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他手史记

　　我有时会陷入无尽的苦思冥想境地，像一个疲惫的孤独的旅人，在身旁，在生活过的地方，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寻觅一个曾经闯入内心的人。我讷言，却又无比渴望通过一种方式与外界交流。我寂寞，在寂寞的星空之外，仍然希望有一颗或几颗流星倏然滑落。瞬间，点亮有些枯燥乏味的生活。我还想从一件事物的表象走进事物的内部构造，无论多么繁琐，杂乱无章，也要梳理得渐渐清晰。或者，从一双普通的眼神里，洞见一个人深邃的内心。

　　但我往往没有这样的功力。像降龙十八掌，练过了几招几势，始终不能探知到其中的精髓。现在也是，我企图用一种近乎平缓的语调，走进一些琐碎复杂的内部纹理和旁支末叶。我相信，其实真正的真实与真相，往往存在于繁琐冗长的细节，存在于我们曾经交互的刹那。

　　那个傍晚，史小刚神色黯然地找到我。开口，依然凶狠。“我日他姨孟宪坤。”我提醒，孟宪坤她姨是你婶子。史小刚于是咧嘴笑笑改口：“那日他娘算了。”其实，事件的发生，我知道一些。孟宪坤来我们村吃席，流水席，史小刚的爷爷三周年祭。史小刚和孟宪坤不在一个桌子上。十大碗，刚刚上了五碗，孟宪坤抢也似地从传菜者的托盘上，抢走看上去更为丰满的一盘大盘鸡，汁水溅了史小刚一身。“我日你娘。”史小刚骂人总爱这样开始。“史小刚，我日你娘。”孟宪坤还了一句，眉毛倒立，并不打算认账。 　　梁子是早就结下的。史小刚跟我一般大，却总是比我显得老成，一年级，就学会用盘尼西林的小药瓶和我交换，帮他的同桌曲丽做作业。我说你怎么不做，曲丽自己怎么不做？史小刚则一把夺过刚在我手里还未暖热的小药瓶，说日你娘到底做不做？我说，我日你娘，做就做。时至今日，我也想不清楚，当初为何如此喜欢那些透明的玻璃瓶子，是屈从还是不屑，找不到合适的答案。史小刚则和曲丽一直关系很好。上七年级的时候还是同桌。孟宪坤在右，石小刚在左。曲丽，理所当然夹在两个二百五中间（别人都这样说，尽管我并不以为史小刚是个彻头彻尾的二百五。只不过有些执拗单纯）。有一天。孟宪坤在去厕所的路上说了一句骚话，很骚，曲丽告诉史小刚。史小刚就找人在学校前面的空地上揍了孟宪坤一顿，结结实实。孟宪坤挺着脖子，不肯吐露半个疼字。 　　十大碗最后的两碗汤还没上来，史小刚的肩膀上就挨了一闷棍。醒过神来，孟宪坤已经站在村口的土戏台子上喊：“史小刚，我日你娘，你敢过来，老子跟你单打独斗。”有好事者怂恿，起哄，石小刚则笑眯眯地说：“表弟，我日你姨，干嘛生那么大气。”手里端着一碗刚上来的酸汤，话没说完手一扬，连汤带碗朝孟宪坤飞去。辣了双眼的孟宪坤只顾擦眼，史小刚夺过对方手中的棍子一阵猛砍。孟宪坤的头，顿时血流如注。 　　“完了，家里是呆不下去了。”石小刚神色恓惶地对我说。那一棍子整整砍去了南岗子上的一溜大杨树，孟宪坤才带着轻微脑震荡出了院。 　　史小刚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虽然脑子对学习不大灵光，作业每每满纸胡言。但只要一站在高处，必放声大唱。没有人不服气。看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史小刚和我撵了很多天，听不够里面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史小刚说，不能听见唱歌的声音，就像嗓子眼钻进了一只小虫，就像耳朵眼里满是飞翔的云雀，就像一唱就飞进了云彩里。