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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故乡旧帖(二)

2022-01-03抒情散文洪水河畔
故乡旧帖(二)红草湾我说的是一片山坡地。那里生长着马莲,很多。夏天开淡蓝色的花朵,蕊黄,叶紫,被月色日光映着,从远处看,隐约有袅袅的烟岚,缠绕,飘逸,野性中蕴涵着几分仙气。到了秋分白鹭之后,霜落下来,那些叶片就全红了,风吹过来,仿佛一簇粗火……
        故乡旧帖(二)           红草湾   我说的是一片山坡地。那里生长着马莲,很多。夏天开淡蓝色的花朵,蕊黄,叶紫,被月色日光映着,从远处看,隐约有袅袅的烟岚,缠绕,飘逸,野性中蕴涵着几分仙气。到了秋分白鹭之后,霜落下来,那些叶片就全红了,风吹过来,仿佛一簇粗火苗。村上的人都把马莲称作红草,因为那地方被山围着,是洼地,所以就叫红草湾。   很早时,红草湾是牧羊人的天下。羊倌们都是有家的青壮年男人,不喜欢到山那边很远的荒草滩放羊,就在临近的山湾里挖一个地窝子,住下来,白天吆喝着羊在山坡上溜达,到了黄昏,便回来生火作饭,打扑克,下象棋,或者野着嗓子吼几声“浪光棍”,活得悠闲自在。也有人耐不住寂寞,找个理由回家了,说是娃子他妈的心口子疼,要去买药呢。一晚上过去,天亮时,又屁颠屁颠地赶到了老地方。别人问,心口子不疼了吗?那边立马红了脸,说,给她揉揉,好啦。大家就笑,骂他是老羝羊,跑骚去了。跑骚就是过性生活的意思,乡里人说那事,好象从不遮掩什么,还善于把人和牲畜联系起来,粗野,形象。   红草湾有马莲野草的清香,有绵羊山羊的腥膻,还有泉水,炊烟,民歌,笑话,放浪的叫声,快乐的呼喊,这些都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另类的乡村生活。我上小学时,大哥就在那里给生产队放羊,每隔五六天,我就要去送一回口粮。   还记得他们的羊倌头儿叫黑骟驴,人长得很壮实,脸黑,手黑,背膀黑,像座铁塔。别人人喊他诨名,他压根就不生气,蹲在地上,胳膊下夹个皮条鞭子,咧着嘴笑,还颇得意地说,骟驴咋啦,没那骚根,不惹祸哩。黑骟驴对我好,我每次走进那个地窝子,他便搂着我的脖子,用胡子蹭我的脸,还给我讲红草湾的故事,他说前山的石崖下有个狼洞,里面住着一群白狼,有月亮的夜晚,白狼就会变成女人,头上戴着马莲花,坐在那里唱歌。乡村的人把说故事叫做“喧谎”,不知为什么,他的那些“谎话”里总离不开鬼,而且大多数是“女鬼”,都很美丽、善良、多情,就像我们村里的姑娘。   黑骟驴不识字,但喜欢看小人书,晚上睡觉,他的枕头下总要放几本《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书,等其他人睡着了,他就抽出来,对着昏黄的油灯,用指头蘸着唾沫,一页一页地翻,他有许多奇怪的想法,比如说应该找一种迷药,让日本人吃了后变成公羊,然后再把他们阉割,这样就可以断子绝孙了。有时候,又突然问我:你说,毛主席住在北京,能见到山羊么?我说,见不到。他就骂我傻,说,他听人家讲,天安门前是一片草地,有草的地方怎么会没有羊呢。然后,就嘿嘿,嘿嘿的笑几声,脸上完全是孩子的表情。   红草湾还有个羊倌叫刘二。他从小就患了小儿麻痹症,一条腿瘸着,脊背上长着个肉疙瘩,走路,就一跳一跳的。刘二家里穷,四十多岁了才结婚,老婆是个哑巴,但人很漂亮,小嘴,圆脸,眼睛水汪汪的,仿佛一辈子的话,都交给了那一双黑漆般的眸子,只要眨巴眨巴眉眼,就有了万种风情。刘二婚后两口子关系一直不好,他住在地窝子里,一年四季都不回家。羊倌们私下里议论,说他是个糠心萝卜,不给媳妇交公粮,人家自然不爱他。在我的印象中,刘二就像被雷击过的木头,黄瘦,憔悴,沉默寡言。