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光散记系列

一，——《北》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下车时，已经升起很高的阳光，被建筑物挡在城市的外面，晨曦里的街道，隐约有了行人，偶尔说着话，卖早点的摊位早已就绪，正焦急地等待客人们到来。看到他们，我想起了一个词汇：引车卖浆。这自古就有的营生，虽然曾经一度远离我的视野，却一直真实的存在着，并且是那样的鲜活，就像小笼包蒸屉上热腾腾的水汽，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远远地，我看到这些上升的水汽在半空里打了几个滚之后，很快又消失在晨光中，跟它们一同消失的，还有来往于路上的匆匆行人……

　　在到达学校安排的那家实习医院之前，我们一直被车载着，行走在夜的路上。车窗玻璃除了偶尔出现的几点亮光之外，整晚都被黑色涂抹。我们被拥挤的人群固定在车厢的角落里，跟着火车向着广阔无垠的前方不停地奔走，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个小站，又一个小站。

　　其中，从烟台到济南，我在拥挤错乱的车厢里，站了整整六个小时；从济南到枣庄，我又伏在桌子上睡了几乎六个小时。期间偶尔清醒的片刻，同行的小敏就会急忙跟我谈起，她母亲在家里辛苦喂养的一群兔子。火车不停地摇摆，听着她的连珠炮似的话语，我很快就会再次恍惚，断断续续的梦中，出现了很多关在笼子里，正在吃草的白兔，它们火红的眼睛转来转去，大大的耳朵也朝各个方向支起，仿佛在跟我这位不速之客表达着自己未经世事的惊恐……

　　踏进医院的大门，我还没从车子颠簸的惯性里恢复过来，脑子里依稀还记得在公交车上迷迷糊糊听来的谈论：“市政府为了保住毛巾厂，紧急拨款三十六万救助，可即使这样，毛巾厂还是在第二天就倒闭了。”一个沧桑的声音略带沙哑。

　　“没办法，经济危机！工人们只有下岗了”另一个声音疲惫地回应。

　　三十六万？经济危机？下岗？还没等想明白这些陌生的词句会给我们所在的城市，以及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便被同学们推到一位年轻的门卫面前，他那时正靠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写满青春的脸正缺乏思维地上仰着。

　　“请问，医政科是哪个方向？”

　　我扶住他面前的桌子，想借它的安稳缓解头脑中的摇晃。

　　他听到问话特别不情愿地睁开眼，擦了一把口水，没睡醒的舌头很不配合地说了一串话。可就在认真听完他稀里糊涂的指点后，我们一同来医院报到的四个人居然走出了三个方向。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大家都转向了！

　　新的环境让我们没有坚持自己判断的胆量，我只得回过头来再问那个门卫：“请问，哪儿是北？”

　　没想到，他听完我这句问话后，竟捂着嘴不再回答，仿佛有些真切的感受，憋在心里十分痛苦，却又不得不忍着，然后只拿出一根手指往一个方向指了一下，继而把脸埋到桌子里，再也不理我。我假装没听到他正努力隐藏着的，充满讥讽的笑声，带着同学们有些英勇地走开了。即便如此，可从那之后，在我们实习的医院里，那个在方向里具有定位意义的北，被一再模糊。从此，我的脑海中南北错乱，方向迷失。

　　后来的日子，为了找回丢失的方向感，我曾多次试过再按照进入医院大门时的途径重新走一遍，结果证明，在外面的时候，我是很清楚的，可只要一踏进医院的门，就找不着北。反复多次试验后，我也没能找出原因，最后百般无奈只能听从现实。

　　那个笑过我的门卫，一直不知去向，虽然我在医院门口演练进门动作时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每每经过那儿，我却总能感觉有个人会趴在某个角落里，偷偷看着焦虑不堪的自己，隐藏着难以按捺的笑，那笑中一定充满了让人不安的讽刺。待自己四下寻找时，眼前看到的却只有来往匆忙的人群。