啥都忘了，只看见朵朵白云，只听见清泉流水，只梦见鸟叫虫鸣。我信。多年以后，当我听见“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哎！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的时候，就会禁不住想起史小刚唱歌时忘情的神态。九十年代初，我在渤海湾的一个渔船上打渔，当水手。那时候，村子里还很少有人出去打工。白天，有活没活，男人女人总要到田里，给棉花逮虫子，在玉米田里除草。我幻想着，学是不上了，总还会有其他的道路。比如，凭着发表过几行小诗，参军入伍，或许还能找点门路。但事与愿违。在花光了第一次出远门挣下的几个小钱后，三哥说，完了，乡武装部的人说了，今年已经没名额了，来年再说。我开始默默收拾行李，几件衣裳，几本旧书，胡乱塞进行囊。这时候，史小刚来了。 　　风裹着浪，浪推着风，史小刚就在沙滩上放歌。唱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唱天边有朵雨做的云。唱少年壮志不言愁。唱再回首往事如梦，再回首泪眼朦胧。我则习惯看海鸥缓缓在天空飞翔，而后，降落在海面上。随着浪花，一会淹没，一会又被送上浪尖。无序的生活，无暇打理一些散乱的心绪。那年我们十八岁，还是喜欢说起有关梦想未来一类假大空话题的年纪。 　　“日他娘，有钱了一定要买把吉他。”吉他，或许就是史小刚的最大梦想吧。那么我呢？不再奢望走进橄榄绿的军营，很多个夜晚涂抹的诗集也被撕散了，飞扬在异乡的风里。飞吧，飘吧，飘到大海的深处，沉进阴暗的角落，让一些无用的纠缠妄想的诗意统统见鬼去吧。这辈子谁再说当什么狗屁诗人我跟谁急。 　　史小刚是在过了一年后开始在金城声名远播的。那时，我们已经从渤海湾的渔船上离开，分道扬镳。据说史小刚留了一头长长的头发，抱着吉他出现在某夜总会，一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终了，看客还沉浸在无穷的回味中。三十秒后，才响起经久不息潮水般的掌声。那时的我好像刚从万念俱灰里出来。村子里的人开始陆陆续续外出，鞋厂，服装厂，水产品加工场，走了一批又一批，我却再无心力去探知外面的世界。这养成了我一直以来拒绝城市的不健康心理，每每一想起城市，无非是灯红酒绿，无非是钢筋水泥的丛林，无非是对门的两户人家打死不相往来的邻里关系。 　　——难道不是么？至今，依然疑惑不解。 　　那么，城市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呢。我说不出来，也刻画不出一个城乡完美契合的将来。只是在内心，依然充满田园般的渴望，想，所谓的乡村就该是永恒的代名词，村外有田，家中有米，街道干净整齐。至于房屋，也不一定太过整齐划一，有钱的可以盖得好些，家庭影院内，整体厨卫，凡是现代化的都合理利用。最好，沿着长满野草开满野花的乡间小路，干活收工。当然，穷人也要有活路，也不要跟别人攀比，有多大嘴吃多大馒头，大不了多付出几分辛苦。 　　草绿虫鸣的村庄，才是乡村的样子。 　　史小刚带回来的第一个女子，我见过。那一年临近春节，我想起一张喜欢的CD。在村子里，也只有史小刚肯舍得花钱买那些歌曲舞曲。房间狭小，皮肤微黑的女子坐在床上，看书。好像是茶余饭后一类的书籍。史小刚在擦拭吉他，巨大的音响震耳欲聋地传出迈克杰·克逊声嘶力竭的演唱。