他放羊,从不打口哨,也不哼那些荤味十足的民间小调,羊吃草,他就仰八叉躺在马莲丛中,嘴里叼一根草茎,呆呆地望着天,望着天上的云朵和麻雀,不知想什么心事。那一年,从外面来了一个擀羊毛毡的匠人,在刘二家住了十几天,后来就把他的哑巴妻子给拐走了。应该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可他的精神并没有垮掉,依旧操心他的羊,到了产羔季节,他还是跪在那里,用手捋着母羊的奶穗子,给羊羔喂奶……   我离开故乡不久,就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生产队把把那片山洼地承包给了私人。羊倌们解散了,马莲滩变成了庄稼地,上世纪八十年代,黑骟驴和刘二也相继去世了,他们的墓地究竟在哪里,我并不知晓,不过,红草湾是没有的,那里已经长满了小麦和豌豆,多年过去,也只有在梦中,我还能隐约看见秋天的马莲,像火一样燃烧着。          摸天爷的尻蛋子   我查字典,知道这个“尻”应读作“kao”,是屁股的意思,但老家的人一律把这个字读为“gou”,“沟蛋子”虽然是土话,但很亲切,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味。   村人说,老天爷跟人是一个理,有喜怒哀乐。那么,天旱了怎么办?去挠挠它的尻蛋子,让它痒痒,让它笑,天爷高兴了,就会下雨,长出庄稼。人嘛,一辈子还不就是吃饱肚子,坐在墙弯里喧谎,闲扯,然后再省下些粮食,卖了,买几头母猪什么的。看样子,那老天爷的尻蛋子实际上比庄稼人的脸蛋子重要。   老天爷的尻蛋子究竟在哪里呢?村里有个风水先生说,他夜晚梦见天上飘过一朵云,落在某一个山脚下了,神有了暗示,说明老天爷已经等在那里,准备给贫穷的山村播洒甘霖呢。大家都信风水先生的话,就先请他去山里考察一番,做个计划。当然报酬是有的,生产队拿三斤清油,再搭一副羊下水〔羊的肠肚肝肺之类〕,有时候,队长还给他有另外的许诺:年终记十个工分,或者多分二十斤胡麻。那年月,当一个风水先生是令人羡慕的肥差。   后来我才知道,所谓摸老天爷的尻蛋子,其实是一种祈雨的仪式。很早时,这种仪式很庄重,甚至有几分神秘。比如要设祭坛,请来巫师,诵经,跳神,焚香,叩首,还要念祭文,献三牲祭等等。到了我董事的年代,仪式已大大简化,更多像一种滑稽的游戏。祈雨前的傍晚,一般情况下,队长召集个社员大会,会场就设在饲养室里,各家派代表参加,或男或女,但前提必须是成人。开会时,队长只宣布两项内容,一是这次活动要向每家收二两清油、五个鸡蛋,一盒纸烟;二是生产队杀一头猪,一只山羊。但这些似乎并不重要,最精彩的部分是会议结束时队长的一句话:都记住啦,今黑里,可不能跟女人做那个事。   应该说,任何祭祀活动都要禁忌男女同房,这是民俗。在民间思想中,性事是不干净的,会玷污神灵。然而,在那样的夜晚,在那样的场合,队长把这时挑明了说,又有了另外一种效果。往往是,几个女人顺手摸起羊粪蛋,朝队长身上打过去,都红着脸骂:不要脸嘛,不要脸嘛。而男人则很是得意,放肆地嚷着:呵呵,只许摸老天爷的尻蛋子,不许摸婆姨的呀……接下来,男女就开始互相斗嘴,高潮迭起。那时候,会场里根本体会不到神圣与肃穆,有的只是赤裸裸的玩笑,有的只是原始和本真。   我一直认为故乡的风水先生深谙人与自然的奥妙。一般而言,他给村人勘察指点的地方,总是山势平缓,风景优美。清泉。松林。小溪。岗峦。草甸。野花。飞鸟。所有这一切跟山外单调的景色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桃花源。人们扛着铁锅,抬着羊肉,说说笑笑走进山谷,在泉水丁冬的石崖下安营扎寨,然后垒灶打水,拾柴放火,女人忙着煮肉做饭,男人张罗祈雨祭天的事宜。村前屋后的土地干旱得冒烟,山里的世界则鸟语花香,雾岚飘绕。