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成熟在端阳的野果

伴随着端阳浓郁的艾叶香，以及雄黄酒的辣烈，端阳的气候特征越来越明显了，我幼时就曾经把父亲酒盅旁边的艾叶当成灰条菜吞咽下肚去，那种苦涩急于让我泪眼滂沱，但在父亲面前，我几乎是忍住泪水的，生生地吞下了那数枚艾叶。
我们兄弟四人纷纷出生在‘土地下户’前后，父亲十六岁本已经是我们村唯一的民办教师了，据说因为他个子小，刚在乌蒙山的学校里教书那两年，一个只比他小两岁的学生身强且壮，在父亲的讲桌旁边和他摔过跤，事情属不属实，在我后来慢慢长大的眼睛里看来，应该属实，因为那一家人一直不太受父亲的待见，许是违反了尊敬师长这一铁规硬律的缘故吧。但到我弟弟出生的时候，我父亲的民办教师也被计划生育搞得戛然而止了，因为区上的党委书记亲自在大会上点了父亲的名字，说：某某人家生了三个儿子还要再生。
我们就在父亲和母亲的汗水里慢慢成长，父亲的左腿是陂的，走起路来，一直会往陂脚那边歪斜，尤其背上一背两百来斤的庄稼后，那种倾斜的程度更大，但父亲似乎一直认为他生育了弟弟和我们是对的，他太需要儿子，而母亲可能需要姑娘，只是母亲的表达一般不会像端阳时分的气候一样，即使她从心底里想，但我父亲的威严还是在我们家无声地存在着。
我大约六岁的时候，正是因为弟弟的超生让父亲和母亲在附近的几个村庄躲避计划生育的时候，很晚的时分，父亲和母亲才回来，很饥饿的样子，我也开始心疼他们，赶紧把屁股下的凳子让给父亲坐，我看见，大哥和二哥则张罗着去给父母亲洗菜做饭了。我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分担我们家庭的欢乐和痛苦的，一定是。
乌蒙山上一到端阳就到处葱绿一片，我们放的牛总有吃不完的青草，吃了一茬，数天后又长得闹闹穣穣，那生命的勃发不仅仅反映在一种植物之上，还有水田里的秧苗上，山川大地上的玉米上，洋芋上，烤烟上……此时的父亲会说，洋芋基本可以吃了，于是在父亲和母亲给洋芋垒土的某个傍晚，就从装满青草的篮子底部倒出几个浑圆白胖的洋芋来，母亲说，今晚焖洋芋饭吃了。
因为我们兄弟几人从小跟农事纠缠在一起，就很少去体验山上野果的乐趣，但我们也有我们的方式。夏天的何首乌藤长得蔓延青葱，在悬崖上簇拥着，何首乌的藤叶可以做牛草，甚至猪草，而下面延伸到土里的块茎，可以挖回来切成片晒干等着人来收买，杨梅这种长在山林里的果实，也在那些年里有人来收买了，我和两个哥哥就会早早地起床，背上篮子，提着提篮，踩着露珠，向远处高耸的山林里进发，因为杨梅是在别人采集过的地方就不好采集了，饿了，我们就吃上几口母亲做给我们带来的麦子粑粑，或者干脆就是几个去皮后煮熟的洋芋，渴了，我们就喝上几口山涧中流下的山泉；杨梅只有在露水晶莹的早晨适合采集，或者就是一整天雾气升腾，小雨反反复复地下的时候采集，那样不沾手，杨梅果上的那种细腻的黑釉不至于让五个手拇指粘在一块去。
父亲和母亲包括某些天里的大哥是看不上山上这些孜然生息的野果的，他们一整天在烈日曝晒的玉米地里薅草，那些玉米在风中涌向天空。父亲那时候最大的特点就是弯着腰杆，双手握住的锄头高频次向玉米周围的土里来回伸去，鼻尖和两颊上的汗水不断流淌，约莫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后，父亲又挺直腰杆，嘴里呼出一声长长的“咻”，然后将衣领或者袖子拉起来，擦一下脸上的汗水，又开始高频次地薅草了。母亲则在薅草的傍晚时分，要从玉米地采集出猪草来，那玉米地里布满开着黄花的猪草，长着灰黄色杆子的灰条草，以及墒上长得像硕大耳朵的酸猪草，喧喧闹闹地来到母亲的怀抱里，逐渐变多，形成一捆，被母亲锯除根部的泥土放在篮子里。大哥除了薅草而外，也是要割草的，傍晚的墙头草在墒子上又开始趾高气昂地生长，吐出白白的花，像是在对墨绿色的玉米林宣誓它的卓尔不群，大哥的镰刀是锋利的，磨得雪亮，镰刀下去，它们纷纷被赶拢割了下来，捆成一捆，大哥像老鼠一样在暗绿色的玉米林深处穿梭。而我放的黄牛已经吃得肚饱腰圆了，本来在玉米林边角放牛的习惯是我最讨厌的，因为我稍不留意，黄牛的嘴就会抵达玉米林上，将一棵即将孕苞的玉米撕扯得白花花地粉碎开来，然后又被它那粉色的唇快速地揽进嘴去，大块朵颐，我一是心疼庄稼的受损，二是怕父亲怪罪，只得精力高度集中地拉着黄牛的鼻耳绳，一有牛头要出轨的迹象，便赶紧吆喝着，逮着绳子，挣回来。