也许这个天才而怪癖的King of Pop不会知道，万里之遥的某个小小村落，曾经回响过他复杂疑惑而充满矛盾的音乐语言。有时，人其实就活在无尽的疑惑里，看似明白的世界，最终找不到明确的答案，看似简单的命题却暗藏玄机。 　　史小刚听见我来，亲热地喊了声兄弟。口音，偏东北的普通话还没拐过弯来。屈丽，接着的一个名字更让我缓不过神来。史小刚后来说，在金城混了好几年，上床的没上床的，喜欢的不喜欢的，只有屈丽叫屈丽这个名字，和曲丽听上去相似，喊上去一样熟悉。大概，也是意外之中的巧合。史小刚用盘尼西林瓶子换我帮做作业的那个曲丽早就死了，乳腺癌。十九岁那年，县医院的专家经过会诊，得出一个结论：这种年纪得乳腺癌的几率大概三十万分之一。 　　一个叫曲丽的女孩死了，死在石小刚活着的记忆里。一个叫屈丽的北方女孩从此走进了史小刚的生活。
史小刚也改了名字。叫史记，好听又好记。 　　认识屈丽也是巧合。那时候，《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正在流行，好像满世界不是雾不是雨就是风，反正看起来扑朔迷离。橘黄的灯光下，旋转的镁光灯，高亢的音乐。史记抱着吉他，他的那把破吉他，在一个叫黄金海岸的歌厅唱歌。不要工钱。看客给的小费算是走场的收入。屈丽那时刚从遥远的冰城以北来到金城，遭遇了一段狂风暴雨式的爱情。继而，又昨日黄花般被人抛弃。史记后来跟我说，那时的屈丽很美，像一只温顺的小绵羊，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史记说：“我只是一个流浪的吉他手，居无定所，连一把新吉他都买不起。”曲丽说：“我不要房子也不要车，只要你真心对我好，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我知道，当我行文至此的时候，亲爱的读着难免会觉得罗嗦俗套。每天早晨醒来时，我们的眼前不还是昨天的样子？——城市在远处，车站上依旧人潮汹涌，南来的北往的，匆忙地奔赴爱情与前程。该拆的地方，动用各种力量也要拆迁。想建的地方，跑马圈地，用不了多久就能矗立一栋栋万丈高楼。乡村也在变，干打雷不下雨的时候多，下也是狂风暴雨泥沙俱下一刀切，哪管你痛苦还是喜欢。我们的村庄，除了建起来几座新房，本质上什么也没改变。每年春天，男男女女陆续离开亲人，离开家乡，向着陌生的城市绝尘而去。只在腊月到了以后，才候鸟般飞回，褪去某公司标识的服装，换上新衣，迎接新年。 　　史记也回家了。就在前天。史记的母亲一看见我，泪水刹那夺眶而出。她说屈丽走了，带着孩子，留也留不住。她说，屈丽走的时候拿走了所有存款，卖了家里的所有粮食。她说，屈丽走了我不心疼，只是不该带走我唯一的孙子。我无言相劝。只能默默站在一旁，听这个可怜的乡下老人绝望的倾诉。 　　时间回到两年前。笔墨实在一件好东西，想让时间逆转，马上就能让缤纷的昨日重现。日子在不紧不慢地过着，乡村最大的动静也就是鸡鸣狗跳。但没人有心思去听。身强力壮的大多数在农忙之后都走了，一卷铺盖，没有别离时的泪雨纷纷。现代化的交通，让城市变成了另外一座村庄。头天晚上买好的车票，第二天晚上就能躺在工棚里数星星。这是能想见的。当然能看见的还包括路旁林立的线杆。几年前，线杆的作用无非是连接村里乡里县里的广播线，农科知识，爱国歌曲，相声，广播剧，沿着一根虚无缥缈的铁丝输送进每个人的耳朵眼里。还有夏粮征购，秋季的三提五统，大喇叭成了一个亢奋的精神病人，掉渣的土话，落在地面上，能扬起漫天尘土。但里面的声音，不会减弱，一直喊到你疲软，心服口服，第二天赶忙勒紧裤腰带去交了粮款。