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堵墙醉倒之前

在一堵墙醉倒之前 　　那一年，一个姑娘从几里外的村子被接来，嫁给张姓人家，成了张家少奶奶。大家都叫她少奶奶。
　　像天空中落下一滴雨，没有在深潭激起一点波澜。她被瞬间吞没，融合，融进村子，融进家族，融进男人的喘息中，被墙挡住，被屋顶罩住，被炊烟拴住，被男人并非有力的臂膊牢牢缚住。
　　村子像一只古老的酒窖，少奶奶像是添进其中的一粒酒曲或是一颗粮食，与其他的物事混在一起，安静地待着，似乎在酝酿，等待，甚至连等待都没有。
　　一切都是慢的，——风是慢的，雨是慢的，炊烟是慢的，就连猪在墙上蹭痒，就连男人女人在黑暗中发出的喘息声也是慢的。慢，成为刻在一个村子身上最为显著的符号。
　　这个村子叫东曹家庙，是鲁西北平原上一个仅有三四百口人的小村庄，在《续修平原县志》旧地图上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点，像一颗痣，一粒米，一个遗留在少奶奶家玻璃窗上的旧瘢痕。
　　村子名称的由来在县志上没有记载，据说与一座庙有关，是曹家的。奇怪的是，村子里如今没有一户人家姓曹，曹家像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村子里蒸发了，连同那座庙。即使没有庙，村里死了人还是会继续以前的传统，孝子们列成队，像一条正在蜕皮的蛇，蜿蜒到村头庙的位置去哭拜，俗称上庙。吹鼓手吹出长长的调子，像是从唢呐的孔眼里伸出一支长长的钩子，要把人的心头肉钩下来，作为一种祭礼，在活人和死人之间完成某种隐性的连接。
　　少奶奶喜欢看上庙出殡行祭这种死人折腾活人的热闹，每每呲着一口黄牙，偶尔落下几滴泪，瞬间又能笑出声来，笑话哪个女婿行祭转错了方向磕错了头，或是被长长的孝衣绊了腿脚。有时候她会兴冲冲地跟到坟地里，从花圈上摘下几朵漂亮的纸花，插进酒瓶子里，当成一种摆设。有时候她会和孩子们一起，抢主家分散的点心，抢到一块，丢进嘴里，嚼得喀哧喀哧响。
　　少奶奶住在贯通村子东西的大路边，屋后有几棵柳树，夏天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黑白斑点头上长有须子的老牛在树上爬，小个子面虫儿缀在一根细丝上慢慢蜷缩身子，麻雀从树上飞到屋顶，又飞到路边的柴垛上，对着少奶奶屋子后窗叽喳，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
　　少奶奶刚嫁来时，村里有好事男女们夜间去后窗户下听房，把少奶奶和少爷爷在炕上折腾的事当笑话讲。少奶奶从来不恼。开始还红脸，后来皮糙肉厚脸也不红了。
　　据说大集体的时候，少奶奶把从地里偷来的玉米棉花放进裤腰里，或是绑在裤裆里，走起路来像一只笨腿笨脚的鸭子。有人使坏要摸她，说看看几尺裆了，有蛋没蛋。少奶奶一通哄骂，挣脱了事。
　　据说闹运动整人时候，村干部让少奶奶揭发，少奶奶装疯卖傻，会场笑成一团，村干部气得不得了，拍桌子让她滚。她拍拍屁股放了个响屁下台。
　　少奶奶爱串门子，据说村子里少有她到不了的人家。然后她把听到的东家长李家短汇聚成一锅粥，把长长的冬夜灌醉，连同那一堵堵苍老的墙。
　　对此，一堵墙在醉倒之前，一直保存着清晰的记忆，在某个黑暗的格子里，或是某个表面并非光滑的节点。在它身上，那些具有记事功能的沟回就像留声机唱片上的凹槽，一圈圈，一道道，一天一天，慢慢布局，刻画，累积，与那些砖头瓦块麦草泥土蜘蛛蜗牛连同少奶奶随手甩出的清鼻涕一起，构成一堵墙特有的记忆纹路。
