排在后面，边想象手术室里面是什么样？听说是四个手术台同时操作，那场面总会让人联想到屠宰场。一个男护士彪悍粗壮叉着腿站在手术室门前，他主要负责给要手术的病人发放消毒帽和鞋套，并示范病人该如何系上止血带，有时也帮着推送病人。我想象着他如果蓄上胡须站在门口绝对是一脸煞气屠宰场伙计的模样。

　
　　四个台，40个手术，流水作业。如果说平均每个台子分摊10个病人，每个病人手术仅以20分钟而计，就是200分钟，手术从早间开始便不能停，要一直进行下去。到了饭口，会有人把饭菜送到手术间，医务人员忙里偷闲，轮流用餐，然后继续操练。

      我粗算了一下，如果每个病人平均按住院15天计。每个病人住院的费用按1万元计，保守估算，全年医院每张床创收至少20万元。350张床位是多少，我懒得去算。

　　当然，给病人做手术不同于计件生产产品，其中的风险与变数不言而喻。我笼统地推算，不过是想说明医务人员超长的劳动和付出的辛苦。一个医术高超的好医生月收入十万八万也不为过，因为他（她）们的工作的确非凡特殊，他（她）们或救死扶伤，或剜肉割疮，废寝忘食，救苦救难。可现实的体制是他们的付出与收益不相符，应该给予他们的报酬不高。可如论如何，我以为他们应得的报酬也不能游戏到本来就看不起病的患者身上。

　　我们的医务人员如何享受到合理的待遇，不知责无旁贷的国家主管单位和有关部门会作何感想？不过，我倒有时间去想明白我为什么排在了最后。



　　是紧张吗，还是焦虑？我又觉得有尿意了。我不厌其烦地脱掉、再穿上鞋套，进出旁边的厕所，一小时里大约有四五次之多，可我不是每次都能尿得出来。这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同事，他上大学参加考试，一进考场就是这样，什么时候卷子发下来了，他便尿意皆无。

　　已经过了中午了，一个女护士终于来到我的面前。我已经送进六个病友了，附带充当他人的“心理咨询师”。护士对我说，您看上去很疲倦，您等累了吧？我们也累，您是今天我们做的第13个手术。

　　我趴在手术台上，然后听从命令，侧过身子，我觉得我尾骨发沉，麻药起作用了。我不想再去体会刀子在肛门处的动作了，我说我要睡觉。有人说，马上……声音仿佛来自很远的地方……

　　“有个得痔疮的当兵的去卫生所看病，军医让他脱了裤子做检查，军医刚要看他的屁股，当兵的放了个屁。军医是个山西人，低声骂了句：畜生。当兵的扭头回答：出身？贫农。”

　　尽管我从昨天晚上喝完泻药后，不吃不喝，已经有16个小时了。我还是顾及到给我手术的人会累，为调节气氛，打麻药前，我假装镇定地给他（她）们讲了个笑话。



　　我被叫醒了。被推出了手术室，没有感觉有什么异样。我知道手术做完了。

　　回到病房我听到有人说，已经下午二点半了，时间够长的。管他呢，反正做完了。我的护工已经将一次性床垫平整地铺在我的病床上，床边已经准备好输液的架子。我感到心里一阵轻松，远比昨天这个时候好过，那会儿我正歪在床上焦灼地盼望着手术后的日子。

　　手术完二小时就可以活动了。每个手术完的病人首要的任务是要能够把尿排出来。当天下午我多次往返厕所未果，经护工老尤的提议，尝试着躲开众目睽睽的肮脏的厕所，在病房用我自己的熏洗盆解决，仍然未能如愿。我喝了不少水，草草吃了晚饭后，我索性乘电梯下楼跑到门诊二楼，那里的厕所很干净。我先拉了下冲厕所的绳子，“哗~”随着水流的响声，居然，很轻松地完成了任务，我尿出来了。

　　当晚，我再去厕所时，发现和我一起做手术的病友，有的在用头撞墙，还有一个小伙子居然站在角落里，用拳头咚咚地擂自己的小肚子。




　　每天凌晨4:30许，当这座城市还在酣然入睡，这里——住院处病房的公共厕所里已是一派热闹的景象。四、五层病房住的基本上是痔疮、肛瘘患者，由于四层没有设置厕所，约100余号男病人陆续涌向五层的只有12个蹲坑的男厕所，那场面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病人在护工的协助下，争先恐后地轮流占位“坐庄”，为错开人满为患的如厕时间，唯有早早地开始了一天的功课：先是排泄，接着是药物熏泡，而后水管冲洗，擦干上药，兜住止血带……厕所里的病人都赤裸下体，有的甚至一丝不挂，轮番重复着相似的程序。

