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个名词的烟火遗痕
2022-01-02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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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这个名词的烟火遗痕
记忆一：晶莹的米粒
家里没有米了，晚上打电话回老家，接听的是父亲，父亲说：“家里没有机好的，我明天一早去机。你中午放学后来带。”
两天没有吃上米饭了，面食有点冷淡生厌。米就像家里的一位亲人，习惯了它在的日子，没有了它心里有点空落落的。中午，放学铃一响，我骑上摩托车飞奔老家。
母亲不在，父亲也不在。老家的院门扣着，没有锁。我知道父母没有走远。寻隔壁大爷家，母亲正坐在父亲的旁边看父亲打牌，这种姿势有着夕阳幕落的安详。一些零散的硬币压着一张皱巴巴的十元钱乖巧地堆在父亲的面前。母亲先看见了我，说：“呦，俺孩回来了。”“米机好了吧？”我问。“机好了。走，回家。”母亲起身。
母亲开始张罗午饭，说：“吃完饭再回去。”我没有走的意思。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了。院子里父亲栽的月季又多开了几朵，笑盈盈地看着我这个熟悉的“客人”。只有七天没回，我去拎水，压井吱呀着，水凉了许多。近来，父亲和母亲渐递衰老了，尤其是父亲，脸上的皱纹像约好了一样，一夜夜盘满了额头，好似一条条冷酷冬眠的蛇。他们的生活越发节俭了。腌制的雪里蕻总是在饭桌上固执地趴着。我不止一次地告诉他们老年人的饮食要清淡些，但父亲回答我的永远是：“我们能吃好一点点菜。”我在的时候，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的馍上，碗里总是夹着点点星星的菜，津津有味地嚼着。而每每我带回去的蔬菜，都原地不动地睡在角落里，总是端不上饭桌。
父亲回来了，脸上笑呵呵的。父亲打牌总喜欢输。母亲并不恼。牌打的小，输赢都是一种心情。吃饭时，母亲又说起弟弟，语气里装满了无奈。我说，我放学后一直去帮助他按摩呢。父亲无语，但头点着。这是一种默许，父亲一直用无声的教诲来诠释一个男人是家里的一棵大树。
吃完饭，父亲和母亲一起装米，配合依旧那么默契。父亲用碗不紧不慢地舀，身体弯得像张弓。母亲两手扯着米袋，看着白花花的米粒从一个口袋溜进另一个口袋，总是说：“真好看，米机得亮堂堂的。”
去年的水稻是在土地上晒的，里面掺入了一些砂子。机过以后，砂子依旧阴在米里，做米饭之前一定要用簸箕簸去残留的秸梗，还要细致地从中挑寻出一粒粒小小的砂子。这一过程很是琐碎。
以前，父亲只是管机米，我们没有米就回家带。自从弟弟生病后，至今右手不能自主活动，为了让弟弟一只手也能做好米饭，现在每次父亲把米机好后，都会选一个有风的地方，将那些早已枯萎疲倦的草梗飘去，留下一粒粒流光流光的米，然后，再一碗碗，一筛筛，一遍遍检捏，直至只留下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米。米就像一页页书简在父亲的手里反反复复地翻阅着，这篇父爱之文我们永远都读不透，永远都读不完。
弟弟的米袋子也装好了，父亲说明天送过去。我装走了一半，留下一点给父母，他们不常吃米饭，那是等我和弟弟两家人回来用的。一口袋米终究分别了，但它们彼此并没有走远。拎着袋子，手里感觉好沉，心里却暖暖的像春风拂过。
父爱好简单，一如这小巧晶莹的米粒——米里没有了砂子，爱里没有了忧伤。
记忆二：夏夜的星空
我赶到父亲身边的时候，快七十岁的父亲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了。母亲没有来，隔壁的堂哥在。
