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故乡旧帖（二）

　　　　　　　 故乡旧帖（二） 　　　　　　　　　　红草湾 　　我说的是一片山坡地。那里生长着马莲，很多。夏天开淡蓝色的花朵，蕊黄，叶紫，被月色日光映着，从远处看，隐约有袅袅的烟岚，缠绕，飘逸，野性中蕴涵着几分仙气。到了秋分白鹭之后，霜落下来，那些叶片就全红了，风吹过来，仿佛一簇粗火苗。村上的人都把马莲称作红草，因为那地方被山围着，是洼地，所以就叫红草湾。 　　很早时，红草湾是牧羊人的天下。羊倌们都是有家的青壮年男人，不喜欢到山那边很远的荒草滩放羊，就在临近的山湾里挖一个地窝子，住下来，白天吆喝着羊在山坡上溜达，到了黄昏，便回来生火作饭，打扑克，下象棋，或者野着嗓子吼几声“浪光棍”，活得悠闲自在。也有人耐不住寂寞，找个理由回家了，说是娃子他妈的心口子疼，要去买药呢。一晚上过去，天亮时，又屁颠屁颠地赶到了老地方。别人问，心口子不疼了吗？那边立马红了脸，说，给她揉揉，好啦。大家就笑，骂他是老羝羊，跑骚去了。跑骚就是过性生活的意思，乡里人说那事，好象从不遮掩什么，还善于把人和牲畜联系起来，粗野，形象。 　　红草湾有马莲野草的清香，有绵羊山羊的腥膻，还有泉水，炊烟，民歌，笑话，放浪的叫声，快乐的呼喊，这些都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另类的乡村生活。我上小学时，大哥就在那里给生产队放羊，每隔五六天，我就要去送一回口粮。 　　还记得他们的羊倌头儿叫黑骟驴，人长得很壮实，脸黑，手黑，背膀黑，像座铁塔。别人人喊他诨名，他压根就不生气，蹲在地上，胳膊下夹个皮条鞭子，咧着嘴笑，还颇得意地说，骟驴咋啦，没那骚根，不惹祸哩。黑骟驴对我好，我每次走进那个地窝子，他便搂着我的脖子，用胡子蹭我的脸，还给我讲红草湾的故事，他说前山的石崖下有个狼洞，里面住着一群白狼，有月亮的夜晚，白狼就会变成女人，头上戴着马莲花，坐在那里唱歌。乡村的人把说故事叫做“喧谎”，不知为什么，他的那些“谎话”里总离不开鬼，而且大多数是“女鬼”，都很美丽、善良、多情，就像我们村里的姑娘。 　　黑骟驴不识字，但喜欢看小人书，晚上睡觉，他的枕头下总要放几本《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书，等其他人睡着了，他就抽出来，对着昏黄的油灯，用指头蘸着唾沫，一页一页地翻，他有许多奇怪的想法，比如说应该找一种迷药，让日本人吃了后变成公羊，然后再把他们阉割，这样就可以断子绝孙了。有时候，又突然问我：你说，毛主席住在北京，能见到山羊么？我说，见不到。他就骂我傻，说，他听人家讲，天安门前是一片草地，有草的地方怎么会没有羊呢。然后，就嘿嘿，嘿嘿的笑几声，脸上完全是孩子的表情。 　　红草湾还有个羊倌叫刘二。他从小就患了小儿麻痹症，一条腿瘸着，脊背上长着个肉疙瘩，走路，就一跳一跳的。刘二家里穷，四十多岁了才结婚，老婆是个哑巴，但人很漂亮，小嘴，圆脸，眼睛水汪汪的，仿佛一辈子的话，都交给了那一双黑漆般的眸子，只要眨巴眨巴眉眼，就有了万种风情。刘二婚后两口子关系一直不好，他住在地窝子里，一年四季都不回家。羊倌们私下里议论，说他是个糠心萝卜，不给媳妇交公粮，人家自然不爱他。在我的印象中，刘二就像被雷击过的木头，黄瘦，憔悴，沉默寡言。他放羊，从不打口哨，也不哼那些荤味十足的民间小调，羊吃草，他就仰八叉躺在马莲丛中，嘴里叼一根草茎，呆呆地望着天，望着天上的云朵和麻雀，不知想什么心事。那一年，从外面来了一个擀羊毛毡的匠人，在刘二家住了十几天，后来就把他的哑巴妻子给拐走了。