　　臭烘烘的厕所分里外间，里间部分吊顶已经脱落，露出了龙骨和黑糊糊的房顶。两盏瓦数不高的节能灯像长明灯一样日夜亮着，发出惨淡的白光。过道两边台上各6个蹲坑，水磨石板相隔，两两相对，每个蹲坑上都配有一个可移动的钢筋铁架子，两个大小不等的圆环之间焊接三根立柱，呈矩形，稳固的大圆在下，略小的上圆可放熏洗的塑料盆或架住方形的坐桶板排便，其高度与座椅差不多。因手术完的病人不能蹲或坐的太低，不知哪个聪明的人士集多年之宝贵经验发明了这个铁架子。尽管这个架子简陋粗糙，然而却非常实用。病人坐在上面高悬排泄解决问题，相互间一览无余。

　　12个蹲坑，只有10个配有冷热水管相连的不锈钢蛇形软管，以备冲洗之用。一进门左右相对两个蹲坑则没有水管设置。蛇形软管随意拖在地上，有的截门磨损，关闭不严，自来水日夜流淌着。

　　这里的蟑螂似乎已经改变了怕光、怕人的习性，大白天便肆无忌惮四处觅食溜达，与如厕者共舞。到了深夜，便坑内出没的超级蟑螂，或许是药物变异，大小居然有如铜钱，黑乎乎的像“土鳖”在蠕动，让人惊恐不已。

　　厕所内污水遍地，过道上的纸篓里以及地上胡乱扔着带血的棉花，脏了的止血带，中药包装袋，纱布药包……

　　厕所外间除泛着黄色尿碱的长方形瓷砖小便池外，靠门口处有一个板条状的长椅，以便病号扶着椅背，让护工消毒上药处理伤口。病号完成排便和熏洗功课后，走到这里，撅起屁股，护工则先用棉花擦干水迹，把一块滴上“康复新液”的药棉敷在伤口上，再用一块厚厚的棉花垫在上面，然后用止血带兜住伤口，这止血带是一块窄窄的消过毒蓝色棉布，两端各有两根带子，一端两根带子系在腰间，止血带垂在屁股沟处，另一端的带子掏过裆里，从前面再系在腰间的带子上，近似于过去女人带的月经带。伤口大的则用一种类似“尿不湿”的特制的毛巾兜住。这里所有的病号的腰间都系着这玩意儿，几乎成了标志。同病房的老高刚来时不解，就好奇地问道：“黑上白天都得骑着啊？”把我们几个都逗乐了。

　　长椅边的病号，三三两两，手扶椅背，高高地撅起屁股，让护工处理伤口，我把它叫做：“放眼世界”；再看那些暴露的伤口，形状不一灿烂夺目，我把它比做： “百花齐放”。

　　厕所里尽是等候的人，无论如厕或处理伤口都得依次进行，有的显然已经迫不及待了，不停地移动着穿着拖鞋的脚；不时地还有挑帘进来的病号。尽管时常会有人为使用厕所发生争执，但多数情况下还是按照游戏规则有条不紊地利用这有限的资源。

　　社会上穿梭往来忙于满足各种欲望的众生啊！你们都忙什么呢？有时我会觉得这个社会真他妈疯狂，忙来忙去，到头来是有人忙着生，有人忙着死；有人忙着生病；有人忙着治病。在这里，会让人变得理智许多，一个臭气熏天破烂简陋的厕所，就成了有着各种身份的病号乃至高官争相追逐，迫切需求，不可或缺的“香饽饽”。人在特定条件下需求极其有限，那人为什么还那么贪婪？



　　厕所也是主要的社交场所。

　　“你手术几天了？掉线儿了没有？”

　　“还没有，6天了，可能也快了，你呢？”所谓掉线，就是系在直肠里“瘘”处或“痣核儿”处的一种特殊的线绳，这结扎方法是较为成熟的常规医疗手段。线有灯绳一半粗细，一般有四至六根，穗子一样从肛门里露出来。7到14天自行脱落，线儿一掉，普通病人基本就该出院了。

　　一天午后，我去厕所，还未走到里间，就听到有人感叹似的在低声喊叫：“我靠、我靠、我靠……”循声望去，隔着水磨石的隔断我看见一个非常年轻的小脑袋正在低头注视着自己的裆部，一只手拿着软管正将水注冲到伤口上。我说：“肛瘘？疼吧？”

　　他说：“是。”

　　“多大了？你。”

　　“15岁，初三。”

　　“看来你是这里年龄最小的了吧？”

　　“不是。听说最小的只有2岁。”

　　我诧异：“2岁？就得这种病？你哪儿的人？来多少天了？”