医院的墙壁煞白，父亲的脸色更苍白。我的心中顿的一紧，俯身，问：“爸，感觉怎么样？”父亲微笑：“没事，老毛病。”“血压有点高。”堂哥说。
老毛病，是父亲的眩晕病。每次，他的眩晕病一犯，都让我担心。“爸，手，脚麻吗？”我继续问。父亲的手夸张地拳握了几次，腿伸缩了一下，大声地说：“不麻。不麻。”父亲故作坦然。他一贯如此，总是把一切的病痛无限缩小，藏匿于自己的心里。不让人触及。
父亲和母亲住在老家，我离他们不远，步行也就二十分钟。但，就是这二十分钟，我却感觉距离他们很远很远。父亲的眩晕病已经有四五年了。每年都会犯一次。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就像这次，晚饭，我还和父亲一起吃饭。我的摩托车排气管还没有冷却，母亲的电话就来了，说，父亲被堂哥拉着去医院了。我没有办法捕捉这个叫“眩晕”的家伙，不知道，它什么时刻来侵袭父亲。去年，父亲是在田间劳作的时候晕倒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寂寞，只有恐惧。秋风悄然从父亲身上吹过，连天上的鸟雀都瞧见了，可是我却看不见。后来，是父亲自己慢慢醒来的，他事后，回忆说，当他眩晕的时候，天好大，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他一个人，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只能像一块崩塌的石块，落，落，落……
父亲的声音不大，于我，却是一阵惊雷。父亲眩晕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呢？我总是慢半拍，总是在追赶父亲的伤痛。我每每总是带着担心，揣着愧疚，一路匆匆。可是，每次，父亲都是坦然地笑着。这样的微笑，成了父亲安慰我的唯一表情。这种表情，成了我心中的一种痛。
水吊上了。医生说，没有大碍，血压高是一种应急反应。父亲叫堂哥回去，说麻烦了。父亲做人很讲究，得了别人的好，一定要感谢。他不止一次地教育我说，别人帮你，是偶然，自己的事情还是自己解决的好。不亏欠别人，这是父亲的性格。
送堂哥出门，我郑重地道谢着，替父亲。回头，父亲的身体侧着，一直向外看着，倾听着。医院的灯光真的很明亮，它可以照进父亲的心里，我的心里。我家的架子车静静地在外边等着父亲回家，母亲抱的棉被在车子上折叠着，夜色已经凝重，父亲的体温似乎还在上面呼吸。母亲一定等急了，我拨了电话说：“妈，爸没有事。放心！”
23点45分，水输完了。我扶着父亲躺在架子车上。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偶尔，村子里传来一两声狗叫，只有极少数的窗户里还闪烁着灯光。乡村的夜总是很深。
路面，一点儿都看不见。我把速度放得慢慢的，尽可能少颠簸，车子的速度不是靠米来度量的，是尺，更准确，是脚。我不想走快，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我和父亲，亲密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多好！小时候，坐在父亲的车子上，行走在星光下，我一点都不怕。那是有父亲。父亲说，夜里走路，最安全，每一个星星都是一盏灯。
今夜，依旧满天星光。我觉得我是在弥补自己的愧疚，拉着自己的父亲，一步步回家，这个夜晚，我永远不会迷路，哪怕，四周，伸手不见五指！纵然，天上的星星有千万颗，我只要父亲这一颗！
记忆三：人生的楼道
夜幕降临在城市所有的大街小巷，也降临在我的心坎上。这栋六层高的肿瘤康复中心大楼如一头困兽，在夜色中令人窒息和不安。
街道上的行人并不多。这里不是闹市区，驶过大楼的公交车一扭身，泥鳅一般滑向下一个站点。许多“老乡饭店”里灯火通明。每个饭店里或多或少都有人影晃动。其间，一家蒙城利辛的老乡饭店里坐着一位挎包的男子，独对着一只大碗，用筷子挑起长长的面条往嘴里塞。那样一碗素面，要价三元。昨天中午，我也吃过一碗。