应该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可他的精神并没有垮掉，依旧操心他的羊，到了产羔季节，他还是跪在那里，用手捋着母羊的奶穗子，给羊羔喂奶…… 　　我离开故乡不久，就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生产队把把那片山洼地承包给了私人。羊倌们解散了，马莲滩变成了庄稼地，上世纪八十年代，黑骟驴和刘二也相继去世了，他们的墓地究竟在哪里，我并不知晓，不过，红草湾是没有的，那里已经长满了小麦和豌豆，多年过去，也只有在梦中，我还能隐约看见秋天的马莲，像火一样燃烧着。 　　　　　　　　　摸天爷的尻蛋子 　　我查字典，知道这个“尻”应读作“kao”，是屁股的意思，但老家的人一律把这个字读为“gou”，“沟蛋子”虽然是土话，但很亲切，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味。 　　村人说，老天爷跟人是一个理，有喜怒哀乐。那么，天旱了怎么办？去挠挠它的尻蛋子，让它痒痒，让它笑，天爷高兴了，就会下雨，长出庄稼。人嘛，一辈子还不就是吃饱肚子，坐在墙弯里喧谎，闲扯，然后再省下些粮食，卖了，买几头母猪什么的。看样子，那老天爷的尻蛋子实际上比庄稼人的脸蛋子重要。 　　老天爷的尻蛋子究竟在哪里呢？村里有个风水先生说，他夜晚梦见天上飘过一朵云，落在某一个山脚下了，神有了暗示，说明老天爷已经等在那里，准备给贫穷的山村播洒甘霖呢。大家都信风水先生的话，就先请他去山里考察一番，做个计划。当然报酬是有的，生产队拿三斤清油，再搭一副羊下水〔羊的肠肚肝肺之类〕，有时候，队长还给他有另外的许诺：年终记十个工分，或者多分二十斤胡麻。那年月，当一个风水先生是令人羡慕的肥差。 　　后来我才知道，所谓摸老天爷的尻蛋子，其实是一种祈雨的仪式。很早时，这种仪式很庄重，甚至有几分神秘。比如要设祭坛，请来巫师，诵经，跳神，焚香，叩首，还要念祭文，献三牲祭等等。到了我董事的年代，仪式已大大简化，更多像一种滑稽的游戏。祈雨前的傍晚，一般情况下，队长召集个社员大会，会场就设在饲养室里，各家派代表参加，或男或女，但前提必须是成人。开会时，队长只宣布两项内容，一是这次活动要向每家收二两清油、五个鸡蛋，一盒纸烟；二是生产队杀一头猪，一只山羊。但这些似乎并不重要，最精彩的部分是会议结束时队长的一句话：都记住啦，今黑里，可不能跟女人做那个事。 　　应该说，任何祭祀活动都要禁忌男女同房，这是民俗。在民间思想中，性事是不干净的，会玷污神灵。然而，在那样的夜晚，在那样的场合，队长把这时挑明了说，又有了另外一种效果。往往是，几个女人顺手摸起羊粪蛋，朝队长身上打过去，都红着脸骂：不要脸嘛，不要脸嘛。而男人则很是得意，放肆地嚷着：呵呵，只许摸老天爷的尻蛋子，不许摸婆姨的呀……接下来，男女就开始互相斗嘴，高潮迭起。那时候，会场里根本体会不到神圣与肃穆，有的只是赤裸裸的玩笑，有的只是原始和本真。 　　我一直认为故乡的风水先生深谙人与自然的奥妙。一般而言，他给村人勘察指点的地方，总是山势平缓，风景优美。清泉。松林。小溪。岗峦。草甸。野花。飞鸟。所有这一切跟山外单调的景色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桃花源。人们扛着铁锅，抬着羊肉，说说笑笑走进山谷，在泉水丁冬的石崖下安营扎寨，然后垒灶打水，拾柴放火，女人忙着煮肉做饭，男人张罗祈雨祭天的事宜。村前屋后的土地干旱得冒烟，山里的世界则鸟语花香，雾岚飘绕。来到这样风景美丽的地方，村人似乎很快忘记了外面的灾荒和苦难，心灵在自然的环抱里得到了暂时的慰藉。管他呢，还是还吼几嗓子野调吧。