　　“延庆康庄，43天。”

　　43天还没出院一定很厉害。我边琢磨便问：“你觉得你怎么得的呢？又不喝酒。”

　　“爱吃辣的吧。”

　　“谁陪着你？”

　　“没人，我妈送我住院当天，我就让她回家了。陪着我也没用，看着更不好受。”

　　“你这冲劲，在你们学校够出名的吧。”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吧。”

　　嘿！后生可畏，这话可够老蹦的。

　　“九哥，完了没有？我给你冲。”进来个身着浅蓝工服的护工冲着小孩说。

　　“完了。”这个被称作九哥的小孩一丝不挂地走到外间，我注意到他尽管个子不高，小胸脯还有点“块儿”。他扶着长椅背撅起了屁股。护工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脱脂棉和康复新液。他肛门右边有个大草莓般的深洞，护工正在拿着棉花轻轻擦拭。

　　“挺深的。”

　　“大夫说有15公分。”

　　我条件反射般地用大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下，嘴角不禁咧了一下。

　　小小年岁，便经历如此人生中挑战，且应对自如。此番遭遇，收获颇多，斯人将来还了得！





　　515病床的病友回来了。瘘王夫妇和他道别后出院了，据说他们乘坐长途车回内蒙需要九个小时。

　　515病友姓崔，脸颊很窄，有30多岁。在北京做建材生意，他出去是处理自己的业务去了。因为住院，客户十几天见不到他，不放心将货款交付他人。他爱人只得开车把他接上，向客户说明情况。他们两口子也是内蒙人，已在北京买房发展。我逗崔说，革命生产两不误。崔说，挣了钱好治病呀，咱在北京没有医保，大部分钱要自费。

　　崔人风趣幽默，说话嗓音很尖细，口音有些像山西人。516病床出院后，住进来个70岁的老头儿，姓高，说是北京朝阳区小红门肖村人。老高得的是痔疮。崔开玩笑地说，原来是肖村的高书记啊。我想在肖村买间房，到时，还得靠高书记罩着啊。老高笑着说，什么书记，我就在村里管管搞卫生的，检查的一来，我让人把大街扫干净就行了。崔说，那你就在我们这儿当书记吧。

　　平日里，崔是个很安静的人，总是或跪或趴在病床上翻饼烙饼似的变换姿势，看书或者看报。看完就丢给我看。他也是肛瘘，手术完已经10来天了，待我手术10天后，我懂了为什么崔总是在床上“烙饼”了，伤口的疼痛让人不知该如何是好。

　　老马出院了。东西还未收拾完，新病号就已经进来等床位了。513住进来的是山东聊城的一个企业领导，姓郑，是个非常文雅的人，连打呼噜声都很文雅，不吵人，还有催眠作用。老郑是08年到北京协和治疗贲门息肉时被查出有肛瘘的。医院一直也向他推荐到二龙路医院来医治。可老郑一真拖延着，直到今年病情厉害了，才赶来医治。宋·周敦颐《周子通书·过》：“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他住进医院才明白，一直拖延治疗，绝对是不明智的。发现的当年就应该来啊，现在反而加重了痛苦。

　　崔附议：可不是吗，我要不是发烧40度，我还不来看呢。崔说着拿出手机，让我看他的“玉照”，屁股上的伤口鲜艳夺目，像一支含苞待放的玫瑰花。我说这个送你老婆合适。崔说，可以放到电脑里当桌面。这里的病友许多人都用手机给自己的伤口拍照了，一是看着方便，其次对自己是个警醒。并且时常聚在一处讨论病情，拿出来对比交流。



　　我们四个新的组合，相处的非常融洽。特别是高书记，猛不丁的就冒出几句妙语，会引得大家抱着屁股，轰然大笑。

　　高书记妙语：做那个肠镜，好吗，“噌”家伙，那肛门里跟放了个“二踢脚”似的。

　　老高被查出共有六个痔疮。老高幽默地说：六个，打牌一桌有富余，还有俩替手的。只要一疼，老高就扭过头来对我说：有输钱的了。我知道老高正忍受着难以言说的疼痛。

　　老高手术前，喝完泻药后也和出院的老马一样，拿个凳子到楼道坐等。有个小伙子走过去开玩笑地说，大爷，你值班啊？老高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冲进了厕所。

　　我睡觉轻，心里又十分关切这个仁义的老头儿。深夜1点我也没睡着，我听见老高在轻声地哼哼，我知道他强忍着，怕吵醒同屋的病友。我见他又出屋了，就起来尾随了出去，见他走到护士站，去向值班护士要止痛片。护士见我在后边就说您有止痛片吧，您给他两片。我说可以。老高小声对我说，太疼了。肛门都出来了。我说，是，拉那么多回，肯定闯肿了。老高吃完药后，不一会，头朝里睡着了，安静的连呼噜都不打。可我一直没有睡意，伤口开始隐隐作痛。