来到这样风景美丽的地方,村人似乎很快忘记了外面的灾荒和苦难,心灵在自然的环抱里得到了暂时的慰藉。管他呢,还是还吼几嗓子野调吧。于是有个汉子率先吼了起来:哎吆呵/我的尕妹妹/老天爷下雨哩/心慌哩/今晚夕给咱留着个门/哥哥想你哩/想着亲个嘴哩……   接下来有个女人就对唱起来:老天爷下雨哎/你背上馍馍来/换我的肉肉叫哥哥亲/天亮了你再还……   就这样,祈雨祭神的山坡竟然成了比赛情歌的舞台。在那一刻,留在心灵深处的疼痛、迷茫、无奈和失望都随着粗犷的歌声飞走了,飞向了山巅,飞进了蓝天。   当然,祭祀活动还是要进行的,只不过那已经成一些老者的事。他们历尽了人间沧桑,对上天的崇敬早融进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他们跪在地上,献上香喷喷的羊肉和烧酒,然后虔诚地对着天空祈祷:老天爷啊,下点雨吧……           菊丫头的故事   菊丫头的肚子里怀上娃了。菊丫头才十八岁就跟男人做了那种事,而且有了身孕,这在七十年代的小山村里,成了最大的新闻。   那年秋天,队里的一个小伙子死了,是修水库时被坍塌的土方压死的。人刚刚抬进村庄,还没来得及埋葬,菊丫头的丑事就传出来了。对于庄稼人来说,死人的场面见多了,但这种姑娘怀孕,丢人现眼的事还是头一遭听说。于是便有了慌乱与迷惑,猜测与诅咒;幸灾乐祸,窃窃私语,人们的心态各自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了解事件的真相。仿佛是,菊丫头的身体里有一个深不可测洞穴,大家要想尽一切办法看清楚里面隐藏的秘密。窥探私欲,似乎是人类最丑陋的本能之一。   菊丫头的事开始时是严密封锁的,知道底细的最多不超过五个人,包括她的父母、一个嫂子,再就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第一个接触菊丫头身体的人,据他说,菊丫头最先是患了感冒,到他那里抓药,他给号脉,发现脉象低沉,厚重,犹如流水咽石,那是怀孕的症状。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事情刚有了端倪的时候,他是绝对不敢讲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吃了屎的人,才敢捅那种漏子。可想这件事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菊丫头的肚子里有娃了。谁也无法猜测这句话是哪个“吃屎人”第一个说出来的,反正是,当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菊丫头已走进公社的医院,在妇产科做了人工流产。那天是她嫂子陪着去的,菊丫头骑着自家的黑草驴,穿一件大红毛衣,用头巾脸蒙住脸,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一双大眼睛,好象是真害了什么见不得太阳的大病。她的嫂子回来后就对人说,流掉的是个男娃,鸡鸡都成型了。口气中流露出些许惋惜。还说,这个丢人货,要是嫁婆家,生出个带把的,可就美死个人哩。   那一年,菊丫头家刚修了新房子,三间带穿廊,一间堂屋。墙都用石灰粉刷过了,白的像雪一样耀眼。这件事发生不久,上学的孩子就拿木炭棍在墙上写了许多话,菊丫头的爹几乎是天天用铁锨铲,但铲完后,歪歪扭扭的字又出现了,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是:“菊丫头跟王大福××”王大福是我们生产对的会计,,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他平日里喜欢到人家闲逛,蹭吃蹭喝,有些人很反感,所以我怀疑孩子们是受大人教唆,借此来报复王大福的。