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端阳

正正乌纱，捋顺红袍；深吸一口气，耸肩，挺胸，提臀；用力一跺底高五寸的皂靴，铿锵的鼓点里猛一声霹雳似的叫板：“哇呀呀——” 摇摇摆摆地舞到了烟火弥漫的红氍毹正中心。聚光灯下，一张花脸狰狞而妩媚，威猛而温和。
“蹭——”，腰间长剑出鞘，钟馗睁圆了那双倒吊三角金睛眼，透过重重迷雾，借着手中利剑吞吐的万丈寒光，怒视着这个乌云缭绕的苍茫大地。
五月初五，一年中阳气最盛的一天，这应该是三界魑魅最畏惧的日子吧。钟馗微微有些得意，罡风里，长袖飘飘。忽然，他看到了那只趾高气扬地在身边翩翩翻飞的黑蝙蝠，这不禽不兽的丑陋东西令他心里不禁有些发堵。扭转头，马上有个猥琐的小鬼谄笑着送上手巾。钟馗暗暗叹了口气，他讨厌它们，却又离不开它们。比如那只腥臭的蝙蝠，黑暗里，他全仗着它那物以类聚的方向感寻找邪恶。
他突然觉得软弱和疲惫：他怀疑起自己的力量是否真能抵抗无处不在的罪恶。他感到了一阵痛楚，就像当年在人间金銮殿上一头撞向石阶时的刻骨铭心。不自觉地他摸了摸额头，满手血红的油彩。

五月初五，首先属于草木。如果不同的时间会呈现不同的质地，那么，这一天的二十四个时辰，必然汁水饱满、气息泼辣。
这是一年中与中药联系最紧密的一个节日。“艾蒿”、“菖蒲”、“雄黄”，把这几味药名放在一起，几乎就能使中国人的脑海中立即跳出“端午”两个字。
端午各地习俗不一，但几千年来，大多数地方都要在门上高挂艾蒿菖蒲、饮雄黄酒、洒雄黄水。这几种药其实效果各不相同：像艾蒿，药书中正名叫艾叶，功用温经止血、散寒止痛，捣绒制条烧炙，使热气内注人体，能温煦气血、透达经络；菖蒲则能开窍宁神、化湿和胃，用于神志昏乱、胸腹胀闷等症；而雄黄可解毒杀虫，多外用治疗痈疽疔疮、疥癣、虫毒蛇伤。乍看上去，这几味药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似乎不该出现在一起，但仔细一琢磨，它们还是存在着共性，都有特异的气味：艾蒿与菖蒲是浓郁的清香，就连矿石类的雄黄也有类似于蒜的浊香。有气味的植物多含有挥发油，经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艾蒿与菖蒲的挥发油都能抗菌，加上雄黄一起混合烟熏，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伤寒副伤寒杆菌等，都有明显的杀灭作用。
古人没有现代化学知识，一般的药物知识都从经验中得来，有些还来自于神秘的感观。像菖蒲，别名水剑草，因为叶片狭长，中心有脊，很像一把剑，应该就能辟邪；并且生命力顽强，几可“不假日色、不资寸土”，很早便被视作神药，如《仙经》称之为：“水草之精英，神仙之灵药”，历代都有服食菖蒲得长生甚至成仙的传说。而雄黄自从被炼丹术士采用后，功效传得愈发神奇，古籍记载：“（雄黄）能杀百毒、辟百邪、制蛊毒，人佩之鬼神不敢近，入山林虎狼伏，涉川水毒物不敢伤”，民间故事中，只一碗雄黄酒就令千年白蛇现了蛇形。艾则是最古老的药物之一，古人以为艾炙能治百病，而且年头越久越灵验，《孟子》中就用“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来比喻如果平时没有准备，事到临头就来不及了。
如此看来，这三种药都来历不凡，药力非同寻常。古人在千万种药物中独独挑出这三味，于端午这日郑重使用，其中有什么深意吗？
深吸一口弥漫于端午的药香，便能依稀嗅出一缕来自远古的神秘味道。