　　和打官司得请律师一样，住院手术后没有护工简直没法应付生活。我刚住进医院，一个身着浅蓝工服的中年男人走进病房，坐在我的床上主动提出要做我的护工，并可以替我代买诸如止血带、塑料盆、坐桶板等每个住院病人必需的日用品。刚开始我对请不请护工没有个清楚的认识。慎重起见，我说不着急，等等再说。

　　刚住院的病号都要配备坐桶板——一块有圆洞，包着革面的长方形木板，和一个塑料盆做熏洗之用，盆的大小恰好可以放到厕所的铁架子上。一般由护工从医院的小卖部购买。

　　有一个新住院的病人似乎对这两件物品的用途领会不到位。护工刚把坐桶板和塑料盆买来给他送去，一转身，那个病人居然把坐桶板架在塑料盆上，在里面拉了一泡屎……

　　听病友介绍，主动找我的这个护工姓尤，是这里最好的护工。护工是由某个劳动服务公司经过院方认可被允许进入医院护理病人的人员。所谓请护工，即每天24小时支付服务公司32元。护工本人只得到10元，其余22元，均归服务公司所有。一张桌子一部电话，一本收据一个专人收费即是公司全部。而一名护工24小时同时可能要“负责”十几个病号。我强调了负责，病人假如出现意外，比如滑倒，摔伤等护工是要承担责任的。而他们自己除两套统一的简单的工服和每护理一名病人得到10元报酬外，没有其它的福利和劳动保障。他们必须随叫随到，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没有属于自己的固定休息地方。相当辛苦，值得人们关注和同情。


      据我了解，这里的护工大部分是甘肃天水市的农民。我的护工老尤，现年50岁，头发依然很黑，理着一个短短的寸头，身上带着当兵人气质。他曾入伍当过6年工程兵，复员后回到老家继续务农。后来出来打工，卖过菜，挖过矿，当过民工，做过厨师，之后，就干起了护工，一干就是好几年，在这个医院已经有三年多了。老尤为人忠厚，勤劳肯干。虽然他一个人负责十几个病号，但是他有组织能力，安排得当，办事非常有条理化。我的感觉如影相随，总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你的眼前。说老实话，没有护工，你连厕所的坑位都占不上，没护工解完手谁给你冲洗？谁给你上药包扎？特别是刚做完手术那几天，没有护工简直寸步难行。

　　夜晚当没有人再呼叫“老尤”时，他就在病房的阳台上支起一行军床露宿，室外，蚊子肆虐，旁边是一溜嗡嗡作响的空调散热器。尽管老尤的双眼总是很红，眼底泛青，这是亏觉的症状。但是他每天凌晨4点左右，又精神抖擞地到厕所占位，有条不紊地安排他的病人如厕熏洗。激烈程度如同打仗。

　　六年军旅生涯，二十几年打拼苦斗，不过是个‘冲屁眼儿的’（老尤自我鉴定）。谁会去关心一个普通复员兵的际遇，一个农民工的梦想和怨悔，又有谁感兴趣？重要的是：“家里的小鸟等着老鸟叼食回去。”过去是弟弟妹妹（他是家中的老大），现在是老婆和一双儿女。归根结底，家才是他百折不挠的源泉和动力。我以为，老尤活得更真实，他的生活目标更清晰和明确。

　　前516病床的刘主任临出院前和他的护工老范争执了起来。刘回家住了一宿，次日清晨回来，一提暖瓶，空的。就喊来老范问怎么没打水。老范说，你地上不是有4瓶矿泉水吗？话语里有些玩笑成分，说着拿走了暖瓶。不一会，老范打回水放下就出去了。刘没说话走出屋子，回来又叫来老范：老范，这水开吗？老范说，我怎么知道开不开。刘火了，一把攥住老范的脖领把他揪了进来说，你什么意思，你打不开的水让我喝。我抽你丫的。老范一看刘真急了，连忙说，我开玩笑呢，你别当真。见范告饶，刘放开了他说道，我刚上锅炉房看过了，水不开。你打这种水糊弄我，你说可气不？

　　崔和我都无语地观察着，刘恼怒地说，我不用他了，我让他退我这两天护工费。不一会，上来个女的把钱退了，楼道里传来那个女的训斥人的声音。

　　这个老范瘦小枯干，让人又可气又可怜的。实话实说，我住进医院后真没看见他给刘做过什么。刘是个北京人。戴眼镜，说是在银行工作。他一天到晚笑呵呵的，没那么多事，挺够意思的。有一天，我拿出一把香蕉分给大家吃。刘开玩笑地说：“吃，甭客气。不吃该扔了。一般北京人让人吃东西，都这么让哈。热情啊，可这话不能细琢磨，要扔东西干嘛非让人呢。哈哈~”