　　太阳升起来，将一堵墙照亮，呈现出属于村庄的缓慢与温存。一株纤弱的狗尾巴草在墙头上随风摇摆，一只觅食的流浪狗偷偷溜进少奶奶家的院子，栅门上的锁头链条低垂不动，长尾巴喜鹊在屋瓦上撒下一泡灰白色的稀粪，这些林林总总被刻进一堵墙，构成一堵墙的部分记忆，向这个世界呈现出属于自己的节奏与力量。
　　在一堵墙醉倒之前，更多时候，其实你根本没有真正进入一堵墙，而仅仅在它的表面游移，就像一只蚂蚁偶尔在一堵墙身上经过，就像屋顶上的炊烟永远不会缠绕墙头上的狗尾巴草，就像一尾鱼永远不会游进一棵树的根管，即使在某一天，蜘蛛蜗牛们的肉身变成一堵墙的构成元素，即使少奶奶的清鼻涕化成蛇皮一样的鳞片随炊烟飘走，即使那棵黑身子柳树离水面和一尾鱼那么近。
　　在一堵墙醉倒之前，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它终有一天会醉倒，就像没有人会怀疑少奶奶在村子里的辈分。
　　少奶奶在村里辈分最高，她的高辈分来自于她的男人少爷爷。少奶奶比少爷爷年龄小好多，给他生养了三个闺女。对于少奶奶的辈分和生养历史，一堵墙比风更清楚。
　　少奶奶家门前有一口湾，湾边有一口井，井口盖着一块厚石板，每天早上和傍晚，村西头的几十户人家都来这里挑水。用的是普通的木扁担和白铁皮水桶，用钩子钩下去，将水提出来，担到肩上，洒下一路水渍。
　　少奶奶家院墙不高，挑水经过的男人们看见少奶奶拖拉着鞋子敞怀蓬头出来倒便盆，能听到少爷爷响亮的吐痰声和操娘日伯的骂声。有时候少奶奶也对骂，然后少爷爷追着打，院里子鸡飞狗跳。少奶奶跑得快，一直跑到大街上，看看少爷爷不追了就回过身子跳着脚骂。
　　在少奶奶的骂声中，少爷爷一命呜呼，三个闺女慢慢长大。大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二女儿三女儿分别嫁人。后来大女儿有了一对儿女，少奶奶名正言顺当了奶奶。当了奶奶的少奶奶威风不减当年，经常和大女儿对骂，有时候在院子里，有时候坐在大街上。骂声像一条抛物线，起起落落，内容几乎不重样。从太阳落山一直骂到星光灿烂，骂到一堵墙变成一个长长的黑影，像一只伺机待动的兽。然后少奶奶用力擤一把鼻涕，自己起身拍屁股回家，有时候被孙子孙女拉回家。第二天，少奶奶欢喜如初，像是脑子里有一块神奇的橡皮擦。
　　后来少奶奶与大女儿分家，一个人单过，住在两间坯房，与大女儿一家一墙之隔。孙子孙女先后成家。孙子先是在北京当门童，后来认了个干娘，支了个摊子卖炒货，找了个河北籍媳妇。少奶奶不厌其烦地和邻居们诉说孙子孙媳的好，说孙子在北京卖炒货能挣好多钱，说孙女在方便面调料厂工作，带回来的料包煮面条有多好吃，说得两眼冒光，说得那堵墙都要醉了。
　　再后来，少奶奶得了脑血栓，嘴有点歪，眼有点斜，走路拄上了棍子。她已经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生产不了粮食，做不了饭，得靠女儿天天送。村子里安静了许多，再也见不到少奶奶串门子，再没有人担心少奶奶为讨要低保骂街。大家猜测，可能是因为她的脑子得病后不太好使，骂人的通道被什么东西堵塞了，或者是她和村子之间，和女儿之间，和这个世界之间的某些矛盾被那个橡皮擦消除了，呈现在她面前的，是今生今世少有的谐和与通融。
　　在一堵墙醉倒之前，少奶奶习惯沿顺时针方向从胡同转到大街上晒太阳，看车子响着马达从街上飞过，尘土和油烟味溅了一身一脸，在孙子孙女回来之前，她以这种方式体会外面的世界。
　　今年夏天，那堵墙终于醉倒了，砖头瓦块吐了一地，像一堆尸体，阻碍了少奶奶进出胡同的脚步。对此，没人说什么，好像这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作为罪魁祸首，那场雨并未招来少奶奶的骂声，因为她知道，那场透地雨生生救了地里的苗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