村里一些正直的人判断说,老王那人嘴头上摸油,下三流的话多,裤裆里的事少,就是给他个驴胆子,也不会做那种事。由此可知,菊丫头肚子里的娃,跟王大福并没有瓜葛。   再说我跟菊丫头的关系。我们是邻居,只隔一堵墙,那边就是她家的院子,而她家的门正好又对着我家的窗口。小时候,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她比我大三岁,泼辣,精明,胆子大,鬼主意多,童年的那段时光中,她领着我跑到野地里捉蜜蜂,掏麻雀,还偷过生产队的青豌豆,但自从我上学以后,我们就渐渐疏远了。再大一些,几乎很少有什么来往。到了少年时代,她给我的印象是不爱说话了,少了几分野性,多了几姑娘的腼腆与羞涩。我从学校回家,经常发现她拿着个鹅蛋形的小镜子,坐在门槛上梳头。她人不漂亮,但长着很密很黑的头发,两条发辫长长地垂在腰间,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有什么首饰之类,最美的就要算她的那一块手帕,是淡红色的,上面印着几朵梅花,被她折叠成了蝴蝶的形状,扎在发稍上,有风吹来,飘呀飘的,真个像一只活生生的蝴蝶。说实在话,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把菊丫头当成姐姐,在我那偏僻贫穷的家乡,总以为她就是女性的代表,憨厚,朴实,本真,善良,但没有想到她会做出那样的事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人们把女性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不过,菊丫头的故事发生以后,她本人并没有受到过多少责难和侮辱。我只知道她挨过父亲的两个耳光,再就是她的嫂子在人前骂了几回“婊子”。寂寞无聊的日子里,村里的男人更希望找出那个跟菊丫头睡了觉的家伙。他是谁?是光脸还是麻脸?是老汉还是青年?只要有闲暇,大家就围成一个圈,议论着,猜测着,想象着。有人甚至撕开一个纸烟盒,用钢笔在上面写下了一大串姓名,慢慢地做考证研究工作。所谓的坏人最终没有找出来,连影子也没有,但结论似乎是空前的一致:那个人强奸了菊丫头。他们说,母狗不翘尻蛋子,公狗也爬不上去。用很粗俗的一句话,概括了那个事件的结果。   但一切都出乎人们的预料。也就在那年年尾,公社来了一个蹲点的工作组。为了抓一个阶级的斗争的典型,他们就把调查菊丫头的事列入到了头号议程。经过不懈的努力,真相终于大白于村庄。菊丫头独子里的娃,是一个外地货郎给种下的。在一次喝醉酒后,工作组的黄领导说出了那个并不复杂但十分荒唐的过程。   黄领导撇着嘴道:那丫头还真不害臊,你们猜猜她是咋讲的,嘿嘿,她说,你们别再问了,我喜欢穿一件蓝条绒袄袄,十二快钱,爹妈不给,货郎要那个,我就把裤子脱了……   听说那个货郎是青海人,那么远的路,谁还愿意去找他呢。再说,这又不是强奸,菊丫头自愿,那也不算人家犯法呀。最后,工作组也就不了了之了。   菊丫头过了十九便出嫁了,他的男人是个木匠,听说它嫁过去后丈夫很疼爱她,生了一男一女,生活很平静。   多年以后,当我回到故乡,那里的年还在说菊丫头的事,不过已经演绎成了一个黄色成分太多的笑话,但不知为什么,我听了后心里总是苦苦的,笑不出来。            闹洞房·偷嘴及其它   我一直想写一篇有关性的文章。是故乡农民的性。它粗野,赤裸,原始,野性十足,又带有浓厚的蒙昧与神秘色彩。
  但性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性如狼毒花,它世代都开在阴暗的地方,虽然芬芳、妖冶、迷人,但毕竟毒气烈烈,如果拿到阳光下炫耀,会不会触及故乡父老内心的伤痛,亵渎他们的灵魂?