　　那些或许疑虑；或许傲慢；或许焦躁；或许茫然的目光，在医院门口进进出出，让一个对方向失去任何判断能力的学生看了，更加觉得错综混乱，难以理清头绪。

　　有一次，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在火车上梦到的那些白兔。我想，它们被关在笼子里时，有人送草送水，虽然不得自由，却也不懂得担心，如果一旦被拉出笼子，到野外密林草丛的繁乱里生存，恐怕也是不知道该如何辨别方向了吧？想象着它们的慌张，我突然觉得竟是那样的滑稽可笑。

　　可是，我有资格嘲笑那些兔子吗？

　　记忆里，2000年夏天的时光就那样开始了，面对着懵懂的青春，陌生的环境以及所有关于未来的憧憬，我们好奇着，疑惑着，努力适应，再适应着。在一片慌乱中不知所措地，等待着崭新的每一天带着一个个未知的挑战，如期到来……

　　二，——《那只放置在橱子里的手骨》

　　骨伤科的换药室里除了一幅完整的骨架站在那里展览之外，还有一只右手的骨骼经常被医生拿出来反复观看。那只右手非常完美，细长而坚实的手指，说明了主人的灵巧与身材的修长，并且，我觉得那个人一定很年轻。所以，我一直在想，他或者她究竟有着怎么样的经历，才使自己如此迫不得已丢下这只美丽的手呢？

　　几经打探，才知道了其中原委。据说，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在工厂工作时，被机器碾断了右上肢的肱骨，属于粉碎性的那种，血管神经也都跟着断裂，肌肉模糊，仅连接少许皮肤，要想完全修复，需要进行微创手术，那时，微创还属于尖端医疗技术，必须请专家来治疗，当然花费也是不菲的。医生也说了，最主要的还是限于治疗技术的不成熟，即使花了很多钱接上，也未必可以恢复正常。

　　在千方百计都找不到负责小伙子的医疗费用的人，再加之疼痛难忍和不断失血的情况下，他绝望地签下了截肢的手术通知单。后来，他的主治医师，也就是那时带教我的老师，向躺在床上，正身心痛苦不堪的他，讨要了被截下来的手臂。

　　“废了，也没地方扔，埋掉好像也不合适，干脆给我吧，留个纪念？”医生很坦诚。小伙子一个艰难的点头动作，就给他那只被割下来的手臂找到了新的主人。

　　那天，老师不顾我的躲闪，把手骨强行递到我手上说：“看，这只手的骨骼结构多好，非常健康，一点都没受损，太难得了。”然后他又跟我讲述了这个手骨标本的制作过程：先是清洗掉血迹，然后入锅蒸煮，等熟透了之后剥掉皮肉，剔去肌腱骨膜，最后经过烘干，他就得到了这只手的骨架。

　　他啧啧赞叹着自己制作标本的手艺，完全无视纠结的我在一旁的感受。

　　这只应该长在一个活泼健硕的小伙子身上的手，原本可以用他来操纵机器，赚钱养活自己；也可以用他来砌墙和泥，盖房娶一个貌美如花的媳妇；将来也可以用他引逗拥抱自己未来的孩子；或许他还会给自己的母亲梳头；给自己的父亲提水……但是，此时，他却只能冷冰冰地躺在换药室的某个角落里，等着医生在用锋利的手术刀切开另一只手前，为了研究解剖结构，确定切开的部位，而看上一眼又一眼。

　　我想象着失去了手臂的小伙子，未来的日子里，一定会每天带着一条空袖管生活，那失去了支撑的袖管，跟周围正常的环境是多么的不协调。原来一直由那只手臂担当的角色，如今会被谁取而代之了呢？那缺失的空间里，被抽走的也许并不只是一只手臂，有可能会是一个原本阳光健全的灵魂……

　　我努力把自己从想象中拉回来，寻找老师口中所说的那个靠北边的橱子的第二层，安放这只委屈的手骨。越发的着急和恐惧让我实在忍不住再一次问道：“老师，快告诉我，哪儿是北啊？”