父亲的检查结果下午出来了。虽然我装作不认识那个字，但是那个字却认识父亲。我不知道这个家伙跟踪父亲多久了，直到现在才把一位古稀老人牢牢逮住。我带着父亲从老家坐了百十里路的汽车，希望一路颠簸把它甩在路边，永不相见。它像个淘气的孩子，和我们藏起猫猫来。
电梯已经关闭了。我手里拎着父亲喜欢吃的小米粥和白菜包子，从一楼拾级而上。在二楼的楼梯上坐着一个中年男子，约摸四十五六岁，半秃顶。他正在翻看着手机。发短信？查号码？我不知道。从他专注的眼神中，我分明看出他的期许和焦急。他左手里还有一个粉红色的手机，也许是她女儿的。他猛吸了一口烟，死吞下去，将烟屁股弹在地上。那团残火在光亮的楼道里显得暗淡、无助。
三楼歌声飞扬，五六十人分列在楼道的两侧，大多是妇女和老人，队伍延伸枝叉着病房的门口。有站着的，有蹲着的，有坐着的，有躺着的……其中一个矮小略显胖的妇女正在领唱《圣经》里的歌曲。音律在幽长的楼道里穿越，每一个台阶上都有音符在跳跃。这些安抚的音符让我停止了脚步。我仿佛也是一个圣徒，虔诚地站在那儿不动。陆续地，有许多人加入了这个特殊的队伍——这是当地的基督教自发地给患者来做礼拜的。她们唱得不是很整齐，甚至有点生疏，但很安然：如果你还疼痛，不要怕，有人知道你在苦难中，他会降福在你的身上……
四楼楼道的转弯处，围了一大群人。四个男人正在斗地主。四个人的游戏，观众竟有十五六个。大伙儿因为走进这栋大楼，而成了一群陌生的熟悉人。睡觉还早，白天吊水、看护，没有闲暇。此时，虽是黑夜，却似白昼。时间的长度在这一个时段被延长了。他们议论着、争吵着，将黑夜慢慢地拖入黎明，这些特别的室友、战友、牌友让整个楼道里充满了几许的欢笑。
父亲的病房在六楼。父亲不习惯坐电梯，失重头晕，每次上楼坐电梯，下楼则走楼道。同样的一个目的地，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这就是人生的境遇。父亲这次面临着抉择。
我把饭递给父亲。父亲津津有味地吃起来。“爸，多吃点。明天，第一个疗程的化疗就开始了。你怕吗？”我小心地问。父亲咬了一大口白菜包子，笑着说：“不错，今晚的包子比昨晚的香！”
我忍着泪水，转身向病房的门外望去，六楼的楼道的转弯平台处已经被一张破旧的折叠床占领了。床上面放着一床花色被子，那是两元一床租来的，它的主人暂时离开了。
夜很深了。黎明就要来了！
记忆四：墙壁的语言
乡村，有许多东西是站着的。人站着，庄稼站着，树站着，墙壁站着。站着，不仅仅是一种姿势，更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人站着，说话才有底气；庄稼站着，才能有好收成；树站着，宣示着一个绿色生命的昌盛；墙壁站着，是一个家存在的尊严。站着，不倒下，是每一种植物和动物乃至器物存在于世间最卑微的底线。
墙壁在乡村是一个男人的另一张面孔。成家立业、建屋起灶，每一个户头都有一堵高大的墙。墙是一个生命的载重点。
1978年冬天，36岁的父亲开始在祖辈留下的宅基地上建属于自己的房子。那时，我的爷爷已经不在。奶奶死死地看着父亲不做声。身后低矮的两间用麻秸和芦苇搭成的草庵已经成了村子里最后的话柄。奶奶的小脚在村子里越走越近了。她走到哪里都有人鼓捣她低矮的草庵。她的心被围困在草庵里，凉飕飕的，不见曙光，本来就矮小的奶奶，渐渐成了一截树桩。
我的父亲是个教书匠，日子里和粉笔、教鞭这样的小物件打交道，身体羸弱，清瘦的如一支褪色的短尾毛笔。奶奶整日的唉声叹气，坐在床沿上，严重的支气管炎折磨着她的肺部，大口大口的粘痰从她沙哑的喉咙里窜出来。我拍着奶奶瘦骨嶙峋的脊背，她是一头苍老的骆驼，还能走多久，我不知道。
记忆中，奶奶的咳嗽声总是很仓促，有时候是整夜整夜的干咳，我担心她会一不小心把自己的忧伤的心脏咳出来。奶奶最害怕冬天了，因此，冬天，我这个长孙就成了她的暖水袋。奶奶越是咳得厉害，父亲的脸色越是难看。他一个人在住宅地上左看看，右瞅瞅，不时的迈开步子，走走停停。
