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无奈的瞿秋白

　　　　　　　　　　　　　　　
　　　　　　　　　　　　　无奈的瞿秋白
　　
　　　　　　　　　　　　——关于瞿秋白的随想

　　　
　　　　
　　　　　　　　　　　　一 　　　瞿秋白安静的去了。在茫茫天地见销声匿迹。他用那种平静的方式拥抱了自己的理想，走完了自己生命的全程。

　　他想寻求人生的安静，没想却永远地沉入安静，安静地永远都不再起来，他为自己空洞而孤独的心灵早早地寻找一方驻足之地。

　　　他太累了，也的确需要休息，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言：一匹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往前去也是不能胜任的”。

　　　愿他在九泉之下真正安息。
　
　　　　　　　　　　　　　　　　二 　　　瞿秋白於1899年1月20日生于常州，1935年6月18日杀害于福建长汀中山公园，他从容的走向刑场。他死时留下了这样一幅壮观而又让人感叹的画面：“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生于其上，自酌许久，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丰乃言曰：人公余稍息，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高唱国际歌，洒毕徐步刑场”。他用俄语高唱国际歌，然后指一草坪说“此地甚好”，然后盘膝而座，等待罪恶的枪声。

　　他那种从容不迫，真实而自然的方式永远地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中，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道生命的绝唱，留下了一个真实的生命本体，从而达到了一种别人无法企及的人生境界。

　　　　　　　　　　　　　 三 　　　以一种很通俗的说法，我们可以称其为政治家。可我总是宁愿将其称为革命家，在我的潜意识里，政治家总是有某种污浊和圆滑的东西，他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一种雅称，似乎是阴谋家的代名词，而革命家泽不尽然，他的一切都源于对自己理想和信仰的一种执著追求。瞿秋白如此，陈独秀依然如此。

　　但然称其为革命家是一种无奈的解释，我更多的倾向于将其归为文人一类。照片上的瞿秋白西装革履，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多愁善感，面对这幅照片，我的脑海里总浮出徐志摩，在我自己潜意识里两人极为相似，一样地也通身洋溢着浪漫气息。
　
　　但然他本人也是极为赞同文人这一角色的，他数次都承认自己是文人中的一种，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家。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言，“我的根本的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
　
　　　他无数次都表现了自己对政治的厌倦，他总是希望这能够从事自己心爱的文学事业，著书立说，研究文艺，在主持政治局工作的那些日子里，他的这种愿望更加强烈。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能被推到中国革命的潮头，在他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以他最初的愿望而言，只是希望能够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了却一生，根本没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他厌倦政治，并不意味着在那风云变幻的日子里动摇过自己的政治理想。只不过他深情的留恋自己深藏于内心的那些浪漫气息，希望自己困倦的心灵能够得以休憩，与朋友能够闲谈散步，甚至在月夜吹箫。

　　政治并不是他的栖身之地和归宿，尽管政治也需要浪漫，但是他却无法做到二者的结合。在政治这个领域他无法游刃有余，挥洒自如，他更多地显示着自己的渺小和苍白无力，他把文人的理想化带进了政治,这便注定了它的悲剧,因为圆滑和媾合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品质。

　　因为从政治家的功利角度而言，那些是其致命的弱点，瞿秋白之所以成为失败的领袖，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在中国历史所谓的政治，往往都是比较复杂和残酷，理想化的文人，质朴、善良或者心慈手软的正人君子，无论是为王或为寇，都不会成功之 日。

　　优柔寡断，随波逐流，忍耐，躲避，讲和气，爱面子，重感情，尚中庸，感情脆弱，不经磨练，坦率质朴的瞿秋白必然会沉没与政治漩涡中。

　　这一切也归根于中国并非文人的天下，这也顺应了毛泽东的名言：“读书多的人，把国家搞不好，李后主、宋徽宗，明朝皇帝，都是好读书却把国家搞的一塌糊涂的人”。一言以蔽之，如余杰所言：最肮脏的政治需要最肮脏的心灵周旋。