　　“看把你吓得，连方向都分不清了，以后怎么当医生，将来你们每一个都是要在手术台上操刀的。”老师略带关心的嗔怪道，然后不由分说地一把拿走了那只手骨，随意扔在了一个橱子里，轻松得如同放下任何一件随身之物。

　　仿佛，做一个医生就必须学会勇敢和麻木，扔掉一些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可是，对于我来说，很多东西可以扔掉，毫不犹豫；而有些东西想却扔也扔不掉，比如那只放置在橱子里的手骨。

　　直到现在，我都可以随时记起他的样貌。想起他在人们口中被转述的，简单而又扼要的身世。

　　我的目光仍旧会看到，他就那样安静地躺在橱子里，躺在轮转的日月里，佝偻着张开，像是在索要什么。他想要什么呢？是他被无端拿走的生命，还是虚幻如影的未来？也许是跟另外那只手的耳鬓厮磨，亦或者是跟许多财富的亲密接触……

　　我不是他，我看到的只是我心里的想法，也许男子的一只手，想要获取的会更多更多。可是如今，他却只能孤独地待在一个同样没有生命的橱子里，保持着自己来到这世间最初的姿势……

　　三，——《走失的花朵》
　　
　　妇产科设置得很不合理，因为被手术室和五官科大楼挡着，所以从办公室看不到医院的花园。三月是桃花盛开的时节，我却因为忙碌，走不出去，只能每天都被关在科室里写产程记录，观察新生儿的状况，倾听充斥在走廊里到处清晰可闻的啼哭声。孩子们好像也是被春天给催生出来的，他们应该还很留恋在母亲子宫里的安逸，可春天就那么不由分说地来了。

　　听着孩子们毫无顾忌地哭声，真让人有些嫉妒，我大概不好意思这么表达自己很久了，其中缘由连自己也说不清。

　　就在一个什么都说不清的下午，我被人叫出了医生办公室。

　　“小磊说……他……想见见你。”这句话怯生生地飘进耳朵时，我禁不住心里紧张了一下：“你说谁？”

　　眼前老妇人的样子显然比她自己的声音还要胆怯，她听到我的疑问后，不敢再抬起头来，却又不想离开，也许，她已经在走廊里站了很久，左思右想了多次，才鼓起勇气让路过的医生叫我出来。

　　“小磊，十床的……外一科的……他又住院了，还是在十床……”她再一次怯生生地说道。

　　满头像被狂风吹过的花白头发？苍黄的面色和红肿的眼睛？

　　“你是……”眼前熟悉的形象，突然又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六个月前——

　　那还是在秋天，外一科病房的走廊里有些冷清，一个名叫小磊的瘦弱男孩，跟在他父母的身后，正一步步往幽深走廊的尽头走去。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觉得雪白的走廊竟是那样的深邃漫长，小磊的每一个脚步声都回荡在我的心里，又重又闷。可是转瞬间，我又觉得那条走廊的距离是那样的短小虚无，仿佛只要小磊再往前走一步，就要消失在它的尽头……

　　在很多天前，我曾看到头发凌乱，面色苍黄，哭红了眼睛的小磊妈，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医生救她孩子一命。

　　小磊那时跟我一样，都是17岁。这个未涉世事的少年，却患上胃癌很久了，那次住院是因为胃癌切除术后两年的再次复发。去医院时，癌细胞已经通过淋巴道扩散到了全身很多器官组织，没有再次治疗的意义了。

　　医生象征性地给他注射了些营养药，冷冰冰地下了结论：“回家吧，最多还能再活三个月。”

　　听了医生的话之后，小磊他妈红肿的眼睛一直没消过，我们值夜班的时候，经常可以隐约听到她躲在在楼梯的角落里抽泣。

　　小磊他爸，有着黝黑的面容和严肃沉重的表情。偶尔说起一句话，都跟他的形象一样执拗：“还治什么？这些年，我天天下煤窑，能赚多少钱？又是手术又是化疗的，是不是非得把我弄个人才两空！？”