于是有个汉子率先吼了起来：哎吆呵/我的尕妹妹/老天爷下雨哩/心慌哩/今晚夕给咱留着个门/哥哥想你哩/想着亲个嘴哩…… 　　接下来有个女人就对唱起来：老天爷下雨哎/你背上馍馍来/换我的肉肉叫哥哥亲/天亮了你再还…… 　　就这样，祈雨祭神的山坡竟然成了比赛情歌的舞台。在那一刻，留在心灵深处的疼痛、迷茫、无奈和失望都随着粗犷的歌声飞走了，飞向了山巅，飞进了蓝天。 　　当然，祭祀活动还是要进行的，只不过那已经成一些老者的事。他们历尽了人间沧桑，对上天的崇敬早融进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他们跪在地上，献上香喷喷的羊肉和烧酒，然后虔诚地对着天空祈祷：老天爷啊，下点雨吧…… 　　　　　　　　　　菊丫头的故事 　　菊丫头的肚子里怀上娃了。菊丫头才十八岁就跟男人做了那种事，而且有了身孕，这在七十年代的小山村里，成了最大的新闻。 　　那年秋天，队里的一个小伙子死了，是修水库时被坍塌的土方压死的。人刚刚抬进村庄，还没来得及埋葬，菊丫头的丑事就传出来了。对于庄稼人来说，死人的场面见多了，但这种姑娘怀孕，丢人现眼的事还是头一遭听说。于是便有了慌乱与迷惑，猜测与诅咒；幸灾乐祸，窃窃私语，人们的心态各自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了解事件的真相。仿佛是，菊丫头的身体里有一个深不可测洞穴，大家要想尽一切办法看清楚里面隐藏的秘密。窥探私欲，似乎是人类最丑陋的本能之一。 　　菊丫头的事开始时是严密封锁的，知道底细的最多不超过五个人，包括她的父母、一个嫂子，再就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第一个接触菊丫头身体的人，据他说，菊丫头最先是患了感冒，到他那里抓药，他给号脉，发现脉象低沉，厚重，犹如流水咽石，那是怀孕的症状。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事情刚有了端倪的时候，他是绝对不敢讲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吃了屎的人，才敢捅那种漏子。可想这件事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菊丫头的肚子里有娃了。谁也无法猜测这句话是哪个“吃屎人”第一个说出来的，反正是，当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菊丫头已走进公社的医院，在妇产科做了人工流产。那天是她嫂子陪着去的，菊丫头骑着自家的黑草驴，穿一件大红毛衣，用头巾脸蒙住脸，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一双大眼睛，好象是真害了什么见不得太阳的大病。她的嫂子回来后就对人说，流掉的是个男娃，鸡鸡都成型了。口气中流露出些许惋惜。还说，这个丢人货，要是嫁婆家，生出个带把的，可就美死个人哩。 　　那一年，菊丫头家刚修了新房子，三间带穿廊，一间堂屋。墙都用石灰粉刷过了，白的像雪一样耀眼。这件事发生不久，上学的孩子就拿木炭棍在墙上写了许多话，菊丫头的爹几乎是天天用铁锨铲，但铲完后，歪歪扭扭的字又出现了，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是：“菊丫头跟王大福××”王大福是我们生产对的会计，，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他平日里喜欢到人家闲逛，蹭吃蹭喝，有些人很反感，所以我怀疑孩子们是受大人教唆，借此来报复王大福的。