端午的由来有多种说法，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孝女曹娥说、吴越民族图腾崇拜说等等，但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由来最早的，可能还是恶日说。
端午这天，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个吉日良辰，甚至可以说是个凶险的关口。
早在先秦，五月便被视作恶月。《礼记》载：“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意思是五月进入夏至，而夏至是一年中白天时间最长的，从此盛极转衰，所以这是阴阳二气交战最激烈的一个月，生物和死物各半，也就是生死概率各占一半。按干支历，五月属于午月，自然午月中的午日更是恶中之恶——为了计算方便，人们渐渐把五日当成了午日，尽管根据历法两者有时并不是同一日。
一言概之，五月五日，乃是古人心目中的阳月阳日，故又称端阳，意味着阳盛之极，不合协调中和之道，因而是一个不祥的恶日。
古籍中有很多关于此月此日不祥的记载，如《风俗通》说这月诸事不顺：“五月盖屋，令人头秃”、“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从此再也别想升官，只能等着被撤职。此外更云五月五日所生之子甚是可怕：“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几千年来，也不知有多少不幸赶在五月来投胎的婴儿被恐惧的父母扼杀在襁褓之中。但也有不少漏网之鱼在历史上踩下了脚印，如战国时大名鼎鼎的孟尝君，便是他母亲背着丈夫偷偷抚养长大的；东晋名将王镇恶也是生于这日，父母本要将他送人——由此可知此陋俗在魏晋南北朝还未衰——但祖父前秦重臣王猛，高人的眼光独特，一见之下便说这孩子不一般，这才忐忑地留了下来，可毕竟心有芥蒂，于是取了个名叫镇恶。
镇恶，这两个字代表了几千年来人们对端午日的畏惧和希冀平安度过的祷祝。但这端午之“恶”,究竟该如何镇法呢？
对于这根据阴阳五行推算出来的邪恶，人们用同样的理论设计出了一些驱避的法子，如汉俗在端午这天要用五色丝线系于臂上，叫“长命缕”（魏晋之后战乱频仍，这种丝索多了一个功能，又被称为“避兵缯”）；或者高悬五色桃符，据说这样也可以驱邪。
但阴阳二气毕竟高妙，看不见摸不着，战况再惨烈，凡夫俗子也难以感觉。玄虚之外，老百姓自有老百姓所理解的端午邪恶：毒虫瘟疫。
农历五月是热天的开端，在惊蛰雷声中蠕蠕而动的蝎虿毒虫经过一春的成长已经羽翼丰满；而随着暑热一些瘟疫之气也降临人间，加之天气炎热食物易腐坏也导致了很多肠道疾病，在医疗水平较低的古代，如何适应入夏的气候确实是对人体健康的一个考验，尤其是对于抵抗力弱的儿童。被动的方法是逃避，如“躲端午”：端午这天，父母带着孩子去外婆家躲一躲，以避不吉，至今不少地方还有这种习俗。但走到哪里这天都是端午，躲避不过是心理安慰罢了，人们还有减少毒害的现实方法：那就是在端午这天进行大规模的清洁洒扫、杀毒辟邪气。
于是艾蒿、菖蒲、雄黄被选中了，这些有着浓郁气味——人们都愿意相信那就是能避秽的正气——而又古老神奇的药物成了安然过端午的法宝。
如此用药物避瘟邪的习俗也很悠久，相传为夏朝的历书《夏小正》中便有记载：“是月蓄药，以蠲除毒气”。
总之，几千年来，在端午这天，人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采取种种措施，无论有理无理、有效无效，以禳除不祥¬¬——
镇恶。