　　听熟悉情况的医生说过，小磊的家就在城市北边远离繁华的山沟沟里，大部分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去煤矿挖煤。小磊的奶奶嫁过去的时候，村里一共十二个人，都是逃避战乱而迁移去的外乡人。为了在山里扎下根基，实现多子多福、老有所依的愿望，小磊的奶奶一共生了七个儿子。但是多子，却并没有带来多福的实际生活，还没等给所有儿子盖了房、娶了媳妇，小磊的爷爷奶奶就在劳累和疾病中相继去逝。因为家境贫寒，小磊还有一个叔叔都四十多岁了还没娶到媳妇。

　　小磊的妈妈多次跟医生哭诉：他们老来得子，本是很高兴的事情，寻思等到老得不能动弹的时候总算能有个依靠。可孩子从出生就有胃病，一直拖延没有好好治疗，经年累月之后，终于在他15岁那年转化为胃癌。东拼西凑了几万块钱做了手术后，以为从此好了，谁知道又在17岁那年复发。

　　即使在一旁听他妈妈诉说这些时，小磊也一直很沉默，无论父母决定治疗还是放弃，他都不参与意见。临出院的时候，他默默地收拾行李，放在蛇皮口袋里，无论别人怎么招呼，也不搭理。

　　在他们就要在走廊尽头消失的时候，我追过去，把一张单子硬塞到小磊手里。那是我劳烦疑难杂症科的侯主任开的一张中药方。老人家知道小磊的病情后，边开药边说：“这个病治不好了，不过吃了这个药，还能再延长三个月的生命。”

　　得到药方的我是欣喜无比的，多活三个月？那就是还有六个月的生命！要是在这六个月里发生奇迹，也许他就不会死了，身为一名对科学严重信仰的医学生，我竟然开始想当然起来。外科老师知道了我的想法后，非常不理解地说：“你真不适合做医生。”

　　记得，后来我曾经把单子给过小磊几次，但他都拒绝了。最后这次，我强制性地塞到了他手里，并且跟他说：“用了方子里的药，可以再多活三个月，给自己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吧！”

　　他接过药方，冷冷地说：“三个月？又得多花多少钱！”

　　无言以对的我，呆呆地看着他们一家消失在内科走廊拐弯的尽头，那一刻，我站了很久，心里说不出是沉重还是轻松，也许两者都不是。我知道他最终都会离开人世，我却一厢情愿地希望他在人间多留下些时日。17岁，就那么离开，他真的甘心吗？

　　半年时光真的很快，我在忙碌中竟几乎快忘却了这些事情。

　　在跟着小磊的妈妈回到外一科的路上，听到她哽咽着说：她还是希望小磊能在医院治疗，做为妈妈，她要尽完自己的责任。

　　站在病室房门前踟蹰的那一刻我是高兴的，因为他果然又多活了三个月，作为一位医学生，我还是见证了医药的力量。但此刻，小磊爸爸却站在走廊里目无他人地痛斥病房里的小磊，声音混杂在来往的脚步声里，从这头传到那头：“坑人的畜生，要死就快点死……”

　　对于得了病的小磊，他难道一直都是那样的态度？带着疑问，打开房门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述自己的心情，只见冷清的病室里仅有十床上躺着一个病人——确切地说，是一副被皮肤包裹着的骨架！洁白的床单没有盖住的部位，露出了骨骼的原型，每一根骨头，都像标本室里陈列的那样，清晰可辨。

　　眼前的情境让我无法平静，已经被病魔几乎吸干了血液的他，应该处于半昏迷状态，就那么静静地躺着，好像外界的一切都跟他无关，只是时而还可以看到他的胸骨随着呼吸微弱地起伏着。

　　我不知道他想跟我说什么，是感谢我帮助他延续了三个月的生命吗？还是恨我让他多受了三个月的病痛？

　　我也不知道该对着面目全非的他说些什么，难不成我还要追问他病情发展到每一步的感受？我想，一个病人在此刻最想得到的就是尊重吧，我不能让他知道我此刻内心的惊慌。所以，就在他对面的空床边静静坐下，等着他能开口，毕竟，他的妈妈听到他说想见我，就说明小磊还有清醒的时候。