村里一些正直的人判断说，老王那人嘴头上摸油，下三流的话多，裤裆里的事少，就是给他个驴胆子，也不会做那种事。由此可知，菊丫头肚子里的娃，跟王大福并没有瓜葛。 　　再说我跟菊丫头的关系。我们是邻居，只隔一堵墙，那边就是她家的院子，而她家的门正好又对着我家的窗口。小时候，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她比我大三岁，泼辣，精明，胆子大，鬼主意多，童年的那段时光中，她领着我跑到野地里捉蜜蜂，掏麻雀，还偷过生产队的青豌豆，但自从我上学以后，我们就渐渐疏远了。再大一些，几乎很少有什么来往。到了少年时代，她给我的印象是不爱说话了，少了几分野性，多了几姑娘的腼腆与羞涩。我从学校回家，经常发现她拿着个鹅蛋形的小镜子，坐在门槛上梳头。她人不漂亮，但长着很密很黑的头发，两条发辫长长地垂在腰间，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有什么首饰之类，最美的就要算她的那一块手帕，是淡红色的，上面印着几朵梅花，被她折叠成了蝴蝶的形状，扎在发稍上，有风吹来，飘呀飘的，真个像一只活生生的蝴蝶。说实在话，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把菊丫头当成姐姐，在我那偏僻贫穷的家乡，总以为她就是女性的代表，憨厚，朴实，本真，善良，但没有想到她会做出那样的事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人们把女性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不过，菊丫头的故事发生以后，她本人并没有受到过多少责难和侮辱。我只知道她挨过父亲的两个耳光，再就是她的嫂子在人前骂了几回“婊子”。寂寞无聊的日子里，村里的男人更希望找出那个跟菊丫头睡了觉的家伙。他是谁？是光脸还是麻脸？是老汉还是青年？只要有闲暇，大家就围成一个圈，议论着，猜测着，想象着。有人甚至撕开一个纸烟盒，用钢笔在上面写下了一大串姓名，慢慢地做考证研究工作。所谓的坏人最终没有找出来，连影子也没有，但结论似乎是空前的一致：那个人强奸了菊丫头。他们说，母狗不翘尻蛋子，公狗也爬不上去。用很粗俗的一句话，概括了那个事件的结果。 　　但一切都出乎人们的预料。也就在那年年尾，公社来了一个蹲点的工作组。为了抓一个阶级的斗争的典型，他们就把调查菊丫头的事列入到了头号议程。经过不懈的努力，真相终于大白于村庄。菊丫头独子里的娃，是一个外地货郎给种下的。在一次喝醉酒后，工作组的黄领导说出了那个并不复杂但十分荒唐的过程。 　　黄领导撇着嘴道：那丫头还真不害臊，你们猜猜她是咋讲的，嘿嘿，她说，你们别再问了，我喜欢穿一件蓝条绒袄袄，十二快钱，爹妈不给，货郎要那个，我就把裤子脱了…… 　　听说那个货郎是青海人，那么远的路，谁还愿意去找他呢。再说，这又不是强奸，菊丫头自愿，那也不算人家犯法呀。最后，工作组也就不了了之了。 　　菊丫头过了十九便出嫁了，他的男人是个木匠，听说它嫁过去后丈夫很疼爱她，生了一男一女，生活很平静。 　　多年以后，当我回到故乡，那里的年还在说菊丫头的事，不过已经演绎成了一个黄色成分太多的笑话，但不知为什么，我听了后心里总是苦苦的，笑不出来。 　　　　　　　　　　　闹洞房·偷嘴及其它 　　我一直想写一篇有关性的文章。是故乡农民的性。它粗野，赤裸，原始，野性十足，又带有浓厚的蒙昧与神秘色彩。
　　但性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性如狼毒花，它世代都开在阴暗的地方，虽然芬芳、妖冶、迷人，但毕竟毒气烈烈，如果拿到阳光下炫耀，会不会触及故乡父老内心的伤痛，亵渎他们的灵魂？