人们总是希望保护自己的力量能够更强悍些的。纤细易断的丝线怎么看也不像有多大的神效，雄黄菖蒲之类究竟也不过是几味常见的中药。为了稳妥起见，端午这日，庇护苍生的神灵在百姓的虔诚祷告下终于下凡了。
根据史料，至晚在北宋，端午日便有了张贴天师符、五雷符等符咒的习俗；还制成各种张天师的神像，有泥捏的，有以艾为头、以蒜为拳用百草编成的，还有用通草菖蒲雕成的等等，悬于门楣之上镇凶。天师需要法器坐骑，于是古老的菖蒲艾蒿也被收了编：菖蒲叶被截成了宝剑状，菖蒲根被刻成了神龙，艾叶被编成了猛虎，就连雄黄也多了一项任务，在小儿额上画王字，象征天师虎附体保佑。
民间信仰多种多样，道家张天师不是端午唯一的守护神，他的同行还有佛门护法韦陀，甚至还有年纪一大把的姜太公。但如果要为端午选一位最权威的神祗，或者说端午的形象代言人，这几位都得自觉靠边站，空出宽阔的神案，迎接一位后起的神灵——
更确切地说，是一位鬼，一位以捉鬼出名的鬼。
钟馗。
传说钟馗是唐时人，籍贯终南山。
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和明《天中记》所录《唐逸史》，在历史上最早提到了钟馗其人其事。云唐玄宗有次病了，据说是恶性疟疾，太医忙活多日也不见好转。一夜玄宗昏沉睡去，梦见有个小鬼偷了杨贵妃的紫香囊和自己的玉笛，正待大怒，其时有一大鬼傲然而来，一把抓住贼鬼，二话不说，先挖出眼珠再撕扯着大嚼起来。玄宗问他是谁，大鬼答：“臣终南进士钟馗，应举不捷，触殿阶而死。誓为陛下除天下之妖孽！”玄宗惊醒之后，疾病竟霍然而愈。于是命吴道子画钟馗像，画成之后瞠目久之，说：“你难道与我做了同一个梦吗？怎么能这样像呢？”于是便高悬钟馗像于宫门之上辟邪，并刻版印刷赏赐大臣，后来还形成了习俗，每年岁暮与来年历书一起颁发给众臣，从此钟馗名满天下。起先是做为门神，之后地位越来越高，明朝起渐渐登堂入室，逢年过节都被高高供上中堂辟邪，端午这日更是责无旁贷地承担了镇恶求祥的职责。
吴道子的原画早已不存，据有幸见过真迹的人描述，吴笔下的钟馗是如此尊容：“衣衫褴褛，只有一只脚穿着靴子，瞎了一眼，腰带上别着笏版，戴着头巾而头发蓬乱（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画圣一笔定形，从此钟馗的法相便以奇丑的特点牢牢篆刻在了世人的印象中，好像千百年来所有人都做过同样的梦，都见过钟馗真身。
可自身也不过是一个鬼的钟馗是从哪里得来的法力呢，居然能使堂堂天师、韦陀也悄悄退居二线？
难道只凭一张丑脸就能吓破鬼怪的胆吗？
历代有好事者考证这个在大唐横空出世的钟馗的来历，虽然结论不尽相同，但都偏向于钟馗的名称其实早已存在。如明人胡应麟说：“钟馗之名，盖自六朝之前因已有之，流传执鬼非一日矣”；还有人发现南北朝时就有很多人取名“钟葵”或者“终葵”以辟邪的。顺着这个谐音的线索一直往上探究，明学者杨慎、顾炎武等人得出了一个结论：钟馗者，即为远古逐鬼之椎也！
早在《周礼》中便提到了“终葵”，而注疏中解释为：“终葵，椎也。”椎，即古代驱邪仪式上用来打鬼的大棒槌，多为桃木。考据很有力，从音韵学角度来看，“钟馗”或者“终葵”二字反切快读，正是“椎”字！
这么说，钟馗的原型应该是一根桃木大棒槌。
当然还有其他解释，比如说可能是远古祭禳驱瘟的傩仪上的主角，大神“方相”的演变。从有些流传至今的傩戏上可以看见，傩面具都雕画得穷凶极恶，这也可以说明钟馗貌丑的由来。
从这个角度看，由逐鬼法器或者上古神灵演变而来的钟馗，的确应该拥有几千年的法力，远比张天师姜太公深厚。可问题在于，这些考证，都是钟馗盛行之后由后世学者在故纸堆上推演出来的，民间百姓并不了解，他们心目中的钟馗也就不能与远古神力搭上线，他们所信赖的钟馗神通，究竟从何而来呢？