　　　　　　　　　　　　　　四

　　　其实，浪漫不只属于文人，同时也属于政治，用那种浪漫的方式拥抱自己的政治理想，从中仍然会感到诗一样的激情，用一种超越平淡的方式在那些风云突变的政治岁月中，仍然会寻找到人生的浪漫和生命的诗。浪漫在某种以上已成为生命的一种定式和追求方式，自由地挥洒个性，在看似随意与放逐中寻找人生的深刻与质朴，在近代的民主革命进程中，总有许多的人间满怀的热情与浪漫的激情投身于政治，执著的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最适宜他们的文化创造，也似乎在品尝了政治生活的种种苦闷和无奈，或者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后，才将其作为自己心灵的栖身之地，但然更多的人，往往在那些政治中消融或失去了个性，浪漫不复而在，最终给活着的人留下了一具枯草而呆板的雕塑，或者是某种机器，因为对于文人而言，当走入政治后，就不得不在个性与政治之间作出选择，或者为适应改变自我，或者因保持自我而被政治淹没 。

　　在政治家中毛泽东或许是个例外，在他身上体现了政治与文人的完美结合，他将浪漫的个性与政治激情融合为一体，在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复杂多变而残酷政治中尽情的舒展自己，甚至在最大程度上决定和推动着中国革命的进程。

　 　　　
　　　　　　　　　　　　　　　五
　　　其实，本来文人与政治并不矛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一名文人（或读书人）的最好人生追求目标，如古代的许多人，一样著书立说、写诗为文、一样出将如相，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生活中的机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言，文章乃经国之盛事，不朽之伟业也，可谓一语中的。
　　其实，有文人而政治，这本是一种非常美好而理想的政治模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的治事与谋身罢了，也就是既保持自己的个性，又能在政治中进退自如，在这个意义上瞿秋白是无奈的。归根到底文人只能是文人。
　
　　　　　　　　　　　　　　六 　　写及瞿秋白，不能不提到《多余的话》，《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遗作。在《多余的话》里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复杂而矛盾的形象。瞿秋白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了尽期，并且知道就是有话，也已无法说出；于是为了表露出那些积郁已久的话和心中的无奈，同时又对党的前途命运怀有极为强烈的心忧，就这样构成了《多余的话》的写作基点，正如他自己指出的：“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该欺骗的。我骗着一个人的身后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为叛徒是确实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然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绝不愿冒充烈士而死。（《瞿秋白选集政治理论卷》694页）他不仅以他的大智大勇并采用了极为巧妙、隐讳曲折的形式给我们留下了表达其最后心忧和无奈的《多余的话》。在这里他向我们展示了那颗极其高尚，极其英勇、极其忠诚、极其智慧并早已被打击的遍体鳞伤的赤子之心。
　　73年后的今天，当我翻到书架上那些关于瞿秋白的书时，尤其是他的《多余的话》，我的心中有一种强烈的震颤，也正是因为了这些，是我更多地坚持将其作为一个文人进行解读和思考，同时是我产生某种想走近他的念头。 　　　秋白茫茫，秋白无奈，而我一如此。也许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以一种世俗的目光打量惯了芸芸众生，而一旦出现一个突兀的风景，我们便显得困惑和无奈。这时我们也往往不是用一种全新的目光去界定和评判，而是试图将自己融入其中，寻找某些最易于接受和理解的东西。而当我们开始接受和理解的时候，有许多的东西都已被我们削平和模糊，以非最初的面貌。
　　这并不是瞿秋白的悲剧，当王朔说出：”黑暗是因光明而存在“这句话的时候，于是我向着更多的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
　　今夜，我与瞿秋白一道出入在历史的暗处，思绪会在更远的地方飘零，天上星光依旧，而我愈渐伤心。我想被人忘记未尝不是一种幸福，被人记起也未尝不是一种悲哀。就象我与瞿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