这种被束缚的劳动几乎是我最疼痛的回忆，我更想在烈日下把牛放在广阔的山林里去，那儿不用担心任何庄稼被撕碎揽吃，我便可以在河流的清凉里畅快一个下午了，看见鱼，便想方设法地逮住它。二哥兴许是在家里开始做饭了，他身体弱一些，自小有支气管炎，半夜睡觉，那呼呼的声音总是吵闹得我对他有意见。实际上，这种各司其职，各司其责的劳动一般是在星期天才出现的，因为我父亲在被停止了一年的民办教师工作后，又被教办主任来很客气地喊回去了，他说我父亲没去教书就没人教书，况且我父亲教书又教得那么好。
我记得是我上小学发蒙的那天早晨，父亲又去教书了，我在阳光洒满村庄的小路上很早地去了学校，我不愿意等待父亲，因为此时的父亲跟一个农民没什么不同，他只不过是种地的农民又被请回去教书。而我则是一个七岁发蒙的学生，我神圣地走进学堂，父亲可能在我的背后看着我，但我连眼睛都没回，就走向了学校，父亲重新教书却又给我造成小学四年级以前，白天放牛，早上读书，父亲没有解释的就对我说，你们哥四个数你身体最好，最健康，你不放牛没人放。这是父亲的唯一的解释。
端阳的阳光密布，在乌云的罅隙里也能找出一条路径来，在和庄稼打交道的日子里，我们时常关注天上的雨水，有时候，那种对雨水的等待就像等待一场生命的欢喜一样，但端阳的雨水总是说来便来，说不来，又似乎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候就悄然来临。我的记忆当中唯一有次父亲的脸吓得我失魂落魄，那天早晨，天气闷热，我知道要下雨，但我还是大清早就背上书包去学校了，我们哇哇读书的声音覆盖了窗外雨水降落的声音，突然，教室里整齐的读书声哑然消失了，我纳闷地抬起头，看见我父亲一脸严肃地走了过来，走到我的课桌边，对我说，天上下雨，给要想着去堵水栽秧？我没等他说完，便将书本收进书包里，像风一样跑出教室，接着又跑去雨后初晴的田野中，落雨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
杨梅红，杏儿红，还有栽秧果红，栽秧果在乌蒙山有的村庄里叫鬼爪脸，端午过后，因为降雨增多，大地上水分充足，栽秧果吸收了大量水分后便会胀饱开裂，于是一道充盈着粉嫩果肉的裂纹出现在火红的栽秧果上，就叫鬼抓脸。端阳时节的乌蒙山里有个农俗活动叫游百病。这时候的艾叶驱赶了疯长的植物之魇，雄黄驱散了蚊虫虼蚤等害虫之魔，大地笼罩着阳气，人们走上山岗，走进野果灼红的山川沟壑，和阳光水汽之中的大地葱绿混和在一起，山野上的果实，还有破瓣、马扎蛋、酸梅子等等，总是会遇到意外收获。我唯一的一次游百病是小学三年级时，那天端午正好遇到星期天，父亲便让大哥去放牛，我一个人和我那些放牛的伙伴，游向了远方，摘了无数栽秧果，穿成佛珠，很晚才回到家，将硕果摆出来放在桌子上，还听到了父亲的笑声。
哦，端阳的野果，我们兄弟四人时隔二十多年再也没尝过，我们像是野果的种子，游走在城市，奔忙，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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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云南袁青 于 2013-6-24 17:5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