  先说一则逸事:上世纪六十年中期,我老家的一个男人因通奸被判刑,坐了两年零六个月的监牢。这件事本来已经过去了,但偏偏公社派下来了个搞通讯报道年轻人,搞了采访,还写了一篇意在宣传法治的新闻稿,拿到公社的广播上播了几次,这一回可惹怒了故乡的父老们,那一天,生产队长纠集了二三十个人去公社闹事,还把那个通讯员窗上的玻璃给砸了。后来派出所来了警察,将领头闹事的队长抓起来,经审问,队长反而振振有辞:那是被窝里的丑事,咋能在广播上说呢?   被窝里的性事是不可以张扬的,这就是我故乡农民的想法。但另一个方面是,在天高皇帝远的乡村,农民又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殖崇拜观念。山上的一块石头,门前的一个水潭,甚至一棵树,一叶草,都能给她们赋予性的含义。夫妻生下孩子,如果是男孩,就取名“宝娃”,“福娃”,“寿娃”,但渐渐地,那个“娃”字就被一个代表男性生殖器的字代替了,父母、亲戚朋友,喊他们的名,就说“宝求”,“福求”,“寿求”。我的一个同学,上小学时还没有正规的名字,老师问:你叫什么?他答曰:财娃,财求蛋。老师是个女的,外地人,自然不晓得其中的奥秘,竟红了脸,批评他是小流氓。性,生殖崇拜,那是隐藏在故乡集体意识中的一片水泊,它幽深,黑暗,迷乱,幻影幻象,很难叫人看清内部的真相。   上世纪七十年代,上面来了几个搞计划生育的干部,向村民宣传节育措施,节扎、套环,发安全套。有个汉子领到了安全套,但不会使用,干部教个他方法,性事的细节是不好说的,只能把那东西套在食指上,做了个简单的师范动作,汉子嗷嗷了两声,就回家了,谁知越一年,等干部们再来检查的时候,汉子的老婆竟然又怀孕了。人家询问其中原因,结果发现一年里,他每次房事都把安全套戴在食指上。对村民来说,性事是很神秘的,很神秘的东西就没必要弄清每一个细节,用他们的话说,牲口都会做的事情,人难道不会做么?我在中学学生理常识,还偷偷地看过一本叫《性知识手册》的书,那里面讲到了女子的初潮,男人的遗精,还有精子,卵子,性和谐,性高潮,阳痿等等,那些现在看来属于科学范畴的语词,好象永远不会出现乡亲们的生活中,没有给他们肉体和灵魂带来任何影响。   年轻人的婚事办得热闹排场,过程也繁缛复杂,但婚姻实质性的东西,只有进了洞房,才能表现出来。性启蒙的功课是有的,现在人叫闹洞房,村里人却说是“脏床”,那个夜晚,大家可以围着新郎新娘,让他们说最色情的话,做最下流的动作,摇摇的烛光灯影里,看到的是用胡萝卜做成的男性生殖器,还有涂染着各种颜色的面桃,象征女性的乳房,拿擀面杖放在新娘的髋骨下搅动,代表性交,所有的语言、肢体动作,玩笑故事,都离不开一个“脏”字,热闹,刺激,兴奋,疯狂,两性的关系仿佛是一潭清水,只有在只这个时刻,才被人搅混,翻涌着浑浊、迷乱的浪花。   用现代人的目光审视,我的故乡父老是那么的粗野、愚昧、不文明。现代的城里人也闹洞房,他们点燃红烛,唱歌,跳舞,最刺激的也不过就是让一对新人,喝个交杯酒,拥抱接吻,或者讲个黄段子罢了,比起我的故乡,那种场面时尚、简单、高雅,当然也就失去了闹洞房的原初意义。现代人根本不需要性启蒙,所谓结婚,更多是为了履行一种法律程序。   故乡的人非常看重闹洞房的效果。那个仪式要持续几个小时才能结束,等闹房的人走了,家里的亲戚朋友还要留下来“听床”。那年月,农家的窗户上没有玻璃,木格窗棂,上边糊一层红纸,只要有舌头轻轻舔几下,窗子上就会开一个窟窿。“听床”的人,把耳朵贴上去,里面的动静就听得清楚。如果那人回来后,面带喜色,说:黑,有啦。证明小两口正在亲热,关系融洽;如果他什么也不说,还连连摇头,说明一对新人没有故事,这一夜,新郎的父母就只能坐在火炕上唉声叹气。   