　　可等了一个小时，他也没能说出一句话……

　　走出病房，我突然决心去了花园。怒放的桃花们肆意的青春和蓬勃的活力让人羡慕欣喜，蜜蜂跳着无比曼妙的舞姿穿梭其间。这场盛大的花事，正势不可挡地向春天扑来。但是来此赏花的人们，谁会在意地上的一片落红跟春天的关系？也许，一朵花的提前枯萎根本改变不了整个春天的盎然。春天正在催生的一切，都有着欣欣向荣的外表，谁又会在这大好的春光里无聊地追问它零落为泥的来龙去脉，体会它那些卑微短暂的辛酸悲喜呢？

　　开始与结束，生命与公平，倏尔就变成了一个个无奈的字眼，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

　　从此，那年春天的一枚花朵，就在我的记忆里走失了，再也没能回来……

　　四，——《芒刺》

　　我觉得那些毫针像发着寒光的芒刺，它们总是不由分说地刺入人体一些病变的穴位，激发其产生酸麻胀重的感觉，补益缺失的正气，祛除滞留的邪气，疏通瘀滞的气血，并且还可以让不正常的机体自觉得发现自己的问题，主动进行调整，从而恢复正常运转。扶正祛邪，这也是传统医学的奥妙以及治疗精神之所在。

　　可那个时候，我却离自己迷恋的毫针有些距离。

　　雾化室里的工作简单，所以老师把我强行安排在那里实习。雾化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主要就是把用醋浸润好的中药包放在病人病变的部位，外面罩上可以加热的雾化器，热敷三十分钟就行。尽管如此简单，尽管我对如此简单的治疗方式一直认真操作，不敢有一点怠慢，可我还是被一个病人毫不留情地告到了主任办公室。

　　寒冷的冬天里，窗外正下着大雪，而针灸科主任办公室的芦荟竟然生长得翠绿可人，就像正在我眼前指手画脚的这个妇人一样，显得有些营养过剩。

　　那个中午，我已经被她堵在主任办公室里有一会儿了。女人身上挂满了显示富有的金银珠宝，加上她夸张的动作，把金黄银亮的光线反射过来，晃得我睁不开眼。

　　当时我最想做的就是捂住耳朵，不再听她在主任面前恶意地中伤。所以只盯着那盆芦荟看，想象着如何仅用两个食指的指甲就可以将它毫不留情地撕裂，然后榨干里面肥嫩的血液，最后再把它从二楼窗台一下子扔出去。

　　我不知道该如何为自己辩解：一次中药雾化规定只能做三十分钟，而这个女人却躺在治疗床上待了整个上午，她却说在自己只治疗了不到三十分钟的情况下，我就把她赶出了治疗室。

　　治疗室的钟表电池没多少电量，走得非常慢，慢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女人进治疗室开始治疗的时候钟表指向八点，直到所有人都下班吃午饭了，钟表还没走到八点半的位置。故而，女人强词夺理很充分——以钟表为证！

　　她眉飞色舞，得意洋洋，还用白眼珠不停地瞟着我，仿佛正在招展一面森森的白旗，那白旗就是要挂进我的心里，让我甘拜下风。

　　主任不想得罪病人，不光是病人，除了我之外，他谁也不想得罪。很多事情说不清楚，更何况是这么一个穿着皮草，戴着贵重首饰的主儿。

　　其实，主任早晨就知道治疗室的钟表没电了，还说为了保证治疗时间的准确性，一定要护士长给装上电池，后来因为病人太多忙于诊治就忘记了。治疗过程中，虽然已经超时很久，可我却一直没有赶女人离开，因为我觉得每个病人看病不容易，她肯定是希望自己多治疗一会儿，盼着自己早一点好起来。期间我还多次照顾她，问她治疗过程感觉如何，不要因为时间过长而引起不良反应。她一个人霸占一个治疗床长达一上午，导致在她后面排队的人不得不在等待无望后，换到其它床位前等着。直到那时，还有一位姓张的老人家没有治疗结束。