一个早上，父亲开始了一个男人建屋的漫长的长征路。最先的工作是拉架子车往返40里路去河东的山上去拉石头。那时，石头的价格并不贵。不贵，也没有几户人家能全部用石头来砌墙。父亲准备建三间草屋。很宽大的那种，能容得下奶奶、母亲、两个女儿、两个儿子的草屋。父亲决定去东山拉石头，需要很早出门。母亲也起得早，烙上两块饼，塞在父亲的衣兜里。水不需要，父亲说，那时，山清水秀，任何沟渠里的水都比井水甜。奶奶不放心，围着父亲的架子车绕了几圈，用粗糙的爬满蚯蚓似的手掌紧紧扯住车跘绳，用力地来回挣拉。我们姐弟四人看着父亲一步步远去的背影，不知道说什么，木桩一般，一直高声地喊着：爸爸，早点回来！
父亲用了三个月的星期天休息时间，才把下地基的300块石块拉回来。那些石块奇形怪状，服服帖帖地躺在我家的宅基地上。每一块石头,都被父亲搬过了。这些石块的到来，让奶奶的脸色红润了许多。她拄着那根枣树拐杖，笑呵呵地站在石块前，一块块地说着：1、2、3、4……风从奶奶的背后吹来，她厚重的声音在父亲的耳畔滚动，像一阵阵春雷。每一声都是一位母亲对儿子最大的表扬和鼓励。弟弟那时还小，只有三岁。他会屁颠屁颠地拱进父亲的怀里，活脱一只饥饿的羊羔。父亲并不吝啬他对这个老儿子的疼爱，用钢针似的的胡渣，胡乱地在弟弟的额头、脸蛋、手心、手背上一顿狂刺，甚至连弟弟白乎乎的屁股也不放过，父亲埋头啃弟弟屁股的时候，我比弟弟大三岁的屁股一样又痒又疼。
石头到家了，阳春三月，我们的房子很快就开工了。建屋是件大事，马虎不得。奶奶慎重地找人看了动工的日子。原本四间宽的宅基地只能建三间屋，因为有一间冲着前方的一座石桥。动工那天，我见到了我唯一的姑父，我的姥爷，我的小舅。他们是作为男人来助阵的。我不能说他们是主力军，但对于父亲，他们的建屋经验和技巧是父亲需要学习和提高的。
打磨石块的工匠是村子里的老把式。我喊他七爹。七爹是一个幽默风趣的老头儿，满嘴的大黄牙，一条草绳系在脏兮兮的宽大粗布棉袄上，一根长长的大烟杆别在腰间。他一手拿着一把锋利的铁钻，一手拿着一把沉重的铁锤。石佛一般坐在石头旁，他专心致志地打磨着两块石头。这两块石头是最贵重的，也是最重要的。它们将被放在堂屋正门的两侧，那是齐家立业的基石。这个不能少。村子里每户人家建屋的时候，都会把七爹请去。七爹的手艺没有话说。石块在他的摆弄下，很快就不再棱角分明了，慢慢地变得柔软而温润。均匀细密的纹理，端庄平正的身段，在所有的石块中楚楚动人、出类拔萃。
奶奶挪动着小脚，凑上去，眯缝着眼睛瞅着那两块光鲜乳滑的石块，细声地向七爹说：“他七老哥，给俺家圣儿的石块起个名儿吧？”七爹一边打磨一边说：“圣儿是个书生，性子弱，气头短，但人品高。家运要长久，要取一个硬些的名字。现在时冬天，梅花正开呢，你家媳妇的名字中有一个“兰”字，就叫“圣兰石”吧。”“圣兰石！圣兰石！好好！好好！“奶奶一边念叨，一边找父亲。父亲正在挖地基，他的汗水顺着额角，淌过脸颊，流过下巴，滴落在被挖掘开的地槽内。此时的父亲，分明就是一粒巨大的种子，他要把自己种植在这三间宽大的庄稼地上，不久，他的汗水和意志就会站立起一睹墙，为所有关注他的亲人送上一份厚实的礼物。
开始砌墙了。准确地说，不是砌墙，而是垒墙。父亲就像一只大鸟，一圈圈的筑起这个庞大的复杂的鸟窝。那时没有砖块，拉来的石块刚好够做下地基。平面以上的墙体必须由父亲独立去完成。材料极其简单，泥土加上麦壳或者稻壳，再加上水，这些东西就是建筑墙体的原料。泥土是免费的，稻壳和麦壳是免费的，水是免费的，父亲的力气和汗水也是免费的。我那时并不知道免费的东西竟也那样的昂贵和价值连城。垒墙的日子是开春后。父亲需要春天、夏天、秋天三个季节的忙碌来增加墙壁的高度。那段日子，父亲从学校回家后，就是和泥土打交道，挖土、挑水、倒入麦壳或者稻壳，赤脚下去踩踏，糅合。父亲在泥土中的姿势很是怪异，不能说他在跳舞，他没有这样的雅兴，他佝偻着身子，低着头，有节奏地起落着自己的大脚。泥坯的制作是很讲究的。水分加入的多少，稻壳比例的大小，泥块的死熟程度，都需要父亲一个人把握。开始的垒砌，父亲的速度很快。他挽起袖角，露出竹节似的的胳膊，将一大团混合着麦草和稻草味的泥块从地上卷起。他手里的泥团像一个不规则的抱枕，反复地举起，抛下，摔打，拳捶，掌剁，拍捏后，一块坚韧的泥坯才会乖乖地占据自己的位置。那个位置是父亲留给它的最好的归宿。这些从自留地里赶回来的泥土，它们应该感谢父亲的，一个家的昌盛和繁荣，仅仅依靠一个男人是远远不够的。还有爱着他的女人，爱着他的庄稼，爱着他的泥土。