没有感情,也就不可能有美满和谐的性,但没有性,也很少能有从一而终,白头到老的感情。造物主赋予人类的灵与肉,二者不可缺一。没有感情,可以文火炖羊肉,慢慢熬,一天一天培养,而没了性,那可是大问题。在我的故乡,人们有生殖崇拜的观念,但又更看重贞操。幽会偷情的事,历来为乡民所不齿。不过,人的欲念犹如洪水,是堵不住的。尽管鄙视女人找汉子的行为,可那种事还是时有发生。乡民把男女的幽会的事,称作“偷嘴”,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偷偷摸摸亲嘴的意思,至于有没有性行为,只能诉诸想象。在我的记忆中,故乡有个叫兰花的媳妇,是“偷嘴”出了名的女人。她找汉子,原因就是自己的丈夫患阳痿,性无能。生产队时,她经常上工地,修水库,先是跟哪个施工员好上了,过两年,又爱上了村子里的一个光棍,再后来,竟然钻进了大队主任的被窝。十几年的性寂寞,使她忘记了做妻子的角色,几乎成了一个变态狂,只要是有性能力的男人,她都愿意献身。为这事,家族里的人打过她,让她吃过大粪,上面来的工作组,也把她当成阶级斗争的典型,在脖子上挂了破鞋,游街示众,恐吓,侮辱,批判,诅咒,所有的手段对她都一一失效。仿佛是,她沉睡的肉体被男人点燃了,连灵魂也幻化成了黑色的火焰。   兰花最后是离婚了。那年她已经四十多岁,两鬓间有了白发。离婚是她提出来的,但丈夫不同意,没有办法,她只好把丈夫告上了法庭。审判是不公开的,据故乡的人传言,她在法庭上反复说的一句话是:不跟自家的婆姨睡觉,他还是汉子吗?   在我的故乡,兰花是第一个为了性权利而离婚的女人。           地主的老宅   我落草山村的时候,地主已经离开了这个世间。他死了,我只见过他的墓地:一片河滩,芦苇疯长着,矮矮的坟丘,没有碑碣,周围开满了寂寞的狗牙花。   县志上说:王××,窑山村人,恶霸地主,曾残杀过西路红军,1950年被人民政府枪决。寥寥29个字,总结了他的一生。西路红军36年经过河西走廊,被马步芳的军队围追堵截,惨败。有个别士兵流落乡间,又遭地主武装杀害,县志上言之凿凿,我相信历史。   父亲参加过镇压恶霸的运动,他说枪毙地主的那天正好是八月十五,地主从50里之外的县城里押回来,一路上就看着天上的月亮,还吟诗。天明,他望见了自家的高门大院,再也不愿走了,躺在一片盛开着马兰花的野地里,咕哝了一句,开枪吧。枪于是就响了。那一回,是地主的堂侄抠动了步枪的扳机。父亲的叙述平静、淡漠,反而使那个事件笼罩了一层哀婉凄凉的诗意。   让我始终解不开的一个迷团是:给地主喂枪子的为什么是他的堂侄?他亲自结束叔叔的生命,难道就是为了刻骨铭心的阶级仇恨吗?据村上的老人回忆,地主的堂侄从小就没了父母,是地主把他抚养长大,还娶了一个不错的媳妇。他虽然给地主放过羊,种过地,当了十几年的长工,但地主从来没有苛责过他。地主没有子嗣,是把堂侄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的。而地主死去之后若干年,人们才惊奇地发现,揭发“红军事件”的,正是他的堂侄。   一个地主杀害了两个红军。从事情发生到定罪宣判,中间相隔了十五年时间,十五年的风霜雨雪,使那件事情变得迷雾重重。结案的证人是地主的堂侄,结案的依据是他的一句话:我看见叔叔拿着菜刀,割断了红军的喉咙,把他们埋进了门前的菜园。据村上的老人回忆,上面来的公安人员也曾搜查过那个菜园,但挖地三尺,并没有找到红军战士的骨殖,到是挖出了一个黑油油的陶罐,里面装着金黄的鸦片。还有一种说法:地主家确实有过红军的身影,但那是一个军官,他跟地主坐在火炕上抽旱烟,讨论《易经》里的八卦,还吟诗,写毛笔字。