　　我和崔都庆幸我们的护工是老尤，根本不必费什么话。他份内的事他都主动去做，就连不归他管的厕所他看不下去都去清扫。可就是这样的好人，在现有的体制下又能怎样？做事凭良心，良心值几何？

　　老高手术的当晚，崔回家处理业务，没有回病房。护工老尤进来等他，协助完成当天熏洗的功课。快10点了，崔还没回来。老尤说了句他不会回来了，今晚我睡这里了。话音未落，老尤呼噜声渐起，很快进入了香甜的梦乡。

　　早就听刘主任说过，老尤的呼噜不得了，可不能让他在这屋里睡。老尤人那么好，又那么辛苦，有机会偶尔在病房睡一回，说起来也不为过。可谁料想，老尤的鼾声雷动，错落有致，绵延不断，而且还是立体声双响。

　　我觉得整个病房都被老尤的鼾声占领了。我头痛欲裂，屁股上的伤口也在跳着疼。我拿出风油精涂在太阳穴上，并把风油精的小瓶放到枕头上顶住，但也无济于事。我紧闭着双眼苦苦搜寻，却怎么找不到睡眠入口。老尤的鼾声不绝于耳，我心烦意乱，索性起来，走出了病房。

　　楼道里的电子显示屏是0：30分，有间病房依然房门洞开，灯火通明。原来是高碑店那个兄弟的病房，就走了进去。只见他趴在床上笑着和我打招呼：还没睡呢？大哥。我说睡不着。他说，那就坐，聊聊。另一个穿着大花裤衩的小伙子说，吃香蕉，说着把一把香蕉掰开。

　　一个有纹身的小伙子正在讲笑话，满嘴京片子：“我们屋那个老张睡着睡着，‘吧唧’一声，从床上掉下来了。我赶紧过去看是怎么回事。那老张可真逗嘿！说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条狗追他。多亏他骑着自行车呢，差点没让狗咬着，一躲就掉在地上了。”几个人都笑了，我不知道哪个是老张。不过这小伙子有口才，讲起笑话比说相声还招人乐。

　　我的头还是跳着疼。我起身告辞。出门抬头又看了一眼楼道电子屏：1:18分，我向大夫值班室走去。

　　推开我的病房，老尤的呼噜声马上扑面而来。我的祖宗！他也不歇歇。我躺在床上，依然辗转反侧睡不着，呼噜声拨弄着我疲惫的神经，我几欲抓狂。我终于忍无可忍了。起来小声说：“老尤，你先出去溜达溜达，等我睡着了，你再回来睡，好不。”

　　老尤非常警觉，马上醒了，轻声说了句：“对不起啊。”就走了出去。

　　我吃了片和值班大夫要的“安定”，脸朝着墙，把跳着疼的脑袋扎在了软塌塌的枕头上。明天早上还要排队去换药。

　　我真躺在换药室的床上了，钻心的疼痛让身体条件反射般蜷缩起来。我听见我主治大夫说，放松，你别夹那么紧，你肉长的东西干不过我这铁家伙……





　　手术后的第二关，是解大手，术后第三天必须解出来。否则，麻烦大了。有病友顺口溜为证：

　　咬牙上大号，

　　脸上汗珠掉。

　　用力刀口疼，

　　歪嘴嗷嗷叫。

　　肚子在发胀，

　　大便变干燥。

　　无奈叫护士，

　　灌肠行行好……

　　冲过这一关。接下来，最不好过的要数每天的换药了。从清晨7：00前后开始，换药室门前就会聚集着等候换药的病人。各个主治大夫轮流使用换药室给自己的病人换药，哪个大夫轮休，由值班大夫负责换。

　　医院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这儿的人，你给他一个嘴巴，他会和你急，但如果你碰一下他的屁股，他会和你玩命。”

