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巴虫

屁巴虫
　　我猜测“屁巴虫”应是“琵琶虫”的变音。去网上“百度一下”“琵琶虫”，竟得到这样的注释：虱的别名。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昆虫·虱》：“宋道君北狩至五国城 ，衣上见虱，呼为琵琶虫，以其形类琵琶也。”由此看来，我的猜想与之相差甚远——因为，我们所说的琵琶虫不是吸血的虱子，而是一种以吸树汁为生的指头盖儿大小的有着不同色彩的昆虫，因其形状也似琵琶，于是被乡人如此称呼也符合逻辑。但这种虫子有个很令人讨厌的特点，就是只要触碰了它，它会发出一种非常难闻的气味。人们带着厌恶的情绪将一个美好的名字其变音为“屁巴虫”这个龌龊名字——我自信我的这个推断。

　　话说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说人吧。
　　“屁巴虫”因其令人讨厌，这三个字便成了人们对令人厌恶者的称呼。何二流就得到了这个名号。

　　何二流自然姓何，不过“何二流”也是他的外号，而且他还不止这两个外号，还有诸如“烂鞑靼”、“烂板凳”之类的外号，无一例外地都是表示此人的“无赖”和“厚脸皮”。但是被大家叫得最为普遍的外号还是这个“屁巴虫”，而且人们在叫他这个外号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已经不是那种令人厌恶的昆虫，而是更为恶心的“屁眼儿虫”的影像了。

　　他得到“屁巴虫”这个外号似乎很早，我不太清楚人们为何会给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一个这样外号，但是我确乎知道大家是不太喜欢这个人的。他父母都死得早，初中毕业那年，就因为他家成分好而推荐去上了县里的高中，但是，他在上下二湾手脚不干净的德性却是无人不晓的。不过由于他孤身一人，也能获得大家的同情和谅解，人们也就不太在意他的毛病而已。他在全湾上下溜达，谁家在吃饭他就跨进谁的家门，靠在门框上有一句莫一句的扯闲条，主人只要随口问一声“吃没？”，他就二话不说，立即坐上桌子来端起碗就干，绝不客气，这就是我们乡下所称的“何二流”的典型德性。不过，叫他“屁巴虫”这样的外号，其实更能看出人们对他的不喜欢。

　　屁巴虫高中毕业那年大概是公元1974年，那时我刚入小学。记得屁巴虫每天提着一只木桶，装着满满的墨汁，拿着一支巴掌宽的排笔，到每个院子的墙壁上去写大字。每个院子的墙壁上就写三句话：“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克己复礼就是复辟！”“打倒孔家店！”有人问他那些标语是什么意思，屁巴虫一脸不屑地说：“革命靠自觉！”又问，孔家店是哪个？屁巴虫就随口像背书一样念道：“孔家店就是孔老二，孔老二就是孔明，孔明就是诸葛亮，诸葛亮就是朱高亮。”

　　朱高亮是个富农，也早被人们奉送了一个“诸葛亮”的外号。屁巴虫这样一说倒不打紧，紧接着的一次全大队批判大会，要找一个代表孔老二的批斗对象，却因为他这样一句信口开河的胡扯，民兵连长首先就想到了诸葛亮。结果诸葛亮被五花大绑地推上高板凳，莫名其妙地挨了半天批斗，一散会，大家一哄而散，诸葛亮竟差点被晒死在那里没人管。诸葛亮是个老实人，平时大家对他都不错，这次吃了这个亏，诸葛亮自己倒敢说什么，人们却因此愈加厌恶甚至憎恨屁巴虫了。

　　屁巴虫还是一如既往的小偷小摸。被人抓住了，开始还感觉不好意思，次数多了便不以为然甚至成了厚脸皮。一年多时间，屁巴虫就彻底变成了一个乡下无赖了。后来大队成立农田水利专业队，他进了专业队，与二队的曾莽儿一样，成了人们戏耍的“活宝”。曾莽儿后来失踪，再后来大家知道了他偷铁路道钉犯了国法被判了刑；而屁巴虫虽然没失踪也没有犯法，却因为一次偷看重庆女知青洗澡被几个男知青暴打了一顿，便再不敢去专业队上工，成天在家里昏天黑地的睡懒觉。有时好几天都没见他开过门，也没见他家房顶上的烟囱冒过烟。大家担心屁巴虫饿死，去敲门。敲半天，屁巴虫突然拉开门缝伸个脑袋出来，大吼一声——敲个卵啦你敲？