或者换个问题：从远古到大唐盛世，中间相隔几千年，为何作为一个人格神的钟馗，要隐藏在幕后这么久才蓦然现身呢？

自吴道子起，钟馗便是历代画家钟爱的题材之一，传世佳作很多，专门形成了一类“钟馗画”。入画的钟馗形态各异，但大部分都是戴纱帽或头巾、着长衫，一幅文人装扮。而后人附会的钟馗事迹，包括现存的三部明清钟馗小说，更是进一步发挥了钟馗的原话，把他塑造为科举失意的举人。说钟馗本是才华出众之士，高中状元，但皇帝肉眼凡胎，殿试时被他的恶貌吓住了，挥笔勾去了他的资格；钟馗悲愤之极，就一头撞死在皇帝面前。
很多钟馗画上，干脆题名“钟进士”。
这个面相可怖、法力高强，能震慑天下鬼怪的剽悍神灵，竟然是一个才高八斗的文人——
而且是个惨败于人间的自杀文人！
也许不少人会觉得这有些不可思议，但从某种意义上却可以这样说，钟馗神通的根源，很可能正是来自于一个“文”字。
更确切应该说，来自于“皇”字支撑起来的“文”字。
说到底，钟馗是被唐玄宗一梦迎到人间的。而这位风流天子所掌管的天下，空前太平繁荣，正处于整个古代社会的巅峰，相比前几百年往往连自家性命都难以保全的乱世皇帝、割据皇帝、空头皇帝，自有后者远不可企及的权威和神圣。尽管之后很快玄宗就带领着他的王朝走向衰落，但毕竟从此历史大势是皇权越来越集中。这个趋势反映在民间，就是天子金口玉言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随便是谁，得了皇帝的册封便可脱胎换骨，何况钟馗一出场便露了一手食鬼绝活。在小说《斩鬼传》中，钟馗被皇帝封为驱魔大神，马上由一个冤死鬼变成了一个连阎王都得“下座相迎”的尊神。
但古往今来，得到皇帝册封的神祗不计其数，为何一个只出现在梦里的虚幻大鬼钟馗，却能跻身苍生最信赖最喜爱的神灵行列呢？
皇帝只是提供了一个封号，而为钟馗齐齐整整穿戴好官袍纱帽、佩上玉带宝剑的，却是历代文人。他们如此热心装扮钟馗，应该是钟馗出场的那句话深深震动了他们的心：“臣终南进士钟馗，应举不捷，触殿阶而死！”原来这位钟兄，也是我斯文同道，而且，也是一位时乖命蹇的倒霉鬼！
文人同病相怜，从此把怀才不遇的郁气寄托在了这位不幸的前辈身上——而自古又有谁觉得自己的才能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呢？于是，借别人的酒浇自家块垒，用自己的血肉充实钟馗的骨架，如此在唐玄宗留下的白描钟馗像上一笔笔涂抹着、勾勒着，来发泄自己的辛酸愤慨。这也许就是文人画钟馗像为什么越来越盛、历代不衰的重要原因。
这种心态，在小说中文人为钟馗配备的助手姓名上也表露得很明显：一名“含冤”、一名“负屈”。
文人喜好钟馗，应该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钟馗代表着他们所理解的正气。科举考的是儒家经典，那么钟馗自然是孔孟门人。孟圣有名言，做一个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大丈夫，须得好生培养浩然之气；这气是天地间至大至刚的，用以破邪，无坚不摧。文人认为，钟馗的神力来源正是这股雄浑的浩然正气，他们用诗词书画描摹赞叹钟馗，也就是赞叹这股儒家的伟力；在他们心目中，钟馗简直能算是儒家的护法——为什么不能与天师韦陀平起平坐呢？
这股正气的力量甚至在“钟馗”一名上也能表现出来。
钟馗尽管出于玄宗之梦，但如前所说，其实唐前早已有此类名称。而“钟馗”的定名，显见有文人参与的痕迹：