　　男女病号们胳肢窝夹着自己的纸制床垫，脸色阴沉地等在门外，那模样像等待提审过堂。走进换药室，迎面摆放的是药品柜和放置器械药盒的桌子。屋里弥漫着臭烘烘的味道，有药膏的臭味儿，亦有人体的味道。房间两侧各摆放着一张床，由于换病床要适合医生操作，所以比一般床高，为病人上下方便，床边又特意安放了几级铁制的踏步。病人依次上去躺好，肛瘘部位1点至6点位置的右侧卧，6点至12点位置的左侧卧。病床上的枕头随病人侧卧的方向自己或护工给摆放，脱掉裤子，亮出屁股由护工协助掰开伤口，大夫则手持镊子，夹起消毒棉或浸着医院独家秘方的红色或黄色药膏的纱布，左右逢迎，轮番给两侧亮出伤口的病号，清理肛门内外的伤口，塞进纱布，一屋子站立的病号，或视而不见，或静静旁观，有的表情肃穆，有的表情惨淡，十几天过后的病号则神态坦然。有对都戴着眼镜的父子格外引人注目，儿子得了肛瘘，父亲陪护。儿子十六岁，上高一了，满脸的壮疙瘩，个头已经超过了父亲。每当换药室，儿子总是伏在父亲的肩膀上，仿佛在寻求力量。当儿子换药时，父亲紧握着儿子的手站在身旁，神情肃穆，脸上掩饰不住的痛苦，胜于侧卧颤抖的儿子。父亲是东北人，已经来北京20多年了，住在南苑，儿子算是北京人了。

　　三楼有个大夫被称作“剑客”，轮到他值班，病人不由地心惊胆战。据说这个大夫手拿着镊子如同击剑，手眼身法步，辗转腾挪不乱，左冲右突，力道勇猛，手法极迅捷干练。再看换完药的病号如同斗败的公鸡，个个垂头丧气，溜下床来，推门出来，站在门外先喘一会气，缓一闸，然后慢慢挪动脚步如企鹅，撅着屁股，佝偻着身子拉着胯向着自己的病房梦幻般地亦步亦趋。



　　崔的媳妇有天来看他，一推病房门，里面静悄悄的，很是诧异，只见哥几个都老老实实趴在床上，连话都懒得说，都在闭目养神恢复元气呢。崔的媳妇说今儿个是咋的啦？崔说那个值班大夫啊！拿镊子像刷锅一样……

　　纹身和那个穿大花裤衩的哥俩进屋了。纹身说：这屋气氛太沉闷了，我给你们说个笑话吧，大哥。

　　这小伙子兴致勃勃地开讲：说换药的滋味不好受这咱们都知道，大夫拿起镊子夹着药棉，用力往肛门和伤口上蹭，一是为清理干净，二是怕外边伤口长得太快，假愈合。咱医院里有一哥们一换药就紧张。大夫说，你别紧张。那哥们儿说，没紧张。大夫说，你紧张了。那哥们儿说，我真没紧张。大夫说，你没紧张，没紧张把镊子还给我。

　　哥几个哄堂大笑，有人弯腰抱起了屁股。我也笑的站了起来。

　　我第一次初尝换药的滋味，不由地嚎了一声。我的大夫生气地说：“别喊，再喊就不给你好好换了。”我马上噤声。

　　过后，我很惭愧。我觉得我真不该喊疼，不光大夫紧张，也刺激其他病友。相对于其他病人来讲，我的病情很轻，创伤面只有小西红柿（圣女果）大小。

　　让人佩服的是一个从意大利回来治病的小伙子，21岁，人长得很白也很俊朗。我管他叫“小石头”。他的病情不轻，创伤面足足有手机大小。每次换药听不见他的动静，只会看见他的腿在抖动，抽搐。有天，主任医生来普查病人亲自给我们换药，恰好小石头在我前面换药，主任手里拿把剪刀走向了侧卧的小石头。

　　“咔嚓、咔嚓……”随着剪刀的声音，我看见小石头的腿又在抽动。我扭了一下头，无意间看见身边的病号不由自主地眉毛在动，有的肩膀在跳。


　　轮到我换药了，老尤让我躺到右侧的床上。我看见眼前有两根水管横向排列着。我听银行刘说过，曾经想握住一根借力，没想到一下握到热水管上，底下疼，手还被烫了一下。我试了试，发现下边那根是凉水管，就伸手握住。我的伤口开始被触动，主任驾轻就熟，从容地修理我伤口的长势，我听说是在剪肉芽。我听见了剪刀的咔嚓声，我知道许多病友的目光聚焦到我这里，就像我们刚才关注小石头一样。我咬牙尽量放松，伤口有针扎样灼痛。我强忍着，更何况有老尤仗义地站在我身边扶着我。

　　“疼吗？”主任关切地问了一句，我知道他是这个医院里的权威。我庆幸能赶上他巡察，查看伤情。他非常专业地擦拭伤口，并敷上纱布条。

　　“还行。”我回答。

　　“好了。”当老尤帮我提上止血带时，我觉得自己瘫软得像一摊泥。

　　我说过，这里崇尚勇敢，蔑视懦弱。有个病人一换药就拿条毛巾放到嘴上咬着，被病友暗地里称作：“毛巾哥”。

　　说起毛巾哥，还有个笑话，一天他去厕所完成排便，熏泡功课。拿起冷热水软管冲洗时，可能觉着水温正好，就索性连上衣也脱了，附带洗澡了。洗着洗着，毛巾哥觉得有些口渴，就拿起水管对着嘴先漱了漱口，又喝了几口。