　　先说一则逸事：上世纪六十年中期，我老家的一个男人因通奸被判刑，坐了两年零六个月的监牢。这件事本来已经过去了，但偏偏公社派下来了个搞通讯报道年轻人，搞了采访，还写了一篇意在宣传法治的新闻稿，拿到公社的广播上播了几次，这一回可惹怒了故乡的父老们，那一天，生产队长纠集了二三十个人去公社闹事，还把那个通讯员窗上的玻璃给砸了。后来派出所来了警察，将领头闹事的队长抓起来，经审问，队长反而振振有辞：那是被窝里的丑事，咋能在广播上说呢？ 　　被窝里的性事是不可以张扬的，这就是我故乡农民的想法。但另一个方面是，在天高皇帝远的乡村，农民又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殖崇拜观念。山上的一块石头，门前的一个水潭，甚至一棵树，一叶草，都能给她们赋予性的含义。夫妻生下孩子，如果是男孩，就取名“宝娃”，“福娃”，“寿娃”，但渐渐地，那个“娃”字就被一个代表男性生殖器的字代替了，父母、亲戚朋友，喊他们的名，就说“宝求”，“福求”，“寿求”。我的一个同学，上小学时还没有正规的名字，老师问：你叫什么？他答曰：财娃，财求蛋。老师是个女的，外地人，自然不晓得其中的奥秘，竟红了脸，批评他是小流氓。性，生殖崇拜，那是隐藏在故乡集体意识中的一片水泊，它幽深，黑暗，迷乱，幻影幻象，很难叫人看清内部的真相。 　　上世纪七十年代，上面来了几个搞计划生育的干部，向村民宣传节育措施，节扎、套环，发安全套。有个汉子领到了安全套，但不会使用，干部教个他方法，性事的细节是不好说的，只能把那东西套在食指上，做了个简单的师范动作，汉子嗷嗷了两声，就回家了，谁知越一年，等干部们再来检查的时候，汉子的老婆竟然又怀孕了。人家询问其中原因，结果发现一年里，他每次房事都把安全套戴在食指上。对村民来说，性事是很神秘的，很神秘的东西就没必要弄清每一个细节，用他们的话说，牲口都会做的事情，人难道不会做么？我在中学学生理常识，还偷偷地看过一本叫《性知识手册》的书，那里面讲到了女子的初潮，男人的遗精，还有精子，卵子，性和谐，性高潮，阳痿等等，那些现在看来属于科学范畴的语词，好象永远不会出现乡亲们的生活中，没有给他们肉体和灵魂带来任何影响。 　　年轻人的婚事办得热闹排场，过程也繁缛复杂，但婚姻实质性的东西，只有进了洞房，才能表现出来。性启蒙的功课是有的，现在人叫闹洞房，村里人却说是“脏床”，那个夜晚，大家可以围着新郎新娘，让他们说最色情的话，做最下流的动作，摇摇的烛光灯影里，看到的是用胡萝卜做成的男性生殖器，还有涂染着各种颜色的面桃，象征女性的乳房，拿擀面杖放在新娘的髋骨下搅动，代表性交，所有的语言、肢体动作，玩笑故事，都离不开一个“脏”字，热闹，刺激，兴奋，疯狂，两性的关系仿佛是一潭清水，只有在只这个时刻，才被人搅混，翻涌着浑浊、迷乱的浪花。 　　用现代人的目光审视，我的故乡父老是那么的粗野、愚昧、不文明。现代的城里人也闹洞房，他们点燃红烛，唱歌，跳舞，最刺激的也不过就是让一对新人，喝个交杯酒，拥抱接吻，或者讲个黄段子罢了，比起我的故乡，那种场面时尚、简单、高雅，当然也就失去了闹洞房的原初意义。现代人根本不需要性启蒙，所谓结婚，更多是为了履行一种法律程序。 　　故乡的人非常看重闹洞房的效果。那个仪式要持续几个小时才能结束，等闹房的人走了，家里的亲戚朋友还要留下来“听床”。那年月，农家的窗户上没有玻璃，木格窗棂，上边糊一层红纸，只要有舌头轻轻舔几下，窗子上就会开一个窟窿。“听床”的人，把耳朵贴上去，里面的动静就听得清楚。如果那人回来后，面带喜色，说：黑，有啦。证明小两口正在亲热，关系融洽；如果他什么也不说，还连连摇头，说明一对新人没有故事，这一夜，新郎的父母就只能坐在火炕上唉声叹气。 　　