　　“她应该被开除！”女人终于露出了恶毒的本性，用鲜红尖利的指甲直直地指着我，准备刺穿我微小的心理防线。

　　许多灼热的火焰在烧着我的心，像瞬间就要喷发的火山……

　　也许，那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太过深刻，以至于今天，我仍够能回忆起当时的点点滴滴。我忘不了，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冬天里，那个富足的女人，是如何诬陷弱小无助的我。

　　那一刻，我突然开始怀疑自己只身来到这个城市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难道，我就是为了用自己无知的眼睛，来见证一些人的真实面目吗？

　　许多的眼泪藏在肺腑里，快要淹死一颗卑微的心脏。不知道那一刻谁能解救我，是远在家乡房顶上消瘦的炊烟，还是灶膛里微暖的炉火？我甚至开始疯狂地想到了那个在白雪覆盖下洁净的村落，我的心，也许正急切地渴望着回归。

　　不过，面对咄咄逼近的女人，我当时能做的只有跟她拼命。

　　就在事情即将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那个最后做雾化治疗的张大爷走了进来。确切一点说，应该是一脚踢开了主任办公室的门。

　　“我是来投诉的，就是要投诉她！”老人家指着那个女人，看上去非常生气。也许是太着急了，踢门的那一刻忘了自己是个坐骨神经痛的病人。进了办公室没走几步，还因为疼痛发作而险些跌倒。

　　老人非常激动地把他亲眼所见的事件经过，逐一在主任面前详述了一遍。

　　“这个社会还是有公理的！”张大爷的话掷地有声，说了这些，张大爷好像还是感觉义愤难平，他又指了指我，对那个女人说：“人家还怕你被雾化器烫坏了，期间为你的中药包重新湿了几回新醋，你这么快就忘记了？！”

　　女人咬了几下嘴唇，看到情况不利，就摔下些狠话，扫兴地走了。

　　事情的结果是我胜利了？离开主任办公室的时候，一阵莫名的悲喜让我忍不住泪如泉涌。

　　第二天的雾化治疗非常顺利，病人们都准时得到了医治。张大爷还让老伴儿买了两节新电池装在钟表上，他说，有了新电池，指针就不会一上午都只在半小时里转悠了。听着钟表有节律的嘀嗒声，我的心里非常愉悦。张大爷很守时，他盯着指针做治疗，刚到半小时就赶紧要求撤掉雾化机让给其他病人，还说：“所有病人应该一律平等，谁都不能占用他人的时间。”

　　后来，那个珠光宝气的女人也有段时间没再见着，病人们都悄悄告诉我说：“她一看到你值班就不敢过来，她还跟我们说‘别看那个实习生小小年纪，居然来头不小，不能得罪’。”

　　那个年纪的我，对于正邪的概念分得清楚。我听了这话在高兴邪不胜正的同时，也隐约觉得背后有问题。什么来头不小？我不过是刚从外地回来学习的一个小实习生，她害怕什么呢？

　　有一天，我替同学值班的时候，在走科室廊里又一次偶遇那个女人，她那一身耀眼的着装让人从很远就能认出来，厚重的皮草，让人感觉是一只肥硕的黑熊在那里移动。而我则瘦弱得像只缺乏营养的猴子。两相对比之下，显得实力尤为悬殊。她突然放慢的脚步仿佛告诉我：再次狭路相逢，又会是一场剑拔弩张。走廊里的空气顿时凝重起来。可没曾想，她远远看到我竟低下了头，好像很想找个地方躲避。可是，走廊就那么窄，并且没有其他任何人，找不到回避的地方。我们越走越近，刚好走到厕所门口时就要直接撞上，她见躲不开，就顺势一低头钻进了洗手间。

　　我在门口等了几秒钟，故意不走，因为我听见里面传来了一阵慌乱的声音：“没长眼吗？看不见这是男厕所？！”