　　厕所外间一个护工看罢，窃笑说，这倒好，冲完下边，冲上边，两头儿兼顾。毛巾哥也是肛瘘，据说有四个瘘。有天，我问他，你哪儿的人啊？毛巾哥颇为警觉地回答道：北京周边的。



　　有个兄长来看我。进门对我说：“兄弟，你是化粪池出问题了，哥哥我是下水道。最近去看前列腺，花了有三万多了，也没这么见效。”

　　“您这钱没少花，哪个医院啊？”

　　“就是报纸宣传的一个什么医院，说专治前列腺。”

　　得，又是“唬”牌的。有点像老高的看病经历。说肖村有个人专门会治痔疮。怎么治？用一大针在脖颈子上挑筋儿。挑一个100块。花了600也没见好，呵！挑时，别提多疼了。整个一个花钱买罪受。

　　下水道，化粪池的比喻很形象。虽说都是排污泄垢羞于出口的部位，可至关重要，一出毛病，苦不堪言。住家也是如此，要是这些设备出问题可不比其它地方能够凑合，麻烦大了。

　　送兄长走时，我见楼道另一端，走过来一个人，准确地说是忽忽悠悠飘过了一个人，高个，挺壮。秃瓢，脑袋长得很圆。两只脚慢悠悠地划着步，两臂摆的也很机械。我认出他是和我一天做的手术，为便于称呼，我姑且叫他“秃哥们儿”。

　　我打着招呼：“兄弟，怎么跳着太空步就过来了。”

　　“呦，大哥，不知怎么回事，这做完手术了，就会跳了，不跳还真不会走道儿了。这不，换完药跳的更好了。您猜怎么着，明儿出了院，非到舞场去秀一把。”秃哥们儿说完咧嘴一笑，飘然进了厕所。





　　老高做完手术，或许是年龄的关系，怎么折腾尿不出尿来，不得已，大夫只好给他插上导尿管了，老高带上了尿袋，而且一挂就是九天。我开玩笑地对他说，您的装备够齐全的，左边手榴弹，右边炸药包（止疼泵）。

　　“炸不了碉堡啦，现在连抽颗烟都受限制了。那天，光顾抽烟了，试的体温表掉地上了都不知道。这倒好，这辈子没经历的，都体验体验。”

　　崔要出院了。我也快，因为一掉线，不出二天，大夫就会向你暗示，外面还有等床位的病人，回家养更为理想。不错，谁的家谁都爱回去，可问题是现在就出去，能行吗？本来一天都不愿意呆的破医院，要出去反而顾虑重重。为什么呢？是舍不得“有缘千里来相会”朝夕相处一起患难与共的病友，抑或是对这种有所认识“病”的畏惧。毕竟这个医院有过“回头客”，出院不久又复发的。有个人，退休前是北京市无线电原件五厂的职工，现年63岁。那天聊天，居然是第五次来这个医院。据他讲，二十多年前他就在这个医院做过“肛瘘”手术，平均五年复发一次。我的祖宗！还让人活不？我说什么原因啊？他说，烟、酒、辣的东西都忌了。是体质吧。不过，我得好好活着，多拿退休费。

　　生活态度不错，可这罪怎么受啊！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这鬼地方谁还想再来啊！



　　我和513床的老郑都跪在各自床上，二人面面相觑，把手支到大腿上。那情形像日本人之间会见，此情此景真是让人费解，十天前还相互不认识对方，而现在却以最不可思议的姿势，宛如弟兄般互诉衷肠。

　　“哎呀！太难受了。咱这屋里，今天是黑色的星期一啊。”老郑用略带山东口音感叹着。

　　“是，今天疼的特殊。”

　　其实，每天的疼痛都不同，因而，每天的心情也不一样。

　　高人在民间。老高的形容最为贴切了。

　　譬如他说，唉哟，这会儿疼得像有个香烟头在烫。

　　过了一天他又说：今儿个疼得像香头在燎。

　　隔了一天他又会说，今天像针扎的似的。

　　总之，不亲身体验是体会不到那痛苦的滋味的。我曾简单记录了一下心情，举例：

　　手术后第七天，失意、愤懑、烦躁。

　　第八天，沮丧、无奈，质疑。

　　第九天，无助、接受、心灰意冷。

　　……

　　我的“线”掉了，听前面的病友说过，掉线前后的日子最不好过的。那部位，火烧火燎的胀痛，一疼就持续几个小时，似乎已经没有了具体的形状。躺在床上的高书记扭过头看着我说：“今儿个怎么都这么疼啊！呵~，屁股那儿像有一个小火炉子在那儿烤。你说，要是夹根儿冰棍会怎么样？冰棍上套一塑料袋。”