墙体的高度已经高过父亲的头顶。板凳也被父亲拿去服苦役。一个男人的高度，有时候也需要依托物的支撑。可惜，我那时还小，还不能做父亲的阶梯。父亲劳累的时候，我知道的是端去一碗白开水，拿毛巾擦去他脸上的汗水。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一个小学生要关心父母，这是我的一个女班主任说的。她和父亲一个学校，她说父亲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秋天来了，父亲把秋天的庄稼卖了，手里有了足够的钱来完成屋顶的构建。我们的屋子在第一片雪花飞舞的时候就可以提前竣工了。上梁的时候，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了。父亲是村子里的一支笔，他自己在房梁的主梁上写了八个大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绣梁布是母亲上街扯来的崭新的大红绸布，撒了花生、瓜子、果糖，还点燃了一挂一尺来长的鞭炮。当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我家的宅基地上响起的时候，我看见奶奶哭了，母亲哭了，父亲更是哭得一塌糊涂。随后，一些二梁木、三梁木、竹竿、芦苇、麦秸前赴后继地上了屋顶，一层层，安然秩序地匍匐在自己的位置上，这些知根知底的家伙，这些懂得心疼父亲的家伙，此一刻，都聚齐了，它们用自己的体温凝聚成了一个温暖的城堡，让我们全家七口人的灵魂有了一个蹲守的据点。
新房子就是好看。墙基稳固，墙体整洁，屋草坚韧，窗户明亮。虽然里面空朗朗的，但是站在里面就很满足了。清新的泥土的味道，温暖的麦草味道，一股股地扑入鼻翼。奶奶站着，父亲站着，母亲站着，大姐站着，小姐站着，我站着，弟弟站着，我们宽大明亮的屋子站着。这个画面一直不曾掉色，清晰如昨。
1979年的春节，搬进新屋后，我渐渐发现，有许多的东西都离不开墙了。堂屋的正上方的墙壁上，父亲写了一行字：无产阶级江山万代红。这是父亲作为一个书匠的最好的证明。我只希望我们的日子能天天红。能有米饭吃，有白面膜吃，有书读，有零钱花。不久，生产责任制的春风吹进了我们的新屋。后来，我们的新屋陆续走进了许多东西，有会唱歌的“铁盒子”，有两个轮子的“铁毛驴”，母亲有了缝纫机，戴上了手表，家里又添了一个叫“秀秀”的母牛。
1987年的夏天，父亲作为民办教师终于转正了。15岁的我也考上了师范。我家双喜临门。父亲决定建筑自己的第二个新屋。这一次盖的新屋是三间砖石结构的平房。这一次建屋，父亲轻松了许多。材料都是别人运的，建筑的工人是村子里的泥瓦匠，父亲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他自己内心的想法，自己设计墙的厚度，高度，长度，宽度。窗户是最时髦的三开窗，不要石灰泥灌缝，全部是水泥灌浆，地基挖一米深，今后还要盖第二层。这一年，奶奶81岁，父亲45岁，母亲38岁，大姐21岁，小姐18岁，弟弟12岁，父亲用自己的沉默告诉我们，他在，即使爷爷不在，这个家一样蒸蒸日上。