没有感情，也就不可能有美满和谐的性，但没有性，也很少能有从一而终，白头到老的感情。造物主赋予人类的灵与肉，二者不可缺一。没有感情，可以文火炖羊肉，慢慢熬，一天一天培养，而没了性，那可是大问题。在我的故乡，人们有生殖崇拜的观念，但又更看重贞操。幽会偷情的事，历来为乡民所不齿。不过，人的欲念犹如洪水，是堵不住的。尽管鄙视女人找汉子的行为，可那种事还是时有发生。乡民把男女的幽会的事，称作“偷嘴”，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偷偷摸摸亲嘴的意思，至于有没有性行为，只能诉诸想象。在我的记忆中，故乡有个叫兰花的媳妇，是“偷嘴”出了名的女人。她找汉子，原因就是自己的丈夫患阳痿，性无能。生产队时，她经常上工地，修水库，先是跟哪个施工员好上了，过两年，又爱上了村子里的一个光棍，再后来，竟然钻进了大队主任的被窝。十几年的性寂寞，使她忘记了做妻子的角色，几乎成了一个变态狂，只要是有性能力的男人，她都愿意献身。为这事，家族里的人打过她，让她吃过大粪，上面来的工作组，也把她当成阶级斗争的典型，在脖子上挂了破鞋，游街示众，恐吓，侮辱，批判，诅咒，所有的手段对她都一一失效。仿佛是，她沉睡的肉体被男人点燃了，连灵魂也幻化成了黑色的火焰。 　　兰花最后是离婚了。那年她已经四十多岁，两鬓间有了白发。离婚是她提出来的，但丈夫不同意，没有办法，她只好把丈夫告上了法庭。审判是不公开的，据故乡的人传言，她在法庭上反复说的一句话是：不跟自家的婆姨睡觉，他还是汉子吗？ 　　在我的故乡，兰花是第一个为了性权利而离婚的女人。 　　　　　　　　　　地主的老宅 　　我落草山村的时候，地主已经离开了这个世间。他死了，我只见过他的墓地：一片河滩，芦苇疯长着，矮矮的坟丘，没有碑碣，周围开满了寂寞的狗牙花。 　　县志上说：王××，窑山村人，恶霸地主，曾残杀过西路红军，1950年被人民政府枪决。寥寥29个字，总结了他的一生。西路红军36年经过河西走廊，被马步芳的军队围追堵截，惨败。有个别士兵流落乡间，又遭地主武装杀害，县志上言之凿凿，我相信历史。 　　父亲参加过镇压恶霸的运动，他说枪毙地主的那天正好是八月十五，地主从50里之外的县城里押回来，一路上就看着天上的月亮，还吟诗。天明，他望见了自家的高门大院，再也不愿走了，躺在一片盛开着马兰花的野地里，咕哝了一句，开枪吧。枪于是就响了。那一回，是地主的堂侄抠动了步枪的扳机。父亲的叙述平静、淡漠，反而使那个事件笼罩了一层哀婉凄凉的诗意。 　　让我始终解不开的一个迷团是：给地主喂枪子的为什么是他的堂侄？他亲自结束叔叔的生命，难道就是为了刻骨铭心的阶级仇恨吗？据村上的老人回忆，地主的堂侄从小就没了父母，是地主把他抚养长大，还娶了一个不错的媳妇。他虽然给地主放过羊，种过地，当了十几年的长工，但地主从来没有苛责过他。地主没有子嗣，是把堂侄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的。而地主死去之后若干年，人们才惊奇地发现，揭发“红军事件”的，正是他的堂侄。 　　一个地主杀害了两个红军。从事情发生到定罪宣判，中间相隔了十五年时间，十五年的风霜雨雪，使那件事情变得迷雾重重。结案的证人是地主的堂侄，结案的依据是他的一句话：我看见叔叔拿着菜刀，割断了红军的喉咙，把他们埋进了门前的菜园。据村上的老人回忆，上面来的公安人员也曾搜查过那个菜园，但挖地三尺，并没有找到红军战士的骨殖，到是挖出了一个黑油油的陶罐，里面装着金黄的鸦片。还有一种说法：地主家确实有过红军的身影，但那是一个军官，他跟地主坐在火炕上抽旱烟，讨论《易经》里的八卦，还吟诗，写毛笔字。