　　“冰镇。哈~”我差点没笑岔了气。我不敢笑，怕带着我伤口更疼，可我忍不住。这高书记真高！自打他住进病房可没少“抖包袱”逗我们乐。

　　“得，总算把你逗乐了。14床，今早上起来，我一瞅，怎么成‘大眼儿灯’了？我知道你也不好受，半天没听见你言语了。你要有精神早开逗了。你是给点阳光就‘泛滥’的人啊！”老高笑着言道。

　　疼痛消耗体力，何况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觉。早上换完药，觉得无精打采的，就巴望在床上躺着。老高有话，别说人了，大骡子大马一有伤，疼得眼瞅着瘦。


      疼痛会使思维非常活跃。我想到了史铁生，这个在轮椅上呆了二十多年的作家因为患上尿毒症，每过几天都要去医院做透析。当一个记者问他：“你对你的病是什么态度？”史铁生这样回答道：是敬重。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为什么是“敬重”，而不是“恐惧”和“厌恶”呢？面对困惑不解的记者，史铁生继续说道：“这绝不是说我喜欢它，但是讨论它，恨它，求它快快滚蛋？一点用也没有。除了自讨没趣，就是自寻烦恼。但你要是敬重它，把它看作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是命运对你的锤炼，就像是个九段的高手点名要跟你下一盘棋，这虽然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但你却能从中获益，你可能从中增添了智慧，比如说逼着你把生命中的意义都看得明白。一边是自寻烦恼，一边是增添智慧，选择什么不是明摆着吗？”

    疼痛会给予人们很多东西，尤其是年轻人会受益良多。切身的疼痛会让人清楚无误地认识到，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特性。你，和你的事儿——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切身之时和他人无关。



       和我一拨手术的人里，有个人是某排水单位的。戴着个近视镜，我管他叫“眼镜”，眼镜穿病号服从来不挽袖子，走道摆动两臂和唱戏的甩水袖似的。今天早上眼镜从换完药室出来后，站在门口直出虚汗，崔和我见他脸色不对，马上走过去扶他。眼镜说：“差点没虚脱了。站一会，就没事了。”

      眼镜说，他们病房那个家在河北三河的小伙子大夫让他出院。我说怎么会呢？他手术完没几天，线还没掉啊。

      眼镜说的那个小伙子，我有印象。瘦高，不到三十岁样子。牙齿长得有些往外凸。他平常躺在床上沉默寡言，一脸上悲戚之色，在病号里不随群，显得很孤独。我不明白大夫为什么让他出院。

      眼镜说反正大夫给他爸爸打电话了，让来接他，说回三河医院去养。

      回三河坐长途车，颠颠几小时，够受的。大夫这么做，有点不妥吧！

      过后，我才听另一个病友道出实情，原来，办理住院手续，有医保的，交纳3000元住院押金直到出院结算；没医保自费的，需先交纳6000元押金，到了一定时间还要续押金。这小伙子他父亲给他交了6000元住院，，手术后第六天，钱基本就用完了。大夫让他父亲再续钱，他父亲只拿来了500元。无奈，大夫也没办法，只好让他父亲来办理手续，接他出院。一个普通的农村人，拿出6000元已经是很吃力了，后续500元，杯水车薪。原来如此，只能如此。唉！不加评论。

     后来才了解到，老郑又续过两次钱；肖村的老高家在北京，过去属于郊区没医保，也续了。反映出的依然是体制的弊端。





      我们这些人是不幸的，也是有幸的；有幸在于还能排除不幸，恢复健康。这个医院特殊之处在于它长于剜肉割疮，手到病除，结局比较圆满，几乎看不见死亡的影子。因而，我把它比作西天取经，虽然历经种种磨难，却能取得真经成正果。

      走出医院，见它周围的房子已经在拆了。有的房子人去楼空，有的房顶被掀开，残垣断壁，漏风透亮，锁着的街门里堆着渣土瓦砾，虽然还有没搬走的，可是少有人气，触景生情，眼前是又一幅让北京人心碎的破败景象。

       这所医院不久将灰飞烟灭，消失在这块土地上；下岗胡同也将在北京的地图上消失，彻底下岗。但我相信，它会被记住，被受惠于它的病人牢牢铭记在心头，难以忘怀。

       两只乌鸦依然栖在楼顶的招牌处，我挥了挥手向它们道别。不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