我们在成长，墙壁一样在感受风尘的腐蚀。父亲不担心新盖的砖石结构的平房。他一直都不曾放弃过对老草屋的照顾。雨声的滴答，久而久之，竟让墙基的泥土块块剥落，齐整的地基上口会有一道长长的空空的小型隧道。这道隧道就像一把弯刀，时刻在剜去父亲的肌肉。这一堵坚硬的泥土墙，是父亲成为一个男人的见证。每一个男人都要保家卫国的。每一年的过往，父亲都会及时地完成对那道伤痕的修补。依旧用温暖的泥土，混合着清香的麦壳和稻壳，一抹抹荡平岁月留下的脚印。墙是家的外衣，父亲就是一个心灵手巧的裁剪师，他用整齐的麦秸和稻草做装饰，一层层覆盖在泥土墙的身上，任凭风吹雨打，墙壁一年年顽强地站着，它的根深深扎进我们的宅基地，和我们共沐阳光，共享月光。
和墙壁相关联的东西很多，乡下的许多东西离开墙壁是孤独的。父亲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发现我已是一个小男人。父亲是一号男人，我是二号男人，弟弟是三号男人。我在中间，我是一个过渡段。于是，父亲有许多的农事、家事、村事、国事都好和我说。我从父亲的屁股后面，逐渐绕到前面，心甘情愿地做父亲的马前卒，开始做父亲的帮手。我帮父亲从墙壁上取下锈迹斑驳的镰刀，和他一起面对庄稼的千军万马。我帮父亲扛着劳累一天的锄头回家，然后把有气无力地锄头靠在墙角休息。墙壁上挂着的种子，我背着一袋和父亲并肩前行。父亲很是害怕墙壁寂寞似的，他把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挂在墙上。鸡毛掸子、水壶、簸箕、筛子、油篓、书包、蔬菜籽、相框、大挂钟、算盘、杆秤、灯笼、年货、草帽、雨衣、马灯、辣椒、玉米、席子、破鞋等等，只要是生活的用具，他都让它们挂着。墙壁上有许多的空，上面钉着木桩，铁钉。挂着的东西都是随手可取的，放在哪里，不用找，心底藏着呢。东西要有个去处才可以安身。家里的东西一年年多起来，都不舍得丢，地下放不下，只好走空中。家里乱点，才是生活。一尘不染的地方不是真实的家。除了能挂的东西，父亲还把孙子和孙女的奖状往墙壁上粘，一张、两张、三张……不久，半面墙就粘满了一家人的骄傲。有时候，父亲站在那面墙前，笑呵呵地，不言语。
父亲说，有一天，他的照片会挂在墙上。父亲继续在墙壁上挂着许多东西，贴着许多东西。日子慢慢地被粘在墙壁上。父亲渐渐地老了。2012年患了肺癌，今年，5月5日，立夏。桌子上的小半碗牛奶，还有余温，父亲呼吸急促，五分钟后，他不辞而别，在我的怀里。
三天后，父亲成了一个半圆的图形。我阻止不了父亲来看我。我走路的时候，他跟着。像小时候一样，他总是跟着我，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我停下来，他也停下来。我抬头看白云，每朵云都是白色的，都在流浪。我找不到自己，也找不到父亲。父亲说他是乡村里的一只老狗，一只掉毛掉牙的老狗。我发现所有的云都像，又都不像。我于是等，等炊烟起来，火烧云上来。村里给父亲穿老人衣的老米叔告诉我，第一晚，我要早点给父亲送烟火，不能迟。我夹上几刀纸，向父亲走去，点燃后，我不敢回头，匆匆回家，坐在板凳上喘气。抬头，父亲在墙上看着我，一脸的微笑。我在父亲的面前，从来没有过的高大。我也是一堵墙了。我想。
父亲终于把自已挂在了墙上。父亲挂在墙壁上的照片是父亲早早地选好的。这张照片是2011年他孙子十周岁的时候，他的孙子帮他拍的。大家都说这张照片拍得好。父亲穿着母亲给他买的羽绒服，那件羽绒服冬天一上身，谁都别想再把它脱下来。父亲戴的棉帽是上海货，是在上海的一家私立幼儿园打工的小女儿带回来的。那天，所有的人都到了，还拍了全家福。父亲拍了许多照片，和母亲拍，和两个女儿拍，和两个儿子拍，和孙子和孙女拍……他把洗好的照片一张张粘贴在挂历纸上，挂在床头。
父亲走后的第二天，一对燕子来了，一大早就叽叽喳喳地在堂屋里叫。堂屋的墙壁什么装饰都没有了，年画，挂历，地图……只剩下白色的墙壁，还有父亲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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