地主在解放前上过县立高中,会古文,还能写出不错的格律诗,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在他家呆过的红军军官一定也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两个文人萍水相遇,灯影月色下,是读书作赋、笔走龙蛇的背影,那场景怎能会出现血腥的杀戮呢?   不管怎么说,地主的一生以悲剧画上了句号。那是五十年代,急风暴雨的革命进程没有完全进入法治的轨道。所以,枪毙一个有着杀害红军嫌疑的地主,也属于正常。我父亲判断,那应该是一个冤案。最大的可能是地主的堂侄与他的小老婆私通,情欲使这个老实的农民走向了极端,让罪恶代替了良知。父亲说,只要是窑山村的人,都清楚那些有悖伦理的淫乱故事事,但由于地主的身份,谁也没有胆子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当然,这也仅仅是个推断,或者说是一个假设,当我长大后,地主的堂侄已经成了疯子,整天拖着鼻涕在村里游荡,他就像一个幽灵,即使在阳光下行走,灵魂也是一片黑暗。有关他与叔叔的恩爱情仇,早在他的内心深处化为了雪片,一点一点被岁月融化了,剩下的,也只是一片干涸丑陋的河床。   地主死了,只留下了一个空空荡荡的宅院。六间厢房,照壁,穿廊,青砖,灰瓦,门庭前有一天井,仰头可看见蓝天白云。窗子都做成半月形状,窗棂有镂空雕花,每扇门上都刻有梅竹松的图案,一切的陈设都雅致古朴,透出主人不俗的性情。土改时,地主的宅院曾分给一户贫农居住,但他只住了几个月就搬走了,据说是夜夜都听见猫头鹰叫,很恐怖。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宅院又改成了“阶级斗争陈列室”,集中展出地主身前的生活用品,比如玛瑙鼻烟壶、手杖,青瓷花碗,铜制火锅;再比如丝绸断衫、洋布马甲、翻毛皮鞋等等。另外还有一箱古书,《三国演义》、《红楼梦》、《杜工部全集》、《饮冰室合集》,都是线装本,上面用府绸包了封皮。那些古籍后来都被人偷走了,乡人大多不识字,自然不是为了读书,他们认为古书能辟邪,家人生病,可用来放火驱鬼。在漫长的时光中,那些优美的文字随着纸叶都变成了火中的黑色蝴蝶。   我曾不止一次地走进地主的宅院,常驻足于那个废弃的花圃边,用目光打量周围的一切。那里是地主休闲娱乐的地方,往日里有豆青石条砌成的台阶,勾栏相连,松柏掩映,引山泉汩汩流过,别有一种岑寂和清幽。花圃里种植着兰草和菊花,偶尔也能看到妖冶艳丽的罂粟。每逢黄昏,地主就携着她的妻妾,坐在那些石凳上,或读书唱歌,或赏花观月,打发着悠闲散淡的时光。如今,那些场景早已不复存在了,花圃里长满了没膝的荒草,只有一棵楸树还孤独地立在那里,冬天摇落雪花,秋天飘洒红叶。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堂屋里的那个老式挂钟,木盒破烂不堪,结满了蜘蛛网。钟表的分针和秒针不知去向,但时针还在,宛若一个手指,静静地指着阿拉伯数字:12。不知是白天还是夜晚,反正那个时辰恰好在12点钟。12点,在那个时间段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件,谁也无法知晓了。   还补充一点:地主有一张黑白照片,嵌镶在一个玻璃框中,眼睛被人用刀片刮去了,留下两个窟窿。我只能看见他模糊的形象—人似乎很清瘦,戴一顶麻绒帽,脖子上搭着长长的狐皮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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