后来，乡里的广播站倒闭了，废弃的线杆架上一股股脚趾头粗的线缆。电话，网线，都能从脚趾头里分流出来。 　　那晚，我听见低音炮里传出高分贝的《青藏高原》，韩红的嗓音像插上了翅膀，雪域上一只自由翱翔的雄鹰，在村庄和田野的上空久久盘旋。史记的嗓音还是那么好，有磁性。《饿狼传说》——“爱会像头饿狼，嘴巴似极甜，假使走近玩玩凶相便呈现。爱会像头饿狼，岂可抱着眠，他必给我狠狠的伤势做留念。”歌词含混，节奏快而亢奋，一声接着一声。我爬上土坡，史记的家就在一座土坡之上。孤立，突兀，却显得别具一格。史记和屈丽都在，新买的电脑，二十几英寸大的液晶显示器，深海里的鱼，幽灵一样在里面游来游去。当然，我是一个玩电脑的菜鸟，从史记开始，排了十几号，用了好几年时间才拥有了一台组装的大脑壳，笨拙而木讷，端放在破旧的书桌上，用来缓慢书写记忆深处那些难忘的时光。

　　史记告诉我，他要出远门了，随着路桥公司的施工队，四处流转。电脑是给屈丽买的，怕她一个人在家孤单寂寞。我理解史记心中的情义，就像小时候一直坚持不懈央求我用玻璃瓶子换取代做作业一样，只是单纯地为了彼此眼神中清澈的默契。 　　快速从新疆腹地赶回的史记黑着脸，重重地丢下手中的行囊。这一走一回，不过是七八个月的时间，史记说什么也不相信，已经和他有了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的屈丽为什么会独自跑路。电脑在组装精巧的电脑桌上，打开，还是深海中寂寞的游鱼，在深蓝色的礁石和墨绿的海藻间游来游去。我无法劝阻。史记的母亲始终用手抓紧心口的某处，靠在一面光滑的墙壁上，以支撑虚弱的身体，不至于瘫软在地。“没有人会想到。”史记的母亲说。很多次屈丽去县城把孩子丢给自己，总以为有什么该办的事情办完就会回来。事实也是这样，屈丽每次去县城，少则一日，多则三两天，肯定花枝招展地回来，给老人，给孩子，买来很多乡下难得一见的食品和玩具。可重要的是，当在县城一家麻纺厂上班的妹妹有一天忽然发现屈丽的身影，和一个陌生的男子，挽着手，有说有笑地进了一家宾馆。史记的妹妹多长了一个心眼，以给宾馆客人送外卖为由，跟踪上去，洞悉了已经发生的所有事实。回家后的屈丽，成了婆婆的重点监视对象，不准外出，不准去县城，只允许呆在那间有电脑的卧室里。电脑上的滴滴声总是响到很晚，史记的母亲才在一片深深的疑惑里，渐渐睡去。 　　所有的景象表示，屈丽走了。也许还会回来，也许永远不会。史记拷下电脑里的所有历史记录，选择在一个多雾的清晨，出门，追随四处漂泊的施工队，继续漂泊。

　　我一直在想象一个场景，高大的打桩机伸出长长的铁臂，钻头与岩石打磨的声音，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传出很远。山谷寂静，在寂静的山谷中，用不了多久就能飞架一条钢铁的虹桥，高速奔驰的列车，从远方疾驰而来，驶向更远的远方。在巨大的噪声里，史记的记忆逐渐被清空，那些飞扬的音符，那些高亢的旋律，会像奔突的血液，从凝滞转化为沸腾。 　　短暂的通话里，史记长叹了一口气。不无调侃地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兄弟，你说呢？”我什么也没说，只说什么时候还能回来，想听你唱歌了。史记说：“唱，为什么不唱？日日夜夜，和打桩机一起在空寂的山谷里二重唱。” 　　我差点忘记了，他曾经是吉他手史记。
[ 本帖最后由 宋长征 于 2011-12-8 20:3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