地主在解放前上过县立高中，会古文，还能写出不错的格律诗，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在他家呆过的红军军官一定也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两个文人萍水相遇，灯影月色下，是读书作赋、笔走龙蛇的背影，那场景怎能会出现血腥的杀戮呢？ 　　不管怎么说，地主的一生以悲剧画上了句号。那是五十年代，急风暴雨的革命进程没有完全进入法治的轨道。所以，枪毙一个有着杀害红军嫌疑的地主，也属于正常。我父亲判断，那应该是一个冤案。最大的可能是地主的堂侄与他的小老婆私通，情欲使这个老实的农民走向了极端，让罪恶代替了良知。父亲说，只要是窑山村的人，都清楚那些有悖伦理的淫乱故事事，但由于地主的身份，谁也没有胆子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当然，这也仅仅是个推断，或者说是一个假设，当我长大后，地主的堂侄已经成了疯子，整天拖着鼻涕在村里游荡，他就像一个幽灵，即使在阳光下行走，灵魂也是一片黑暗。有关他与叔叔的恩爱情仇，早在他的内心深处化为了雪片，一点一点被岁月融化了，剩下的，也只是一片干涸丑陋的河床。 　　地主死了，只留下了一个空空荡荡的宅院。六间厢房，照壁，穿廊，青砖，灰瓦，门庭前有一天井，仰头可看见蓝天白云。窗子都做成半月形状，窗棂有镂空雕花，每扇门上都刻有梅竹松的图案，一切的陈设都雅致古朴，透出主人不俗的性情。土改时，地主的宅院曾分给一户贫农居住，但他只住了几个月就搬走了，据说是夜夜都听见猫头鹰叫，很恐怖。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宅院又改成了“阶级斗争陈列室”，集中展出地主身前的生活用品，比如玛瑙鼻烟壶、手杖，青瓷花碗，铜制火锅；再比如丝绸断衫、洋布马甲、翻毛皮鞋等等。另外还有一箱古书，《三国演义》、《红楼梦》、《杜工部全集》、《饮冰室合集》，都是线装本，上面用府绸包了封皮。那些古籍后来都被人偷走了，乡人大多不识字，自然不是为了读书，他们认为古书能辟邪，家人生病，可用来放火驱鬼。在漫长的时光中，那些优美的文字随着纸叶都变成了火中的黑色蝴蝶。 　　我曾不止一次地走进地主的宅院，常驻足于那个废弃的花圃边，用目光打量周围的一切。那里是地主休闲娱乐的地方，往日里有豆青石条砌成的台阶，勾栏相连，松柏掩映，引山泉汩汩流过，别有一种岑寂和清幽。花圃里种植着兰草和菊花，偶尔也能看到妖冶艳丽的罂粟。每逢黄昏，地主就携着她的妻妾，坐在那些石凳上，或读书唱歌，或赏花观月，打发着悠闲散淡的时光。如今，那些场景早已不复存在了，花圃里长满了没膝的荒草，只有一棵楸树还孤独地立在那里，冬天摇落雪花，秋天飘洒红叶。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堂屋里的那个老式挂钟，木盒破烂不堪，结满了蜘蛛网。钟表的分针和秒针不知去向，但时针还在，宛若一个手指，静静地指着阿拉伯数字：12。不知是白天还是夜晚，反正那个时辰恰好在12点钟。12点，在那个时间段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件，谁也无法知晓了。 　　还补充一点：地主有一张黑白照片，嵌镶在一个玻璃框中，眼睛被人用刀片刮去了，留下两个窟窿。我只能看见他模糊的形象—人似乎很清瘦，戴一顶麻绒帽，脖子上搭着长长的狐皮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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