　　见她踉跄着跑出来，满面通红傻站着，我实在不敢相信，她竟然已经心虚到了那种程度，此情此境，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其实，那时候我心里有个疑问：当满身华贵的装饰遮不住一个人的丑陋时，她是不是该好好自我反省一下？

　　在针灸科的实习异常顺利地进行着，只是张大爷不能经常准时参加各项治疗，让我很是担心。隔三差五的，我会去关心一下这位老人家，遇到他和老伴儿的时候，倒是他们关心我会多一点。还记得有一次，张大娘知道我晚上要去医生办公室学习，居然在门口等了我两个多小时。我那时刚好路过急诊，参与了一起抢救，耽误了固定的学习时间。冬夜的科室走廊很冷，张大娘为了完成张大爷交给她的“任务”，就那么瑟缩地一直等着，生怕我不去了，为的就是给我送一些营养品。

　　我坚持不要，而张大娘却说：“孩子，我们老了，不能总是补这补那的，这是我儿子买来的，放坏了也可惜，你正是学习的好时候，补充一下营养好学到更多本事。你大爷说了，你是棵学医的好苗子，一定要好好用功啊。”如此事件后来发生了多次，让我越来越感觉到亲情是可以跨越血缘的。很多时候我会误以为，他们就是常常跟我一起坐在家中的火炉旁聊天，看着我长大的亲人，那种温暖，无以言表。可是，我又该何以为报呢？

　　临近春节的某一天，我在医生办公室无意间看到了一张本市的报纸，头版上写着：市委张副书记，冒着风雪，带病慰问抗战老英雄，帮助他们切实解决各种生活困难。待我细看时，却发现照片上的那个市委的张书记竟然就是张大爷？

　　原来……？！

　　那一刻，我盯着报纸的眼睛突然像是被一根根毫针耀眼的光芒刺疼，又一阵强烈的悲喜猛然冲上心头，竟再一次忍不住地泪如泉涌……

　　以后的日子，我越发喜爱毫针，因为，老师们说，大医精诚，运用毫针扶正祛邪的理念，小可治病，大可治国……

　　五，——《光明之约》

　　夕阳在车窗的玻璃上不停地跳跃着，直至后来，竟不甚跌落到西边的某个山坳里去了。偶有几粒星光爬上来，隐藏在山的边缘，闪着狡黠的眼睛。

　　火车，踏着均匀的脚步，在我的心上赶着漆黑的路。一脚接着一脚，不辞辛苦。车厢里到处塞满了人，我看到一个头上插满白色鸵鸟毛的女人，也挤在人群里。不知这个有着英国旧时贵族打扮的女人，怎么也跟我们一样待在这个与她身份不符的车厢里。正疑惑时，她却被前来查票的乘务员抓住。据乘务员说，她的票和她头上的鸵鸟毛的颜色一样，是假的。她身边一个貌似她的“仆人”的老妇人，还在一旁面红耳赤地据理力争着车票上面日期的正确性，而乘务员却说，这是去年今天的票，你们把日期前面的年份给涂抹了。她们只能无话可说，补了票。众人面面相觑了几秒钟后，又各自沉浸在火车有节奏的声音里。

　　或站，或坐，或躺，拥挤里，只有茫然的眼睛诉说着疲惫的真实，他们从哪里赶来跟我同行的呢？我们的目的地，是相同的地方吗？

　　另一侧与我斜着相对的座位上，时不时传来浓重的济宁话，同在鲁南大地，我对这近似于家乡口音的话语总是倍觉亲切。

　　通过挤在一起的人群中偶尔闪出的散发着汗味的缝隙，我看到说话的是一位满脸黝黑的中年男人，他在给挨着自己的一个男孩讲故事，他一直在说起“朱洪武”这三个字。我知道，这个充满传奇的皇帝，有着非常艰辛的童年经历，这种从乞丐到皇帝的跨越，给了人们多少激励，恐怕已经无法计数。我想起以前老人们也像他这样给我讲起过他，讲起那个娶了大脚媳妇的小和尚，是如何凭借自己的能力，一步步走向皇位，开启了大明朝近三百年辉煌历史的。那些娓娓道来的，被我的家乡泥土中长出特有的语调拼接的故事，让我在自己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对贫穷生活乐观的烙印。好像一切都有可能，贫穷与富贵是随时可以调换的。再次听闻，竟突然恍惚，有一个声音在心中说道：古往今来，不知多少人听着“朱洪武”的故事长大着，生活着，离开着……