“钟葵”或是“终葵”，都没什么大意思，“椎”更显得粗鄙；但“钟馗”二字铿然落地后，天下还有哪几个名号能如此阳刚大气呢？
钟，黄钟大声也，为音中至阳；馗，通达大道也，而在中国文人心中，天下最通达的大道，莫过于孔孟所言之人间正道！
两字连读，必须运用丹田之气，全身为之肃然；闭目冥想“钟馗”二字，若见天地间高悬一口金色巨钟，轰然作响如狮吼，世间万物尽被罩在音波中瑟瑟反省，抖尽尘埃彻体纯净方能踏上那条阳光大道昂然前行；如有丝毫污秽不除，滔天声浪便辟头打来，立时将之碎做齑粉。
文人想象中的钟馗，连个名号都有此类似于佛门六字真言的神威。
而不识字的平头百姓向来是崇拜学问、相信读书人的，见文人士大夫都如此推崇钟馗，一打听还有皇上的御封，于是便也恭恭敬敬将这位来头很大的钟大神请回家：既然连皇宫之邪都能镇压，那么护佑民间小宅小院更不在话下。
一个“文”字幻衍成的钟馗能具有如此神通，前提必须是儒学上升到近乎宗教的地位；而儒学地位的上升又需要使研习它的文人能得到回报，那就是换来出头的机会：无论你原来是多么卑微多么贫寒，都有可能因此参与政权。能满足这个条件的恰恰是导致钟馗送命的科举。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科举就没有钟馗，更无法想象儒家的钟馗能抢过佛道二教护法的风头。
所以钟馗出现在了科举确立后的唐朝。
沉寂千年的桃木椎抽枝发芽，化身为浓墨重彩的钟馗，晃晃悠悠，终于在纸上直起身来，猛地睁开精光闪闪的怪眼，一声长啸，稳稳站在了这天地之间。

端午有了钟馗加盟保驾，似乎再猖狂的邪魔魍魉都应该无处遁身了。需要镇压的，也就不再限于瘟疫毒虫，世人都希望钟馗能大显身手，除尽天上地下一切有形无形人形兽形的妖魔鬼怪。
传说钟馗最后被玉帝封为“驱魔帝君”，级别够高。但舞台上踉跄舞蹈的钟馗，却始终披挂着判官的行头。
帝君与小小的判官，相去几何？
小说里，钟馗还经常被一些藏匿在阳间的小鬼纠缠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简直像个脓包。写小说的总该算个文人，为何要如此调侃钟馗呢？
只有文人自己最清楚，文人毕竟只是文人；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正义，在现实面前其实往往极其脆弱、不堪一击的。
端午这日，他们能聊以自慰的，就是文人的老偶像，憔悴的屈原，自那年投江之后再无声息；而同样自尽的钟馗，却成了神，提着利剑重新回到阳间为天下文人出一口恶气。
无论怎么说，科举制度之下，文人的能力总在提升。
话又说回来，判官这职位的确最适合由文人承担：仲裁善恶，铁面无私，正是真文人的本色。
至于判了之后，如何执行赏罚，那往往就不在文人的职权之内了——天子阎君玉帝各有各的算盘。
因此驱魔帝君常常只能收剑入鞘，转身黯然拾起那支被磨钝了的判官笔。
再说，一个钟馗镇得住整个世间的邪恶吗？端午之后，仅仅只要再过两个多月，七月半，借着对亲人的哀思，普天下的游魂野鬼，不分善恶，都将在庄严肃穆的法事中狂蹈跳踉。
而那时的钟馗，是不是只能无奈而落寞地端坐在一副副泛黄的卷轴上咬牙切齿呢？
本质里，钟馗也不过是屈大夫吟诵的楚辞，不过是一部佩剑的《离骚》罢了。
所以有了钟馗的端午，照样需要艾叶菖蒲雄黄。对付某些恶物，也许还是这些药物更有效。

只是雄黄如今已经列入毒品管理，毕竟它是与砒霜类似成分的砷矿石，早有“雄黄见火毒如砒”的古训——一般药店都不销售，不容易买到了。
但好像也没多少人在意端午节少了雄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