　　 那个狗日的屁巴虫，不但没饿死，还精神抖擞的骂人。敲门的转身而去，从此再没人在乎他的死活。

　　没饭吃的屁巴虫必须为自己的生计考虑了。小偷小摸他是熟门熟路，可是那个解决不了大问题，他就开始偷树。那个时候山坡上的树木几乎早已砍伐殆尽，很少有像模像样的可用之材。但是屁巴虫白天闲着无事，满坡乱逛，还是可以锁定一些目标，那大多是些手臂粗细的柏树。到了晚上，他提上一水瓶开水，拿上一把手锯就出门。据说，锯子在锯树木的时候，浇上一点开水就不会发出声音。就这样，生产队周边一些勉强成材的柏树就渐渐稀少了，人们知道是屁巴虫干的，却又没人去管，因为那些树是公家的。人们知道屁巴虫把那些小柏树卖给了场口接龙桥的苟木匠做锄把，却又常常去苟木匠那里买锄把，买回来还开玩笑说——这锄把有屁巴虫气味！

　　那时我总是不解——人们怎么对屁巴虫如此宽容？大家怕他什么呢？今天想来，才觉得，“宽容”那是有的；“怕”似乎没有，不过是“事不关己”的麻木而已。

　　屁巴虫不仅仅偷树。有一次他在堰坎上歇凉的时候，就很得意的告诉我，只要抓一把花椒包在煮熟的红苕里喂给猪吃了，把猪儿牵几面坡猪都不会哼一声。我半信半疑，但不久就听到我的父母在悄悄说哪家哪家的猪儿晚上被偷了。我说：肯定是屁巴虫！父亲楞了我一眼，悄声说“多嘴！”后来母亲提醒我，叫我别乱说，屁巴虫那种人惹不起，惹毛了他，他来偷我们家咋办？

　　不过，好多家的猪儿被偷倒也没有确证是屁巴虫所为，而后来屁巴虫被逮捕，竟是因为偷牛。大概屁巴虫偷树偷猪偷得顺风顺水，便越来越无所顾忌，也越来越觉得不过瘾，于是开始干偷牛的勾当。他把徐海洲家的老母牛牵到古龙山那边的铜梁县大庙场去卖了，只过了三天公安局的人就把在万古街上喝小酒的屁巴虫抓住了。

　　接下来我们就听说屁巴虫被判了十多年，用闷罐儿火车押到新疆劳改去了。那一年屁巴虫大约还不到二十岁。

　　我再看到屁巴虫的时候，已经是十多年之后了。他从新疆回来，说话带了外地口音，身材高大粗壮，剪个小平头，穿着白衬衣，衬衣抄在裤腰里，很神气的样子。身上的匪气没了，但是大家却很怕他——因为人们都觉得，劳改过的人都是在坏人堆里滚过的，必定还有着坏人的脾气。他那破家早已不在，他暂时住在他一个远房的伯父家里。不久又听说他到贵州六盘水去了，他的一个朋友叫他去合伙包煤矿。又过几年他回来了，还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抱着一个两岁大小的孩子。屁巴虫在县城买下了房子，在县城老北街租了一间门市，开了一家煤矿设备商店。很快，他就和县里好多有头有面的领导都成了称兄道弟的哥们。

　　屁巴虫的生意干得风生水起，人们虽不再因为他以前的“坏”而怕他，却又因为他现在的“富”而畏他——毕竟人家是发了，而乡下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做着老实巴交的乡巴佬。

　　后来，我离开了县城。几年后再回去，就听到了人们谈起了现在的屁巴虫。

　　屁巴虫的生意几年前就败了，从前那些当官的干亲家们全对他敬而远之了。据说重堕困顿的屁巴虫，为了生计，竟唆使自己的老婆与一个在县城搞房地产开发的外地老板勾搭，为那个老板生了一个儿子，于是从那里获得了聊以生存的经济来源。现在的屁巴虫，成天无所事事，偶尔帮那个老板守一守工地，更多的时候便是独自坐在滨河公园的帐篷下喝茶，长时间看河里的人们划着彩绘的画船嬉戏！

　　而现在，我老家乡下的人们，定是对屁巴虫怀着满心的不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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