　　真没想到，在这个拥挤的角落里，还有这个故事的安身之地。他们是父子吗？也许。

　　我想，那个男孩离开家乡，是为了注入另一个新鲜的环境，那个环境里有着他需要的养分，那是自己的村庄目前无法带给他的，即使他生于那里。看他的样子，不过十五六岁，不知道此刻，他是否已经完全懂得了“家乡”这个词的概念呢？

　　他偶尔穿过人群间的缝隙也看一眼我这边，略显迟钝的目光，流露着与外面的世界不相称的气息。我想，他也许渴望着拥有我那时的学生身份吧。可他却不知道，我们之间的身份，在未来的某一天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他接受得早了一点，我却晚了一点而已。

　　车轮的声音不时入耳，我有时会偶然被这种枯燥的节奏带入自己的思绪中。想想自己竟然会独自离开实习的医院，踏上返回学校的火车，十二个小时的行程，便不禁有些怅然。我将在一群陌生的眼神里，孤独地度过十二个小时的夜晚。那些跟我约好一起走，却先行一步的同学们，不知道此时到了学校没有。

　　我还想着医院宿舍楼前的芙蓉树开得那么好，自己却没来得及在树下安静地待一会儿，跟它们好好道个别，不知道它们会生我的气吗？

　　那个带着一脸甜蜜笑容的女子，她看我拖着行李往医院外面走的时候，还不停地说着祝福的话。可是，她腹中那个即将降生的孩子，还能见到自己已经罹患癌症晚期的父亲吗？花园里的牡丹还会在春天盛开，谁又会背着园丁，偷偷地摘几朵插在病人的床头呢？我贴在宣传栏里写给老师们的感谢信，应该不会有错别字吧？老师们会不会都忙着照看病人，而没有时间理会学生的感激呢？

　　……

　　火车里的环境应该再也塞不下任何东西，包括我心里那些幼稚的思考。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的人们的脸，一味地没有任何具体的表情，他们向往的，应该是火车前行的北方。那里有工作，有希望，有城市，对于学生来说，有他们的学校和待发的毕业证……

　　好在我可以坐着挨完这十二个小时，那是车票决定的。对面的男孩是烟台大学的，他告诉我说自己买的是站票，但是那个位置在他上来的时候刚好空着，他打算坐一会儿，如果有人找来，他一定让座。

　　我看看挤在一起的人群，跟他说，放心吧，除了乘务员没有其他人可以再走过来。

　　他笑了，轻轻哼起一首青涩的歌，哼唱几句就停一下，并偶尔看看窗外，再偶尔看着人群。他告诉我说，他的家乡是一个偏僻到不能再偏僻的地方，那里的老人，一辈子都没见过汽车，更别说火车。很多年轻人，都走出去了，在大城市里打工，很多都拖家带口的。他还说，自己早晨就从那里往外赶了，徒步三十里才赶上汽车，直到这个时候又才坐上火车。听这些话，我好像可以看到，他的睫毛上还沾着夏天清晨里草丛的露水。他说，自己是带着两眼的露珠走出村庄的，在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他还看见自己村庄以及村庄的四季，都躺在一滴滴露水里。

　　他说完这些，把脸拧向车窗玻璃的一面，不再回过头来。我则闭上眼，倚在座位上，打算好好睡一觉，毕竟十二个小时的黑夜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实在太过漫长。并且，我也希望自己以一个非常良好的状况出现在目的地，因为黑暗准时过去之后，在那个等候我的车站上，光明正风尘仆仆地如约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